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3年适逢经济学家、哲学家、修辞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诞辰300周年。其不朽之作《国富论》在中国的译介生命已跨越一个多世纪，呈现出具有中国印记的历史性、开放性与动态性特征。然而众多汉语译本中，经典与乱象交织，匠心与跟风并存，本文试图简要回顾《国富论》的百年汉译之路，倡导经典作品学术翻译的严谨之风，致敬这位伟大的“古典经济学之父”。【关键词】《国富论》 百年译介 亚当·斯密 经典与乱象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其故乡克卡尔迪（Kircaldy）为表纪念，在一个铜制纪念牌匾上写有——此地为斯密母亲居所，他曾在此完成《国富论》（1767—1776）（On This Site Stood the Home of His Mother in Which He Lived from 1767—1776 and Completed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文为笔者所译）。作为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于1776年问世，一经出版，便洛阳纸贵，6个月内一售而空。之后，该著被译为主要的欧洲语言并走向世界，影响广至欧美大陆。斯密因此声名鹊起，时任英国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诺斯勋爵（Lord North）、谢尔本伯爵（William Petty）等政要纷纷以自称“斯密弟子”为荣，同时代的大卫·休谟、休·布莱尔、威廉·罗伯逊、亚当·弗格森等学者亦交口称赞。同年，美利坚合众国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向世界宣告脱离英国而独立。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都是《国富论》的忠实读者。此时，远在东方的中国正值康乾盛世，泱泱大清自信无须与“异邦”交流——如欲归化，则来上贡。历史的脚步迈进了19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大大推动了英国乃至欧洲的现代化进程。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国富论》在英国已出版10个版本（至1804年）。德国、法国、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葡萄牙，甚至位于亚洲的日本，均已出版本国译本。这部划时代的巨著直挂云帆，昂然驶入全球译介征途。而大洋彼岸的中国，被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破了清廷江山的千秋大梦，延续2000余年的封建制度鸣起丧钟。之后，甲午中日战争的一记重拳，更让中华民族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严复因此“大受刺激”[1]，随即向《国富论》索求富国阜民之术，译书经世为风雨如晦的中国寻觅良方。1901年，严复以译著《原富》为嚆矢，发出救亡图存的激越呐喊。至此，《国富论》在中国的初译本诞生，距离其问世整整125年。回首经济学典籍在中国的译介状况，毋庸置疑，《国富论》是在中国翻译次数最多、影响最大、读者基础最好的著作。“翻译的作用在一个民族的文化转型时期显得尤其重要，其功能没有其他学科可以替代，它与一个国家的现代性、一个民族的振兴息息相关。”[2]清末民初，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如丁韪良、傅兰雅和艾约瑟，均绍介彼时“新著”《国富论》，试图传播经济之自由，向积贫积弱的中国注入一剂良药。在社会变革的激荡中，严复深感国家危亡，愤然写下《论世变之亟》《原强》等铮铮论文，大声疾呼“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严复与斯密时之相去百有余年，却取《国富论》译介，认为计学已超出本身意义，而是“关于中国之贫富”“系乎黄种之盛衰”[3]。这位硕学通儒关涉古今之变，会通中西之学，以一支健笔，借“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文字表达，首次向清末追求西学新知的新世代及受传统思想主导的保守读者传播了斯密经济思想，借由翻译肩负起启蒙和救国的时代使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新纪元，两年后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帷幕，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20世纪30年代，《国富论》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来源之一，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郭大力与王亚南翻译，这是《国富论》的首部白话文译本。其中第一篇、第五篇由王亚南译，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由郭大力译。两位译家此时有计划地翻译《国富论》，主要是为翻译《资本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4]马克思关于亚当·斯密学说的论述，特别是在《资本论》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斯密经济学说的析论，成为郭、王译本诞生时期研究和评论斯密经济学说的依据和标准。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在建国初期逐步走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而后新中国在艰辛探索中曲折前进，初步建立起独立且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伴随此，1965年，郭大力与王亚南将《国富论》作为受批判研究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重新译述，改按原著全称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配合商务印书馆有计划、有选择地介绍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出版。二位译者认为这部经济学论著，仅存政治经济学史意义；在研究方法上，正确与错误、科学与庸俗兼而有之。而台湾地区对《国富论》的译介并未受到大陆经济思潮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期，台湾正如火如荼向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经济水平快速提高。经济学家周宪文和张汉裕合译了《国富论》的第一个台湾译本，作为当时“翻译经济学名著计划”的第一部典籍，1964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出版发行。其书上册由周宪文译，下册由张汉裕译，定名《国富论》，小标题为——原称：关于国富（诸国民之富）的性质及原因之研究。二位译者选取批注最为翔实的坎南（Cannon）版本，同时还参考了大内兵卫、竹内谦二、青野季吉及水田洋等日本学人的译本。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以经济学家、翻译家杨敬年为代表的译者重新阐明斯密经济理论，启迪经济体制改革。陕西人民出版社为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特邀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翻译《国富论》。1998年先生已值鲐背之年，却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气魄坚持每日早晨3点至7点翻译，下午校对，前后历时共11个月，译毕74万字。译本所据为坎南版本，且译出坎南的页边提要及注释，并附有全书各编及第一、二编各章的导读。2001年1月杨敬年的译著首次出版发行，几经印刷出版成为畅销书，颇受学林赞誉。2005年又增译原书的主体索引计6万字，成书共计80万字。译本从来不是彼此疏离、自我封闭的孤岛。翻开一部部译著泛黄的扉页，从早期西方传教士和本土译者的“择我所需”到21世纪以来更加契合原文内涵、尊重学理逻辑的学术翻译，《国富论》在中国的翻译历程，跨越了20世纪到21世纪的历史，与各时期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部伟大著作的不断重译是社会更迭的见证，也成为记录语境变迁的载体；映照着中国由弱变强的非凡历程，也印记着一个民族奋进致远的脚步。一个多世纪后，岁月沧桑，时代变迁，而上述译家之译著，是值得永远纪念的学术经典，其寻求国之富强的艰深探索，是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原则。此时，作为市场经济思想经典的《国富论》在中国备受追捧，出现了重新研究和认识斯密学说的热潮——“亚当·斯密热”。罗卫东、林毅夫、张维迎、洪永淼、尹伯成、简新华等学者呼吁重视《国富论》的相关研究，引发学界激烈争鸣。伴随此，2000年以降，《国富论》在中国被一再重译，其译本数量之多、译者之众、出版之快、增幅之大，在学术翻译史上可谓绝无仅有。2016年吴晓波频道进行了一次共享经济实验，通过网络众筹翻译《国富论》，更引发大众对《国富论》译介的关注。图书市场上，全译、节译、摘译、英汉对照等译本踵出，精装、简装、平装不一而足；封面、封底或腰封上常常印有“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巨著之一”“总理推荐”“一手《道德情操论》，一手《国富论》”“世界各国领导人必读书”等字样。此外，少儿彩绘版、图解版等面向青少年的启迪式丛书也接连出版。一时之间，众多译本涌入市场，令人眼花缭乱。以学术出版著称的知名出版社、“全国百佳出版社”等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都敏锐地在大众的阅读欲望与消费需求中嗅得一丝商机。不到25年，中文重译本已多达70种（不含图解版、少儿版），数量激增之快在社科著作翻译中甚为罕见。（见图1）图1《国富论》在中国的译本数量变化图（1901—2022）“如果说初译可以拓展一部文学作品流传的空间的话，那么复译则可延伸一部文学作品流传的时间。”[5]对《国富论》而言，亦是如此。《国富论》的汉语译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高频度的复译热潮有助于丰富各界对其文本意义的阐释，大大延长斯密思想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轴，回应全球范围的“亚当·斯密的复兴”。然而，这番翻译热潮急需冷静思考。对于卷帙浩繁的世界学术名著，如此高频率地反复翻译、出版，难道后来者就比前人译本技高一筹而自信居上？这是具有突破的重译还是烦冗多余的重复？跟风而来的众多译本充斥市场，翻译活动看似欣欣向荣，实则鱼龙混杂。对照已有译本，书名概念不一、数据错误百出、内容任意取舍、译著结构缺失等种种乱象赫然丛生，不堪卒读。郭大力与王亚南的初译本定名《国富论》，这是“国富论”广泛应用于中国的先声，之后的重译本取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2003年中南大学出版社的译本定名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2006年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译本名为《论国民与国家的财富》，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译名是《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2012年华夏出版社的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译名乃思想之载体，而书名则是全书思想精髓的凝练与概括。面对旧译名，译者弃之转而另起新名，想必并非一念而就，大多是几番徘徊、思考的结果。究竟是“国家财富”还是“国民财富”？“国家”与“国民”，一字之差，却概念殊异，关乎斯密核心思想与政治经济学目标主张。实际上，在《国富论》第四篇“论各种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开篇即开宗明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为人民提供丰富的收入或生活资料，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为他们自己提供丰富的收入和生活资料；第二……它提出要使人民和国家都富起来。”[6]据此，无须讳言，经济自由主义者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第一目标是为人民提供生活资料，一直秉持的是“国富藏于民”的国家财富观。改译书名无伤大雅，但若将“民”弃用，可谓与斯密初衷背道而驰了。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是一项神圣而艰辛的工作。对于如此恢宏的经济学典籍，翻译应力求约定性和理据性，尤其当扎实细致、严谨准确。然而，2014年河南文艺出版社的译本，误将1769年允许免税进口生皮写作“1796年”，将1695年英国议会立法设立“苏格兰银行”这一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写作“1693年”。除年份外，数字也频频误译，一个数字之差便产生相距数以万计的金额。如此错译，林林总总，不胜枚举。201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译本为方便读者参阅，特将公元纪年补于英国王朝纪年之后，但漏补部分公元纪年，导致二者无法一一对应，令读者疑团满腹，不知所指。另外，有不少译本大胆编排，在注有“全译”“典藏”等字样的图书里，或将同一卷的章节合并，或将同一章的内容拆分。比如，201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的译本在章节内容上进行了大胆编排，将原著5卷32章改为5卷16章。2007年北京出版社的译本注有“编译”，目录内挥笔删去一节内容。如此改编，是别出心裁还是故弄玄虚？通篇纵览，并不见“译者序”“告读者”或“译后记”进行专门解释，读者只得在云雾里迷失。更有甚者，在内容上任意删削。原著中斯密的一段话倏忽间便瘦身为一两句，逻辑全无，本意不见，实为对原文的扭曲（distortion），令人啼笑皆非。一时间，种种错译、漏译、误译令读者无法辨识，屡屡被报刊、媒体等引用、借鉴，甚至还出现在高中文综试题上用作阅读理解，实在是令人痛惜。斯密在《国富论》上倾注了12年之久（1767—1779）的心血，随页可见其注释、补充；而后的编者亦结合所处时代，留有大量的注释，或联系本国语境进一步阐释斯密思想，或介绍与之相关的经济学理论，或对斯密观点质疑。随着时代更迭，不同的编者阐发斯密思想，在这部奠基之作里留有不同的注释痕迹。译本流转至读者面前，所见注释是斯密之言说，是编者之言说，还是译者之言说？倘若对所据版本只字不提，便会令斯密思想陷入混乱，《国富论》之本然与所以然更是无从谈起。因此，翻译所据版本的阐明是译本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高潮迭起的译本中，介绍所据版本及选取缘由者寥寥，大都急于直奔主题，无序无跋，开篇即论分工（第一章）；对斯密的生平介绍、《国富论》的主旨概述、全书设计、译者序言、译者后记更是付之阙如；附录也不见专有名词或经济术语的英汉对照表方便读者参阅。此外，当今译者鲜有提及与其他译本的异同，也未出于尊重，说明是否参考、借鉴了其他译本。翻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多层次活动。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7]《国富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奠基之作，更是一部具有整体性的社会科学著作。其学术影响早已不局限于经济学，而是广泛地延伸至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出于不同的专业背景、学术素养、文化倾向等因素，不同的译者在观点认识、概念阐释、翻译择取等方面自然具有不同的个人风格（idiosyncrasy），难以苛求其达成如出一辙的翻译诗学。重译热潮中，出版社所出的译本参差不齐，这背后自是有苦衷难言。白璧尚有微瑕，对译本加以分辨和思考，并非要求所有译著都臻于完美，无懈可击。但是《国富论》的中译关系到中外社会思潮的交流与对话，实乃一项严肃的志业。《道德情操论》的译者罗卫东教授言，一个错误的翻译带来的学术上的负面影响，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消除。[8]随意的编译、误译、漏译等乱象，不加校正的错讹浅陋之处，严重阻碍了大众读者精研原典、汲取精华，甚至贻误踏入学术之路的时机，更不利于斯密思想的有效传播及学术界的对话沟通。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实现腾飞，科教文卫万象更新，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随着接触不断加深，思想、语言差异产生的隔阂逐渐缩小，中文里不再缺乏与西方新概念对应的表达方式。中国对西方的经济思想不再“难于共喻”，译者无须“格义”，翻译实践不断向“信”的目标趋近。[9]随着中国国际化水平的提高，语言水平较高且具备阅读原著能力的译者越来越多，加之机器翻译等工具的普及，学界同仁纷纷得以关注《国富论》的汉译。那么，如此背景下，为何没有出现更多通顺晓畅、不留疑义的译著，为何涌现而出的译著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呢？“合格的学术翻译者应是所译学科研究型的翻译家。”[10]刘亚猛认为：“要想提高学术翻译质量就应该首先注重提高译者对相关学术的‘文化素养’（cultural literacy）。”[11]亚当·斯密生前历时3年对《国富论》进行了五版四次修订。1778年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改动不大，主要集中于词、句之间的微小调整，同时还加入大量脚注。1784年第三版做了重要改动。斯密在下册第四编《论各种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增加第八章《关于重商主义体系的结论》；第五编第一章的第三部分《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支出》中增加第一项的第三节《为便利特殊商业部门所必需的公共工程和机构》；第四编第三章限制法国贸易的不合理性、第四章论述退税及谷物奖金、第五章论述白鲱渔业吨位奖金及相关附录等内容，均为第三版的新增部分。这些重要的修改足以反映斯密晚年对重商主义的重新考量，以及对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呼吁。1786年第四版与第三版差异微小，甚至页码都非常接近。1789年第五版，即斯密生前最后一版，主要修正了第四版中的印刷错误。屡次细小的修改，一字一句的爬梳，体现了斯密孜孜苛苛的严谨风格，以及对读者大众的尊重与负责。研究型翻译，应全面理解斯密的思想体系。[12]斯密生前对《国富论》的五版四次修改，反映出斯密谋篇布局的清晰逻辑，对英文写作的严肃认真以及对所处时代的高度关切，是斯密对各界声音的重要回应，同时也体现了斯密因势利导的思想变迁。亚当·斯密在给伏尔泰写信时说到，“时间将分离我们所想与我们所言”[13]。倘若译者忽视五个版本的衍变，忽视斯密思想变化的重要轨迹，那就真的从《国富论》的文本中分离了斯密思想，无法还原一个真真切切的亚当·斯密。《国富论》涉及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财政税收、道德哲学、教育等众多领域，具有极强的学科综合性。多年来，大众仅仅看到《国富论》的学术光芒，殊不知，皇冠上还有一颗明珠——《道德情操论》。斯密是一个始终如一、杰出的思想家，他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观点为《国富论》的分析打好了基础。[14]从两部著作的交替创作、写作计划、修订出版来看，二者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属斯密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15]艾玛·罗斯柴尔德说：“对于亚当·斯密而言，后世已经成为敌人，至少是不值得信赖的朋友。”[16]学界一度盛行的“亚当·斯密问题”割裂了两部著作之间的有机联系，曲解了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国富论》在中国的译述群像。译者仅仅看到作为经济学家的斯密，而非作为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斯密。译者眼中只有想象出的片面的斯密，而非一个真实、完整的斯密。译者应将斯密关于知识、情感、社会性、政府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切文本看作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结合宏观、微观上下文仔细核对原文，琢磨推敲，多方求教，厘清思想路径与经济学理，方能完整传递作者的文意与风格。正如罗斯康芒伯爵谈译诗，“你的思想、语言、风格以及灵魂都与他（作者）融为一体。不再是阐释者，而是他自己”[17]。清末民初以来，《国富论》的汉译经百年而不竭。经典译著跨越一个世纪，却仍受到高山仰止的崇敬，熠熠于今。严复自1892年4月觅得此书后，茕茕数年，呕心沥血将之译出。其间历经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避地上海，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却仍执笔译作。先生曾曰：“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前哲先贤托译言志的学者人格，可见一斑。郭大力、王亚南先生面对这部“规模如此宏大，论点如此广博”的著作，自问“颇为小心谨慎”。周宪文先生终生都孜孜于西洋经济理论的译著，留有3000多万字的译著原稿。他坦言“译《国富论》用的功夫最大，不仅参考各种版本，而且逐字逐句推敲”[18]，宁愿分文不取，译者名字不现，也要推进《国富论》译著的出版工作。而杨敬年先生在古稀之年，未因例退休，仍秉持“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态度，在学术与翻译事业上倾尽全力。译者匠心，弦歌不辍。如今，译者身处互联网优势资源时代，更要秉承译家恩泽，精益求精，高标准严要求，万不可持傲慢或苟且的翻译态度。亚当·斯密是幸运的，他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恢宏著作好评如潮，论争迭起。他可曾想到，在其诞生300年后的今天，在《国富论》多次提及的他从未踏足的中国，有代代译者砥砺前行。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国富论》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对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深化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颇具启迪意义。迈入新时代，出版机构切不可浪费人力物力，应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科学制订出版计划。翻译学界和译著出版界应警惕看似百家争鸣的《国富论》“经典复译”“出版繁荣”的背后隐藏的危机，肩负学术责任和时代使命，秉持工匠精神，促进《国富论》高质量译本的传播，成为众多学人真正的精神家园。注释：
[1]侯官严先生年谱[A].王栻.严复集（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罗选民.关于翻译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J].中国外语,2012,9(2):1.
[3][英]亚当·斯密.原富（上）[M].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
[4][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x.
[5]许钧.重复·超越——名著复译现象剖析[J].中国翻译,1994(3):4-7.
[6][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M].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362.
[7][德]马克思.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81.
[8]罗卫东.老调重弹:研究型翻译的重要从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说起[J].博览群书,2005(3):34-42.
[9]吕世生.严复“信达雅”与“非正法”翻译的社会历史统一性解读[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40(3):72-77.
[10]张柏然，许钧.译学新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386.
[11]刘亚猛.风物常宜放眼量:西方学术文化与中西学术翻译[J].中国翻译,2004(6):46-50.
[12]张正萍.《道德情操论》在中国:略论翻译乱象与“跟风”出版[J].中国图书评论,2013(8):98-103.
[13]Voltaire.The Complete Works of Voltaire.Oxford:Voltaire Foundation,1971:106.
[14][美]帕特里夏·沃哈恩.亚当·斯密及其留给现代资本主义的遗产[M].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3.
[15][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
[16]Rothschild,Emma.Economic Sentiments:Adam Smith,Condorcet,and the Enlighten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118.
[17]转引自[英]苏珊·巴斯内特，[美]安德烈·勒菲弗尔.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74.
[18]政协椒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椒江文史资料(第9辑)：当代经济学家周宪文[M].1991：117-119.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3年05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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