《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连玲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导读】连玲玲在《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一书中，从“消费空间”和“消费观念”两方面梳理了百货公司的文化史，由此考察百货公司如何塑造现代消费文化与都市日常生活。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百货公司何以作为一种知识生产与意义建构的都市装置。【关键词】百货公司 现代性 消费知识
当下社会不断制造着消费神话与消费景观，消费是当代社会的一种自我言说的方式；消费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形塑，既体现为消费空间的更迭，又映照于消费观念的演变。百货公司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消费场所，一方面作为消费空间参与打造了都市景观，另一方面又生产消费观念并形塑了都市消费文化。1883年9月，上海福利洋行改组为公司，标志着这一由英国商人所投资的商店转型为百货公司，20世纪初，香港、广州、汉口和天津等城市均相继设有百货公司；但无论是就数量抑或规模而言，上海始终都堪称中国的“百货公司之都”。根据美国历史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一段回忆可知，在20世纪初有这样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到北京逛博物馆和公园，到上海逛百货公司。”[1]45上海作为现代都市，从其开埠伊始，就在中国消费文化脉络中扮演了一个“消费天堂”的角色，在其消费文化与都市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百货公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商店的新式消费空间，百货公司展示了琳琅满目的现代商品，营造了鳞次栉比的商业景观，刺激了欲望在阶层之间的游弋蔓延；与此同时，其亦承载了现代消费观念——都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种种消费需求与消费知识，既产生于此，又投射于此。学界素来不乏对上海百货公司的关注，此前的诸多研究基本集中于企业史的范畴。诚然，百货公司作为西方舶来品，它因区别于中国传统商店的经营方式而成了新式企业的典范。但是，当“百货公司”落地中国，便汇入了中国本土社会复杂流动的文化脉络，它不仅是现代都市的产物或消费文化的象征，更是一种都市文化装置，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与“现代性”发生勾连之际所面临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因此，结合文化语境理解历史，就必须跳出企业史的研究思路，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与学术资源，考量百货公司在城市文化构建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学者菊池敏夫曾于2012年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民国期上海的百货店与都市文化》（《民国期上海の百貨店と都市文化》）[2]，该书专注于探究上海百货公司就“娱乐”方面所发挥的“城市功能”或曰“城市机能”，即通过百货公司解读上海城市发展脉络中的权力关系与社会机制，打开了上海百货公司历史研究的新思路。此外，学界对上海都市文化的关注，素来重视对传统和现代之关系的考察，由此也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观点：一者以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的论述为代表，一者以卢汉超在《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中的立场为代表。前者从现代文学中的上海城市书写解读一个五光十色的都市与“现代性”的发生，认为百货公司体现了现代性；后者则聚焦于上海的传统生活空间和市井小民，认为百货公司所代表的现代设施及都市文化，并未融入大部分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历史学者连玲玲以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为思考起点，在《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一书中，从百货公司作为“消费空间”和百货公司生产“消费观念”两方面探究了上海百货公司的文化史。通过对20世纪上半叶上海百货公司的研究，观照现代消费文化的发生及其如何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在丰富已有相关研究的同时，也打开了对百货公司和消费文化研究的新向度。从历史的线性时间来看，百货公司是一个舶来品。全球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是1887年成立于法国巴黎的波玛榭（Bon Marché）；“百货公司”一词，其法语为grand magasin，即“大商店”之意，英语为department store，日语以英语发音为基础，形成“百货店”一词，而中文中的“百货公司”，则由“百货店”这个舶来词演变而来。简言之，无论是商店形式还是名称意涵，百货公司都带有鲜明的异国情调。百货公司与现代都市的诞生和发展紧密相连。以法国巴黎的第一家百货公司波玛榭为例：波玛榭的创立，与19世纪末巴黎塞纳省省长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Haussmann）在巴黎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密不可分。这一改造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开辟了宽阔的林荫大道，而百货公司便以此为依托。同样，成立于中国上海的百货公司，则以南京路为依托，形成了百货公司聚集的都市景观。无论是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还是上海的南京路，百货公司在依托城市空间发展的同时，也参与了城市地理景观的构建，并重新定义了城市空间。从上海第一家百货公司——由英国商人投资的福利公司——出现在上海南京路伊始，南京路逐渐由上海开埠前的一条田间通道，演变为一条鳞次栉比的商业街。之后，由华侨投资的新四大百货公司，不仅在地理位置上也选择了南京路，而且在建筑外观上互相攀比，营造了一种喧闹的商业街道氛围。百货公司在南京路上的聚集和在建筑外观上的竞争，一方面遵循了这种现代都市的资本秩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资本权力的可视性（visibility）。百货公司是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与全球扩张的结果。自从出现于巴黎、伦敦、纽约等世界大都市，百货公司逐渐成为现代都市特有的景观。就“展示”意义而言，随着启蒙运动而兴起的、流行于欧洲的万国博览会，以及19世纪的拱廊商店街，可以视为百货公司的前身。博览会意在展示工业文明成果，传输工业文明与机械文明的价值观念，同时也传递了与之相应的消费文化与消费观念。“制造商可以从中获取原料及生产过程的新知识，消费者得以认识各种不同的新产品，特别是一般民众有机会欣赏到过去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物品。”[1]97为了吸引观众的目光，博览会在建筑外观、室内陈设和展品摆放方式都进行了精心设计，其所达成的效果不仅是商品展示，也在传递一种现代文明信息，并影响到不同行业与身份的人，拱廊街则能带给人“新奇”和“震惊”的体验，正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形容的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Baudelaire）笔下的游荡者形象，漫游至拱廊街，就像在“商品的迷宫”里漫游穿行，“他走进一家又一家店铺，不询问价格，也不说话，只是用一种茫然的目光盯着所有的商品”。[3]122拱廊街百货店带给都市游荡者的震惊体验在于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店，视觉感官在此成为最重要的中介，欲望通过视觉感官生成、满足，又若有所失地退散，人在欲望循环往复的游戏中永不满足。更重要的是，在拱廊街中，商品变为一种主体，左右着人们的都市体验，塑造着城市日常生活知识；如潮水般充斥在人们周围的商品，使得人们通过视觉和感官就可以感受到都市的魅力，也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大城市”的“宗教陶醉状态”。[3]124由此可见，拱廊街商店已经开始影响和塑造城市居民对现代都市的想象与体验。虽然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世界范围内各个大都市的百货公司有着相似的历史渊源，以上海百货公司为代表的中国百货公司，基本上移植了西方的产业和经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百货公司进入不同的文化地理环境后，逐渐显示了浓厚的地方性色彩。从欧美乃至全球百货公司之兴起历史的角度来看，百货公司作为新式零售商店的出现所引发的“零售革命”，实则是为了解决欧美工业革命之后工业化所带来的生产过剩问题，换言之，百货公司在欧美的出现，其实质是以“零售革命”的方式拯救“生产革命”造成的问题。但是，在百货公司落地上海前，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并没有发生“生产革命”的工业化基础，所以，对上海而言，作为零售革命之代表的百货公司，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涵与西欧百货公司不同。在中国，百货公司的前身是“洋货店”以及“京广杂货店”这一类出售洋货的商店；而民国时期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相应产生了抵制洋货的运动。因此，商家不愿再以“洋货”为店铺标榜，自然也尽量避免“洋货”字眼出现在商店的招牌与名称中，所以改之为“百货商店”。最早的百货商店出现在上海，“1921年，上海首次出现了以‘百货’命名的‘组美百货商店’。很快，这种经营多种日用商品的商店在城市中大量出现，并形成一种行业”[4]。百货公司与百货商店的区别，不仅是就规模而言，更关键的是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当20世纪初处于矛盾状态的华洋关系投射在上海百货公司时，则呈现为百货公司在“国籍”性质归属上的暧昧。彼时，民族运动兴起，而出于国家、民族主义情结，一般所称的老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均指由华侨创办的，也就是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但四大百货公司之前的由外商所投资的百货公司，即福利、泰兴、汇司、惠罗“前四大百货公司”，其相关档案资料目前仍未公开。换言之，在官方话语对百货公司进行历史回溯时，百货公司的“华洋”之分，影响着其历史地位。连玲玲从百货公司投资者的“华商”与“洋商”的性质之分入手，进而观照消费文化中华洋关系的特点与歧义。首先，从企业经营权的角度而言，华商投资的百货公司需要以其在外国所积累的洋商作为人脉资源，而惠罗等外资公司中则有着华人担任股东或经理。更重要的是，经由百货公司所建立的消费文化亦在国族意识形态与个人价值理性中游移。比如，在国家、民族主义盛行的时期，主流的消费观念是“抵制洋货”，此时个人的消费经验与消费倾向则会受到挑战与质疑；但是，百货公司也自发地挪用“爱国”话语来销售商品。所以，有着异国情调色彩的百货公司，最初以销售“洋货”为特点，然而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与政治气候的影响下，自发地进行了调整，并在客观上建构了一种试图超越国家、民族话语的消费文化。由此观之，一方面，百货公司是西方的舶来品，上海百货公司移植了欧美百货公司的形式，亦在视觉上展示了承接从博览会到拱廊街的特点；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一座可以满足百货公司兴起成长的城市，而百货公司裹挟着欧风美雨落地于上海，便与中国社会的文化环境互相影响，生产出新的都市景观与经验。例如，屋顶游戏场作为百货公司所附设的消费场所，所反映出的消费阶级界限的游移，就体现出百货公司在中国所形塑的消费文化之独特性。百货公司素来被看作是中产阶级的“养成所”。欧美百货公司是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的产物，其最初的消费定位亦面对着资产阶级与中上层社会人士。上海百货公司最初亦移植这种消费定位，其物品陈设、价格、审美趣味均与都市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其附设的酒楼舞厅等娱乐场所，所迎合的客户群体亦主要是中产阶级或曰中上阶层。而百货公司屋顶游戏场却吸引了大量的平民阶层，而这一在百货公司定位中所遭遇的梗阻却打开了一个认知的罅隙：“消费文化的阶级界限也许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清晰可辨，资产阶级与市井小民在消费品位上也许有共存，甚至互相渗透的可能。”[1]25作者也借此重新思考消费文化的阶级定位。
屋顶游戏场的建立，最初源于百货公司拓展业务、扩大消费的意图，其位于百货公司建筑的屋顶，可供顾客进行听戏、赏花、品茗、读报等颇具文人趣味的活动。因其门票价格低廉，屋顶游戏场吸引了大量中下层的市民前来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百货公司的中产消费氛围，于是百货公司又将屋顶游戏场与室内商场相区隔。例如，大新公司便将直达屋顶游戏场的电梯入口设立在百货公司建筑之外的一个路口，从而使这部分顾客完全不从百货公司内部经过，以此将不同的消费群体分隔。既借以欲望的跨阶层流动扩大了消费客群，又维持了已有的中产消费阶层。百货公司屋顶游戏场之所以吸引了与商场部分完全不同的平民阶层消费群体，除了其门票价格低廉之外，更重要的是，百货公司在都市中的存在，塑造了人们的欲望。百货公司作为一处代表着“现代”“都市”的空间，同时也发挥着一种“装置”的作用。它所引起的都市生活潮流的变化，亦改变了人们对“现代生活”和“都市生活”的认识，进而产生了对这一象征的好奇，从而产生了新的消费欲望。连玲玲认为这佐证了“欲望的民主化”[1]158，即消费欲望不仅限于某个阶层，还通过公共性的视觉平台，打破了原本所预设的阶级界限，进而在不同的阶层间传播开来。屋顶游戏场的出现和兴盛，标志着百货公司开始走向大众市场。此外，由于屋顶游戏场的活动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无论是亭台楼阁的古典建筑样式，还是喝茶、听戏等传统文化活动，都体现了屋顶游戏场与中国本土消费文化脉络的勾连，因此，屋顶游戏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百货公司的“外来性”，正如连玲玲总结道：“百货公司是资本主义绕行全球城市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它使上海越来越靠近世界，屋顶游戏场则展现了它属于中国的一面。”[1]217百货公司影响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形塑了市民的消费知识。无论是去商场购买时髦商品，还是去屋顶游戏场听京戏，都表明了不同阶层的市民均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接受了“娱乐”成为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换言之，从百货公司落入城市空间伊始，它不仅改变了都市消费空间与都市景观，更逐渐参与了消费观念与城市文化的构建，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知识生产中。百货公司与现代生活知识的生成：
广告与公司志中的现代想象
百货公司在展示商品之际，刺激了欲望生长，形塑了人们对“现代”的期许与想象。人们借百货公司习得消费观念，吸收消费文化，进而形成了一套都市日常生活知识。资产阶级与市井小民在消费品位上的共存，也意味着他们共处于一个不断更新的都市生活消费知识系统中。百货公司的广告和公司志，与百货公司的建筑外观、展示橱窗、陈列方式以及对现代科技的应用等，一并成为消费主义的媒介平台。它们共同营造了“现代都市生活”的知识与欲望。换言之，百货公司在现代观念与日常生活之间扮演了一个中介的角色，使读者通过消费，在经验与想象中理解“现代”。广告在百货公司营销策略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连玲玲所关注的重点则在于广告所灌输的“现代”意识。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种种象征着“现代性”的观念被百货公司征用，并借以广告来凸显商品的符号价值；另一方面，百货公司及其广告，也推波助澜地使“新”成为消费文化中的一种风尚。“科学”这一概念经常出现在百货公司的广告中。除了直接将“赛先生”拟人化在广告中，亦将“科学”植入具体的商品中。例如，先施公司刊登于《申报》的广告中，将儿童学步车称为“科学童车”。百货公司所塑造的消费观念，提供了读者想象现代生活的参照，构建起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及对生活质量的要求。百货公司的广告通过对种种社会思潮与现代观念的挪用，逐渐将购物和购物所代表的休闲娱乐的功用化为现代都市日常生活的重要层面，例如，“娱乐”逐渐成为现代生活中的一种价值，而“生活”又俨然被纳入一种知识范畴。中国关于“生活”知识指南的出现则可追溯至晚明的综合性“日用类书”，而这些综合日用类书“基本上都收录了大量的商业知识，综合性日用类书中的‘商旅门’就系统建构和传播了商业知识，同时也是商业社会的综合呈现”[5]。民国时期，百货公司所发行的公司志则为时人提供了现代消费生活知识，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所涉及的“该买什么、为什么买、上哪儿买、如何使用”等问题。1939年，永安公司开始发行《永安月刊》，其最初意图是仿效欧美百货公司进行形象宣传，强化客户认同，以扩大消费群体。然而，《永安月刊》作为大众传媒，亦是一个消费知识的载体，它在展示文化资本的同时，也激发了大众对商品和生活方式的欲望。于是，这不仅吸引了目标读者，也在传播与流通中不断在消费群体中向下传播，这就与之前所提到的“欲望民主化”形成了呼应。借由广告和公司志等媒介形式生产欲望之际，我们发现百货公司本身即可作为现代性展演的媒介，现代性的张力和吊诡，均在此得以体现。在百货公司所形成的场域中，阶层游移、欲望流动、民族情感与商品关系的变化等，都显示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语）这一现代性特点；与此同时，百货公司衍生出的消费文化也固化了一些既有的刻板印象，例如，百货公司与女性的关系，这也正是百货公司所生产的意义和话语的复杂性的体现。百货公司与性别意识形态的博弈：
“消费女性”还是“女性消费”
百货公司甫一出现，就被贴上了“女性”标签，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ÉmileZola）就曾将百货公司视为“仕女天堂”（Au Bonheur des Dames）；在民国时期，社会舆论将百货公司视为“女人的世界”。连玲玲基于自己素来对妇女史的研究基础，在对百货公司与“消费观念”的流变部分中，着重考察了百货公司与上海女性群体的互动关系，从“消费女性”与“女性消费”两方面来分析。工业革命以来，工厂制度的兴起使得生产处所与消费处所分离开来，工厂的工人大部分为男性，而女性在家承担家务劳动。19世纪，“家庭主妇”作为社会角色已然确立，主要负责日常生活用品的采买。因此，与男性在工厂所扮演的生产角色相对应的是女性逐渐被固定为“消费者”角色。具体到中国本土语境，连玲玲认为，近代中国“女性消费”概念率先由梁启超提出，梁启超提出了“女性分利说”，结合当时的社会生产状况，将女性归为“不劳力而分利者”，也就是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女性作为“消费者”角色之确立的过程，也是消费者的性别塑造过程。百货公司不断地刺激着女性的消费欲望，无论是“家庭妇女”，抑或是“摩登女郎”，不同的女性群体无一不被纳入百货公司所塑造的“女性消费者”形象中。如百货公司所展示和出售的商品大部分都面向女性顾客，家庭主妇以“家庭”为名，似乎获得了消费理由的合理性，而摩登女郎则是完全被打上了消费标签的女性形象。前者借助于现代家政知识，被塑造为一种理性的消费者；后者则对商品和性同时充满着强烈的欲望，由此作为她超越父权规范与国家民族框架的方式。此外，20世纪30年代所兴起的国货运动，虽然意在鼓励民众使用国货，然而还是借以女性形象完成这一叙事。简而言之，“国货运动对妇女的期待是消费国货，并灌输儿童国货意识”[1]343。百货公司在刺激女性消费欲望的同时，也为女性提供了职位。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百货公司对女店员的雇用标准中，对学历和受教育程度的要求高于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可见，彼时百货公司售货员是一份门槛不低的职业，甚至这一职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可以说承载了对都市女性的想象。有趣的是，文学作品中亦出现了与之相关的互文，在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竞选为“上海小姐”第三名的王琦瑶，被百货公司邀请去参加开业剪裁仪式。当时的上海百货公司，不仅会邀请“上海小姐”为百货公司“代言”，与此同时，在百货公司工作的女性售货员，也被标签化。例如，售卖康克令牌钢笔的女性售货员被称为“康克令小姐”，售卖面包的女性被称为“面包西施”。在此，女性被异化成为商品的一部分，无人关注她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社会身份，反而是她们的私人生活成为被窥探的对象。百货公司既刺激了女性的消费欲望，使女性沉溺于对商品的追逐，也满足并塑造了女性对“现代”的梦想与理解；同时，百货公司既为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让她们走出家庭一隅，获得了社会职业，又难以避免地使她们自身被异化为商品的一部分。就此而言，百货公司强化了性别权力意识形态的运作。《打造消费天堂》一书，从“消费空间”与“消费观念”两大方面来爬梳、考察上海百货公司与“现代性”消费文化脉络之间的勾连，关注于百货公司与都市日常生活的联系。对此，笔者认为此书最具创新之处，在于作者发掘了一些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看似出乎意料的“模糊”之处，无论是阶级界限的游移，抑或华洋关系的歧义等，作者对这些“模糊”进行探究，通过“叙事”的方法，深入百货公司的“内部”，对“事件”进行观察，进而从百货公司所承载的各种矛盾的概念与实践观照现代性的混杂与吊诡。
除了深入百货公司的肌理探究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勾连，百货公司本身便可被视为一种中介和承载现代性的形式，其所激发的欲望、塑造的观念和生产的知识，皆可观照近代消费文化如何作用于人，又如何汇入城市文化的脉络。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对城市史、文化史等的研究，往往与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城市文化研究有交叉之处，历史研究重视历史材料的详尽与细致梳理，而文化研究往往诉诸批判立场。这部学术作品中对史料的细致爬梳，对材料的详细分析，则弥补了文化研究容易对理论过度依赖而忽略历史语境的缺陷。然而，本书亦有些许遗憾之处，例如，有些精彩新颖的观点往往点到为止，未能深入论述，这或许是出于对历史学科之研究界限的考量。百货公司不仅是作为业已结束的历史，其所激起的欲望流动，长久地存在于消费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脉络之中。因此，若站在文化批评的立场，并借以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许可以激发出更多的跨学科研究之思。注释：
[1]连玲玲.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日本学者菊池敏夫的《民国期上海の百貨店と都市文化》，已出版的简体中译本为《近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与都市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连玲玲在本书中使用的名称是《民国期上海的百货店与都市文化》，故此处的书名使用与作者保持一致。
[3][德]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M].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刘海岩，郝克路.城市用语新释（五）城市商业设施的演变：商店、百货公司与商场[J].城市，2007（5）：66-69.
[5]张献忠.日用类书的出版与晚明商业社会的呈现[J].江西社会科学，2013（12）：120-127.
推荐阅读
越轨者寓言与性别异托邦：“橙光游戏”中的角色政治
李闻思 | “女性向”消费的幽灵——好莱坞的伪女性主义逻辑
投稿邮箱：chinabookrevie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