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宇 | 现代城市的“空间洁癖症”——抽象空间、抽象主体及其“剩余感性”

专栏

社会关注

作者：高宇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导读】现代性的空间生产总是趋于抹除历史与记忆，这导致了一种特殊的病理性症候——现代城市的“空间洁癖症”，包括“历史洁癖”和“经验洁癖”。本文尝试从这两方面考察上述病理症候的主要成因：首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待和处置空间的核心诉求，是持续生产去差异化的均质空间，以供经济、政治层面的取用与支配。其次，抽象空间的生产为现代主体建构了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后者在现代城市“空无空间”中遭遇了某种无法被言说的“剩余感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当代都市的“抽象生活”及其“空间病理学”诊断。

【关键词】抽象空间  剩余感性  空间病理学

01

“白板一块”：

现代城市空间的“历史洁癖”

为什么洛杉矶、为什么沙漠如此迷人？因为一切深度问题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明亮的、移动的、表面的中立性，对意义和深度的挑战，对自然和文化的挑战，外部的超空间，从此以后不再有起源，不再有参照。

——波德里亚《美国》[1]211

在一部游记式著作中，法国后现代哲学家让·波德里亚将美国文化与美国西部沙漠景观做了有趣的类比。他在二者之间捕捉到某种潜在的共性，即在浩瀚和无始无终的时空下，某种均一、荒凉和非人化的特征。波德里亚指出，在美国，沙漠与“不能称其为城市的城市”一同创生了一个“外部的超空间”；它不仅无视意义和深度，同时也无视自然和文化。在这个超空间中，一切差异在显现的同时也即刻被抹平。或许在空间建成形式和城市气质上，纽约的垂直性、生机和拥挤的确不同于洛杉矶的水平性、宁谧与开阔。但波德里亚似乎有意将二者在文化的层面上予以等同：不论存在多少矛盾、混乱与强烈反差，它们本质上都同属一片“灿烂的、无根的、表面化的，而又似乎是处于变动中的、不无虚幻色彩的沙漠”；而在其中，文化则“浑然天成，以一种自发的原始状态展开”。[1]12

波德里亚在游记中糅杂了不同领域的材料，包括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文本等。但其对美国的观察和思考无疑显著地由时空体验也就是在不同城市之间的穿梭所架构。如果说波德里亚的目光从未脱离一般意义上的“都市文化”领域，此处便浮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城市作为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高级”文明形态，其美国版本何以呈现出某种“原始状态”？如果这一状态的根源在于波德里亚所谓的后现代超真实“拟像”的泛滥，城市又何以成功地取消了绝大部分历史、经验与记忆，从而让种种“超级能指”化身为统治当代社会之“唯一真实”？

不应忽视的是，波德里亚同样对城市间旅行的速度体验进行了表述。这为上述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初步方向。莫什·萨夫迪很早就明确提出，“在较新的北美城市，所有的土地覆盖、用地和开发模式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便由小汽车占主导的交通格局的要求所决定”[2]。在他看来，这种由现代汽车旅行产生的全新空间尺度与模式消除了包括人行道、公共区域和建筑细节在内的“传统城市所有的物质前提”。有理由相信，这一观点为波德里亚在北美之旅中对（汽车驾驶的）“速度”体验的敏锐提供了前提。在后者看来，正是作为“纯粹物”的速度“抹去了地面和地域的参照点”，它以“抹去踪迹”为唯一法则，宣告了当下性、瞬时性对“作为深度的时间”的胜利，也就是“遗忘对记忆的胜利”。[1]12从现代交通方式革命的视角来看，在当下性时空体验与历史的消失之间无疑存在着重要联系；当脆弱的注意力反复被“此时此刻”之景象所侵扰，连续性的经验和历史难免趋于支离破碎。

然而，就普遍存在于现代都市文化中的、当下与过去的割裂而言，速度体验远非唯一的和最为关键的因素。对过去与历史的消除，乃是内在于现代（特别是城市）空间发展中的固有要求，因而是一个充满矛盾、极为复杂的综合过程。对这一进程展开考察，需要首先将目光投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宏观历史。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资本主义积累扩张及其全方位的“空间征服”，本身就内含着某种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历史清除计划”。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清除乡村空间中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以将其生产资料纳入原始积累，“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还需要同时清除世界上所有的“落后”文明，从而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3]可见，那些“烟消云散了”的“坚固的东西”，不外乎各种历史、社会甚至“自然”之传统。

在宏观历史转变的视野下，那些区域性—地方性的现代化转变（也就是城市化）便可以更好地被理解。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曾研究指出，曼哈顿岛本是一片有着森林与河流的自然环境。17世纪初，随着荷兰人通过购买和殖民活动登岛，这片土地开始按照欧洲的传统兴建城市，从而尝试“将阿姆斯特丹移植到新世界”[4]。到了19世纪初，三位测绘工程师在岛上规划出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曼哈顿网格”，由其所划分的2000多个街区在顷刻间把握了“所有岛上剩余版图和未来活动的阵列”[5]。在库哈斯看来，曼哈顿网格所具有的最大的“美德”便在于经济意义：这种充分划分和管理土地的方式最有利于地产的“购买、销售和增益”。这表明了一种“概念性的投机”手段，其目的是呈现一种“无视地形，无视现存，将心智的建构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假象。[4]29相较而言，那些原初存在的事物要素，包括北美原住民、森林和土地在内的栖息地以及原始的生活方式等，都被符号化为“原始”和“野蛮”的意象，从而沦为所谓“20世纪实验室”和“进步的剧场”等意识和修辞的背景内容。

无独有偶，仅半个世纪后的欧洲大陆，发生了另一场影响深远的空间变革，即巴黎城市的现代化改造。在这一同样激烈的进程中，巴黎城市的社会空间架构及其地理形态被彻底重塑——全新的通衢大道系统、工业—商业组织以及房屋的投资建设，共同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性之都”。巴黎城市之所以要进行现代化改造，也正是由于其古老的都市基础设施难以承担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消费组织。[6]106换言之，传统的城市空间布局无法匹配资本主义积累的需求，这便造成了资本过度积累，从而反过来导致了深重的城市危机。而这一危机的唯一解决方式，便是对其现有空间关系组织结构进行重新调整，从而为资本流通提供新的可能性。不难想象，这无疑同样以巴黎历史要素的清除为主要代价。

在诸如此类的变革之间，同样具有一系列关键共性，即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内在要求下，它们都为一处全新空间的征服、建设和管理奠定了关键基础。尽管在周期与尺度上各有不同，但上述进程都在客观上消除了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历史痕迹。在这个意义上，波德里亚所谓的“沙漠般”的城市及其文化的“原始状态”便有了全新的内涵：现代（城市）空间更像是患上了某种“历史洁癖”或“失忆症”。与其说这是向自然和原始状态的回归，不如说是对空间之过往信息的清除和荡涤。在这个意义上，前文所述的“原始状态”背后，乃是某种处置空间的典型现代性态度，即视其为“白板一块”（tabula rasa）。可以说，正是由于某种“空间生产”的实践将空间视为空白的绘图纸，各种各样的欲望、功能和对象才得以投射于其上，从而以超真实之拟像的形式获得真实性和中性特征。至于现代城市空间何以被消除了历史和过往，从而成为“白板一块”，则需要进一步考察一种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实践。

02

“抽象空间”的生产

与现代城市空间的“经验洁癖”

不是把现实概念化，而是把概念现实化，把理念物质化。

——波德里亚《美国》[1]145

再一次，波德里亚在沙漠和城市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事物之间做出了类比。对他来说，城市与沙漠之间的相似性，不仅是就后者特殊的景观文化内涵而言，同样也是就其物理和物质性意义而言。不妨说，一种单一的、均质化和无限延展的空间特征，正是某种现代空间“经验洁癖”症候的根源。这不免将问题引向了列斐伏尔的“抽象空间”概念。简单来说，列斐伏尔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种“抽象空间”便接管并取代了“历史性空间”。抽象空间的出现使得以城镇为中心的、作为资本积累温床和财富起源的“历史性空间”趋于全面崩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抽象空间的出现完全和彻底地清除了后者；作为遗留物，它仍然能够以“表征性空间”的形式续存于新的空间中，从而成为后现代符号生产—消费的潜在资源。

在列斐伏尔的分析中，抽象空间是多种历史进程的交叉所造就的产物。首先，抽象空间脱胎于围绕资本积累所开展的漫长的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往往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其目标也总是指向潜在的“投资区域”。经过漫长的战争，工业大量进驻被战争毁坏的乡村区域，并将其全面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工业生产空间。随着战争的结束，经济领域正式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主导领域，时间与空间便开始趋于“都市化”：依据可计量和计算的特征，时间被用来测量空间，空间也被用来制约时间。列斐伏尔指出，16世纪以来的历史性的时间与空间开始转而居于商品性的时空结构的统治之下。[7]这是由于，商品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被生产、运输和交换以变成资本的，而货币和资本的流通反过来驱赶着生产、运输和交易的速率。总之，一系列资本主义积累的空间实践反过来创生了其表征形式，即一种以城市规划及其视觉呈现为中心的、以抽象化为特征的都市现实。

其次，现代国家的诞生为抽象空间的生产提供了关键的中介力量，而后者也辩证性地成为抽象空间的产物。通过分析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国家领土概念，列斐伏尔指出，现代国家正是诞生于上述漫长的战争中。而其得以持续存在的基础，便是由其施加于自身空间之上的暴力。一方面，这一暴力指向空间中的财富和土地；另一方面，这一暴力需要借助整体的、逻辑的、可操作的和量化的特殊理性（表现为官僚体系和军队等）才能切实地运作于空间。因此，列斐伏尔强调，任何国家都需要生产一种空间的完成形式：一个统一、标准的，也就是同质化的社会。[6]414值得注意的是，列斐伏尔并非简单地将抽象空间视作同质性的。它实际上表明的是抽象空间的目标和使命，即消除所有差异。

由此可见，所谓资本主义空间，就是由资本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所生产出来的空间，无疑属于“抽象空间”的范畴。一方面，在经济的层面上，空间的主要功能在于作为一个整体来生产剩余价值，即“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空间在此隶属于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范畴，一如商品的生产。另一方面，这种抽象空间总是表现为均质化和非差异化的空间：只有经过抽象和均质化，空间才可能成为量化的，因而是可计算的；只有使其中各种元素都可以量化地交换，空间才能成为被消费的对象。因此，所谓同质化的抽象空间，本质上就是能够在其中实现价值互换的商业化的空间。其核心和根本的使命，就在于“将空间进行分割，以便用来买卖”。

而在政治的层面上，作为“知识”的空间不仅被直接整合进生产力中，也被间接地整合进社会关系的生产中。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力量的首要目标，正是生产出这样一种无差别和无差异化的抽象空间，以服务于私有财产和国家组织对空间实施的政治性支配。一种以城市规划或行政管理为主导的抽象空间总是作为某种科学和技术手段的对象而出现：它总是试图向我们呈现出客观性和纯粹性，从而赋予自身一种中性的特征。在列斐伏尔这里，这一特征体现为“几何形式、视觉形式和欲望形式”的三元辩证统一。[6]420-423抽象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被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模式所占据和管理的空间，它同样往往呈现出一种中立的、公平的、相对“纯粹”的抽象化面貌。

应当指出的是，列斐伏尔对抽象空间做出上述分析的基础，乃是在于将社会空间视为某种“具体的抽象物”。换句话说，在列斐伏尔眼中，社会空间的确“有现成的实体”，因而就人类活动的一个部分而言，它是具体的。与此同时，就其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而言，它又是抽象的。[6]41因此，只有从一种（由大卫·哈维所提出，由尼尔·博任纳所继承）空间尺度或规模的视角，才能进一步深入对社会空间的生产进行考察。例如，在建筑这一尺度上，上述抽象空间的表征及其对经验的影响，便可以被更加清晰地勾勒出来。

事实上，现代主义建筑的确应当被看作抽象空间问题中既基础又关键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的历史抱负正处于抽象空间生产的核心。首先，现代主义建筑的全新观念立足于抽象的计算规则，也就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8]着重强调的“体、平面和基准线”。它们共同指向现代建筑关键的抽象性特征，即作为基本形体的几何学秩序、立足于理性和规则的平面基础，以及作为验证标准的手段保证。[9]其次，在柯布西耶眼里,现代建筑的理想面貌就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住宅是用来居住的机器……一个扶手椅是用来坐的机器，其他东西也是类似情况。”[10]64-96在这里，一如抽象空间被列斐伏尔认为是“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现代建筑同样被视为机器，只不过其产品是某种标准化了的、全新的现代生活。

至于另一种城市空间建成形式，即新古典主义建筑和广场等，则与抽象空间的政治内涵密切相关。在列斐伏尔“象征性空间”的意义上，兴起于19世纪现代国家的纪念碑式建筑（以及巨大的广场、宽阔的大道等），应当被视为疆域、领土等抽象空间在城市尺度上的对应物。这不仅是由于这类建筑空间多见于新帝国的首都，主要用于展示和促进帝国和城市的集体荣耀，更是因为新古典主义式的宏大美学往往以精密的几何形状、夸张的直线组成某种既整体又开放的空间。正是在这种抽象和复杂的空间关系图景中，一个城市、一片区域乃至于一个国家实现了物质性的整合和统一性的表达。借助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纪念碑、公共建筑及其广场实现了视觉和空间经验的连续性呈现。在其中，一种抽象和几何性的视野成为现代空间真正的物质边界。[11]

在柯布西耶眼中，一切与现代建筑有关的原则都是功能性和理性的原则，而一切与现代建筑有关的精神都是机器和工业制造的精神。他似乎确信，现代建筑可以由此创造出属于现代社会的全新文化形式。然而他似乎并未想到，早在机器进入建筑之前，随着新古典主义城市广场成为现代城市的主导性空间，一种精密的抽象和计算便已经出现；自那时起，“自然”便已转向了某种康德所谓的“理性观念”。在这一转变中，巨大的透视性训令从此取代了城市中的局部经验，曾经有赖于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知识，从此永远被交付给了视觉和理性抽象。

03

“空无空间”与现代主体的

“剩余感性”

在欧洲……城市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或者不如说，这个空间被誉为是公共的，被打上了公共舞台的所有标记，禁止你穿越这个空间或在其周围徘徊，仿佛它是个沙漠，或某个无关紧要的区域。

——波德里亚《美国》[1]31

当然，抽象空间的生产远不止于清除了城市的历史和记忆。在这一深远的现代性变革中，随着对经验的压抑，进一步被抽空的还有身处其中的主体及其意识。在上述由帝国建筑、纪念碑与宽阔的大道所构成的新古典主义广场空间中，诞生了医学史记载中的第一例“广场恐惧症”（Agoraphobia）。[12]1871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心理医生卡尔·韦斯特法尔（Dr.Carl FriedrichOtto Westphal）在精神病治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场恐惧症：一种神经病理症状》（Die Agoraphobia: Eine Neuropathische Erscheinung）的文章，并在其中首次提出这一病理概念。[10]Chapter1这种恐惧症如同某种“空间性失调”，主要体现为害怕横穿大型的露天公共广场，并因此出现心悸、颤抖和眩晕等焦虑症状。此外，其症状表现还伴随着无法驱散的、对死亡的恐惧等，因而往往导致个体向相对狭窄封闭的街巷、居所甚至卧室的退却。

韦斯特法尔在描述上述病理症状时，特意提到了它的“诱发场所”（trigger site），即前文所提到的新古典主义新帝国广场空间。然而，随着在20世纪90年代被译介至美国，这一病理概念的历史语境被取消。[13]广场恐怖症由此成为无关特定城市场所，而仅仅是对某种非社会的、抽象开阔空间的恐惧，因而从“文化病理”堕入了“生理病理”的范畴。针对这一问题，凯瑟琳·米伦（Kathryn Milun）分析了广场恐惧症被回溯性地抽象化的历史。通过回归其发生的历史—空间语境，米伦从中拯救了现代个体心理病理的外部要素，即某种空间化的诱因。在此基础上，米伦提出了一种现代城市的“空无空间”（empty space）概念。她认为，对于现代个体而言，这种空间起到了某种“情感结构”的作用，因而在事实上密切关乎着前者的心理结构。

米伦所谓的“空无空间”，便是那些引发了最严重的恐惧和病理学反应的城市公共空间。它们不仅是向巨大的范围和广阔的领域敞开的一系列现代城市场所，更是某种“都市空无性”（urban emptiness）的建成形式，并且已然成为现代城市的核心特征。[10]Intro在19世纪，这种空间的代表无疑是上述纪念碑性的巨型国家广场，以及夷平了邻里社区的宽阔通衢大道。而在20世纪，该类型空间的代表则转而成为环绕着大型停车场的购物中心、超市，以及在城市中肆意伸展的快速路网，也就是那些所谓“超级现代性的非场所”。后者显然得益于现代主义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功能主义与工具理性。

不难发现，米伦所谓的“空无空间”与列斐伏尔所谓的“抽象空间”具有紧密的联系，甚至不妨将前者视为后者的某种心理学版本。一方面，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一直相信，强烈的、创伤性记忆始终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录入”（register）我们的身体。在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的“后轴向个体”概念中，社会、文化释放的刺激并不是直接“锁定”个体，而是首先溶解于社会世界，进而重建为一种可以给予个体以私人化甚至是特殊化的意义的方式。[14]这个过程往往阻止有意识的回忆进入象征性领域，因此，神经系统总是将它们保持在某种非象征化的状态中。这就使得现代个体总是屈服于那些无法识别的、无对象的焦虑，以及这一情绪无从解释而又歇斯底里地爆发。

另一方面，上述焦虑时不时地经由特定的细节所引发，但这些细节往往又没有什么明显意义。空无空间就是这样一种语焉不详的诱发因素。在这种特殊的空间特征背后，现代主体遭遇了某种“无法言说”的东西：它不能直接以明确的象征性或符号性形式出现，因而只能被浸入某种模糊的情感结构中。可见，正是在这种由现代城市所设计、制造和生产出来的抽象空间及其空无性中，那些不可言说、无以表征的东西转而以心理学意义上的“惊恐发作”（panic attack）形式公开呈现出来。本质上，这些无法言说之物，乃是诸多游离于都市空间象征架构之外的“过剩感知”或“剩余情感”。

通过将一种现代心理病理归因于某种空无的现代空间形式，米伦试图阐明，现代都市人的焦虑远非某种纯粹心理或生理因素使然。自19世纪以来，心理医学提出和发展了诸多有关广场恐惧症的治疗方案，包括药物和行为训练等在内。但米伦强调，这些治疗的实验与尝试之本质在于某种“公共自我”（public self）的重建和恢复。换句话说，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焦虑及其表征，被集中视为某种“非正常”状态。而上述治疗的目的则在于让这些“患者”得到“修正”，从而更好地（再次）融入现代城市的“正常生活”中。[10]Intro因此米伦认为，现代心理学的尝试、训练与治疗，乃是（以一种存在主义的态度）鼓励将都市空无性注入现代个体的公共自我中。而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空无空间逐渐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神话性主题：一个没有边界的、无法辨认之物的宇宙从此将现代都市公共资源整合为一体，成为共同的情感结构。在其中，焦虑等情绪及其表征，成为现代都市知识的全新具身形式。经由心理医学的界定和分类，现代个体心理病理最终遭到了“自然化”和“去问题化”。

上述研究的启示在于，广场恐惧症不能被简单地看作一个个体心灵中的“象征性问题”。相反，它实际上表明，现代都市文化向高度敏感的自我所提供的，反而是某种非充分的象征建构。而这种病理作为被“剩余”的不可言说之感，正是焦虑等现代个体心理病理引发普遍社会影响的关键所在。在此，因为“自我”遭到了现代生活领域对抽象和官僚的理性的高度依赖，现代个体的感知于是堕入了某种“困惑不解”的抽象状态。在其中，面对现代抽象空间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预期，个体感性经验不仅被商品景观的诱惑所浸透，同样也被现代交通体系所创生的“沉寂空间”（dead space）所排除。通过抑制源于情感和触觉感知的知识，现代个体经由社会角色的“训练”“治疗”而遭到了某种“去技能化”，因而无法真正地在现代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中占据恰当的位置。

来自米伦的另一则启示则在于，在以广场恐惧症为代表的现代个体心理病理的治疗中，不论是通过“脱敏”以实现一种正常的公共自我，还是将具有过剩感觉的个体“病理化”（pathologize），都不过是在以某种现代生活知识的面貌掩盖和规避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作为一种规模甚大、分布尺度甚广的“抽象空间”，现代城市的空无空间乃是对同质化现代城市建成环境的合理化建构。在此，“建成的空无”（built emptiness）作为一种在尺度、规模和同质性意义上构筑出来的物质性，其工具性功能集中表现为某种意识形态功能。空无空间作为一种调节公共自我嵌入现代城市的“图像结构”，同样为现代主体提供了某种空无的精神—心理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同历史上的加尔文主义和精神分析所起到的作用类似，空无空间不仅是当下城市空间与现代生活想象的主导特征，更是现代个体之意义与价值的“定向装置”。

04

结语：现代都市的“抽象生活”

及其“空间病理学”诊断

如前文所述，现代城市空间的核心特质之一，便在于一种源自现代性空间生产的“建成的空无性”。其显著的“洁癖症”特征为现代个体带来了种种非理性的困扰，因而需要后者通过训练以掌握特定的都市生活技能，以避免沦为某种病理性的“非正常”个体。在此应当明确，不论称之为空间恐惧症还是空间焦虑症，它们都并非全然的个体性病例，必须将其置回组织我们经验世界的、更大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加以考察。这是由于，这一社会土壤及其组织方式的不可见性往往通过“抽象压抑”的方式清除社会世界中的历史和经验痕迹，从而隐秘却也强迫性地构建起一种“抽象生活”。在其中，个体借以认知和理解社会与生活的一切象征性架构都濒临失效。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反思，一种空间病理学的视野不仅需要结合精神分析方法和现代城市空间理论，在个体心理病理症候中拯救或恢复其社会性的外部诱因，更要将心理内部的动力、机制和外部社会空间的动力及生产逻辑关联起来。换句话说，这一反思不仅要探究个体心理症候的结构性动力来源，更要在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病理学的视野下，将外部要素即社会空间本身视为某种“（他性的）主体”。这是由于，现代城市病理总是由三重彼此不同却相互勾连的病理导致。它们分别内在于资本主义积累、社会空间重构和个体心理结构之中。每一种病理都与其他病理共同显现，而且每一种病理背后都存在着各自的“动力学”特征。之所以资本主义病理、社会空间病理和心理病理之间会共同显现，正是由于其背后的动力总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换言之，这并不是从现代城市空间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现代精神病理的发生，而更是将个体内部的心理地形学与社会空间地理学像图层那样叠合在一起。由此，“正常化”和“自然化”的社会空间意识和“非正常”的病理性个体知识之间的错位和张力便得以凸显。

总之，对现代城市空间进行病理学研究，就是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将现代城市看作某种现代理性偏执的文化症候，并借助都市批判理论洞察其成因和影响。本文认为，现代城市空间自身便应当被看作一个典型的病理性架构。一方面，记忆、历史与经验的抽离与分裂为现代城市空间的“洁癖症”结构提供了条件，而内在于抽象空间生产中的强制性重复则构成了现代城市典型的“空间偏执狂”特征。因此，现代城市空间应当被视为某种拉康意义上的“症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城市的病理症候便不再等同于“病态”或“非正常”状态，其特质反而应当被理解为某种“超级正常”，或对“正常”的理性偏执的呈现。只有如此，个体和群体在城市空间中的生存境况或许才能被更好地理解。

注释：

[1][法]让·波德里亚.美国[M].张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美]莫什·萨夫迪.后汽车时代的城市[M].吴越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5.

[3][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2.

[4]在荷兰殖民期间，纽约的名称一直是“New Amsterdam”，即“新阿姆斯特丹”。

[5][荷]雷姆·库哈斯.癫狂的纽约：给曼哈顿补写的宣言[M].唐克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26.

[6][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M].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406-410.

[8]勒·柯布西耶（1887—1965），法国建筑师、雕塑家与画家，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被称为“现代建筑运动的旗手”。

[9]其中，所谓的“体”或“体块”在这里指的是以立方体、圆柱体、圆锥体和球体等为代表的基本几何形体。这些基本形体的清晰、明确的特征正是柯布西耶所信仰的“美”之所在。源自抽象计算的基本形体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柯布西耶眼中的完美建筑形式。这一典型形式的例子，就是完全由基本几何形体组成的“美国的谷仓和工厂”。

[10][法]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M].杨至德译.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11]Milun,Kathryn.Pathologiesof Modern Space:Empty Space,Urban Anxiety,and 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Self[Kindle].https://www.amazon.com,Taylor & Francis Group,2007:Chapter 2.

[12]“广场恐惧症”指在某种情境下对无助感的非正常恐惧。在其中，逃离这一情境的尝试或是难以办到，或是会因此感到难为情。其表面特征为恐慌或预见性的焦虑，其深层特征则为对开放或公共场所的躲避。详见韦氏词典[EB/OL].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agoraphobia.

[13]Boyd,JefferyH.“Westphal’s Agoraphobia.”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No.5(1991):pp.77-86.

[14]Zaretsky,Eli.Political Freud:A History.Columbia:ColumbiaUniversity Press,2015:13.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05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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