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尧翀 | 论“语言”的限度：本雅明与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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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通常，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不出现在任一部本雅明传记之中，是不言而喻的事。本雅明所属的思想传统，从表面上看也与分析哲学传统距离遥远。然而，若考虑其时代德语思想的整体图景，维特根斯坦与本雅明思考“语言”的同时性与亲缘性却不容忽视。颇具戏剧性的是，本雅明与维特根斯坦隐秘的单向交流，又最终导致了他与分析哲学思潮令人遗憾的错位。错位不仅为本雅明的语言哲学平添几分神秘色彩，而且遮蔽了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不少历史与思想关系。消解这类神秘，也许有助于理解本雅明彼时真正的所思所想，增强而非削弱其“后世生命”。
【关键词】本雅明 维特根斯坦 语言哲学
01
“未来哲学”的隐含问题
本雅明早在《未来哲学论纲》（1918）一文末尾，就提出了修正康德经验概念的诉求，因后者奠基于数学—力学之维，无法容纳更多（譬如，宗教、伦理）经验类型。他追摹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要求重审知识与语言之关联，毕竟“关于哲学完全要与数学对等的意识，使康德几乎没有意识到，所有的哲学知识都是在语言中，而不是在公式或数字中得以独特地表达”[1]168。这篇明志之作通常被视作本雅明语言哲学的发端之思，然而，无论复盘其所本的新康德主义及现象学语境，还是追溯其德国古典语言哲学传统之源流，均不足以阐明其真正的哲学意图。论文实际隐含了与早期分析哲学的思想对话。不同于那些耳熟能详的人物群像，诸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乃至本文另一位主人公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看上去也只处于本雅明思想的边缘。
事实上，康德哲学成为语言批判的靶子，恰恰在于其呈现了“语言”之于哲学的重要性。与之前的哲学相比，康德已强调了知识与语言的共生关系。语言绝非次要手段，只负责从经验中直接取得的知识的表达。相反，先验感性论已强调感性经验是一种认知结构，唯有受逻辑语法支配的判断形式能够描画其特征。正因为如此，康德的“经验”概念并非原始的感觉印象，而是已包含了结构化的感觉表象（Vorstellungen）：“我们的感性经验或者说‘表象’，从一开始就植入了语言和思想的共同形式；言外之意即是，‘理性’的限度或界限也是表象和语言的限度和界限。”[2]136
“经验”的“语言化”首先涉及知识表达的形式化和系统化问题。唯有看到这层含义，才能理解本雅明的批判理路：“未来哲学必然不只是从经验和形而上学方面关注康德所做的修正。而是有条不紊的，即像真正的哲学那样，根本不从经验和形而上学这方面开始，而从知识概念那方面开始。”[1]160本雅明认识到，一方面，经验的语言化克服了经验主义的知识论独断，规定了先验哲学的性质“哲学的基础在于，经验的结构存在于知识的结构之中，并从中得以发展”。[1]163另一方面，康德视数学为知识的唯一范型，排斥了与之不符的经验类型。因此，本雅明指责康德的经验概念（关于“经验”的表达）屈从于数学—几何学所代表的形式化语言。换言之，这套逻辑语言已经将知识限制为机械论的，进而划定了经验的限度。进一步说，如果将之运用（推论）于世界，那么，出自这套抽象的形式逻辑体系中的陈述，便可视作对自然世界的经验描述。仅限于这层意义来看，康德的知识论实则非常接近早期逻辑实证主义者。
归根结底，争议焦点并不是“语言”自身，而是“语言”与“世界”之关系。但是，欲处理语言与世界之关系问题，又首先要处理“语言”自身的问题。从这个顺序出发，方能理解本雅明设想“未来哲学纲领之原理”，取决于“康德借助认识论的澄清，使下述根本问题变得可能且必要了，不仅一个新的知识概念，同时一个新的经验概念，将根据康德于此两者之间所发见的内在联系而得以创立”。[1]163换言之，从“世界”的构成要素去限定“语言”为工具的用途，或者说，预设“世界”具有能知觉的、前语言的感官经验要素，便倒退回了前康德的经验主义。相反，唯有从“语言”出发，即从“理性”出发对（包含着语言结构的）“理性”做内在批判，所赢获的一整套表达系统，方能恰切地运用于“世界”。语言理性批判必须证明，语言与世界之关系既不是也不可能仅仅是数学的。
有趣的是，困境恰恰也显示于此。本雅明知悉，做上述推论的前提，仍在于解决“数学”问题。“数学”作为一种高度形式化的语言，有效地对应和描绘着客观存在的自然世界，那是我们感官所及之物，非激进的怀疑论不会轻易否定之。换言之，康德既区分现象和物自体，又允诺“理念”作为调节性概念，链接起一切经验与无条件者即上帝。为“信仰留出地盘”不是退让，而是要求理性进入神学领域。本雅明的哲学旨意，也嵌入这一思想语境：“未来哲学的任务可以理解为去发现或创造那样一种知识概念，它通过同时将经验与先验意识完全联系起来，不仅使机械经验，而且也使宗教经验在逻辑上成为可能。这绝不意味着知识使上帝成为可能，但绝对意味着知识使关于上帝的经验和教义成为可能。”[1]164
新的知识概念照此必然要孕育出机械经验和宗教经验在逻辑上的皆有可能。就数学与语言之关系这一决定成败的问题而言，《未来哲学论纲》对此避而不谈只是一种机敏的策略。1916年，本雅明去信肖勒姆（Gershom Scholem），提及《论原初语言与人的语言》就此沉默的原因：“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深入探讨数学和语言，即数学和思想，数学和锡安的问题，就此无限困难的主题而言，我的想法尚未最终成形。……特别是，从语言理论的视角思考数学，对我来说是最终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于语言理论本身而言具有全然根本的意义，尽管我眼下尚无能力尝试做此思考。”[3]本雅明选择搁置数学问题，如果不仅是遁词或策略，也许有更深刻的难言之隐。
如今收入《本雅明文集》第六卷《论语言哲学与认识论批判》（Zur Sprachphilosophieund Erkenntniskritik）标题下的文本，便集中展示了本雅明这一时期思考数学问题的痕迹。譬如，1916—1917年的文本记录了本雅明对罗素《数学原理》的关注以及解决罗素悖论的尝试。直到1921年为止，这类涉及早期分析哲学的探索称不上成功，多少标志着他在系统化语言哲学的道路上受阻，但也释出了他借道文学研究继续探索这类问题的能量。客观来看，数学问题始终在后续研究中隐而不发，虽说多半因为本雅明始终未能掌握恰切的概念工具，但也有更直接的外部原因。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在数学与语言问题上大获成功的另有其人，那就是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从1916年开始撰写到1921年正式出版，过程虽然跌跌撞撞，但影响自此几乎无处不在，尤其维也纳学派所支配的接受史，主导了此后的语言哲学讨论。舍特克尔（Detlev Schöttker）已指出，自《逻辑哲学论》发表之后，本雅明再未写过有关语言和逻辑之关系的论文，甚至除1935年应约而成的综述《语言社会学问题》（Problemen der Sprachsoziologie）之外，再没有发表过任何语言理论文章。[4]105
究竟是否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导致本雅明放弃了数学或形式逻辑问题的探究，姑且不论，但本雅明身上类似情形也确有前车之鉴，譬如，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至少，本雅明是否研读过《逻辑哲学论》，这一点并无太多的争议，很多途径都能够帮助他了解维特根斯坦其人其书。譬如，最初刊登《逻辑哲学论》的《自然哲学年鉴》（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主编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曾是本雅明青年运动的同伴，两人在1912年还合著过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再譬如，本雅明与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20世纪20年代过从甚密，后者非常关注和接受来自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最直接的当属本雅明本人对维也纳文化圈的熟知和喜爱。从学生时代起，他便熟谙维也纳的现代主义文化，并与肖勒姆一道阅读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主办的杂志《火炬》（Die Fackel），并撰写有关于克劳斯的论文。[4]99-100后者不仅是维特根斯坦的文化英雄之一，更是其语言批判及箴言写作的源泉之一。
本雅明与维也纳文化圈的深度联系，使他对于维特根斯坦的接受视野，迥异于早期逻辑实证主义主导的接受路径。首先，本雅明由此一直保持了对霍克海默实证主义批判的关注。同时，这也间接解释了霍克海默对本雅明的激赏态度，两人思想上的亲近，虽说在实证主义批判的背景之下得到公开确证，但实际上早已因本雅明的教职论文事件而发生了。其次，本雅明也由此能够在未能真正解决数学问题的情况下，仍从文学及艺术领域推进“未来哲学”。本雅明至少在基本取向上与维特根斯坦若合符节，后者处理完毕数学—逻辑问题之后，立即宣称“伦理学是先验的。伦理学和美学是一个东西”（6.421）。[5]两人都要求从“精确科学”跃入伦理世界，这一跃之中包含着轻蔑“实证主义”的姿态。无论如何，就理解作为一个非实证主义者的维特根斯坦而言，本雅明是当之无愧的先驱。
02
本雅明阅读维特根斯坦
迟至1939年，本雅明才在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通信中提到过维特根斯坦的名字，且这唯一一次提及，看上去还是为人做引介时漫不经心的一笔。[6]实际上，《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及《单行道》等作品均显示着阅读《逻辑哲学论》的痕迹。众所周知，“认识论批判序言”（Erkenntniskritische Vorrede）算得上本雅明早期哲学思想的总汇。序言开篇便呼应《未来哲学论纲》附录部分所展望的“教义”知识。匆匆三言两语打发掉“数学”问题之后，本雅明论及他的理想文体“短论”（Traktat），此词源于拉丁语“tractatus”，后者也是经维特根斯坦肯定过《逻辑哲学论》译名，后来也流传最广。[7]
如果说，只言片语的暗指还非常隐晦，那么《单行道》则不再掩饰，毕竟作者已正式决定结束学院生涯。最明确的指涉是题为《致公众：请呵护这片绿地》这一则箴言，考虑到两位作者几乎如出一辙的文体风格，以之作为典型代表亦足矣。据舍特克尔研究，标题中“绿地”（Anpflanzungen）一词自18世纪以来便惯用作格言集的隐喻，用此典故也是影射《逻辑哲学论》的箴言写作形式。[4]102整部《单行道》也不乏对箴言写作乃至成书形式的讨论，譬如，《小心台阶》《教辅工具书》《内部装饰》等。
这则短论的开篇之词如下：“被‘解决’的是什么？过往生活的所有问题，难道不像被砍倒在地的树木一样被连枝带叶地留在后面，把我们的视线都遮挡住了吗？我们几乎从未想过将它连根拔起，哪怕只是让它更稀疏一些。我们只是继续向前走，任它留在身后；从远处看，尽管一览无余，却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因而枝叶便更加神秘地缠绕在一起。”[8]
起始一句便暗藏玄机。舍特克尔认为，“解决”（gelöst）一词带着引号，再明显不过地影射《逻辑哲学论》表面上的言说“悖论”。这个悖论出自维特根斯坦本人之手。一方面，他在“序言”中声称该书所传达思想的真理性无可置疑，“因此，我认为，本质上说来，我已经最终解决了（gelöst）诸问题”[9]；另一方面，《逻辑哲学论》结尾部分又直截了当地承认：“时空之内的生命之谜的解答（die Lösung）位于时空之外（所要解答的问题当然不是自然科学问题）。”(6.4312)本雅明观察到的“悖论”，并非可有可无的文字游戏，而是《逻辑哲学论》接受史的关键问题。事关《逻辑哲学论》最后部分不循常规的“偏离”，即自命题6.4之后急转直下呈现人生意义问题的部分，与其之前关于逻辑理论、语言理论、数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的详尽论述明显脱钩，两部分究竟是否从属于一个有机整体，历来颇有争论。雅尼克（Allan Janik）和图尔敏（Stephen Toulmin）指出，从接受史来看，来自剑桥圈子和维也纳圈子的读者判然有别。早期逻辑实证主义者所主导的专业性、技术性解释，视之为“附带意见”、武断之论，而身处维也纳文化圈且亲近维特根斯坦的人，则坚定地认为《逻辑哲学论》根本便是一部伦理学著作，甚至是“一项体现了伦理学本质的伦理行为”[2]14。但无论如何，这种鲜明对照只涉及整部书的最终哲学立场解释，并不能否定，并且还恰恰表明了维特根斯坦于语言逻辑问题上的透彻性。
本雅明不仅熟知这种透彻性，而且对《逻辑哲学论》的实证主义化历程也应了如指掌。毕竟在1921年至1929年，《逻辑哲学论》主要是在维也纳小组及剑桥大学的专业哲学家圈子里流行，一度成为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圣经”。因此，开篇之词的后半段，不妨看作对《逻辑哲学论》这一接受史的一种隐喻化的思想反应。“继续向前走”一直是试图发展《逻辑哲学论》之技术化分析的早期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而“留在后面”的生活问题则始终被搁置——即使维特根斯坦本人，也要到写作《哲学研究》的阶段，才做出令人称道的解决方式，可惜的是，本雅明那时已经无法再看到。这样，上述颇具文学风格的描述，看起来便像是对《逻辑哲学论》最后部分两个命题的改写，至少说也是一种风格与立场的呼应。这两个命题分别是：“我们觉得，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悉数获得了解答，我们的人生问题还完全没有被触及。自然，这时恰恰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了；恰恰这就是答案。”（6.52）“人们在人生问题的消失之中看出了这个问题的解答。”（6.521）
当然，绝不可忘记，这则短论代表的是本雅明1924年写下的观点。如果无此立场，也许难以想象本雅明会在20世纪30年代对霍克海默的实证主义批判做出积极反应。霍克海默1933年的《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Materialism und Metaphysics）一文，已在反思实证主义的关键当口（首次）提及维特根斯坦：“孔德的门徒们，尤其经验批判主义者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其术语已经如此之完善，以至于不再能够从中分辨出由科学处理的单一表象和本质之物之间的区别。尽管如此，理论的贬值还是以特出的方式为人所知了，如维特根斯坦在其卓越的《逻辑哲学论》中所言[……]正如上述所释，唯物主义也不相信人生问题能够由纯理论方式解决，但它也不可设想‘历经长期的质疑之后……人生意义’能够以任何其他方式变得清晰。如果做如此假设，就既不存在‘神秘事项’，也不存在‘人生的意义’了。”[10]霍克海默这里引述的正是《逻辑哲学论》命题6.52之下包含的三句箴言。尽管他并未显示出形式逻辑问题的专长，但也并不认同能够直接跳过相关思考。“理论贬值”的言论，当时并未引起任何注目，直到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才将之转化为对深受卡尔纳普影响的美国分析哲学的批判。[11]直到1937年，本雅明还对霍克海默最新的实证主义批判做好评，并应阿多诺（Theodor Adorno）请求，一道出席了同年7月底在巴黎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科学统一大会”(Dritten Internationalen Kongre für Einheit der Wissenschaft)。[12]
当然，本雅明远比霍克海默更能理解《逻辑哲学论》关于意义问题的方法论开显。命题6.522以斩钉截铁的态度结束了这组箴言：“的确存在着不可言说的东西。它们显示（zeigt）自身，它们就是神秘的事项。”（6.522）舍特克尔指出，“显示”优于言说，也是本雅明和维特根斯坦的一个关键共同点。维特根斯坦有着更激进的态度，譬如，命题4.1212所言：“可显示的东西，不可说。”[13]《拱廊街计划》的一则涉及方法论的断片（[N1 a,8]），有着接近于此的表达：“这项工作的方法：文学蒙太奇。我不说任何东西。仅仅是显示。”[14]显示与不可说之间的关联，划分出了逻辑领域与意义领域之间的方法论界限。不再说“不可说之物”，而是显示。早期逻辑实证主义者尤其卡尔纳普，显然从中嗅到了新的形而上学气息：“维特根斯坦不相信科学逻辑的句子有可能被精确地表述出来，其结果是他不要求自己的表述有任何科学的精确性，而且他在科学逻辑的表述和形而上学的表述之间没有画出明确的分界线。”[15]
然而，本雅明作为呼吁一门新形而上学的未来哲学家，对此可谓心领神会。唯一不同的也许是，《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已经完成了困扰本雅明已久的数学问题的表达，因此那句全书最著名的结语，“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7），是以“沉默”开启了伦理行动的姿态。相应的是本雅明1916年在颇具政治文化紧张氛围中的心迹表白：“我对客观的同时又高度政治性的风格和写作的构想是这样的：去靠近那被词语所拒绝的一切。只有当这无词之境遇在不可言说的纯粹[黑夜]中呈现了自己，魔法才能在词语和有驱动力的行为之间跳跃，这两个同样真实的实体的统一就存在于那里。只有词语充分对准最深的沉默的核心才是真正有效的。”[12]104-105
03
阿多诺的见证
不得不提的是，本雅明的心迹虽多着于廋辞，但在其时代并非没有解语人，即他“唯一的门徒”阿多诺。两人的交往更把本雅明与时代思想图景错位的遗憾表达得淋漓尽致。1935年，本雅明受霍克海默委托所作的综述《语言社会学问题》发表不久，阿多诺给霍克海默去信，透露出对其中思想踪迹的明察：“我唯一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他（本雅明）谈及逻辑学家的语言批判时，出现的是卡尔纳普而不是真正重要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Traktat）。”[16]
本雅明选择评述的逻辑学家代表是卡尔纳普及其《语言的逻辑句法》（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后者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但也存在明显分歧。[17]卡尔纳普与早期分析哲学家的工作经常都被笼统地称为“逻辑分析”，但对弗雷格（Friedrich Frege）或罗素而言，逻辑分析既要关注语言表达式的语句本身，也要关注其所表达的意义；卡尔纳普则强调逻辑分析只是一项纯粹的形式工作，旨在给出一门语言的逻辑句法，与其意义无关。[18]本雅明的评述仍基于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评，实与阿多诺的立场并不相左。阿多诺似乎多少带点挑衅，揭开本雅明立场的底牌。翌年通信中，阿多诺甚至建议语言哲学应为实证主义批判的出发点：“依我看，分析应当如此进行，即在逻辑无论如何仍关切于内容的地方，即凭借语言理论来把握逻辑，并且指明——内在地——逻辑学家决定性地错失了语言批判的意图。或许人们最好同时从起点即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开始。”[16]206
显然，阿多诺对维特根斯坦的偏好并非1935年才萌发。他对本雅明的批评，也不应割裂于两人这一时期的交谊，很快《拱廊街计划》的提纲便引发了思想上的更多冲突。也许把时光指针拨回1931年阿多诺的就职演讲事件，我们对本雅明隐匿心迹的痛苦会有更深体悟。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就职演说题为《哲学的现实性》（Die Aktualitt der Philosophie），在公开批评维也纳学派的工作之后，以明显袭自《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的论断夫子自道：“哲学的任务并非考察现实之或隐或显的意图，而是解释无意图的现实，凭借现实的抽象或孤立的要素所建构的形象（Figuren）或图像的效力，哲学扬弃了问题，而把握这些要素的确切含义则是科学的任务。”[19]令人意外，本雅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阿多诺提出了剽窃指控。《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两句颇为费解的断言，乃是阿多诺论述所本。其一，“理念是语言性的，而且在词语的本质中是让词语成为象征的那一个层面”；其二，“真理是由理念所构成的一种无意图的存在”[7]41-42。这里传达的观念可视为本雅明早期语言哲学探究的总结性陈词。具体而言，1916年语言哲学论文的精神明显蕴含其间，即要求理解语言理论的真正悖论就在于精神存在与语言存在这一对区分，并且，语言的精神存在是在（in）语言之中，而非通过(durch)语言来传达的。换言之，语言是自我指涉的，构成了一个独立于说话者的交流系统，因此语言与说话者的意图并不相符，故而是符号的或象征的存在。
这一语言哲学的任务是从内部去理解语言，从语言的自我指涉去理解语言的限度。这正是康德的哲学方法，从理性的“内部”去显示理性的界限，不必依赖外部的形而上学预设。这种康德主义态度也正是维特根斯坦从赫兹（Heinrich Hertz）及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的物理学理论方法（尤其数学模型）那里接收过来的影响，而并非马赫（Ernst Mach）的“化约论”实证主义的影响，后者的经验主义立场则是维也纳圈子对《逻辑哲学论》的权威阐释所本：“一部本质上源自赫兹和玻尔兹曼理论的语言哲学著作，其中的论点却被这些人扭曲成一种依照马赫主义的经验主义进行的认识论活动。”[2]165-166后期维特根斯坦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决裂并非偶然，最初已埋下思想伏笔：“写作《逻辑哲学论》教会他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是、也不可能是‘逻辑的’。一个‘简单符号’和它在现实世界中所符应的东西，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被表明或显示出来的；但那种表明（demonstration,Erklrung）绝非‘定义’。这种关系可以显示（gezeigt）但不能陈述（gesagt）。定义只有在处于一组词语和另一组词语之间的时候才具有逻辑效力；如此一来，在词语和世界之间建立种种形式关系的抱负，无论是透过‘实指定义’还是其他，都是无法接受的。”[2]255-256从这个方面来说，作为最早从哲学上接受维特根斯坦的德国读者，本雅明、霍克海默及阿多诺，都准确地把握住了维特根斯坦之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决定性影响，但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对自己思想而言更重要的方面，即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非实证主义者的思想形象。
即便如此，人们更应该知道，首先是本雅明几乎与维特根斯坦同步把握住了相似的问题。1931年的本雅明正积极和维也纳文化圈建立紧密关联。通过他密友古斯塔夫·格吕克（Gustav Glück）的兄弟，维也纳艺术史家弗朗茨·格吕克（Franz Glück），本雅明收获了一本卢斯的文选。同时，他也撰写了关于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宏文，尽管未能收获理所应当的赞语。[12]421-425然而，关于维也纳文化圈的相似理解的获取途径，对阿多诺来说肯定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他更多是从音乐方面接近。也许可以把阿多诺就职演讲事件，看作一个新的里程碑，阿多诺此时更深入地理解了本雅明的语言哲学思想，并加以进一步的学术化。不妨大胆猜测，这或许才是本雅明破天荒指责阿多诺剽窃自己思想的深层原因。相比之下，布洛赫（Ernst Bloch）对本雅明的挪用，更像是流于表面的文学接受。像是置身于一场牌局，即便拥有相似乃至相同的牌面，仍然在游戏规则所支配的范围内，但如果知悉对方的底牌，便关系到输赢。毕竟对于哲学家来说，“真理”只有一个。无论如何，阿多诺的反思也获得了一个契机，即逐步地不再彻底依赖本雅明的思想洞见，而能够直接去援引和消化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问题。但这也标志着本雅明——无论客观上采取何种策略——与早期分析哲学的错位，首先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接受史中永远地发生了。
这一效果史更多体现在了法兰克福学派实证主义批判的当代延续之中。根据舍特克尔报告，阿多诺在1969年出版的《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争论》（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der deutschen Soziologie）文集“导言”的一个脚注中提到了本雅明的贡献。[4]104如果阅读这个段落，会发现阿多诺在此回顾并指明了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实证主义批判中所处的关键地位：“维特根斯坦优于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者的令人信服之处在于：逻辑学家保留了逻辑的边界。在逻辑的框架内，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正如维特根斯坦已表明的，并未得到一致的对待。因为对他而言，语言自身构成了一种封闭的内在性复合，而认知的非语言性要素，譬如，感性资料，便通过这种复合来传递；可是，在语言的意义上，这相当于指涉不可说的东西。根据科学主义的假设，语言只有在其有效的游戏规则之中才既是语言又是自体（Autarkes），正如社会事实（fait social）是内在于现实的一个要素。维特根斯坦必须考虑如下这一点，即语言特出于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因为语言只能通过自身‘被给予’(gegeben)，然而语言又只有作为世界的要素才是可思考的，按照他的反思，除了通过语言，无物可以被认识。因此，他抵达了所谓建构问题的辩证意识的门槛，论证了科学主义公理阻断辩证思想的荒谬。”[20]
不过，实证主义批判的对手已换成了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后裔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汉斯·阿尔伯特(Hans Albert)，阿多诺试图让维特根斯坦成为辩证思想的战友，从而与本雅明的语言哲学拉开距离。但同时，阿多诺认为应当为这里所阐述的语言哲学洞见的创始人名单，附上本雅明的名字。这个长注释全文如下：“语言的双重性清楚地表现在，只要与实证主义者结盟，语言便只能完全凭靠主观的意图来赢获客观性。只有那些尽可能准确地表达其主观意旨的人，才能顺从并增强语言的客观性，而每一种指望语言之自在（Ansichsein）及其存在论本质的尝试，皆会在语言图像之实显（Hypostase）所致的糟糕的主观主义中灭亡。本雅明捍卫这一点；除了维特根斯坦之外，那些实证主义式的动机在实证主义内部也不过转瞬即逝。许多科学家忽视文体，愿意将对语言表达要素的禁忌合理化，由此表露出了物化的意识。因为科学被教条式地变作了一种不牵涉主体的客观性，语言表达则变得无关紧要了。谁始终将基本事实当作自在之物，不经主体的中介，就会对表述漠不关心，付出事物被偶像化的代价。”[20]28
难道不应该说，这个脚注已成了思想史的一种宝贵见证吗？一方面，阿多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便见证了本雅明与维特根斯坦在思想上的隐秘交往，并逐步将两人的分歧与当代语言哲学的潮流化合在一起；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与本雅明在语言哲学上的相似性与亲缘性，经实证主义批判的中介，终究汇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发展史。顺便说，阿多诺后期针对本雅明的直接批判，实际上也影响到哈贝马斯对本雅明的相关评价。此外，阿佩尔（KarlOtto Apel）—哈贝马斯的语用学线路也是由维特根斯坦激发的。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本雅明在语言哲学方面的天才探索，法兰克福学派“语言哲学”的宏大思想图景将无法想象。
04
结语
错位给本雅明思想染上的魅力虽同样令人欲罢不能，但也的确遮蔽了他哲学所确立的根本任务。理解这一点也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上半叶德语思想的独特贡献。无论是重审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关系，还是思考精神科学自身的方法论建构，这一时期的语言哲学仍有不可回避的意义。本雅明的这一复杂形象至今仍是穿越时空的钥匙，重启着这幅已颇显陈旧且神秘的思想史图景。
注释：
[1]Walter Benjamin,Über das Programm der kommenden Philosophie,in ders.,Gesammelte Schriften II.I,hrsg.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user,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7.中译文参见[德]瓦尔特·本雅明.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M].李茂增,苏仲乐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20-32.译文参照原文有所改动，下同。
[2][美]阿兰·雅尼克,[英]斯蒂芬·图尔敏.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M].殷亚迪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
[3]Walter Benjamin,The Correspondence of Walter Benjamin,1910—1940.edited and annotated by Gershom Scholem and Theodor W.Adorno;trans.Manfred R.Jacobson and Evelyn M.Jacobs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81.
[4]Detlev Schöttker,Benjamin Liest Wittgenstein.Zur Sprachphilosophischen Vorgeschichte des Positivismusstreits,in BenjaminStudien 1,hrsg.v.Daniel Weidner u.Sigrid Weigel,München:Fink,2008:S.91-106,hier S.105.
[5][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韩林合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本文《逻辑哲学论》引文均出自此译本，后均只文中夹注命题编号。
[6]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Briefe (1938—1940),Bd.VI,hrsg.von Christoph Gödde und Henri Lonitz,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2000:S.263.
[7][德]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M].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2.李双志将“Traktat”译为“劝谕文”，意在显示其宗教及神学意涵。
[8][德]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M].姜雪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19-20.
[9][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韩林合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序言.
[10]Max Horkheimer,Critical Theory:Selected Essays,trans.Matthew J.O’Connell and others.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2:41-42.霍克海默引用的这组命题即6.52、6.521、6.522，此处从略。
[1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2][美]霍华德·艾兰,迈克尔·W.詹宁斯.本雅明传[M].王璞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680-681.该传记尚待出版，承蒙译者王璞（布兰代斯大学）及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肖海鸥提供试读本，特此说明并致谢。
[13]原文的强调落在“可”（kann）这一表示意愿和态度的词上。
[14]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 V.I,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hrsg.von Rolf Tiedeman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91:S.574.
[15]转引自Michael Friedman,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79.
[16]Adorno/Horkheimer,Briefwechsel,Bd.I (Anm.10),S.94.转引自Detlev Schöttker,Benjamin Liest Wittgenstein.Zur Sprachphilosophischen Vorgeschichte des Positivismusstreits,in BenjaminStudien 1,hrsg.v.Daniel Weidner u.Sigrid Weigel,München:Fink,2008:S.94.
[17]卡尔纳普在自传中回忆：“我们在维特根斯坦的书中读到，某些特定的事物显示自身，却不能被言说；例如，句子的逻辑结构以及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为了反抗这种观念，我们最初试验性地，接着越来越明确地发展了我们的概念，即能够有意义地谈论语言，讨论对一个句子和事实之间关系的描绘。[……]我指出与语言的功能相关的唯有结构模式，而非墨迹的物理属性。因此建构一种关于语言的理论，即书写模式的几何学，是可能的。这个观念后来导致了我称之为语言的‘逻辑句法’的理论。”转引自Michael Friedman,Reconsidering Logical Positiv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78.
[18]参见[德]蒋运鹏.导读[A].见[美]卡尔纳普.语言的逻辑句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19]Theodor W.Adorno,Die Aktualität der Philosophie,in:ders.:Gesammelte Schriften,Bd.I,Frankfurt a.M.(Suhrkamp)1997:S.335.
[20]Theodor W.Adorno,Einleitung,in:ders.u.a.: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DarmstadtNeuwied(Luchterhand),1978：S.7-79,hier S.28.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法兰克福学派的流亡情结研究”（18BWW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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