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新史学的重建与开新》，马勇
海南出版社，2022.
【导读】《明夷：新史学的重建与开新》是于2022年11月出版的图书，其作者马勇先生所撰写的核心理念在于对史学的再次梳理，探寻一条对于史学的传统启发之路。图书一共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对“老辈史家的经验”的文章整理，其二是“我的史学研究”的梳理和展现。纸张背后所探讨的是对历史学的还原与逻辑一致的观点，是基于传统史学的背景与发展，去阐述中国史学背后的真实烙印，是去开拓中国史学未来发展之路。
【关键词】中国史学 历史叙事 史学本质
马勇先生通过文字带领读者走进中国近代历史的回忆长廊里，纵观历史的走向，一幅幅熟悉的人物面孔和历史的来龙去脉，正以一帧帧影片般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图书的开篇，作者便循序渐进地带领读者走进新旧时代的历史记忆力，缓慢地打开了历史话匣子。一张张历史尘埃里的人物面孔进入了人们眼帘，章太炎、梁启超、陈黻宸、邓实、王国维等人，阐述了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关于中国历史学的思考。引入了不同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转变的叙事，用《訄书》《清代学术概论》对近代历史学重构现象的开启，进而引入了蒋廷黻、张荫麟、吕思勉、范文澜、李约瑟、费正清等学者的观点，让我们看到了这些老一辈史学家对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调整。经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他们开始以“半殖民地半封建”去表述近代中国历史，这种表述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环境下发生了转折与变化。到了近代，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历史研究和史学表现又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专业的学术期刊和报纸的史学专栏成为中国史学表现的重要形式。因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里，处于一个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快速发展时期，而缺乏必要的现代文明的启迪，使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变革大大落后于时代。在这数十年的发展中，只有郭嵩焘和郑观应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带着忧患意识和现代思维；而这个世界上却充满了盲目的自信和乐观，还有一种不可理喻的傲慢。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不但进行了制度的调整与重建，而且吸收了现代的全部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史学观念在甲午战争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严复所倡导的“进化理论”，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政治推动力，更给他们带来一种崭新的世界观与历史观。正是由于这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的重建，以及严复所提出的新的意识形态，中国的史学得以重建。马勇先生在谈及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叙事时，便认为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确实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经典之作，他对中国近代史的大体方向有很好的把握。他对当时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情况和原因的分析也很清楚。对中国要进行现代化的自强之路把握精准，对林则徐、琦善、李鸿章、袁世凯、曾国藩的评价也是客观公正的。但是他的思想有局限性，他对精英的重视，对普通大众的忽视，以及他从头到尾表现出来的自强思想，都是他思想的局限性。因此，他选择的精英主义国民政府没有成功，相反，被他忽视的普通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成功；他提倡的政策没有减少西方列强的侵略，反而助长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蒋廷黻虽然在思想上有局限性，但总体来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马勇先生谈到张荫麟与中国历史重建时，谈到了张荫麟对于中国通史所必须践行的标准，从五个标准出发，包括新异性的标准、时效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能的标准以及现代渊源的标准。这五个标准也无疑是张荫麟对于中国通史在历史的走向中能够留在其的价值和意义。从中国的史前文明到东汉的建立，结合这五个标准，让读者能够在阅读时，可以更好地把握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之间的渗透和理解。在马勇先生看来，新史学运动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史学的出现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章太炎、梁启超之后，中国史学的面貌完全改变了。随着旧史学范式完成到《清史稿》结束，许多学者，包括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陈垣等人，对中国历史学的构建与整理逐渐呈现了中西式化的发展。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重新崛起，占据了越来越大的舞台，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因此研究中国史学也成了一种研究趋势。在马勇先生的介绍中，有一位学者费正清，他不仅培养了西方世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史学传人，而且将中国史学带入了西方国家，让西方国家了解到中国史学，也因此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
费正清是哈佛东亚研究创始人，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学会主席，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毕生致力于中国研究，并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费正清于1929年秋季来到牛津大学，专业方向是东亚研究。从个人成就来看，费正清是从西方汉学研究向现代中国研究转变的过渡人物。他从古典汉学研究转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创立了以区域研究为重点的现代中国史学。从史学之改革，趣味漫谈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历史，与文化、文学不能分开，也不可分开。如果说本书前半部分锋利、严密，一针见血，那么后半部分对文学的漫谈便使本书的意趣得到了新的提升。本书求真求变，揭示了甲午战争后中国学术界的整体性变动；研究了互联网时代的历史研究与书写，开始探讨大众历史写作的意义与方法；以独到的方式，阐明了史学本质和史家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明的发展和形成素来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也为中国史学的研究奠定了实践基础。回头环顾，所及之处，无一不彰显着中国文化的璀璨与绚烂。15世纪后的西方，他们看到了中国文明的优越之处，东西方各国在近代继承古希腊罗马后的学习传统，不仅注重分析、叙述和社会层面，还沦为帝王族谱。西方因素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学习传统正在逐渐变化。仔细研究乾嘉诸老在史学应用层面的开拓，鸦片战争时期的西北史研究，便不难发现外部影响因素的存在。特别是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明确提出了外部史学，从形式和内容上开始影响中国史学的研究。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学研究传统，从孔子算起，中国史学也有几千年历史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积累了宝贵的财富，支撑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中国史学的功能、意义自然是建立在内涵与阅读量之上，需要扎实细致的编制功夫，所以在众多学者对于中国史学的整理与编制过程中，可以看到学者们的用心与投入。也正是基于这份热忱，才能够将中国史学在历史的长廊之中得以呈现完善的历史学识内容，这也是史学本质和史家责任。史学家们通过不断探索和整理，还原了历史原本的面貌，通过重建中国历史叙事，将史学本质和史家责任贯彻到底。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历史在成为过往的同时，也造就了历史文学价值。学者们除了寻找真相和记录事实外，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告诫。用历史教训指导现实是告诉人们，从事创造时要有极大的关怀和极大的视野，才能不被历史的长河所抛弃，便能将这成为记忆的历史，成为引导人们不断借鉴和前行的明灯。在对历史学足迹的探寻中，不断地完善史学的真实性和内涵，为中国的历史学的发展塑造了一个完整的阅读体系。史学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仅是在于真实性的探索和还原，更是对一个国度历史过往与未来发展的一个启示。对历史学科的本质和性质，马勇先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深入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科学是最具有主观色彩的科学，是最能检验人的智力的。历史学家不可能把历史还原出来，更不可能把历史再做一遍又一遍的试验。因此，从这一点上讲，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历史真实。因为有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读者，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阅历，不同的见识，不同的观点。无论历史多么久远，数据多么丰富，历史研究还是有许多可供探讨的地方。历史学虽然不能重构一个完整的历史情景，但是它始终存在于历史的记忆之中，成为过去式，所以许多学者能够通过还原历史，达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史学作为一门学问，除了查明真相、记录事实外，还具备参与历史的创造。通过记录和呈现，让人们铭记历史。同样，也需要跟随时代的发展脚步，充分了解到时代发展带来的改变，才能更好地去参与历史的创造，将历史的面貌真实有效地还原在大众眼前。
随着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人文领域，人工智能也被高度关注。在互联网相关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研究和写作应该有什么变化？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带给史学研究的一些痕迹与方法。作为作家，他的书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的，要展现自己的专业知识，但在目前的网络背景和阅读状态下，写作也要从现实出发，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互联网、自媒体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平台，所有的内容都是基于智能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如果运用得当，有助于民族素质的提升，有助于学习的普及，知识的受众一定会因为这种方式的影响而大幅增加，史学在过去20年的时光里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化的趋势，也成为了国人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互联网信息技术能够为史学的大众化发展趋势添加动力，学者们可以在这个领域中借助互联网技术，开拓新世界，还能享受历史学本有的乐趣。互联网成为学者们研究和探索历史学的辅助工具，给予学者们更便捷的学习渠道，丰富了史学的研究价值。
互联网使信息流通更加顺畅，给学习研究带来巨大便利。在大数据时代，通过现代化的手段，可以看到很多数据和文献，但人们的知识积累是有限的，只能以自己的技术积累、眼光和经验作为基础进行研究。这种局限可以是主观的，但要找到真实的心态进行研究。
马勇先生说，所有的写作都是要让别人明白，要把自己的意识传导出去。马勇先生的书是写给非历史专业的人看的，而大多数非历史专业的人对于专业化的词汇和内容，有时候是难以理解的。所以要符合大众的整体趋势，在专业性的基础上拓宽更具亲和力的历史足迹。
当然，对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即使在不熟悉史学基本内容的情况下，也要利用纸媒好好读书，必须在基本史料上努力学习。在大多数情况下，年轻学生必须抑制自己“网上冲浪”的冲动，专心读书。在进入正式研究工作之前，应该浏览一下未来研究工作中可以接触到的基本史料，有一个清晰的轮廓。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基本功。马勇先生也强调在互联网时代，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充分利用电子文献。基于过去纸质文献研究，在电子平台上寻找更多的网络文献资源。不要局限于纸质文献的研究，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拓宽自身在史学方面的文献阅读和整理，才能更好地构建更完善的中国史学。
总之，马勇先生的《明夷：新史学的重建与开新》一书以大开大合的学术姿态，祛魅、存真，重新构建近代历史历次转型的整体脉络，阐明史学本质和史家责任。在书中，我们能够看到马勇先生对众多研究史学的学者的观点的理解和阐述，也整理出学者对于史学的作品核心内容。正如历史学者张宏杰所言：“近代以来的新史学传统，在马勇先生这里留下了独立思考、求真求新的烙印。”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开启的新史学运动至今100多年了，中国史学面貌也确实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管是从历史发展足迹去观望，还是从时代发展背后的现代化技术去探寻，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一方面享受新史学带给我们的启示，开辟新的学术路径、学术领域，另一方面能够借助新时代网络资源的便利，去不断开拓和实践新史学宗旨，丰富新史学的内涵。在构建史学的真实面貌之时，也是在不断地找寻中国史学文明，展现历史背后的价值观。
[1]陈庆海.浅谈中国考古学史学倾向的必然性——评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J].青年时代,2019(8):15-16.[2]顾晓伟.在“交流”与“对话”之间重建“家学”——以章学诚研究的接受史为例[J].国际汉学,2017(1):7.[3]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J].社会科学辑刊,2005(2):1.[4]朱允.试论中国史学传统的断裂与重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4.[5]王文兵,张网成.重建与解释: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述评[J].学术研究,20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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