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 | 谈书籍整理类著作的评价标准——从《〈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的辑佚与校勘》说起

《陆侃如冯沅君合集》，陆侃如、冯沅君著译，

张可礼、袁世硕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专栏

冷眼

作者：刘畅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导读】《陆侃如冯沅君合集》是目前学界整理最为完备的陆、冯作品合集，论文《〈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的辑佚与校勘》虽以“辑佚”“校勘”为名，但实为“补充”与“校对”。因学界整理民国乃至当代人的文集、全集这一工作的前身为古籍整理，故本文拟从古籍整理工作说起，从校勘与校对的区别、全集与辑佚的关系，以及时代环境变化对书籍整理的影响等方面，谈一谈书籍整理工作的评价标准，求教于大方之家。

【关键词】古籍整理  辑佚  校勘  陆侃如  冯沅君

《中国图书评论》杂志在2022年第5期刊发《〈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的辑佚与校勘》（后文简称《辑佚与校勘》）。初看标题，以为谈《陆侃如冯沅君合集》（后文简称《合集》）在辑佚与校勘上的特点，但内容实际是论文作者对《合集》的“辑佚”与“校勘”。而其所举佚诗即冯沅君《月夜杂感》《闻歌》，佚文即陆侃如《〈诗经情诗今译·第一集〉序四》《〈莎士比亚评传〉序 》、冯沅君《敬与爱》。“校勘”即指《〈采薇〉〈出车〉〈六月〉三诗的年代》文末所注刊载时间，误将“一月”作“五月”；《中古诗人小记》的第一部分《关于应亨——中古诗人小记之一》还曾在1942年8月《艺文集刊》第一辑发表；而据《艺苑丛刊》第二集，《和杨君子英》当题作《和杨子英》，作者亦当为陆侃如而非冯沅君；以及订正《年谱》《年谱补编》中，报刊卷数、期数等的讹谬，增补年表中的若干时间信息。

该文撰写以搜查报刊等一手资料为基础，细致认真，然其对“辑佚”“校勘”等古籍整理词汇的用法，似略有不恰切处。实际上，若非依照校勘学方法，校正错讹衍脱等，则恐非“校勘”，而仅为“校对”纠谬；书名“合集”非“全集”，则恐无所谓“辑佚”，而仅为“补充”。且每种书性质特点不同，成书年代不同，其优长、所能实现的整理程度亦不尽相同。故为免影响读者对原书价值的评判，本文拟谈一谈整理工作的评价标准。而因学界整理出版民国乃至当代人的文集、全集，其前身实为古籍即1911年以前印本、写本等的整理，其评价标准抑或上承古籍整理工作而来，“校勘”“辑佚”等亦为古籍整理术语，故本文拟就此写起。

笔者自身阅读、整理经验有限，唯愿抛砖引玉，亦求教于方家。

01

校勘与校对

首先，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步当在选定底本、参校本；而校勘工作主要方法中的对校法，即指采用该书本版本系统中的祖本与其他版本系统中的版本对读，校异同。故整理者应竭尽所能地全面参考前人目录、相关论著，搜查、汇集各种版本，通过鉴定比对，确定版本系统，辨明诸本优劣。大体而言，今版本学所谓“善本”，大抵从文献价值与文物价值两个角度衡量，而更侧重文物价值。[1]古籍整理工作中的“善本”，则更倾向“校勘善本”，即把文字准确放在更重要位置，尽量选取内容完足、错误较少、年代较早、刻写精良、保存完好者，尤其重视专家藏本。

今学界《十三经注疏汇校》以10个版本系统的综合比较为基础，仅其中《尚书注疏汇校》，就在清嘉庆阮元南昌刊本及“阮元提到的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基础上，再加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所提之“宋刊单疏本、宋刊八行本、蒙古平水本、南宋福建魏县尉宅本、明永乐本、清乾隆武英殿本”，除殿本外，均属稀见[2]，即务求尽可能汇集已知善本。

其次，选定底本与参校本后，即进入录入标点校勘环节，在尽量保持原书风貌的基础上，保证字形、标点等的准确，综合运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方式，考订异文、订正讹谬。难度最高的，当属面对刻印、传写模糊不清，抑或如以草书等字体呈现，且无他本可参照的情况。这要求整理者有很好的古诗文功底，可依据文理、文意做出推断，且应具备一定的书法功底，能在了然通行写法的基础上，结合写者自身行笔习惯，做出辨认。

古籍所属类别、古今整理传统不同，校勘标准的严苛程度亦不尽相同。如经学著作，往往被抱以最高标准。如各版本中哪怕异体字、文末虚字的差异，整理者也会慎之又慎，何况涉及文意出入者。整理者不敢妄改一处，而读者相较于直改原书、径下判断，亦更倾向看到原书风貌，并通过校勘记所保留的各本异同，见各本面貌，获取尽可能多且原汁原味的信息。至于普通古代诗文、小说戏剧等的校勘，则往往不会以经学标准来要求，如错讹衍脱等在校勘记中说明，诸本异体字等情况则往往无须出校，总体务求简明扼要，若如校勘经书般，详细列出诸本异体字，读者或亦评以该书过于繁复冗杂。

再次，完成上述版本选定、校勘等工作后，还应撰写说明加以交代。更全面者，还应上承如《四库全书总目》之传统，对作者生平、成书过程，书籍内容、价值、历代存世情况等加以介绍。如新中国初期，全国专家合力完成之点校本二十四史，不只对每部史书作者、内容、成书及流传过程、价值、版本选用原因等有所说明，甚至还解释了版式依据，乃至标点符号用法等相关内容，体现出极为严谨的学术作风。

至于《合集》所收陆冯二人诗文、论文、译文等，大都曾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其余罕见者则为私藏或馆藏孤本，编者酌情选编，唯公开发表的专著，因“多是履经再版，有所修改，有多种版本”。[3]1如《中国诗史》，1930年大江书铺初刊本内容全面，1956年作家出版社删改本虽然删去了西方理论及胡适相关内容，但诗人生卒年多有订正，故《合集》即“取用大江书局初版本”，并“依据作家出版社本校改了一些诗人的生卒年”，以求既保持“原本的学术特色”，又“弥补了一些知识方面的不足”；而如《中国文学史》，1932年大江书局本与20世纪50年代改写修订本，从撰写思想到内容均已大相径庭，故新旧兼收。[3]1-2而因专著“悉依所发表出版之原文，不做改动，异体字、异形词之类均依其时使用习惯做保留”，并“只是校改了原文排印中少量讹误的字词，早期个别文章中与通行标点不合的符号”，对“未发表的文稿做了必要的梳理”。[3]2故《合集》编者未单做校勘记，而《辑佚与校勘》所言“校勘”则似“校对”而非“校勘”。

02

全集与辑佚

古代总集往往以“选”为名，别集虽往往以“集”“文集”为名，其实质亦大都为“选”，即因作者或悔其少作、旧作难寻，编者或受个人、时风等影响而有所取舍，或条件有限，难以搜罗完备，难有真“全”者。清康熙年间，以明末胡震亨《唐音统签》、本朝季振宜《全唐诗》为基础，官修《御定全唐诗》；乾隆年间，欲超越《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书，官修《钦定四库全书》：二者彰显盛世气象，以“全”为名，影响甚大。但二书所用时间人力，无法与其庞大的工作量相匹配，少收误收、粗疏错漏者均有。尤其《四库全书》，在收书修书过程中即查毁禁书，所收书目亦经诸多筛选而非来者不拒，更可见题名为“全”，并非“全然尽包”之意。

但彼既以“全”为名，读者乃至学界难免抱有“务求全备”的“期待”，加之欲为研究者提供便利，故“补”的工作也在持续进行。如《四库全书》系列，学界即整理出了《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等；而《全唐诗》，继市河世宁（1749—1820）《全唐诗逸》，王重民（1903—1975）《补全唐诗》、孙望（1912—1990）《全唐诗补逸》、童养年（1909—2001）《全唐诗续补遗》等均致力于此，而以当今学者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为集大成。

故古籍整理之“全”，只是相对此前学界成果而言“空前”，无法“绝后”。相应评价标准方面，若将学界已公开披露者了然于胸，尽力收集，已属不易，而无须以“必须全备”相责。且随时代发展，今人搜查核对之便利远超前代，故“辑佚”难点亦不再在“辑”，而在考订辨识作者，并拿出确凿证据。

《合集》顾名思义，即为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学者诗文、学术著作的整理合集，该书虽务求搜罗全面，但并未以“全集”为名，且如编例所言：二人诗文中，“少数文章没有找到，暂付阙如”；“未发表过的讲稿和学术笔记，编者能力有限，只酌情量力选编了其中一小部分”。[3]1既非“全集”，《辑佚与校勘》的“辑佚”无从谈起，仅可视作对该书的“补充”。而所补诗文，虽为公开发表，非罕见之本，但也可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03

“后出转精”：

书籍整理类著作的发展态势

民国以来诗文、学术著作等，因流传年代较近，存世较多且分布广泛，故整理工作的最紧要处，往往在全面收集网罗所有已知文献，以及识读手写字形、校改记号等。基于上述特点，此类整理往往由作者身边亲近之人率先进行。如许广平收集整理鲁迅诗文集，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等。至如《合集》，编者张可礼、袁世硕亦为陆侃如、冯沅君之亲传弟子，二人对老师的治学风格当尤其清楚，而其整理之际，亦当抱有最高之敬畏心与责任感。故该书虽以“合集”为名，但15卷、528万字的篇幅，已较全面收集了已发表出版的各类诗文论著，且还有部分未曾刊出、海内外私藏馆藏的手稿，故其最大价值，实在首次整理披露之功。

书籍整理在近年来之所以总体呈现出“后出转精”的态势，实际是社会发展、全球化程度提高、学界研究推进等各方面因素叠加促成。如陈尚君慨叹《全唐诗补编》出版至今30余年间，“学术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古籍数字化实现检索便利、文献更趋善备、学术研究更全面深入、新见文献层出、“学术观念与研究视野有新的开拓与变化”，他本人因此“始终在追踪所有这些前沿动态”，不断补充纠正。[4]又如，阮刻本《十三经注疏》，在成书后很长时间都被视作权威版本，但当今日学者以今日所能占有的文献，再比对阮刻本自言所用各本、所作校勘，则发现其存在不少疏忽错漏，因此当今学者重做“汇校”，可达到新的高度。同样，近代民国文献数字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仅报刊文献数据库已至少十数种，相关收集工作的便利程度远超从前。

且校书如扫尘，即使各环节都尽心竭力，最终也难免挂一漏万，而时代技术、学界研究等发展的同时，整理者自身也在进步，故书籍整理工作，实际将始终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如《辑佚与校勘》所辑“佚诗两首、佚文三篇、集外书信十三通”、所举“校勘”数字，对比原书体量，反而印证原书收集大体较全、整理质量大体较高：白璧微瑕，不掩日月光辉。而如《合集》再版，修订者亦必将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并参考《辑佚与校勘》以及其他相关研究。

因此，评价书籍整理，也应将整理者之能力、态度问题，以及条件所限之情非得已，区分对待，综合考虑。相较于以今非古、苛责前人，不若体会个中甘苦、“抱以同情之理解”，而将“后出转精”视作学术发展传承有序下，推陈出新的必然。

注释：

[1]陈先行.古籍善本（修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5.

[2]杜泽逊.谈谈版本学与校勘学的相互为用——以《十三经注疏汇校》为例[J].文献，2019（5）.

[3]袁世硕,张可礼.编辑体例说明[A].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4]陈尚君.出版三十年后回头看《全唐诗补编》[EB/OL].文汇WHB.cn，2022年1月26日,https://www.whb.cn/zhuzhan/liping/20220126/446033.html.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08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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