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光 | 哲学风格论——对《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的一个解读
专栏
双子书话
【导读】舒兹《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是游戏哲学经典之作，它在写作风格上也独具一格，甚而可谓以“游戏”方法探究“游戏”定义。其以戏剧和寓言的形式书写哲学，实质上延续了古老的诗与哲学之争。对之进行批判性考察，旨在提示“哲学风格”对于哲学研究之价值。
【关键词】《蚱蜢》 戏剧 寓言 思想实验 诗哲之争
01
戏剧论
《蚱蜢》通过大蚱蜢（the Grasshopper）与其追随者的对话，以戏剧的方式展开了整个故事，或者说论证过程。说是“戏剧”，不过大体言之。实际上，舒兹的修辞要复杂得多。他对修辞运用高度自觉，如在书中，他以自指的方式指出此书“保持着与伊索寓言、苏格拉底和《圣经·新约》的隐含联结”[1]258。其对《伊索寓言》中“蚱蜢与蚂蚁”故事的改写与颠覆，使整个故事成为一个大隐喻。“苏格拉底”即指蚱蜢是一个如苏格拉底般的形象，也指整个故事以类似柏拉图对话录的形式展开。《新约》指蚱蜢的复活是对耶稣复活的戏仿（第十四章“复活记”）。就本文所关注的戏剧与寓言来说，柏拉图“对话”和伊索“寓言”，构成了《蚱蜢》在形式上的原型。
霍卡明确指出，“这样的对话形式来自柏拉图”[1]31。尤其是当整个对话主体部分发生在蚱蜢死后，对其教诲的回忆与探究，就更接近书写苏格拉底被控、受审和赴死的“苏格拉底之死四篇”：《申辩篇》《克里同篇》《斐多篇》《游叙弗伦篇》。同大部分柏拉图对话一样，《蚱蜢》也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正如柏拉图对话多是通过他人回忆转述，《蚱蜢》主体部分也是追随者回忆与蚱蜢的对话。当然，柏拉图的对话也不是简单的“戏剧”，“至少有六种不同的写作文本对他产生过影响：史诗、抒情诗、悲剧和喜剧、演讲术和历史散文”[3]，甚而可以说，“哲学和‘外来’话语文类的边界，不断地被创造、瓦解、再度创造着”[4]。这也同样可以用来刻画舒兹的这本书。不过他表现出更强的后现代气质：不同文体并置、拼贴、戏仿是后现代文学常用的修辞。对柏拉图对话的挪用，本身就是戏仿，前述“复活记”是对《圣经》典故的戏仿，甚而可谓其“神话原型”；第七章“游戏与悖论”是论文的插入，出现了引文和注释；第十一章“巴舍勒密·追哥的病历”是一份伪“病历”；第十四章“复活记”中大量元叙事和不同叙事层次的混淆，也是元小说的常用手法：
我相信有某个作者写好了我们的对话。[1]256
所以他认为把第一、第二甚至第三层次的叙事混杂在一起，是件很聪明的事，就像他现在正在做的事，就是让我出面来说说他的事。[1]256-257
此外，几乎每一章对话中，蚱蜢与其追随者都在构造不同的寓言故事，蚱蜢更是热衷于对已有故事进行续写与改编，赋予其完全不同的含义，这也是现代小说中常用的技法。这方面，我们也许会想到鲁迅的《故事新编》，我们下面还将讨论毛姆的短篇小说《蚂蚁与蚱蜢》，也属此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不论怎样，对话的戏剧结构是《蚱蜢》最主导的形式和风格。
在《蚱蜢》的戏剧形式中，还隐含着一个侦探小说的结构。侦探小说可谓最现代的文体之一，它在19世纪40年代才正式产生。但在戏剧中加入探案元素，在《俄狄浦斯王》等古希腊悲剧中就存在。在《蚱蜢》中，作者通过元叙事的方式，借大蚱蜢的一个追随者说：“此刻我感觉自己就像华生医生一样无助，又觉得自己很笨——福尔摩斯总是给出许多线索后，抿着优越的笑容坐回椅子，看着一脸困惑的好友。”[1]254复活之后的蚱蜢也说“你们真的很不擅长于解谜”[1]256。一般认为，所谓侦探小说，有两大要素：（1）设置谜团；（2）由业余或专业侦探解谜。[5]老蚱蜢留下一个谜团，在“侦探们”的努力下，我们不断接近谜底，揭示真相。这个谜团最终的解答指向一个乌托邦设想，这正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特征。就此而言，《蚱蜢》这本书是一部具有解谜性质的戏剧。
舒兹把游戏界定为“自愿去克服非必要的障碍”[1]103，或者更具体地说：
玩一场游戏，是指企图去达成一个特定事态（前游戏目标），过程中只使用规则所允许的方法（游戏方法），这些规则禁止玩家使用较有效率的方法（建构规则），而规则会被接受只是因为规则让这项活动得以进行（游戏态度）。[1]103
阅读侦探小说的解谜过程，也符合这一定义。阅读侦探小说的前游戏目标是（比如说）知道凶手是谁，如何犯案。游戏方法是按照小说的顺序依次阅读。游戏规则禁止我们使用更有效率的方法知道真相，比如，去询问看过的人，或者直接翻到书的最后几页，等等。我们如果想享受解谜的愉悦，就会主动接受这些规则，并告知他人不要剧透，这是一种游戏态度。所以，阅读侦探小说的过程，即解谜也是游戏。
据此，可以做进一步的区分。首先是在戏剧内部，大蚱蜢的追随者们通过回忆（寻找证据）探求“玩游戏”定义（真相），这本身是一个侦探游戏。对这部侦探剧，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是扶手椅型侦探剧，因为“侦探们”并不需要去勘探现场，而只需要通过对已有的信息进行推理，即可求取真相。其次，在读者与文本之间，我们阅读侦探剧，以求获知真相，这也是一个游戏过程。就此而言，通过这一部侦探戏剧，作者舒兹不仅在定义“玩游戏”，而且也在和我们玩一场游戏。
02
寓言论
从哲学流派划分上看，《蚱蜢》属于分析哲学一脉，这一脉主流以科学为典范，其写作风格强调分析与论证，呈现出“反修辞”的特征，或者说“反风格”。我们看到《蚱蜢》虽然也有精湛的概念分析与论证，但也具有“修辞”之维。如果论证是充分的，那么为何还要“修辞”，难道仅是为了使读者易于接受？[6]如果是这样，修辞对《蚱蜢》的论证而言，就是外在的。但舒兹另有意见，他说“唯有论证失败了，才用寓言”[1]60，这是在整部书开端处舒兹借大蚱蜢所讲的一句话。之后大蚱蜢留下一个关于“蚂蚁与蚱蜢”的寓言之梦，这个梦是对伊索寓言的改写，甚至可以说是颠倒。整个故事的线索就是“解梦”，舒兹似乎在此别有深意。
寓言作为一种古老的体裁，由一个故事和其讽喻之理构成。大蚱蜢自称这个寓言起码有3种解释策略（神学、逻辑、游戏），简单交代神学与逻辑维度后，就指向了游戏维度。这里不清楚的是，论证的失败，是因为论证无法抵达真理，还是论证无法表达真理。具体而言，表现为如下问题：（1）舒兹为何改造《伊索寓言》，且他是如何改造的？这对应表达真理的问题。（2）什么是论证无法抵达而唯寓言可行的？这对应抵达真理的问题。我们将在最后一节讨论此问题。
《蚱蜢》最大的寓言是“蚱蜢与蚂蚁”的故事，它出自《伊索寓言》。[7]原型故事讲述冬日来临前，蚂蚁们辛勤劳动，储备余粮，以度三九严寒。而蚱蜢终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沉迷于歌唱。凛冬终至，蚱蜢无以为生，乞食于蚂蚁，蚂蚁反讥说，“既然你夏天吹箫，那么冬天跳舞吧”。最后点明此故事的道德含义为有备无患，无备则险。这是非常典型的道德说教，告诉我们应该辛勤劳作，而非好逸恶劳。这个故事里，蚂蚁是正面形象，蚱蜢是反面形象。但在舒兹笔下，“故事应该证明大蚱蜢的生活是正确的，而蚂蚁的生活是荒谬的”[1]60-61。对其中义理的分析，不是本文的要点，我们关注的是，作者为何要选择通过对一个寓言的逆转讨论深思熟虑的劳动和无目的的休闲之关系。这其实关涉我们如何做哲学的问题。
在分析哲学传统中，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s）[8]起到类似寓言的功能。思想实验是想象力的装置：我们通过想象力构造一个可视化的场景，让相应要素在其中运行，看它可能产生何种结果。作为一个思想实验，它是可错的、可再思的、可批评的、可塑的。借助于想象力，思想实验可以成为某些无法真实展开实验的问题的论证方式。比如，普特南的“钵中之脑”“孪生地球”，塞尔的“中文屋”或者福特的“电车难题”等。当然，我们可以找出思想实验和寓言的一些区分。从源头上讲，寓言是日常伦理世界中的教化手段，哲学中的思想实验与科学实践密切相关。在日常语言中，寓言故事背后更多的是道德教训，即“善”，而思想实验背后更多事关“真”，即使是伦理学的电车难题，也指向伦理的真，而不是某种伦理规范。但笔者认为，真正核心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寓言不过是某些道德教训的图示化，而思想实验是某个可能问题的探究方式。前者观念先行，图示化随后。就后者而言，对于科学成就之理解，实验过程是可以省略的，即过程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分的。相较而言，舒兹的写作，与其说是寓言创作，毋宁更接近于建构一个思想实验。因为他建构复杂、有趣的寓言，是为了描述和定义游戏，而非规范现实的游戏，或为一个定义提供图示。但不论传统寓言还是思想实验，它们的指向都是清晰的，可用命题明述。
而在更现代的寓言里，比如，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之为寓言，其意指复杂、晦涩，更接近于“象征”，它揭示了一种整体性真理，对此，我们无法通过某一个或一些命题穷尽它。比如，马克思将之视为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新兴生产力的寓言[9]；李猛将之视为自然法的寓言[10]。但都不能说他们的解读已经穷尽了《鲁滨孙漂流记》。《白鲸》《阿Q正传》等文学经典，皆可作如是观。
著名小说家毛姆改写的《蚂蚁与蚱蜢》[11]可以说提供了《伊索寓言》的“一个现代形式”。通过对比舒兹和毛姆两个版本，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实验和现代寓言的差别。毛姆讲述了象征着“蚂蚁”的哥哥乔治和象征着“蚱蜢”的弟弟汤姆，两者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其所带来的不同结局。哥哥乔治一生兢兢业业，工作生活，尽职尽责。弟弟汤姆本来也按部就班生活，却突然放弃家庭与工作，过上了游手好闲的日子，后来积蓄散尽，举债度日，哥哥为维护家族面子，不得已而常借钱与他。时光飞逝，已近退休年纪，哥哥自信积攒了3万英镑家财，可以安度晚年，而弟弟不能再像年轻时候一样借钱，终将潦倒于贫民收容所，这是哥哥朴素的德福一致的道德观念。实际上，却是弟弟善于交际，一直能借到钱，而且他在游乐中保持着年轻的外表。后来弟弟娶了一个足以做他母亲的富婆为妻，富婆死后，留下多处房产和50万英镑家财，弟弟可以继续行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毛姆并未从道德立场对此进行谴责，而是“看着乔治愤怒的面孔，我实在是忍不住，大笑了一声，差点从椅子里跌出来。乔治也因此一直没有原谅我”[11]141。这里显然没有礼赞哥哥乔治的劳作，但对弟弟汤姆的立场也很难说是推崇，更多是在比照之中的揶揄与欣赏。与思想实验不同，我们无法对毛姆的立场给出充分的命题式描述，以至于我们说，当完成这一描述之后，我们就可以抛弃叙事，独立通过抽象论证继续前行。虽然如此，我们却可以说，在这篇小说中，毛姆通过小说语言或者说艺术语言很好地呈现着这一立场。
在现代寓言中，我们对问题的反思总是和叙事纠缠在一起，无法相互剥离，就算是给出一个明述的命题式描述，它的功能也是辅助性的，而不是替代性的。舒兹的“寓言”或思想实验之主体内容，可以在重构之后，保留为无修辞的论证。[12]这一点指示出，小说或者更一般地说，艺术之抵达真理（如果可能的话）之方式的独特性，就在于：（1）抽象的“道理”不能离开修辞、叙事等具体的感性要素而独立抵达；（2）真理无法通过明述命题穷尽之，但可以通过艺术语言很好地表达。
03
诗哲之争
舒兹有意借用柏拉图的“戏剧”来写作哲学，并且宣称“唯有论证失败了，才用寓言”[1]60，生动地突显了柏拉图以来的诗与哲学之争，即作为诗的“戏剧”或“寓言”是否可以独立承担起本该属于哲学论证（逻辑）的任务，即追求真理。在传统寓言中，“诗”是传达真理的方式，而不是获得真理的方式。在思想实验中，“诗”作为一种扶助手段帮助抵达真理，似乎并非必要。就此而言，“诗”都不是独立抵达真理的方式。即使承认实验科学中实验过程与结论的不可分性[13]，在结论是否可以表述为明述命题上，现代寓言和思想实验依旧有着重要的区别。
诗哲之争可溯源自柏拉图。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柏拉图站在以数学为典范的哲学角度，在理想国中驱逐了以诗人为典范的艺术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从两个方面谴责诗或艺术，“诗制造了影像，而非对事物本原的理解，换句话说，假象伪装成了真实。其次，诗有道德或政治上的缺陷，因为它怂恿满足欲望，尤其是爱欲”[14]。与我们相关的是第一条，诗是关于现象的叙述，而非对理念的认知。这延续了巴门尼德以来理性获得真理，而感性只与意见相干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对修辞或诗学的谈论，延续了诗哲之争。在《修辞学》中，他辩护修辞式推论是一种或然式证明，有“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中找到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6]145。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更明确地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这里的要点在于，“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15]。就此而言，诗和哲学一样在追求普遍之理。相较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肯定了诗是抵达真理的方式。虽然这一方式在亚里士多德古典三项的区分中，诗作为制作知识低于理论知识（包括哲学）、实践知识[13]，但毕竟在知识体系中占据一个位置。一直到黑格尔还延续这一基本精神。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艺术低于宗教和哲学，但艺术“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16]68，依然表明艺术是获取真理的一种独立方式。
回到舒兹所属分析哲学传统。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倾向，使得美学或艺术哲学在其中处在尴尬地位，甚至长期没有它的位置。实际上，逻辑实证主义接近落潮的时候，分析美学才兴起。而且他们更关注“描述艺术概念的逻辑”[17]，着意于对艺术批评的二阶刻画，对艺术本身并无多大兴趣。分析美学家似乎并不把艺术当作抵达真的方式。他们投入了极大精力去定义何谓艺术，过分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忽视艺术的社会与历史维度，使之仍然处在康德主义之中。在此重要的是，艺术关涉“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而与“认知”无关，因为认知是知性的能力。虽然康德自己强调鉴赏判断是知性与想象力的自由游戏，具有无利害、无概念等特征，中介着自然与自由。但后来的康德主义普遍简化了这一复杂性，只看到艺术作为情感的维度。如此，若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途中借助艺术手段，其目的就仅在于传达知性中已经获得的概念，而这一手段完全是可以取消的。这就沦为黑格尔所谓的道德教训，艺术仅仅是“寓教于乐”（贺拉斯）的手段，而不是以自身为目的的自足之物。“所表现的内容的普遍性是作为抽象的议论、干燥的感想、普泛的教条直接说明出来的……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的感性形象就要变成一个附赘悬瘤，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当作单纯的外壳和外形。”[16]63这恰好可以用来刻画传统寓言，即生动形象的故事必附有一个议论与感想。这实际上取消了艺术作为抵达真理的方式，因为它仅仅是传播真理的手段。
结合前文对舒兹之作是思想实验的定位，从诗哲之争的视域看，它虽然向诗有所让步，以戏剧和寓言的方式展开和呈现自身，甚而承认实验过程与结果的不可分性，但其在根基上仍然是科学主义的，并且是理智主义的[18]，实际上分享了当时主流分析哲学的偏见，忽视、低估了艺术的价值。我们大可以说，在《蚱蜢》中，不通过构造这些寓言，我们无法把这些道理讲清楚，在将这些道理讲清楚之后，这些寓言却可以弃置一旁。但正如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暗示的，艺术完全可以占据更重要的位置。[19]或者如谢林那般持有如下立场：“哲学也包含在艺术之中，因此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一个绝对的、完全自足的存在。”[20]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考，虽然有诸多杂文直陈出来，但是最经典的依旧是阿Q，我们没法通过几句话把阿Q说尽，甚而只能用鲁迅创造的这个专名来称呼之，而对阿Q的任何解读都无法取代去阅读原著。它并不因使用象征和意象就是对国民性的无效的或低级的思考。就此而言，卡夫卡、贝克特等人都是在书写现代寓言，是“象征”哲学家，可以独立自主探究（某些）真理，这些真理可以用艺术语言表述，而无法为明述命题穷尽。就此而言，以概念与论证为主要手段之哲学，应更深度地与文学艺术对话，共同追求智慧，而非将之视为低级认识论、概念的图示或娱乐方式等。
注释：
[1][美]伯尔·纳德舒兹.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M].胡天玫,周育萍译.台北:心灵工坊文化,2016.译文参考原文修改：Bernard Suits.The Grasshopper:Games,Life and Utopia,Broadview Press,2005.
[2]国内对之的研究，参见黄远帆,埃米莉·赖亚尔.哲学、游戏与价值难题[J].哲学分析,2017(6).
[3][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M].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83-184.译文有调整。
[4][美]布朗德尔.戏剧与对话：柏拉图对话的戏剧形式及其解读问题[A].戏剧诗人柏拉图[C].张文涛选编.刘麒麟,黄莎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2.
[5][英]朱利安·西蒙斯.血腥的谋杀——西方侦探小说史[M].崔萍,刘怡菲,刘臻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2.
[6]我们一般将修辞理解为“立论的艺术或修饰词句的艺术……着重风格即词句的修饰”（第143页），修辞因此被视为与论证无关的。但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修辞是一种或然性证明，也是我们抵达真理的方式，甚而关联伦理学、政治学。见[古希腊]亚理斯多德.亚理斯多德《诗学》《修辞学》[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7]参见[古希腊]伊索.伊索寓言[M].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8.此书将之译为“蚂蚁与蝉”。不同版本叙事略有差异。有些版本，蚂蚁的话并非如此刻薄，比如“要是我劳动那会儿，你也自己干点活的话，现在你也不至于落到忍饥挨饿的地步了”。[古希腊]伊索等.伊索寓言[M].吴健平,于国畔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48.
[8]关于思想实验的一般看法，参见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thought-experiment/.
[9][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10]李猛.导论[A].李猛.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11]参见[英]毛姆.蚂蚁与蚱蜢[A].[英]毛姆.爱德华·巴纳德的堕落[M].陈以侃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此篇小说初版于1924年。它也是对《伊索寓言》原型故事的逆转。毛姆在小说中宣称此故事来自《拉封丹寓言》，其概述更接近王焕生译本。
[12]黄远帆、埃米莉·赖亚尔的《哲学、游戏与价值难题》已经示范了这一点。
[13]杜威“实验探究的认识论”所给出的科学观强调实验操作过程与结果的不可分性。如果以杜威式的观点看，思想实验和现代寓言就更接近了。参见郁振华.沉思传统与实践转向[J].哲学研究,2017(7).
[14][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M].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1.如何诠释柏拉图自己就是以戏剧的方式表达真理这一看似矛盾的行为，不是我们本文要处理的。罗森在《哲学与诗的争纷》一文（收录于《诗与哲学之争》）中给出了一个调和的方案。按照罗森的解读，“哲学没有诗，正像诗没有哲学一样，是不适宜的，或无法衡量的。……哲学与诗并没有纷争”（第34页）。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81.
[1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7][美]舒斯特曼.对分析美学的回顾与展望[J].文兵译.世界哲学,1990(4):34.
[18]理智主义认为能力之知可以还原为明述的命题性知识。关于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的分梳，参见郁振华.论道德—形而上学的能力之知——基于赖尔与王阳明的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2014(12);黄勇.论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抑或动力之知?[J].学术月刊,2016(1).
[19]在此我忽略了一个可能的解读，这种解读也是在解读柏拉图“戏剧”中遇到的问题，即在戏剧中呈现出来的论证根本上是戏剧，所以它们是“哲学之诗”，“诗和数学一样能感知永恒”，“胜利属于诗”。[美]罗森.诗与哲学之争[M].张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33.
[20]先刚.“建构”与“反思”——谢林和黑格尔艺术哲学的差异[J].文艺研究,2020(6):9.
邓剑 | 逃杀游戏批判——赤裸生命、至高权力以及“游戏集中营”的社会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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