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导读】在18世纪英国的社会文化中，“自我”可谓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中产阶级群体的壮大，使得他们在消费的享受之外，愈加追求品位的高雅、礼仪的体面和精神的充盈。随着思想界和知识界人士的鼓吹，以及作为“文化之都”的伦敦的发展，人们既能在各种高级场所接触到风雅艺术，亦能在咖啡馆中进行文雅闲谈，借此提升自己的心态上的品位和体态上的风度。此外，自我意识也意味着情感的表达与宣泄，“高雅”永远都是人为设定的标准，汲汲于此只会让人迷失自我。同时，时人也注意到，自我也不能过度泛滥，它的界限在于对美德的恪守、重拾坚韧气概，以及对英国本土文化的认同。
【关键词】英国社会文化 中产阶级 自我 品鉴力 风雅 情感
何谓“自我”（self）？如何认识“自我”？这一问题吸引着从古至今的学者与哲人们去予以解释。笛卡尔（Rene Descartes）提出：“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他坚持了“第一人称”的优先性，坚持认为人们有到达自心的直接通道，亦即人们对自心的反思是即刻的、不可错的，并以此确认了自己的存在。[1]休谟（David Hume）认为，自我或许不是一类实体，可能只是一种称谓，用以表达人类“经验的串联”；同时，人们所亲切感受到的自我，其实是一个没有自身内容的思维、感觉、爱恨着的心理活动。[2]124[3]144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修正了笛卡尔身心分离的二元论，将身体界定为意义的自然来源。此举完成了一种重要的主体转换，即从意识主体向身体主体的转换，强调“我就是我的身体”“人同时是主体和客体，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4]370。利科（Paul Ricoeur）则认为，人无往不存在于带有评价倾向的叙事中，因此人需要“自珍”（self-esteem）、“自尊”（self-respect），亚里士多德所谓“美好生活”（good life）是自我实现的最高目的。[5] 诸多哲学上的定义莫衷一是、令人生畏，因此回到其原初的社会语境中也不失为一条理解的途径。根据词源和历史的考察，“self”（seolf/sylf）最初发源于古日耳曼语或挪威语；时至近代，以self作为前缀的词汇已能够广泛见诸英语文本中。16—17世纪，相继有“self-assurance”（自信）、“self-congratulation”（自鸣得意）、“self-perception”（自我感知）等涌现。用语的不断丰富、精细，表明英国人对自身的关注度和感受力在不断提高，亦说明个人经历与体验正成为社会文化的关切之一。对此，我国学者黄梅、美国学者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等人认为，具有特定阶级和文化属性的“现代主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而近代英国社会所关注的“自我”意识，恰可以被视为往后个人主义话语的文化滥觞之一，黄梅对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自我意识及其书写进行了全面而综合的探析。[6]前言2-3[7]3,8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细致考察了18世纪英国的文化现象，并在《想象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一书中指出，当时的英国人乐于追逐高级品位与优雅礼仪，以邂逅更好的自我（refinement）；各类文化场所和艺术潮流应运而生，而伦敦乃是文艺体验与视觉呈现的“殿堂”。[8]由上述学术视角和成果可知，“自我”是18世纪英国的社会文化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线索，是内嵌于各种文艺形式中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核，是一个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所乐见的概念。正因如此，它与不少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与牵绊、界限与越界就引起了时人的警觉，个中研究也依然存在一定拓展空间。在概念的界定上，“自我”和“个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约的（commensurable）。麦克弗森（C.Macpherson）指出：“个人基本上把自己设想为自己人身或能力的拥有者，为此不欠社会什么。个人不被视为道德整体，也不是更大的社会实体的一部分，而是自己的产主。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这一产权关系成为决定他们的实际自由和实现自己全部潜能的实际前景的至为重要的因素；它反过来又被看成人类天性中所固有的。”[9]3因而，在此要探讨的“自我”，不再是一种“第一人称”指涉，而是社会中具有能动性的、趋近于“个人”的独立单位。面对各类社会文化形式，作为自己“产主”的个人既可以是施动者，又可以是附着者，目的都是提高素养，变成更好的自己；自我不再是标语的，而是实践的；不再是凝固的，而是流动的。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布鲁尔《想象的乐趣》一书为源，对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与自我的关系进行初步考察，并求教于方家。 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一书中写道：“英格兰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具有长期的连贯性，还在于它将个人置于经济、伦理及政治制度的中心。”[10]16、17世纪以来，工商业和海外殖民事业迅速发展，城市扩张和传统农业的进一步衰微，使得英国旧有的阶层、家族和行业关系等社会范畴纷纷松动乃至解体，而“中间阶层”开始成为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新因素与增长点，“有钱有闲”的中产阶级人士担当了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整合机制实现运转所必须具备的各种分工角色。亦即人们不再从属或担纲某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群体或责任，而是近乎“漂浮的个体”。出于各种原因，他们开始为自己重新定位，并探求与塑造新的角色与人生意义。[11]172具有重要思想影响的沙夫茨伯里（Lord Shaftesbury）认为，人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天赋，正是这种自由赋予了我们属于自己的特权，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ourselves）。[2]91-92数十年后，威廉斯（David Williams）在一封文件中进行了类似乃至更明确的阐释：“……不可剥夺个人判断的普遍权利、不受约束的质疑的必要性，以及所有公民就知识、道德、宗教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辩的自由。我们可以称之为‘知性自由’……”[12]23-24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总结道：“只要不干涉他人，每个人都有权做他想做的任何事。”[13]149 政治思想家们将自由与自我实现联系在了一起，而文艺界人士则在文化领域进行着更加激动人心的呼吁。在班扬（John Bunyan）小说《坏人先生传》（The Life and Death of Mr.Badman, 1680）中，主人公大胆陈词：“我可以信仰，也可以不信仰；可以什么都是，也可以什么都不是；可以发誓，也可以反对发誓；可以说谎，也可以反对说谎……我自得其乐，我能主宰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受制于它们。”[14]如此尖锐的表述，可谓昭示“自我性”隐龙破囚的时代强音。笛福（Daniel Defoe）动情地写道：“我们宝贵的自我即是我们生存的目的……他人的痛苦于我们算得什么？他人的快乐又算什么？快乐是为了自己，苦痛也是为了自己。”[15]164菲尔丁（Henry Fielding）则看到了社会各阶层之间藩篱的动摇，以及其中蕴含着的巨大张力：“当贵族都仿效王公的富丽堂皇，绅士都渴望贵族的得体庄严，商人走出柜台占据了绅士的空位，混乱不止于此，直到社会最底层，他们也渴望超越属于他们的层次。”[16]783上述思想给时人带去了深刻影响，使之明白并相信，要积极发挥能动性、想象力，塑造更好的自己。既然“个人”“自我”的可贵已不言而喻，那么如何提高自身素养、成为更好的自己，就成了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写道：“在生活中对我们最有利益之事莫过于尽量使我们的知性或理性完善；而人生的最高快乐或幸福即在于知性或理性的完善中。”[17]229彼时，消费社会的发展，令人们的物质生活走向充裕，从而为寻求精神世界的丰足奠定了基础。18世纪的伦敦，剧场、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所不断出现，当中既有如汉诺威广场音乐厅（Hanover Square Rooms）、博德尔莎士比亚美术馆（Boydell’s Shakespeare Gallery）等高雅艺术场馆，也有考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s）、萨默赛特宫（Somerset House）等提供大众文娱服务的游乐园（pleasure gardens）。传记作家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曾游历了伦敦的各大文化景点，并对此间浓厚的艺术与人文气息歆慕不已；奥地利著名音乐家海顿（Josef Haydn）在1791—1794年间数次访英，并在其个人音乐会中净赚800英镑，对此他评价道：“这也只有在英格兰才可能成真。”[8]introduction,xxv可见，伦敦已成为欧洲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各国艺术家慕名前往，并带来了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各地的青年人、旅行者、艺术爱好者也纷至沓来，以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开阔眼界、提高素养。 1750年，德国学者鲍姆嘉通（A.Baumgarten）首次以“美学”为题出版专著，并将之命名为“Aesthetic”——字面意义为“感性学”。在这一术语产生前，人们对美的追索也从未停止。在英国，早至17世纪后期，社会已惯于用“Taste”一词来表达审美判断和艺术品鉴的能力。有说法认为，在人类的几大官能中，唯有“味觉”与鉴赏（fine discrimination）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它进而就和“审美”“品味”等心理活动产生了联系。当时，随着商贸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阶层与文化的壁垒都在松动，以往只有上层人士才能够消受的高端艺术和文化产品，多已在市民社会中铺散开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导致了一系列权益的冲突与调整，旧的等级、道德秩序逐步瓦解。[6]79思想、风俗领域的革新与改良运动开始兴起，由艾迪森（Joseph Addison）和斯梯尔（Richard Steele）主创的《旁观者》（Spectator）杂志是该潮流的一个重要阵地，而随着荷兰学者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蜜蜂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英译本的问世及影响，中下层百姓的个人意识不断觉醒，认识、提升自己的渴望愈加迫切；塑造新身份和行为规范的需要，呼唤着新的taste与之匹配。例如，18世纪著名陶瓷艺术家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曾设计和生产出“废奴徽章”及相关衍生产品，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有学者评论道：“有些人把徽章镶在鼻烟壶的盖子上，有的女士把它们装饰得像发夹一样……这因此成为一种时尚，在促进正义、人道和自由的光荣使命中发挥价值。”[18] “Taste”，现今有“判断、鉴赏、审美的能力，适度而得体的举止”等含义，结合时代背景，笔者认为它或存在着两重含义：一是指对艺术的“品鉴力”（taste in the arts），二是指不同品鉴力所处在的“段位”，即品位（good/bad taste）。如果说人人的“理性”大抵相同，那么在“智性”（understanding）上则存在一定区别，作为智性的一部分，品鉴力由是成为自我有别于他人的一种依据。18世纪时，英国社会各界对它所蕴藏的丰富内涵所给予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它与社会风尚、道德的关系方面。第一，王室为抑制权贵过大的政治权力，便将人文观念和艺术鉴赏能力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军事能力等量齐观的地位，宫廷成为各种文化呈现和展示的殿堂，这使得社会风尚开始由尚武趋向崇文。其次，随着城市生活的日渐丰富，有人呼吁，须合理引导艺术的发展方向，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避免其彻底沦为上层社会消遣取乐的工具。1762年，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在致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提到，文化手段是把控社会的一种有效路径，人民审美品位的提高，有助于促进其道德进步，还能加深他们对政权的认同感。[8]23-25再次，知识界对品鉴行为的客体给出了若干界定。伯克（Edmund Burke）认为，像戏剧、诗作、歌剧、绘画和雕塑等高雅艺术（elegant arts）才能被视为品鉴对象，才能唤醒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如是说道：“当我谈到‘品鉴力’时，我所指的不外乎是那些因创造性作品和高雅艺术而形成的意识和感受。”[8]87-88 正如伯克的态度所揭示的，在有关品鉴力的诸多讨论中，艺术的作用受到普遍认可；人们相信，高级的艺术形式与作品能极好地擢升品位，进而获得愉悦，完善自我。艾迪森认为，来自艺术的“乐趣”须和因生理欲望而产生的“快感”相区分，不可混为一谈，伯克对此表示赞同。爱丁堡的神父阿利森（Archibald Alison）在问世于1790年的《论品鉴的本质和原则》（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Principles of Taste）一书中写道：“好的艺术（fine arts）意在唤起人们的想象，所以它们当中所承载的旨趣，乃是想象的乐趣（the pleasures of imagination）……它们的目标，则是产生一种品鉴的情绪（emotions of taste）。”[8]introduction,xv与此同时，好的艺术还令人跳脱出规则的窠臼，进入情感的王国。在文化和艺术的支持者们看来，“知识即美德”的思想框架不足以回答所有问题，美以及美的品鉴很难被理性范畴所囊括，它们并不是一类知识，而更接近于一种感受。既然如此，那么大家都能以感官进行感受，并通过对美好艺术的追求鉴赏，实现自我素养和道德水准的提升。在不少学者看来，事实大抵如此，但此间存在的一些未尽之处也引发了讨论。艾迪森提到，人人都有品鉴能力，但“有的人则会多一点”；杰拉德（Alexander Gerard）在《论品鉴力》（An Essay on Taste）一作中指出，鉴赏能力虽然是自然的馈赠，但若想真正发挥效用，还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8]90二人的观点似乎暗示，较好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将在品鉴水平的发展中起到作用。这种说法遭到了另一些人的质疑，正如斯梯尔曾宣称的：“‘绅士’的名头从来不和一个人的处境绑定。”可见，平民白丁、贩夫走卒也可以拥有不俗的谈吐和举止，成为更好的自我——至少这种潜质是存在的。18世纪的各类文化场所不仅是艺术作品争鸣的舞台，也是观众展现自我魅力之处。富商显贵们身着华服，妆容精致，自然占得了视觉上的先机，而为数更多的中产阶级和普通百姓既然没有物质上的优势，便更多通过言行、气度、知识等要素来表达自我；观众不是被动地接受内容输入，而是在品鉴的过程中进行不断的吐纳和修正，并将这一切的效果展示出来，艺术环境由此产生了一定的社交属性。18世纪中期一份名为《剧场观察家》（Theatrical Monitor）的刊物对此生动地描绘道：“当剧目正在上演时，下面的男男女女都在左顾右盼，寻找自己的熟人并向他们致意；他们对服饰指指点点，不断地交头接耳，有时不住地点头，或做着各种手势。”[8]69可见，品鉴首先意味着“在场”，如果一个人能频繁出入各种文化场合且受到觉察，那么他在别人心目中，或将被归为一个对品鉴有着“纯粹体验”的人。同时，品鉴也呼唤“表白”，或许只有以言语的直接表述才能让他人知晓自己对品鉴力的占有、对艺术的在场、对自我提升的业绩。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对时人来说非常重要。 在当时的语境中，“文学”一词脱离了其古代至中世纪以来单纯的“学问”之含义，被文人们赋予了崇高的审美和思想价值；它不再单纯表达人们的情感，更重要的是担负起了批评的责任。伏尔泰在出版于1764年的《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中写道：“在全部的欧洲国家里，文学是指对高雅作品的一种认识，以及历史、诗歌、言辞和批评的一种色彩。”以哥特式小说《奥特兰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得名的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一封信中披露：“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现今这个时代，它除了冰冷的常识常理外什么都不能容忍……我的写法是与规则、与批评家和哲学家们在抗争。”[6]377-378在当时，理性说教的风潮虽持续已久，但在一般民众中，各类“怪力乱神”之事仍有着可观的市场；哥特式小说中所呈现出的壮观、神秘或悬疑的气象，正迎合了广大市民对自然与古代的向往情愫，亦成为他们用以汲取信息、提升自我的知识资源之一。在文艺作品生产与品鉴的过程中，相关社会团体所产生的反响不容小觑。例如，在小说《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Gentleman）中，曾出现了一个名为“鬼魔社”的贵族士绅团体，聚会、饮酒、插科打诨构成了该组织群体生活的主要图式，巴赫金（Michael Bakhtin）谓之“名士派浪漫生活中的庸俗化狂欢”[19]186。 时至18世纪中后期，文学会社的发展模式出现了转折。彼时，社会中有关部分贵族式审美趣味的批评之声日益激烈，人们对耽于享乐和感官之欲的艺术表达已颇为反感，转而呼唤正向的、富有教益的文艺作品。1764年，在著名艺术家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的倡议下，一个名为“文学俱乐部”（Literary Club）的文化会社正式成立。在谈及创立初衷时，雷诺兹曾打趣道，这是为了给他的朋友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提供一个高谈阔论的平台”[20]104。实际上，俱乐部成员在专注各自领域的同时，也在为社会提供垂范作用。俱乐部群英荟萃，囊括了当时众多知识巨匠，如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吉本（Edward Gibbon）、斯密（Adam Smith）等人；它不拘于门派之见，凡是有才情者，皆有机会融入。由于吸纳的都是业界精英，俱乐部内部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颇为频繁，在文艺领域的影响力一时无两。70—80年代，沃顿（Thomas Wharton）的《英诗史》（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约翰逊的《诗人传》（Lives of the English Poets）等巨作次第问世，其他会员在科学、音乐、美术、游记等领域也建树不俗。由于成员们十分在意自己在当下以及未来的名声，因此他们的作品在立意、内容、文笔方面皆堪称大师手笔，为普罗大众提供了甚为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令后者的品鉴水准和审美视界增进不少。在近代英国人自我提升的语境中，“polite”也是出镜频率颇高的一个词语。它最初源自拉丁词汇politus，意为“优雅、精良、完全的”；18世纪以后，无论作为形容词或名词（politeness），其含义越来越向“礼节、仪表”（civility）的方向靠近，或可译为“风雅”“风度”。一份早期的伦敦艺术指南中写道，“风雅艺术”（polite arts）是一切井然有序的国家（well-regulated state）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成书于19世纪末的《世纪词典》（Century Dictionary）评价称，尽管polite/politeness已被不断滥用，但不可否认，它已然成为形容“举止得体、礼数周全”（the bearing of a refined and kind person toward others）的标准词汇。作为表征自我塑造的两个重要概念，polite/politeness与taste之间存在着殊为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当taste指涉为艺术品鉴的能力时，politeness正是该能力所希冀达到的效果，即高雅的气质仪态；另一方面，当taste被理解为（好的）艺术品位时，它又与politeness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在世人看来，内在的品鉴水准与外在的举手投足是统一的，它们之间是可以通约的。 公共文化空间的兴起不仅促进了社会对文化艺术的兴趣，也使得人们醉心于打造装束、举止、礼节等具有社交属性的视觉要素，进而展现出自身的优雅和风度。休谟认为，一个人若长期独处，便会缺乏活泼生动的情绪支持，很容易陷入一种无精打采、毫无生气的状态，这是对心灵最有害的状态。因此，人在情感上需要他人，这是人进行社会交往的根本动机；换言之，与具体对象打交道的俗务过程才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3]143-14418世纪的一本小册子写道：“在英国，几个等级的人不知不觉地互相融合在一起，平等的精神贯穿了宪法的每一部分……每个低等级都有无休无止的野心，想上升到高一等级。如此一来，时尚必定具有不受控制的影响力。”[21]41有学者注意到了18世纪美学史中的“公共性”特征，认为此时段的审美趣味是要寻找个人情感与社会情感间的某种统一，是要对民众进行“审美教育”[22]，借此来维护社会和谐，树立良好风气。社会的审美教谕形式多样，当时的伦敦不但坐落着各类专业艺术场馆，寻常巷陌的咖啡馆也已开发出文化功能，广泛吸纳不同阶层人士——特别是中产者们——入内，开展“风雅闲谈”（polite conversation）。相比于英国人一直热衷的小酒馆的市井和酒精的浓烈，咖啡馆的素雅以及咖啡的内敛受到了更多的商务人士的青睐，他们尝试静下心来，以更加体面的方式进行思考与交流。显然，咖啡馆的氛围与中产阶级“受过教育、有财产和身份需要维护”的特质较为契合。 17、18世纪之交，咖啡馆在伦敦已并不罕见，而文化的加持又令时人笃信，它毫无疑问要比酒馆更接近于良好的风范与德行。在这种态势下，不少具有艺术或行业特色的咖啡馆开始涌现。例如，伦巴第大街的劳埃德咖啡馆中聚集了一批掮客，常年提供船舶信息和保险服务，后来发展成为专业的海运咨询公司；圣·马丁巷的一间咖啡馆是包括荷加斯（William Hogarth）在内的画家们的固定集会之地；查普特咖啡馆则见证了约翰逊《诗人传》写作合同的诞生。日渐亲民的文化属性使之成为人们进修风度的上佳场所。报纸、小册子的传阅，科学讲座的举行，都能引发人们的点评和讨论，有的咖啡馆甚至还承办一些小型的音乐会、戏剧演出等，增进了思想与文艺的交流。作为一种“提神的国民饮料”，咖啡使人清醒，以达克制，而不似酒精使人麻痹，乃至失态。因而在咖啡馆中，人们一般都衣冠楚楚，举止有度，以合适的仪态言说或聆听，这在很大意义上与交流的内容同样重要。早期的咖啡馆通常只有一个房间，里面或有一张规格较长的桌子，顾客都坐在长板凳上，此举是为了削弱等级差别，培养谈话气氛。因而，形式与主题实现了良好的调适，体现了“风雅闲谈”的要义。对文化和社交的追捧，终究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与警觉。在他们看来，追逐各类新奇的文化形式以及与上流社会进行交游，或许能得到一时的欢愉和满足，但这更有可能使人变得造作、浮夸，以至于不仅没有收获真正的教益和自由，甚至还会有亏于正确的道德准则。因此，追求进步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这种追求若要通过一味地以“假面”修饰（social persona）、被既定标准所评判与形塑来实现，则是值得商榷的。套用今天的话来说，飞得“高不高”固然要紧，但是飞得“累不累”、飞得是否像是“该有的样子”，其重要性同样不可小觑。 当理性信条涤荡世间，驱使众人找寻规矩和体面时，对情感的关注也在持续升温，毕竟人应该是内外兼修的；同时，自我呼唤个性，但对上层风度的一致追求又会使人落入千篇一律的窠臼。此时，内在情感的重要性便开始凸显。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都认为，人类具有与人为善的天性，面对不幸之人油然而生的怜悯乃是一种胜过理性思考的道德情感，能够带给人以美和愉悦的感受；休谟等人也相信，同情心不仅是人际交往的纽带，还是构成一切正义和美德的基础。因此，拥有丰富、敏锐和怜悯的情感应被视为一种美德，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推论也开始流行起来。例如，作为表达悲伤、怜悯和感激之情的常见方式，安静地哭泣成为善良品质的标志，是在向世人展现自己的品德，并受到人们的赞美和仿效。[23]同时，在对小事情、小物件的态度应对中，也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有善感，是否有着“道德和审美上的良好造诣”。[8]114可以看出，无论是善意、泪水抑或对细节的处理，它们所展示出的个人品性都需要通过“他者”来予以认同，这种社会评价体系因而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境遇，也迫使更多人想要复制成功者的轨迹。例如，在18世纪的英国，士绅地主的地位要高于商人；而在商人群体中，又有外贸商、批发商、零售商和制造商、小店主这样依次阶序的“鄙视链”。有学者总结道，在群体内部，不同档次的商人因“文雅程度”或“绅士化程度”的不同，得到的尊重也就不同，大家对此都“心里有数”。[24]这种现象及其所依附的文化背景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异议。高级的品鉴能力和优雅的风度固然值得称颂，但若以此为奋斗目标，最终产生的只会是千篇一律的思想与面孔，而断绝了个性或多样性的立锥之地。沙夫茨伯里曾告诫道“永远勿忘自我”（Never to forget Thy Self）。[25]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过度追求社会所定义的高雅，那他就是在取悦他人，就会迷失自我，丧失自己之所以成其所是的身份。此后，该说法受到了广泛认同，受此影响者不断注重本真、感受、私密，而减少了对矫饰、刺激、社交的追捧。[8]114-115诸如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麦肯齐（Henry Mackenzie）、斯特恩（Lawrence Sterne）等，皆被归为泛情感主义作家之列。他们通常出身普通，作品中不乏对心理和感情的细致刻画，并倾向于相信，情感是发自内心的，其存在于价值不以外界评判为转移；在情感迸发的过程中，自我也终于从艺术考场和社交舞会的藻饰中解放，回归真实的面目。当时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如是呼喊道：“我爱哭泣，我喜欢悲苦；让我心碎吧，那是我的幸福，我的欢娱。”[26]
（一）临界：堕落与“柔弱”
尽管肯定自我、提升自我是18世纪英国社会文化中的主旋律之一，但对于自我的存在及其作用的范围上，有学者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怀疑。例如，伯克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自我身份由“自足”“自主”来定义，这就造成了个人情感不加限制的宣泄，因此只有经由德行对激情所施加的限制，人们才能够真正得到人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个人只有处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才能获得自由。休谟也曾提出，自我与他人之间无可避免地互相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对个体主权的入侵，使我们无法独立判断或选择，于是在认知和情感上都丧失了个体性。[27]伯克、休谟等人的论点，仿佛断言了自我在其发展与伸张过程中的“先天不足”。实际上，这种担忧亦并非无源之水。对“自我”的追寻有时会陷入一个悖论，即越是追求自我——见识、品位和风度的提升——就越与之背道而驰。对此，情感的介入试图让人摒弃浮华，回归内心，但也没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情感本身也不时掉入滥用的陷阱中，好比“自由”（liberty）和“放荡”（libertinism/libertine）仅一线之隔。 作为一座名闻遐迩的文化之都，18世纪的伦敦有着众多文雅的艺术殿堂和咖啡馆，而与之相生相伴的是恣意无忌、物欲横流的娱乐场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分布在城市各处的游乐园都是声色犬马之地，著名的考文特花园曾是许多市民和游客纵情取乐之地，甚至有好事者写作《考文特花园群芳谱》（The List of Covent Garden Ladies）一书来加以品评，并经年再版，持久不衰。常年旅居伦敦的法国学人、日记作者安娜·拉蓬（Anna Larpent）在目睹了游乐园的景象后，曾表达了对那种享乐氛围的鄙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我极度不适的空洞（emptiness）和轻浮（lightness）。”[8]65,70此外，总体上以“清谈之地”为标签的咖啡馆当中亦不乏另辟蹊径者，一些咖啡馆在售卖咖啡的同时，还兼营其他灯红酒绿的行当。[8]38-39沉溺于品位、风度、促使自我进步的行动和趋向或将适得其反，当时并不乏持这种观点者，他们主要将重点放在了艺术、社交与奢侈、享乐的联系上。除了拉蓬时常在日记中表达对浮华风气的不屑外，菲尔丁也认为，当时的英格兰正被“奢华的浪潮所席卷”；有社会观察家指出，五花八门的时尚和聚会使人们心浮气躁、魂不守舍，只想着在闲暇时去看戏或参观画展。[8]74宗教界人士对此的反应殊为激烈，因为“奢侈使人逾越了他正常的和宗教规定的生存之道，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标准”[28]；同时，过于关注自我也令人们的社会意识淡薄。例如在1761年，圣保罗教堂的牧师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撰文对种种违背道德准则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抨击。科尔批评了伦敦光怪陆离的社交生活，指出它在对个人素养提高作用有限的同时，还会令人迷失自我，使得人们忘却了他们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神职人员威廉·劳（William Law）注意到，当时有许多人“妄称”（profess）虔信，在生活中则纵情享乐；劳认为，隔三岔五地来教堂露个面并不代表虔诚，若真正怀有对上帝的敬畏之情，就应该过一种拒绝世俗之气的修行式生活。[8]72-73与此同时，作为艺术要素的情感也招致了一系列质疑。有说法认为，情感抒发的文学性书写免不了过多的套话、空话，这有可能掩盖真正需要关注的社会现象。时至19世纪初，简·奥斯丁（Jane Austin）对情感泛滥、自我感动的写作风格给予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当时还有读者直言，以往让人潸然泪下的段落，如今读来只会忍俊不禁。[6]328-329 在古希腊、古罗马以来的观念中，奢侈损害身体健康，造成精神堕落、狂躁或懦弱。亚当·斯密注意到，社会的武德不再充沛，“男性的胸襟正变得狭隘，心系享乐，变得阴柔、胆小懦弱”[6]390。对此，宗教界人士表现得忧心忡忡。他们认为，自我意识应该被限制在合理程度之内，否则即会落入欲望的圈套中。从17、18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图景来看，以强盛国力为基础，法国的思想、理念、作品辐射至全欧，影响很大，当时的英国社会也受此影响颇深。例如，法式“英雄传奇”在17世纪时传入，产生了较大反响，深受英国宫廷的喜爱。但随着欧洲局面的逐渐复杂以及英法间的长期剑拔弩张，英国人对法国文化的传播与接受变得疑虑重重。有人相信，文化的手段是法国“入侵”的一种策略和方针，它让英国社会耽湎于奢侈文化、艺术鉴赏和高雅风度的竞逐中，从而悄然瓦解其斗志；这种潜移默化的颠覆将是十分危险的，长此以往，民族精神、社会风尚和大众心理都会产生不良的变化。在这一点上，作为法国人的孟德斯鸠也有着清醒认识，他曾写道：“从古至今，奢侈、虚荣就在一些的宫廷中盛行，其中以叙利亚（塞琉古王朝）尤为典型。它们的幽灵侵蚀着当地的人民和战士，也侵蚀着罗马人本身。”[29]现实中流行着的奢侈品、优雅艺术和高级沙龙，很大程度上都在与日益高涨的自我意识相呼应。于身体，人们被异彩纷呈的物质所环绕，又汲汲于训练各式仪态；于心灵，又有各类文艺作品调动及附和情感的需求。现实拱卫自我，自我回馈现实。因两者间互动而被冷落了的爱国、尚武、斗争等现在看来或许更加利害攸关的事宜和领域，正是一些人所指认的自我的边界。为此，在“唯我独尊”之外，人是否应该留下部分空间予集体、社会、国家，并承担更多责任？部分英国知识界人士在认同之余，将法国作为敌对势力的形象进一步明确与固化。文人塞缪尔·福特（Samuel Foote）揶揄并警示道：“从法国进口的这些愣头青——仆人、舞者、发型师——是他们国家政治的一个写照。当我们保持着坚韧、勇武的古风时，他们就招架不住；这时候，只好用这些小喽啰为先导，以阴险的手段先破坏、软化我们的民族精神（native spirit），然后把我们变成他们砧板上的肉。”[8]82在类似叙述中，国家仿佛也被人格化，拥有了不同个性，不列颠式的奋进和法兰西式的浮华形成了鲜明对比。 历史学家休斯（Robert Hughes）曾评论道：“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至今对乔治时代的英格兰，心里都会涌起阵阵乡愁。”[30]在他们看来，18世纪的英国或伦敦，是博斯威尔笔下的，是弗格森著述中的，也是海顿艳羡的口吻中的。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或许有充分的理由、场所和社会氛围去提升自己，还可以在古典与浪漫、厅堂与密室、理智与情感之间自如切换。然而，华美的时尚和细腻的情感毕竟存在着边界，作为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国家面临的局面多是复杂凶险的；因此，它总会希望其人民在追求风雅之外保持一份冷静与警觉。[1]沈学君.具身的他心[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3):28.[2][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亨利·哈代编,吕梁,张箭飞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3]杨璐.日常生活的自然意涵:休谟精神哲学的方法论意义[J].社会,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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