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提切利到顾恺之：由一部专著看劳伦斯·宾扬和他的时代 | 佳作书局

波提切利（1444-1510）

《手持圆形圣像的年轻男子》

图片来源：苏富比

几天前，这幅由文艺复兴早期名家波提切利创作的油画，在纽约拍出了9千多万美元的天价。无论是画中男子彰显出的15世纪佛罗伦萨贵族的气质，还是他手持的鎏金圆形圣像（出自14世纪艺术家Bartolomeo Bulgarini之手），亦或是波提切利本人与显赫的美第奇家族的关联，都让这件肖像作品散发出金子般的光芒。

与惊人的落槌价相比，或许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波提切利在19世纪英国所“经历”的“再发现”，及其在近代英国艺术发展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以英国学者宾扬的著作为线索，简要追述这段耐人寻味的历史。

《手持圆形圣像的年轻男子》作品细节

 

01

劳伦斯·宾扬

Laurence Binyon

在众多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著作中，劳伦斯·宾扬（1869-1943）于1913年出版的《波提切利的艺术：一部绘画批评》（The Art of Botticelli: An Essay in Pictorial Criticism）因其作者的多重身份而显得尤为特殊。宾扬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三一学院，1893年进入大英博物馆从事研究与展览工作，最初负责英国的素描与水彩画，1913年起同时兼顾新增的东方版画与绘画部分。

对于中国的艺术史学人来说，通常熟知的是宾扬为亚洲绘画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所做的引介与推广，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对大英博物馆藏《女史箴图》的研究。其他主要著作包括《远东的绘画》（Painting in the Far East，1908）, 《龙的腾飞》（The Flight of the Dragon，1911）, 《大英博物馆藏亚洲艺术》（Asiatic Art in the British Museum，1925)。如此诸多的研究，以东方的绘画、雕塑、美学以及佛教艺术为主，在此不一一列举。

同时，宾扬也是一位剧作家以及在英国家喻户晓的诗人。1933年他从大英博物馆退休后，同年受邀赴哈佛大学担任诗歌学科的特聘教授。有趣的是，他在任教期间的讲座主题为“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Man in Asian Art）。讲座内容由哈佛大学于1935年出版。在宾扬去世近半个世纪后，John Trevor Hatcher在他的母校牛津大学为这位涉猎广泛的学者撰写了评传，并于1995年正式发表成书，题为《劳伦斯·宾扬——学贯中西的诗人学者》（Laurence Binyon: Poet, Scholar of East and West）。

宾扬的“波提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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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The Art of Botticelli: An Essay in Pictorial Criticism/波提切利的艺术：一部绘画批评

作者：Laurence Binyon

出版：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913

装帧：毛边精装，顶部刷金，166页，签名版画1幅+彩色插图23幅

语种：英文

尺寸：36.5×27×5.5cm

品相：九品（限量275本）

烫金书脊

实拍内页图

宾扬的《波提切利的艺术》这部制作考究的专著，除了作者长篇的论述分析，还包括了23幅来源明确的画作的彩色图版，以及一幅由苏格兰艺术家Sir Muirhead Bone （1876-1953）制作的蚀刻版画《波提切利出生地附近的托斯卡纳农庄》（A Tuscan Farm near Botticelli’s Birthplace），作为卷首插图。书中注明，该书共印刷275册，其中250册用于销售。

Sir Muirhead Bone, A Tuscan Farm near Botticelli’s Birthplace

宾扬在前言中提到了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是在此书之前已有大量相关的研究著作问世，比如英国学者Herbert Horne于1891年出版的专著《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其二，在受邀撰文时，宾扬思前想后，决定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诠释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用他的原话来说，他的目的是“去发现这位十五世纪佛罗伦萨人的艺术，对于当下我们自己的艺术有何借鉴之处；这一课题也使得我需要讨论目前的一些绘画批评方式”。<p.vii> 可以看出，宾扬在选用新的视角前，仔细思考了波提切利研究的历史以及艺术史学界的现状。

于是我们看到，全书分为三个章节的论述，首当其冲的是“波提切利对于现代艺术的重要性”，而后才写到艺术家的生平和作品。第一章开篇，宾扬便提出“整个19世纪（的英国），伴随着不断优化的物质力量，机械发明的不断增多，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自满，我们表现出了精神层面的缺失、不安和反感这些症状”。随后他写到，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意义在于“去发现文艺复兴的背后…… 这一再发现的探求不是一次怀古运动，而是出于人们的意识。当人们发现他们自己有所缺失、他们对自我的表达有所缺失、他们已接受的传统不能满足需求，人们总会回望过去的世界……”。<p.5>

宾扬字里行间对于英国艺术以及整个社会现状的不满，与其对文艺复兴艺术的推崇，需要我们重返其所处的历史脉络当中才能理解。事实上，他采用的“不同角度”并非独树一帜，而很大程度上建立于19世纪的艺术思潮，以及他个人所处的社交圈。在他之前出现的前拉斐尔派，尤其是与他同时成长起来的美学运动，对宾扬的研究有着多重的影响。从Hatcher为其撰写的评传中可以看到，宾扬的交际圈中有不少友人正是美学运动的代表人物。<Hatcher，pp.48-49>

19世纪的“波提切利”

19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后迎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享受着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繁荣。大英帝国在全球控制的范围也不断扩张。然而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与冲击等因素，让一些人产生了对现状的不满。他们早已感受到了宾扬所指出病症——物质主义的充斥、道德伦理和美的缺失。

在此背景下，19世纪中期在英国萌生的前拉斐尔派艺术改革将拉斐尔之前，即文艺复兴早期及欧洲中世纪艺术作为标杆，与学院派机械、矫饰化的风格抗衡。以18世纪的浪漫主义和中世纪主义思想为铺垫，拉斐尔前派提倡走进自然，追求写实主义，崇尚古典的美学与思想。这些观点与当时重量级的艺术评价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相互呼应，对英国艺术和学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相辅相成的波提切利“再发现”热潮，如今在西方艺术史学中已成为公认的现象和重要课题。在19世纪，伴随着波提切利个别作品的零星出现，以及鉴定专家对已有作品的重新定名，英国的艺术家和学者们踊跃加入到了对这位15世纪艺术家的研究当中，重新审视他的作品。在惊叹于他的艺术成就之余，也感叹他在逝世后近三个世纪遭受的冷落和遗忘。拉斐尔前派艺术家们便是这项“再发现”工作的主力。

拉斐尔前派画家提倡贴近自然、通过表达真情实意创作出具有美感的作品。具体风格特点上，他们推崇丰富详实的细节、亮丽的色彩和考究的构图。在这些方面，他们试图从波提切利的艺术中汲取养分，形成了一股波提切利狂热。例如，前拉斐尔派中的代表性艺术家Dante Gabriel Rossetti 自己就够藏了一件波提切利的作品，还专程前往卢浮宫观察那里馆藏的波提切利，甚至为波提切利的画作谱写了诗句。

Dante Gabriel Rossetti，Lady Lilith，1867，THE MET

继拉斐尔前派之后兴起的美学运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持续影响了欧美艺术的发展。虽然继承了拉斐尔前派对理想化美的追求，美学运动的发起者认为艺术仅服务于艺术，不需要承载政治、宗教、或伦理等方面的用意。这一观点的根源可追逐到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美学思想。在绘画风格方面，美学主义画家追求对氛围的渲染、对人物感情的表达，极力营造出细腻的情绪和感官的愉悦。

值得注意的是，美学运动并不局限于绘画艺术，而在文学、音乐、建筑、设计等文化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著名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英国艺术家Lord Frederic Leighton（1830-1896）、Albert Moore（1841-1893）、美国的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艺术史家Walter Pater（1839-1894），以及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

Lord Frederic Leighton, Yasmeenah, c.1880

McLean Museum and Art Gallery 

Albert Moore, Toilette, 1886

Tate Gallery

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Symphony in white, No. 2: The Little White Girl

1864, Tate Gallery

从美学运动到亚洲艺术

简要回顾了19世纪英国艺术的发展与变革后，我们对宾扬提笔时所面对的学术和社会基调有了一定的了解。从Hatcher的评传中可以看到，宾扬的朋友圈里恰好有上述美学运动的代表人物惠斯勒和王尔德，以及对美学主义持暧昧态度的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 1865-1959)。在伦敦时，他们时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性格内向的宾扬虽然话语不多，但总是听的津津有味。<Hatcher, pp.49-50> 此外，宾扬与美国藏家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 1856-1919）也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和交游，将英国艺术界的思想和动态介绍给了这位重要的藏家。<Shin，p.280>

在这些人物当中，美学运动的领头人惠斯勒因其对东亚艺术的引用而显得颇为突出。在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开放贸易通商后，从浮世绘到瓷器、纺织品、扇子、屏风等物品进入了欧洲市场，一时间备受追捧。美学主义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们也很快开始吸收这些新的视觉元素。他们的创作日益丰富，形成了美学运动中“英-日风格”这一分支。

然而我们注意到，惠斯勒这位英-日风格的代表人物并非只接纳了来自日本的艺术。在他的作品中，来自东方的元素被组合成为创作的题材，并没有特意区分。比如，他的两件油画作品《来自瓷器之国的公主》（1863-65）和《紫色与玫瑰色：瘦长的女子与青花瓷》（1864）充分体现了画家悉心营造的东方趣味。前者是惠斯勒为一位英国富商设计的“孔雀屋”（The Peacock Room）当中的视觉中心。虽然画中的女子身穿和服，从整体设计来看，她被主人所收藏的康熙朝青花瓷所围绕，且被命名为“来自瓷器之国的公主”，这些信息都体现了惠斯勒对中国的元素了解和运用。

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The Princess from the Land of Porcelain, 1863-65

Freer Gallery of Art

Installation view in The Peacock Room

Freer Gallery of Art

相比之下，《紫色与玫瑰色：瘦长的女子与青花瓷》则更具中国色彩。一位西方女子身穿中国的刺绣长袍，一手拿着毛笔，一手拿着一只类似棒槌瓶的青花瓷。她的周围还有大小形制不一的6件瓷器。对于中国青花的收藏，在欧洲流行已久，不少藏家甚至用一整间房专门精心陈列这些瓷器。中国的青花在欧洲的油画中也早已有描绘。

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Purple and Rose: The Lange Leizen of the Six Marks

1864,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然而在惠斯勒的这两件作品中，诸多显而易见的中国元素包围着一位年轻貌美的白人女子，构成了一个别具异域风情的女性空间。这些特点似乎恰好符合了萨义德对于东方主义的描述。当然，在惠斯勒的年代还没有东方主义这个名词。可以看出，作为将附加寓意抛之脑后的美学主义作品，她们仍旧具有反映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性，因而难以免除外界投射的含义。

提到惠斯勒和亚洲艺术，就不能不联想到这位艺术家在美国的主要资助人弗利尔。弗利尔的艺术收藏在他身前全部捐给了国家，现已成为美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一部分。弗利尔与惠斯勒1890年在伦敦相识，在收藏美国当代艺术的同时，他还就亚洲艺术的收藏听取了惠斯勒的建议。弗利尔美术馆的藏品中包括上千件惠斯勒的作品，从英国搬迁至馆内的“孔雀屋”也在其中。弗利尔在20世纪初的亚洲艺术收藏界举足轻重，学界对其藏品和生平的研究也源源不断，在此不赘述。

Alvin Langdon Coburn,

Portrait of Charles Lang Freer, 1909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惠斯勒以及包括宾扬在内的在艺术史学者，弗利尔接触到了美学主义的思潮，而他的鉴藏行为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和启发。美国学者Kathleen Pyne在研究弗利尔的生平和收藏行为时，通过梳理大量的文献档案，揭示了弗利尔将艺术收藏和鉴赏作为精神寄托的心路历程。历史学者Kin-Yee Ian Shin也注意到，从与弗利尔往来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将艺术作为安抚精神、升华灵魂的信仰，是这位藏家与他亲近的亚洲艺术同仁所分享的认识和体验。<Shin, p.194>

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很快在西方的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这一科学领域的进步使得无神论说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同时也使得相信进化论的人深感于精神上缺失和不安。一些学者，例如研究文艺复兴的美学主义学者Walter Pater(1839-1894)提出了将艺术看作宗教信仰的可能。他们认为“具有仪式感地沉浸在艺术当中，可使人感受到一种神秘主义的时刻，从而接触到超越我们平常感知的境界。”<Pyne, p.1> 

这种将艺术体验神秘化的说法，在贝伦森的著作中也有表述。同为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学者，贝伦森并不完全认同Pater所推举美学主义的思想。而在他晚年撰写的《美学与历史》（1948）一书当中，贝伦森却写道“审美的瞬间，即是神示的瞬间”，表露了他内心的想法。<同上>

宾扬与贝伦森的交集并不止于文艺复兴艺术和美学主义，亚洲艺术也是他们交流的内容之一。贝伦森在书信中多次提到他曾去大英博物馆欣赏中国绘画。他最初对亚洲艺术的认识，得益于同样重量级的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的引介。贝伦森曾记述到，在1894年的一天，费诺罗萨在波士顿美术馆带他欣赏中国宋代的古画时，他感动、震惊到颤抖，完全拜倒在画前。（点击购买：）

Bernard Berenson in Villa I Tatti

此后，忙于文艺复兴艺术研究和鉴定的贝伦森似乎无瑕顾及亚洲，直到退休后搬去了意大利佛罗伦萨，他才重拾起对亚洲艺术的热情。这或许与一战前，亚洲文物与艺术品被大量贩卖到欧洲不无关系。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贝伦森在他的I Tatti庄园里，收藏并陈列了40余件亚洲艺术品，其中包括中国的古画、青铜器、佛造像、陶器和玉器等。

在宾扬看似疏散的交际圈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跨越大西洋两岸、东西方艺术之间的文化群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个人精神的困境，这些艺术家、学者、藏家奔走于英美之间，探寻着新的路径。在美学运动走向极致时，他们将目光投向了亚洲，试图在东方的美学和思想中找到精神的慰藉和改革的良方。

从波提切利到顾恺之

回到宾扬的《波提切利的艺术》。他在书中推崇的“波提切利”特质，主要是想象力、精神（宗教）性、具有表现力的线条以及韵律。他频繁提到的“情绪”、“敏感”、“感情”这些词汇，都属于美学主义所强调的要素。这些方面正是宾扬认为波提切利可为现代艺术树立榜样之处，也是挽救当时英国文化的良方。在他看来，“波提切利尤其吸引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这不仅来自他本人，也来自他作品中表现出的美好天赋。这一点对于当下的我们非常重要。”<p.14>

像上述这样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反思，在宾扬此前出版的《远东的绘画》和《龙的腾飞》两本亚洲艺术著作中也有清晰的阐释。我们看到，他不断强调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指出西方从古至今认为人是世界和自然的主导者，而在东方，特别是中国，推崇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在艺术方面，西方擅长用科学的方法追求形似，而中国的艺术长期追求神似。一定程度上，西方学者对自身文化现状的不满，似乎为他们接纳并推崇东方艺术提供了基础。

20世纪初，包括宾扬在内的不少汉学家和东亚艺术学者，对谢赫的“气韵生动”一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翻译时将其与精神、生命的韵律联系在一起。谢赫“六法”无疑为宾扬研究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女史箴图》提供了美学上的思路。这件传为顾恺之（345-406）所作的画卷与谢赫身处的5世纪非常接近，两者图文互应，恰当的体现了中国早期绘画的突出成就。在这卷古画当中，宾扬看到了中国艺术家在线条、韵律方面极强的表现力以及对情感的细腻描绘。这些特点与他所推崇的波提切利之美有诸多共性。

传顾恺之，《女史箴图》，场景7（上）场景4（下），大英博物馆

在《远东的绘画》中宾扬写到，“我们对顾恺之的了解多过对许多19世纪英国画家的了解…… 他尤其以肖像画中的表现力和精神内涵著称。他的目标是内在的表达，而非外在的形似”。<Binyon 1913, p.46〉在介绍完《女史箴图》后，宾扬又感叹到，顾恺之所处的环境具有风雅，闲逸的思考，以及精致文化。而且他的艺术品评中带有现代的语气。<Binyon 1913, p.49〉这样的表述再一次透露出作者在写作中对当下无时不刻的考量。

再思“东方”

从波提切利到顾恺之，我们看到宾扬在艺术史的研究过程中，似乎始终背负着时代的重任。面对20世纪初英美国家的种种问题，西方的一些艺术家和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他们在赞赏东方的同时凸显了东西方的差异，甚至形成了一系列后来被称为“东方主义”色彩的学说。

在《远东的绘画》第一章开篇，宾扬就饶有兴致的引用了另一位学者的观点，提出从本性上来看“西方是理智的，而东方是感性的”。<Binyon 1913, p.2> 美国著名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也有诸多类似的论述，将东西方看作对立而互补的阴阳两极。他们在“发现”东方后，提出的融合东西方各自优势的大一统思路，无疑受到了西方帝国扩张之趋势的推动。

我们发现，这些学者的观点和视角反映的其实是西方社会自身的焦虑和失衡，而非东方真实的面貌。不论是真心向往东方，或是受困于所处的时代，他们都足以让后人警觉并思考如何在艺术中审视过去与现在、客观与主观、他者与自我。

*文中所有译文来自作者。

参考文献：

Horne, Herbert P. Botticelli: Painter of Flo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0. Print.

Michael Levey, “Botticelli and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23.3/4(1960)

Jeremy Norman Melius, Art History and the Invention of Botticelli,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0.

Kathleen Pyne."Portrait of a Collector as an Agnostic: Charles Lang Freer and Connoisseurship." The 

Art Bulletin 78.1(1996)

Hatcher, John. Laurence Binyon: Poet, Scholar of East and West. Oxford [etc.]: Clarendon Press, 

1995. Print.

Kin-Yee Ian Shin,  2016, Making “Chinese Art”: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in the Transpacific                           

Progressive Era , dissert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Laurence Roberts, the Bernard Berenson collection of oriental art at villa I Tatti, 1991

Laurence Binyon,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1913 (2nd edition)

Laurence Binyon, The Flight of the Dragon，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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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My Dear BB . . .: 

The Letters of Bernard Berenson and Kenneth Clark, 1925–1959

亲爱的贝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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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bert Cumming

出版：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

装帧：精装，584页

语种：英文

1925年，22岁的肯尼斯与当时的艺术史巨擘贝伦森在意大利相见。从那时开始，他们便互通书信，一直延续到贝伦森94岁去世为止。本书第一次全面呈现了这两位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史家的通信集，给了我们一个全新而独特的视角去了解他们的生平以及学术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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