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试图在现代性的问题视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脉络中，叩问当代诗的活力和危机，并将“开花”代表的新浪漫主义，看作回应虚无主义文化危机的途径。换个角度看，“开花”和“虚无”可能是现代性的两面，用“开花”来克服“虚无”，意味着现代性问题要在现代性的逻辑内部来解决，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是挑战性所在。以“虚无与开花”而非“从虚无到开花”为标题，或许恰好显现了对这一内在悖论的理论敏感。
【关键词】当代诗 虚无主义 新浪漫主义 日常生活
收到骆英（黄怒波）的新著《虚无与开花：中国当代诗歌现代性重构》之前，刚好在捧读他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这是全然不同的两本书，一为研究，一为创作，但并置于眼前，还是能读出某种内在的关联：如果说《珠峰海螺》将巅峰之上的生死考验与山下的商场鏖战并置一处，提供了一个俯瞰总体的制高点，让读者能强劲感受当代中国不同场域、空间中的挣扎与昏眩，那么《虚无与开花》似乎也要做同样的事，即带我们到一个高处去，在当代中国的总体视野中，去俯瞰当代诗的纵深沟壑与高低峰峦。从某个角度看，当代诗歌特别是当代先锋诗歌，自“崛起”之时起，由于承受的内外压力、由于文化与美学上的重重争议，其展开了一直伴随自我辩护的热情。因而，多数当代诗的有效评说，多取“为诗一辩”的姿态，以“局内人”的视角，着力在当代诗潮的内部去探讨观念、技艺的演进，褒奖各路诗人的突进。这带来了一种可贵的自主性，诗歌研究和批评长期以来都在为诗人的写作保驾护航。久而久之，“戏台里的叫好”难免会有“自说自话”的封闭、内卷之感，限制了当代诗自我反思的空间，也降低了诗歌研究与当代学术思潮积极对话的意愿。针对这种状况，也有研究者提出要走出“小诗学”，走向“大诗学”，希望围绕“诗”的讨论，能向更广阔的“思”“史”敞开。当然，要真的打开视野，做到“诗”“思”“史”的交融互动，这并不容易，特别考验研究者的识见、眼界和魄力。从这个角度看，《虚无与开花》以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底本，虽然也按部就班，遵循了学院论文的体式，可自构思之起始，就没有“小诗学”的包袱，而有“大诗学”的抱负。作者的意图，是要在现代性的问题视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脉络中，去叩问当代诗的活力和危机，也强力去构想可能的未来。在挑剔的读者看来，这样的论述框架或许太宏阔了一些，有点溢出当代诗自身的疆界，但正因为站得高、想得远，才能把握到问题的枢纽：“中国当代诗歌的生成过程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同向。”为了呈现这一“与时代总体性的关联”，正如作者的小说叙述转换于雪峰绝境与商战现场，这篇大论文也大开大阖，腾挪、穿越于不同的学科视野和社会“场域”：一方面花大力气爬梳了诸多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另一方面不断引入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市场、经济论说作为参照。我个人感觉，在具体的观点、判断之外，这种联动的总体视野，其实是全书最独特、最应瞩目的地方。尤其是，有关当代中国企业家精神和当代诗歌精神之关联的讨论，所用笔墨不多，却格外意味深长。作为社会转型中的“新人”，企业家群体自然处于社会生活的前沿和中心，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相对而言，并不参与实体创造的诗人，只是大时代的边缘者，不仅从“立法者”（即使“未被承认”）变成了“阐释者”，甚至更进一步自我虚化为“词语造成的亡灵”。可换个角度看，“中心”与“边缘”、“实”与“虚”的差别，并不妨碍时代精神的贯穿流注、某种主体感觉的普遍分享。按照熊彼特等的说法，企业家精神以“破坏性创造”为核心，指向一种不断打破限制、创造可能性的动能。当代诗人“我不相信”与“相信未来”交织而成的精神结构，包含了同样“现代英雄”的气概：同样要在火中取栗、孤注一掷，同样要在动态的危机中寻找转机。在这样的情境中，人的精神能动性、对于有限生命乃至命运的领悟力，才会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书中不止一次讨论到欧阳江河在长诗《凤凰》中，在不断拆除又重建的当代现场，这首长诗的确具有“症候”意义。诗人以超现实的想象力，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资本与艺术、垃圾与人心、物质与精神的“混搭”现实，诗中特意写到几个地产大亨的神秘形象：站在社会结构看不见的顶端，用资本和金融的“吸星大法”，吸进大地上的烟火和血汗，这样的形象呈现多少包含了批判性。对此，作者是有些不满的，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者被诗人如此负面化地表现，“是有悖公平、公正的”。事实上，诗中的左派批判立场，大概只是某一“矫情”姿态，真正让诗人的语言器官兴奋起来的，是资本和语言使万物解体又让万物起飞的盛世幻境。诗人的形象和他调侃的地产商何其相似，他也是站在词语的脚手架上，站在某个垂直的峰顶，机敏又强悍的语言技巧如同复杂的金融交易，通过不断的交换、转换来获取更大的快感——“词根被银根攥紧，又禅宗般松开。”写作也不过是另一种“吸星大法”，吸进大地上复杂多方的经验，“优雅地吐出一行又一行”。这首“浑身都是施工”的长诗，也提醒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去感受时代的总体性关联。或许考虑到了这一点，作者还是决定在书中“放他一马”，对这首长诗称赞有加。那么，虚无主义呢？如浮士德身边的摩菲斯特，虚无主义与现代性如影随形，既是现代性的普遍症候，又是现代性所面临的难题。当代诗歌也就生成于这样的精神张力中。食指所称“相信未来”与北岛所谓“我不相信”，恰好构成反题中的合题：正因为“不相信”现有的秩序和给定的语言，才有了对“未来”的持续想象，即如全书《导言》中所称：当代诗歌“一方面表现着虚无主义的存在，一方面又以‘相信未来’和‘开花’的态度与世俗社会保持距离，对现代性怀有抵抗情绪”。依据这样的精神张力，作者纵身投入当代先锋诗歌的激流、旋涡中，对当代诗坛上的旧雨新知、不同代际的代表诗人，进行细致解读、热情评说。在宏大叙事消解之后，当代诗在“个人化”的方向上独自深远，越来越重视语言的本体地位，越来越偏向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发现。对于以上种种，作者是充分认可的，也不吝惜溢美的语言。但看得出，他并不满足于此，不满足于写一篇又一篇表扬的小作文。对于黏着于日常现实的繁复美学、对于玩世和犬儒主义的态度，他也有自己的判断，一直在当代诗的层层累积中勘察对抗虚无的可能，试图在语言和经验的稠密中，敞开一条路出来。书中重点讨论的作品，因而也具有某种指示方向、路径的坐标意义。欧阳江河在《凤凰》的结尾写道：由工业垃圾组装的凤凰把自己吊了起来，“去留悬而未决，像一个天问。……将落未落时，突然被什么给镇住了，在天空中/凝结成一个全体”。这个“将落未落”、突然凝定的全体，是一个聚合又耗散的总体象征（瞬间“凝结”也可瞬间解体），充分写出盛世幻象可能转瞬即逝的虚无；作为参照，西川的《开花》则是一则咄咄逼人的出路寓言，“要开花就按照我的节奏来”“开花是冒险的游戏”，可以俗里俗气、随心所欲地开，成千上万在大千世界里开，“开花”就是千方百计去“换个活法”，就是要开出一个绚烂的乌托邦远景。由此，问题也来了。无论开出的是“恶之花”，还是“荒原之花”“纯诗之花”“人性之花”，全书以此作结，将“开花”代表的新浪漫主义看作回应虚无主义文化危机的途径，似乎允诺了“一个线性的向上向未来的积极生成过程”。倘若接受这一允诺，按理说，本书的标题改为“从虚无到开花”，好像更合适一些。书中最大的一个修辞“诡计”，在我看来，是标题仍采用了并置句式“虚无与开花”。虽然只一字之差，感觉大不一样，“虚无与开花”而非“从虚无到开花”，似乎动摇了乐观的、线性的历史期待，更能传达对不会轻易化解的结构性张力的体知。谈及现代性“虚无”生成的原因，一般会提到工具理性对世界的“祛魅”“灵韵”的消失，价值立场的相对化和犬儒化、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影响，等等。还有一个面向不容忽略，即文化领域对主体性的张扬，经济领域对“破坏性创造力”的信赖，也包括审美现代性所试图抓住的“瞬间”，都在不断抽空既有传统的支撑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稳定社会纽带，同样“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不相信”和“相信未来”的衔接，勾勒出一个批判的又多少有点任性的现代自我。这个多思敏感的自我一次次拒绝当下，一次次在语言中“透支”（“相信”）未来，其实也是一次次无所依傍、赤条条裸露于线性的时间中。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开花”的意志理解为自由主体不断展开的意志，那么“开花”和“虚无”实际是现代性的两面，甚至可以说，“虚无”本身就是“开花”的一个可能后果。用“开花”来克服“虚无”，也意味着现代性问题要在现代性的逻辑内部来解决，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是其挑战性所在。诗人号召大家去汪洋恣肆地“开花”，去千方百计地“换个活法”，这是一个现代性自我做主、自己提供价值的姿态。暂且放开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在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看，近代以来，冲决社会与文化的重重网罗，依靠“心之力”来唤醒大众，去“换个活法”乃至“敢教日月换新天”，不正是现代中国一次次改良与革命的核心动力吗？！这正如西川在诗中所说：这段“开花”的宣言中，分明可以听得出一个世纪前咆哮的回响。郭沫若在《天狗》中写道：“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X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的Energy的总量！……我便是我呀/我的我要爆了”。郭沫若以自我为肉弹，炸开宇宙的总能量，西川的“开花”也是一次爆炸，我们显然能读出其中的连续性、对话性。浪漫的空气和主体性政治塑造了感伤、激进的文学，也推动了历史的巨轮。当然，也留下了诸多的问题。比如，20世纪的革命更多在大历史、大叙述中构想远方，却不太关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安顿不安的现代自我，如何在个体和社会之间建构层层递进、生机盎然的关联，这造就了20世纪中国浪漫文化的特征：高歌猛进又不免粗枝大叶，习惯诉诸根本的“行动”，缺少丰富的文化层次和伦理耐心。在革命顿挫之后，虚无主义的蔓延，不仅和市场时代消费主义的冲击有关，也部分源于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文化掏空内涵之后形成的历史背反情绪。当代先锋诗歌，看似要从这样的“大历史”中逃逸出来，事实上又在精神气质上难免与之深深勾连，只不过革命的“远方”被不断置换为语言中的“远方”罢了。回到“与时代总体性的关联”，诗人对“开花”的召唤，对“开花”过程、形态的尽情展现，作为一种象征性的语言仪式，其有效性、召唤性要依托于特定的历史和精神“时势”，如五四时代对新文化、新社会、新人格的构想，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内外洋溢的创造活力和精神意志。然而，如果“时势”已经转移，整个社会需要“脱虚向实”，“破坏性创造”不得不考虑“建设性创造”，怎么看待“开花”或“换个活法”的语言仪式，也便成了一个问题。包括诗人对“开花”的召唤，千朵万朵、泥沙俱下，依靠了一股强大的语言气流推展。我们读着这首诗，特别是听着诗人的朗诵，被这股气流冲刷，实在是过瘾！可转念一想，又感觉好像被诗人带领着，只是集体过了把“嘴瘾”。在不得不“内卷”甚至不得不“躺平”的时代，能过过“嘴瘾”已经很好了。诗歌能服务社会的地方不多，但我们也许还会进一步思考：“换个活法”的热忱会不会只是一次次残梦中勉强奋起，只是语言剩余能量一次次挥霍？或用作者的话来讲，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彼岸期待和乌托邦式的虚无主义宣泄”？怎样使“新浪漫主义”的开展不致开成绚烂空幻的“虚无之花”，重新被现代性深渊所回收、所吞噬？我隐约觉得，这部实际完成于2015年的著作，已提前触及这些当下我们迫切感受到的问题。在“结语”部分，作者引用阿格妮斯·赫勒的名著《日常生活》中关于“有意义的生活”的讨论，为全书画上了句号。在作者所引述的现代性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性批判理论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作为卢卡奇的学生，赫勒当然也重视审美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和提升，但她更多接续理性主义的传统，选取了与阿多诺、马尔库塞不同的路径，她更重视在日常生活内部的反思、改造与建设，认为“审美的生活”有其限度，可以将日常转变为“为他的存在”，却不具备感受他人需求的能力。相对而言，“有意义的生活”诉诸“实践理性”，寻求在变化中自我完善、敞开，并且能扩展至他人，将日常生活转变为“为我们的存在”：有意义的生活是一个以通过持续的新挑战和冲突的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开放世界中日常生活的“为我们的存在”，以便这一世界和我们自身能持续地得到更新，我是在过着有意义的生活。这段论述似乎得到了作者很大的认同。他最后提出的“新浪漫主义”建构，并不是一个确定的蓝图，更多的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的远景，但已显出某种“有意义的生活”的朦胧轮廓：因为这种新浪漫主义的建构途径之一，就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人的自由、平等所承诺兑现需求的浪漫主义，过渡到当下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对“个人”的“自在的”存在上升到“为我们存在”的结局：也就是主体性的再召唤。将理论话语转化为诗人的修辞，或许可以这样说：要挣脱“虚无”的深渊、挣脱“相信未来”与“我不相信”构成的不断反复的循环，“开花”就不应单纯依赖任性的自由意志，依赖一次次乌托邦式的宣泄，一次次在语言中透支未来。“开花”的前提,或许不只是如何冲决网罗、自我炸裂、一飞冲天、气吞宇宙等，而是要考虑如何落地、扎根，如何培育精神和文化的深厚土壤，如何建设有反思能力和丰富社会关联感的健全主体。这部有心“开花”的大著，最后“无心插柳”，这样的结尾余韵不绝，也预留了可以继续思考的更大空间。胡塞尔与缪斯：现象学视域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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