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日常语言分析尤其是对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通常理解中，一直存在的滥觞即对“实指定义”的批判，这一批判针对一种“贴标签”式的语言教学法。虽然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将这一问题以诸多平实并且在操作上实际可感的方式加以描述，但由于对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反哲学”定位，“实指定义”批判迅速地在一些研究中“上升”为一种“理论立场”，也就是将“实指定义”抽象为某种传统哲学的共性特征。这种“上升”带来了两个方向上的后果。首先，语言的“游戏性”被排斥性地塑造为“实”的对立面，对“建构性”与“任意性”的过度强调导致了一种庸俗相对主义的后果；其次，为了衬托这一“反哲学”的正确性，传统哲学或已有的语言哲学被有意地引向“实指”的归纳方向，由此之前的理论也大多被简化成了一种唯“实”的、“本质主义”的理论立场。在几年前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有很深分析哲学修为却对维特根斯坦知之甚少的学者的一句话，让我初次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果这是一个批判的话，那么我得说哲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犯过他批判的这类错误。”置身某种“批判氛围”中的研究者往往无法察觉奠基于“理论立场”之上的舒适区，从而导致了一种源于立场的理论或概念的“失效”。实际上，任何理论或概念的引入都有两个互相伴随的层面，其一是理论或概念的原始表述；其二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特设视角。往往是后者而非前者成为研究界的真实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了一种对于概念的宏观透视。我们在这一透视框架下不断更新甚至有时仅仅是重组已有的论述，却无法真正进入理论自身得以成立的有效性视野，无法回到概念自身的能动性：当一个概念被提出，围绕它的“世界”如何运转，并持续运转，而非就此终结，成为武器。本期两位作者的文章很好地体现了概念之“理论有效性”的恢复。王凡柯的文章直面了可谓众所周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任意性”问题，指明了一种庸常的“任意性”理解背后捆绑着的“语言指物”的实际操作模式。这种在索绪尔的“理论有效性”中并不真实存在的观念，被用以对立地建立起相关批判，形成了理解本雅明相关语言思想（实际上也包括前述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某种简便的“理论立场”。叶仁杰的文章则为“经济”这一被广泛使用而又往往语焉不详的概念提供了历史性视野，所采用的论述思路并非对当代“理性经济人”概念的立场性批判，而是将当代资本社会所形成的“经济”概念视为一种“黑箱”，并将概念史作为一种对“黑箱”的明示性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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