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家丛书”书影
【导读】出版家年谱是出版家生平史料的整理与呈现，可丰富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但目前所受到的重视度较低，且欠学理思考。在编纂出版家年谱时，应当立足于问题意识和现存史料，从生活史、思想史、心灵史的层面入手，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年谱 出版家 出版史研究
年谱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述史方式，它在体例上结合了纪传体与编年体两种形式，以时间顺序考订某人（或某团体）的相关史实，并连缀成册，形成一部关于谱主生平史料的完整汇集。年谱是人物研究成果的一种呈现方式，在涉及人物研究的学科中，均有着一定的用武之地。在编辑出版学中，编辑家、出版家、发行家等编辑活动相关人员的生平行述与思想观念均是重要的研究方向，人物研究无论是在编辑出版实务还是编辑出版史层面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对于编纂年谱的学术意义，陈思和认为：“编制年谱，功在三个方面：一是详细考订谱主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史料；二是对于谱主经历的历史事件的深入研究；三是对其人其书的整体研究的推进。”[1]这一论述强调了年谱在研究资料梳理、历史本末研究和人物整体研究三个层面的作用。结合出版史学科的特殊性，可在陈思和思路的基础上略做延伸，将出版家年谱编纂的学术意义归结为史料的汇集与出版家形象的塑造，具体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出版家年谱具有史料整理与汇编的属性，能够为编辑出版学和编辑出版史研究提供资料基础。
正如陈思和所言，编制年谱需要对谱主现存的生平史料进行仔细而全面的考订。考订的过程既是汇集整理、寻找新史料的过程，也是订正资料中的讹误、去伪存真的过程。可以说，一次年谱的编纂，就是一次针对谱主史料的全面更新与整理。如《张元济年谱》对于1928年张元济赴日访书的资料知之甚少，《张元济年谱长编》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在上海市档案馆发现的三卷老商务印书馆档案中的往来书信，更加清晰地勾勒出当时张元济与日方往来谈判的过程，使得相关资料得到了丰富。[2]
具体到编辑出版学领域，目前整理的编辑出版史料中，恰恰缺乏以人物为线索的史料梳理成果。如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之《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共甲、乙、丙三编），收录的内容主要包括重要刊物的发刊词、政府关于出版的法令、一些重要出版团体的简要介绍；宋原放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收录的资料大多是重要刊物的发刊词、终刊词，以及各个政府关于出版管理的法律、规定。而专门研究出版史的期刊《出版史料》与《中国出版史研究》囿于单篇文章篇幅的限制，对于人物史料的梳理多呈片段化、专题化的特点，整体性和条理性并不强。
因此，在以人物为线索的史料梳理相对薄弱的研究现状下，年谱在编辑出版史的研究中，可以发挥缀连史料，完整地展现重要出版家生平的作用，从而弥补阙漏，完善史料体系，为出版史中的人物研究和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更加翔实和完整的史料集。
第二，年谱便于对出版家进行整体和全方位研究，有利于完善编辑出版史的研究结构。
在中国出版史的研究体系中，人物研究在较长时期内一直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地位。戴文葆自1986年1月连载至1990年7月发表在《出版工作》的“历代编辑家列传”专栏是较早的成体系的人物研究，共42期，涉及编辑家36人。在张召奎的《中国出版史概要》，宋原放、李白坚的《中国出版史》，肖东发等的《中国编辑出版史》等关于出版史的早期著作中，出版家均处于出版物、出版机构、出版技术等课题的附庸地位，宋原放、李白坚著作中的第四章第四节“出版机构与出版家”是唯一单独成节的篇章，此节也仅仅用2页的篇幅对毛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
人物研究直到21世纪初才慢慢得到出版史研究者的重视，如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对孔子、司马迁、刘向刘歆父子的编辑活动与编辑思想开辟专节加以介绍；吴永贵主编的《中国出版史·近代卷》第五章专门设置了“民国重要出版人物”，在其后的《中国出版通史》八卷本中，各卷均开辟专章，对各个时代的出版家进行了系统的介绍。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中国出版家丛书”，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丛书计划推出50余种，截至2020年10月已出版20种。丛书的出版目的在于“第一次规模化地为这个群体（出版家——作者注）中的杰出者系列立传，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出版事功中，折射出近代以降出版业的俯仰变迁，同时见证着出版参与时代文化思想缔构及其背后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3]。
出版家传记的成规模出版，标志着出版史中的人物研究更加深入与系统，与传记相比，年谱具有史料翔实、注重细节的优点，更能够体现客观的研究视角，避免过于感性化。与此同时，对于入谱资料的选择也能够表现出作者的史识及其对于谱主的态度。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的序言中将年谱视为“中国传记体的一大进化”[4]。一部具有学术意义的年谱，不仅应当是一部翔实的人物史料汇编，还应通过资料的选取、详略的安排、注释的撰写等手段，用史料说话，展现出作者对于谱主的认识与评价，使出版家谱主的形象更加整体化、系统化，从而进一步提升人物研究在编辑出版史研究中的地位，让编辑出版史的研究结构更加合理与完善。
第三，编纂出版家年谱也能够对改善编辑出版史的研究风气有所贡献。
由上文可知，在目前的编辑出版史研究中，人物研究在体量和深度上都远不如对出版物、出版机构、出版政策的研究，对于“事”的重视程度要相对高于“人”。但编辑出版活动中，无论是内容的制作，还是对内容的编辑与传播，都要立足于人的活动；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理应对出版活动中的“人”予以足够的重视。年谱立足于史实的钩沉考订，往往需要重视大量细节，力求完整地搜集谱主一生中的点点滴滴。这种治学方式体现出很强的人本思想，有助于提升出版史研究中的人文关怀。
此外，年谱讲究用资料说话，作者在编写谱文时必须有足够扎实的资料作为佐证，不说无根据之话。这种严谨的研究精神有助于使出版史的研究更加客观、清晰与可靠。在中国的出版史尤其是近现代出版史中，出版机构具有企业的性质，不同出版机构所代表的不仅是不同的出版观念，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出版机构之间明争暗斗，出版家之间也难免有分分合合。当事人在提供一手史料时难免会由于群体和派系的原因出现有失公允的评价，后世的研究者既有可能以讹传讹，也有可能因为与资料提供者之间的人际往来而对资料进行有意的遮蔽。比起亲历者较多、较容易对照印证的具体事件而言，这些有失公允的资料更容易出现在对人物的评价中。年谱以史料说话，首先就能够避免研究者出于主观臆断的任意评价。年谱编纂过程中对于史料的汇集与比对，也能够最大限度地鉴别材料的真伪，从而最大限度地让出版史研究尽可能避免随意性，远离有意的遮蔽与无意的误读，更加被人所认可。
从现有成果来看，出版家年谱在成果数量、成果的学科意识方面都仍有不足，理论性的思考也较为乏力，存在着明显的改进空间。探讨出版家年谱的研究现状之前，需要对出版家的具体身份有所界定。以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等为代表的一类出版家，其精力主要集中在对稿件的审查、编辑和对出版社的经营上，所取得的成就也大都体现在出版行业本身——如张元济之于《百衲本二十四史》，王云五之于四角号码检字法等——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则处在一个相对次要的地位。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可以被称为“兼职出版家”的出版者，他们多是在诸如文学、历史、哲学等出版以外的专业领域有所专长，并出于编印作品、传播主张的考量而参与出版行业。如鲁迅曾为出版自己的作品和提携年轻人而创办过“三闲书屋”“野草书屋”等多个小型出版机构，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均设有出版部门。这两类出版家从事出版工作的侧重点不同，年谱编纂现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职业出版家年谱的问题主要呈现为成果数量少、规模小，缺少与出版家的贡献与地位相称的著作。出版家年谱的编纂工作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已经有专著规模的年谱仅有《张元济年谱》[5]、《张元济年谱长编》[6]，《邹韬奋年谱》[7]、《邹韬奋年谱长编》[8]，以及《陆费伯鸿先生年谱》[9]、《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未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10]。在2010年启动的“近代重要人物年谱长编”工程中，除张元济和邹韬奋之外，《舒新城年谱长编》也在规划之列，但尚未出版。[11]除上述著作外，出版家的年谱还散见于一些学术刊物和出版家的传记、纪念集中，如王震编《陆费逵年谱》；赵普光、方久月编《宋云彬年谱节选（1949—1965）》；周国伟编《赵家璧年谱》[12]；前文提到的“中国出版家”系列丛书中，已出版的20种也均在书末附录了传主的年谱。这些年谱篇幅较短，对于一些具体和细微的史实往往挂一漏万，且存在着一定的错漏与讹误。如赵家璧的回忆文章《回忆鲁迅与连环图画》在《赵家璧先生纪念集》与《中国出版家：赵家璧》所附年谱中均将题目误收为“鲁迅与连环画”。这些短篇年谱给初学者和普通读者用于入门尚可，若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则远远不够。总体来说，职业出版家年谱成果的数量和体量不足，成功范例较少，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订正工作均亟待展开。与职业出版家年谱数量稀少的现状不同，兼职出版家年谱的成果相对较多。但是，这些成果普遍缺乏编辑出版学的意识，未能很好地体现出谱主的出版家身份，无法在年谱中反映出谱主作为出版家这一身份的全貌。《鲁迅年谱》中对鲁迅编纂《北平笺谱》相关史实的记录情况在此可作为例证。《北平笺谱》是鲁迅与郑振铎在1933年合编的一部笺谱，鲁迅在日记和与郑的通信中，提到了很多关于笺谱出版的具体构想和方向性思路。这些内容对于研究鲁迅的出版实践、出版思想以及中国近代艺术出版史具有重要意义。鲁迅在1933年2月5日致郑振铎的信是《北平笺谱》编辑工作的开端，《鲁迅年谱》收录了这封信，并将《北平笺谱》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大致介绍。但是对于笺谱编纂过程中的内容，年谱的谱文则存在大量遗漏。如1933年10月11日，鲁迅致信郑振铎，对笺谱的纸张、版式等提出建议。这封信在年谱中并未收录。又如，鲁迅在1934年2月24日致郑振铎信中提道：“日前已获惠函并《北平笺谱》提单，已于昨日取得三十八部，重行展阅，觉得实也不恶，此番成绩，颇在豫想之上也。”[13]而《鲁迅年谱》在当日的谱文中，只收录了信尾“新年新事，是查禁书籍百四十余种，书店老板，无不惶惶奔走，继续着拜年一般之忙碌也”[14]一句，对于《北平笺谱》的编纂情况则只字未提。《鲁迅年谱》开始编纂时，鲁迅的书信和日记均已公开出版，不存在资料缺失的问题。年谱在“编辑说明”中提到了对于书信和日记的收录原则并非每则必录，而是“有选择地入谱”[15]。由此可见，上述关于鲁迅与出版的材料是被年谱编纂者“有选择地”略去了。而这种省略使得《鲁迅年谱》在呈现作为出版者的鲁迅形象时显得缺乏总体性与立体性，未能完整地展现出鲁迅作为出版家的一个侧面。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完全按照出版家的视角编纂兼职出版家的年谱是既无必要也不现实的，合理的思路是让具有出版视野的学者参与到年谱的编纂工作中来。毕竟对于鲁迅、巴金、叶圣陶等多方面发展的文化学者而言，出版家虽然只是他们的兼职身份，但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故而在年谱中理应有所提及。随着年谱编纂的深入和年谱意识在编辑出版学领域的发展，编辑出版史的研究者理应参与到兼职出版家年谱的修订工作中，为展现一个更加全面的文化学者贡献力量。从学理层面来看，年谱凭借其独特的述史优势，在近年来愈加受到多个人文学科的重视与推崇。如李道新关于电影人年谱的研究[16]，李雪、李立超等对于当代文学家年谱编纂的思考[17]等。但具体到出版史研究领域，对于年谱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尚欠缺整体层面的思考。出版家年谱的编辑体例、重点内容、史料搜寻和运用的方式，都是出版家年谱能够与其他领域相区分的点。具体来说，古代出版家与近现代出版家年谱的侧重点如何区分、史料搜集方式有怎样的区别；在编辑体例上如何处理人物的日常活动与出版活动的联动；在谱文写作中如何处理出版者与出版物的关系，做到既完整地展现谱主的代表性出版贡献，又不偏离人物本身而使人物变为出版事件和出版物的附庸：都是需要在编纂工作中加以解决的理论性问题。出版史研究对于年谱意识的缺失，不仅体现在成果较少，也表现在缺乏对于如何编纂出版家年谱而进行的理论思考。理论思考的缺失与实践成果的稀少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均亟待解决。展望与思考：
问题意识导向下的
生活史、思想史与心灵史
对于出版家年谱编纂的思考可以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即出版家的年谱应当怎样编，在编纂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出版家年谱的编纂涉及对于多个方面关系的处理，编纂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多方位、多维度的。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选题阶段。对谱主的选择是衡量一部年谱学术价值的前提。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出版工作虽然并非社会上的主流活动，但是从事过出版工作的人也如恒河沙数一般，在史书上留有姓名的出版家也是浩如烟海的。为所有的出版家都编纂翔实的大部头年谱，在学理上并无必要，在实践中也颇有难度。因此，需要以学术价值和问题意识为导向，从必要性和可能性两个方面衡量是否有必要为一个出版家编纂年谱。具体而言，值得编纂年谱的出版家应当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质。首先，谱主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从事出版工作，并在工作中处于相对核心、具有一定参与度和自主权的地位。谱主以出版家的身份入史，年谱所要呈现的也应是谱主究竟是为何从事出版、怎样走上出版的道路，又在出版行业中做出了怎样的成就。其次，谱主应当在出版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工作风格、行事特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值得为后人所学习与纪念。最后，谱主应留存有足够窥见其出版活动面貌的可靠史料，能够为考订史实提供足够的依据和线索。出版家历来被视为“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很多关于出版家自身的史料则往往付诸阙如，这既给年谱的编纂带来了困难，也从侧面印证了为出版家编纂年谱的必要性。年谱是对谱主历史的整理，也是学者对于谱主生平的研究成果。一部优秀的出版家年谱，应当处理好史料与文本的关系，除基本的史料作用外，还应当具备生活史、思想史、心灵史三个层面的特点。生活史是当今国际学术界一种较为前沿的研究视角，范军、欧阳敏在将生活史视角引入出版史时认为，出版生活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出版人物的日常物质生活，包括娱乐休闲活动在内的精神交往活动，以及与亲朋好友间的人际往来。[18]其研究目的在于希望“通过研究出版人的生活史，将出版人从庞大的社会结构中凸显出来，彰显出版人的主体性”[19]。这里所提出的对出版人主体性的彰显，正是出版家年谱所要进行的工作之一，而年谱立足于史料和细节的特性，不仅能够在研究出版生活史的过程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还可以使出版生活史的研究更加系统，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谓思想史，即年谱中应当通过对谱主生平史料的整理，表现出谱主对于出版行业、出版业务的思索与考量。这些思考既体现在谱主的行为和著作之中，又是表层史料之外较为深层次的内容。不使年谱流于简单的史料汇编，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史料的选取和应用中，将那些最能够表现谱主深层次思想的内容整理并呈现出来，从而增加内容层面的厚度，为出版史研究的整体做出贡献。所谓心灵史，就是对谱主如何成长为一个有成就的出版家的思想变迁与心路历程的整理与呈现。这些思想上的闪光点往往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的重要因素，而在以事件和出版物为核心的研究中又相对容易被忽视。因此，一部成功的年谱，理应捕捉住谱主在思想方面的闪光点，既是为前人树碑立传，又是为后人提供示范与借鉴。总而言之，通过扎实考证、系统搜集，将出版家的生平史料汇为一编的出版家年谱，对出版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人物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现有的史料和出版家传记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出版家作为谱主，形成网状的出版家年谱体系，将在很大程度上重塑和完善中国出版史的史料类型、研究体系和述史结构，使中国出版史研究向着系统化、深度化的方向不断迈进。[1]陈思和.学术年谱总序[J].东吴学术,2014(5):134.[2]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后记[J].出版史料,2012(1):72.[3]“中国出版家丛书”编辑委员会.出版说明[A].中国出版家:赵家璧[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4]胡适,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2-3.[5]张树年.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6]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7]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室.邹韬奋年谱[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8]邹嘉骊.邹韬奋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9]陆费伯鸿先生年谱[M].台北：中华书局,1977.[10]王寿南.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11]冯勤.近代重要人物年谱长编出版工程启动[J].近代中国,2010(2):478.[12]上海鲁迅纪念馆.赵家璧先生纪念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332-359.[13]鲁讯.致郑振铎[A].鲁迅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14]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7.[15]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说明[A].鲁迅年谱（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16]李道新.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研究[J].当代电影,2019(1):92-98；数字人文、影人年谱与电影研究新路径[J].电影艺术,2020(5):27-35.[17]李雪.当代作家年谱与当代作家研究[J].文艺争鸣,2019(12):13-18；李立超.论中国当代作家年谱编写的体例问题——以余华为个案[J].东吴学术,2018(3):89-97.[18]范军,欧阳敏.出版生活史：出版史学研究新视阈[J].现代出版,2017(2):62.[19]范军,欧阳敏.论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双重特质[J].编辑之友,2020(7):30.[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郭沫若年谱新编”（20FZWB041）的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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