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阿涛 | 叩问“1949”的文学界碑——评黄万华《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
《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黄万华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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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万华 跨越“1949” 战后文学转型
从20世纪80年代陈思和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至今已30多年，几乎占据了当代文学70年时间的一半。而从一开始就倡导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性研究也已在理论和实践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成果丰硕。但在如此悠久的学术研究历史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依然没有完全理清，很多关键节点依然争论不停。起点与讫点，“打通”与“分界”，整体与时段，仍然没能在探索和辩证中达成共识。对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1949”因其厚重而复杂的文化位置、历史想象和符号意义而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界碑。正因为以往研究对其意义的反复强调，使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呈现出一定的“断裂”感。黄万华于当代文学70周年之际（2019年8月）出版了《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以下简称《跨越1949》）一书，聚焦于战后中国文学转型，尝试跨越“1949”这一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分水岭”，“将其置于整个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传统中理解跨越‘1949’的文学转型”[1]1，对其进行文学整合与文学史重写。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共十章。上编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等不同地域展开战后中国文学转型研究，下编则从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等体裁出发，具体到作家作品对跨越“1949”的文学转型进行微观透视，还涉及文学建制变化、文学思潮演变、文学立场、文学转型、文学史书写、媒介与文学等多种维度和层面，着力还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样态与立体图景。
黄万华早就有以“全面战时八年”和“战后二十年”取代20世纪40年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阶段划分的想法和实践，而这次用“战后”文学转型跨越“1949”，本就隐含了对文学时段重组的意味。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到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再到20世纪50—70年代以左翼文学为主导的一体化格局最终形成。这些时间节点被学者反复言说论证，建立起以“延安文学”为支配地位的当代文学自身的合法性，并试图前延当代文学的起点。黄万华同样肯定了这一一体化进程，但他在肯定左翼文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又为我们开辟了更广阔复杂的文学现场与史学图景，即在时间上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恰恰是以其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跨越了1949”，在空间上“把此期间中国大陆由解放区文学‘扩展’为共和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国统区文学‘萎缩至台湾以及香港接纳现代文学各种传统结合在一起考察’”。[1]1这种整体思维模式的前置让全书都在一种自觉地“跨界与整合”的意识下不断展开。
一方面，黄万华将跨越“1949”的支点立在从五四开启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人的文学”传统上。他认为其既“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又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根本性贯通”。[1]1-2不同的文学阶段实质上是“人的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与起伏波澜。他将“《讲话》所确立的‘工农兵文学’‘人民文学’……理解成五四开启的‘人的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新的阶段的文学；它丰富了‘人的文学’，但仍处于‘人的文学’的总体历史进程中，也是五四新文学精神的一种深层延续”[1]135。总体上承认了中国大陆文学“从多种流脉到一统格局”[1]90的历史总体发展趋势；但另一方面，如果单纯以“人的文学”统摄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似乎有理想化取向，无疑会忽视它内部多元素的众声喧哗与复杂对话。事实上，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一体化”并非自上而下的政治强力所造就，而“是文学的演化过程”[2]，是“多元”思想碰撞和角力的结果，碰撞所产生的褶皱中蕴含着无限的复杂性。因此，黄万华依托中国香港、台湾文学的纳入与整合对左翼文学的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适当补充与重构。通过对现代文学的立体审视与多维考察，传统的左翼发展脉络有了更丰富的走向、更复杂的过程和更丰盈的面貌。
以他对左翼文学的追踪考察为例，他比较了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不同的左翼文学形态及其命运，认为战后当大陆左翼文学逐渐组织化和体制化时，“台湾左翼文学形态显示了左翼文学传统的生命力”[1]49，而南来左翼作家“借香港文坛”“为中国内地展开共和国文学进程”，实现了战后香港文学形态对20世纪50年代内地文学的“预演”。[1]54在这三部分文学的比较中，左翼文学的本质得以凸显，即“从人民立场出发的人道关怀、坚持思想高度的现实批判和追求社会主义理想而不依附于政党现实性诉求的作家个人性写作”，这“使得左翼文学丰富了‘人的文学’并最终归于‘人的文学’”。[1]59虽然依旧是在“人的文学”的范畴内对左翼文学的脉络和发展流向进行审视，却更加立体和多元。
在黄万华看来，解决1949年文学转型的难题“需要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展开”[1]17，而其解决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文学“互为参照”的研究视野。以往的海外文学研究往往被视为中国大陆文学的附庸或枝蔓。大陆的研究者常不自觉地将大陆文学视为中心，而海外研究者也经常把大陆文学排除在外，甚至站在边缘立场对抗大陆中心论。例如，史书美的“华语语系”便用“内部殖民”描述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的关系，二者并不平等。而“互为参照”首先就要承认各自的主体性、联系性与平等性。
黄万华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他将南下香港的作家称为“南来”作家，无疑是站在香港的视角，将香港也看作主体之一。例如，其在第四章对战后香港文学转型的分析中指出：“战后初期的香港文学提供的主要形态并非战时中国文学的延续，而是后来中国内地20世纪50年代文学的某种先声”。[1]211而冷战意识形态对峙下香港家园意识的萌生，也“预示了香港文学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生命机制”[1]225，便否定了“大陆中心论”。香港既是“多源多流”中之一流，也是其中一源，“流”也可以成为“源”。这是黄万华“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的内在逻辑之一。他着眼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命整体，希望将“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侨社区等不同空间的汉语文学整合成某种宽容、和解而又具有典律倾向的文学史”[3]。因此，他认为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在以差异为前提的总体历史发展中，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性。历史的联系性、文学的整体性中恰恰包含丰富的差异性”[1]4。依据这一原则，黄万华关注地方的主体性、在地性与本土性、地方之间的流动性、延续性与分合性，以及地方于整体、整体于地方的特殊关系。例如，他在讨论战后香港左翼诗歌时，将“二战”后的香港视为“中国内地之外”再次开辟的一个“接纳、延续、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多种血脉的空间”[1]429。一类香港左翼诗歌（“南来左翼诗歌”）同时具有“国统区和解放区诗歌的特点”，在“服务于内地的政治性目标之后”再次北上；另一类香港左翼诗歌具有在野性，在“创作上更多表现为个人选择性”[1]431，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形成‘南来’和‘本地’交汇中的新诗格局”[1]434，它提供了“中国大陆、台湾同时期诗歌中缺乏的经验、实践”，并推动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发展”。[1]445因此，香港左翼诗歌不仅具有地方性，其对整体也有重要的意义，地方与整体和谐共生。而这三部分跨界的整合与多元流动文学史景观的揭秘，将会更新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和观念结构的认知，即“战后中国文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台湾的光复使台湾文学正式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香港在接纳中国现代文学多种传统中也更为密切了其与中国内地文学的内在联系，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格局得以确立”[1]21。
以往依据时序和时段的文学史习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通过时间意识召唤文学史中的重要起点、节点、转折点，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导致它们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对文学史的完整叙述。其一，随着不同时间节点、历史事件和文学现象等意义的深挖，重要的时间节点越来越多，在强化其意义和转折的同时压暗了这“一点”之周边、“一界”之两端，从而忽视了时间前后的一致性与传承性；其二，时间意识下的线性历史观过分重视线性的发展与演变，常常导致单线叙事。特别是在某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执着于对主导的、统一的、主流的文学现象和形态的总结和归纳，从而忽视了对其他非主导因素的考察。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学发展史本身包含着对时间之流的处理，时间线性逻辑为了维持观念的自洽自足，往往忽略了那些溢出时间观念主线的地方元素所发挥的作用。”[4]因此，黄万华指出，既应找到各个时期“主导性的种种形式”，又敏锐关注“自由的潜在可能”，以及在两者的“协合”中呈现的“新”“旧”“迭合”“附生”“共存”“相互涵盖”“相互补充”等的丰富状态。[5]
梳理黄万华的论述思路，不妨将之总结为：“以地方通达全国，以空间跨越时间。”这种方式既重视历史的整体性、统一性和普遍性，又注重特殊性、地方性和差异性，其最大的特点在于以空间的联动跨越时间的屏障，以地方的互动完成总体整合。其包含两个基本思路和原则：一是不拘泥于传统的从解放区文学扩张到共和国文学的文学史框架，同时关注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香港文学和流落到台湾的国统区文学，从而将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纳入同一历史进程中进行总体观照和整体研究；二是竭力破除“中心”与“边缘”的传统看法，把所有区域的文学纳入同一眼光和标准下进行统一观察和审视，而且尊重各自的主体性和在地性。将共时性和历史性维度统一，从而建立一个交互的、动态的、互补的文学史现场。他提倡的“地方”研究并非只是为了探讨文学的地域性，也并非仅突出“地方”的特殊性，而是“把‘地方’作为研究的路径、方法和认知‘装置’，阐发‘地方’的丛聚、转移、选择、伸缩等多重特性和交互关系”[4]。这是他尝试突破传统“地域文学”思维的瓶颈而开始向“地方路径”转换的学术实践，实现了对传统的文学史书写重“时序”、轻“空间”的反拨。
总体来说，《跨越1949》最大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既重视多元与差异、动态与互融，也关注中心与边缘的辩证和各部分复杂的发展态势。正是在不同“界”之中穿梭对比，在二者的对峙、缝隙、交叠与矛盾的张力中反复咀嚼，才能见其真谛，还原动态的、交互的、复杂的、丰富的文学史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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