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自己努力赚钱买房，孩子就幸福了吗?

导读

西方社会病了，生了一种叫做“GDP崇拜症”的病。症状表现为：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耶鲁大学荣退教授莱恩的作品《幸福的流失》探讨与反思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对于患上了“经济增长崇拜症”的中国，提供了一剂足以催人清醒的良药。

文/ 马维

在20世纪初，弗洛伊德曾经发问，整个文明纪元，或是文明本身，“在文明化进程的压力之下是否都变得神经质了呢？”25年之后，另一位研究人类心理的大师弗洛姆作出了一个更普遍化的悲观论断：“和19世纪相比，20世纪中期的世界显然病得更重。”

如果说，上述言论在20世纪早期尚被公众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疯话”，那么如今看起来，这“疯话”是多么富于先知色彩啊。

的确，自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从西方起步以来，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席卷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加速以来，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享受着高速发展带来的便利之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患上了一种病：抑郁症。此种疾病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你感觉不幸福，我也感觉不幸福，大家都感觉不幸福。

在《幸福的流失》这部著作中，美国政治心理学家、耶鲁大学荣休教授罗伯特·莱恩对这一疾病在美国的发病率给出了一组详尽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1945年之后出生的美国人，患上抑郁症的可能性，要比早他们50年出生的人高出10倍；1955年之后出生的美国人，在24岁之前患上重型抑郁症的比例高达6%，这一比例居然高出他们前一代人整整6倍之多。另外，竟然有几乎一半的美国人，抑郁症的严重程度，都曾达到过足以影响社会交往功能的地步，其中更有近20%的患者，被诊断为重症。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即便如此，美国仍算不上是全球抑郁症发病率居前的国家。因此在作者看来，抑郁症的高发，不啻是对“市场能够使幸福最大化”这一理念莫大的讽刺。

《幸福的流失》

作者：[美]罗伯特•莱恩

译者：苏彤、李晓庆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年：2017年2月

那么，如今市场-民主制度条件下的“不幸福感”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又是为何，如今的人就会比他们的父辈、祖辈更容易罹患这种折磨人的疾病呢？从前，有关人类幸福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盲区，除了历代哲学家的零星论述，几乎找不到任何当代人写的有说服力的著作，来回应这个现实中亟待解开的谜团。正是莱恩教授的这部作品填补了空白，而如今它的中译本的出版，也可算是为与西方一样，患上了“经济增长崇拜症”的中国，提供了一剂足以催人清醒的良药。

关于经济增长与幸福的关系，作者的观点或许是颠覆了普通人认知的。他认为，在现代化之前，随着人均GDP 的增长，两者的确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即“你增我也增”，但是后来，在人类脱离社会学家滕尼斯所说的“礼俗社会”，进入到“法理社会”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对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来说，经济收入的增长对于增进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感而言，依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对于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温饱线以上的大多数人来说，收入增加能给他们增添的幸福感，并不如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多。根据统计，很多时候，虽然人们的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有了实质性的增加，他们的幸福感也远不如从前。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在贫困国家能买到幸福，而在那些发达、富裕的国家却做不到。这样的结果，或许可以用边际效用递减的经济学规律来解释。而更可能的情况则是，人们发现，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他们的确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忍受工作领域的深度细分带来的更多无趣体验等。此外，发达国家的国民，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会转而要求更多的自尊和自我掌控感，而这一点，恰是市场制度无能为力之处，人们为此而感到一丝不满，显然也在情理之中。

有鉴于此，曾有人提出一条推论，认为人们日常所需与幸福感的关联度下降的情况似乎表明，至少在富裕国家中，纯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正在淡化。但作者对此并不认同。因为对物质主义更精确的测量表明，至少在美国，这一倾向并未淡化，反而在经历稳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达到历史最高点。而就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来说，似乎也很能理解这种现象：在一个以“消费”为大多数人最高生活目的社会中，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永远只会增，不会减——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无限性是欲望的本质”，或者如霍布斯所看到的那样，“幸福乃是欲望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的持续推进过程，前一个目标的到达，只不过是通向后者的铺垫。”

而在我看来，物质欲望之所以会在当代人生活中的大行其道，受到人类本能的驱使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却不是唯一的诱因。物质至上的思潮，乃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脱嵌”带来的后果之一。一个生活于传统社会中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他的整个生命历程都是被镶嵌在一个由家族和宗教团体规定的、基本固定的场域中的，而现代社会的个体，由于“上帝死了”观念的流布、传统家族形式的分崩离析，以及个人迁徙、流动频率的增大，却需要半被迫、半自愿地去面对自身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均无所依傍的现实。这种情形，很容易造成幸福感的流失，由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只能在物质欲得到满足的一瞬间体验到幸福。而为了时不时得到些许的幸福感，则必须拼命赚钱，让自己有闲钱去消费，变成作者笔下的“享乐跑步机”。

除了个人幸福，当代普通人最关心的，大约莫过于下一代的幸福了。但作者在书中提到，至少在美国，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人们的辛勤工作换来的经济增长，提升了下一代的幸福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统计结果，可能真的与“幸福感”的特点有关：它是一种如此抽象由模糊的感觉，如此缺乏可衡量的尺度，因为每个人对它的定义，都是完全个人化的。因此，即使你觉得努力工作赚钱能给孩子带来幸福，孩子却未必这样认为；孩子即使今日这样认为，若干年后，等他到了你现在的年纪，也未必会认同你今天对“幸福”的定义。更何况，对于幸福究竟该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很可能你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而更可能的是，未来世界的变化速率，会远超你今天的想象。所以，在乎安全感的你，大可不必有那么多的焦虑，替几十年后子女的生活担忧，你需要做的，仅仅是为当下的自己和家庭，争取些许近在眼前的幸福。

不过事实上，很多时候，人虽想要求得幸福，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去追求，有时连自身都常常会成为不幸的起因。因此，在作者看来，人类需要克服如今普遍存在的不少“庸人自扰”的倾向，减少欲望、抑制恶性循环，也要懂得改变一味“重结果、轻过程”的生活态度。

读者或许不禁要问：“如果物质不能给人带来持久的幸福感，那么什么才是现代人可以指望的幸福之道呢？”其实，这样的幸福，在作者眼中，实在不难得到，而它需要索取的代价，也绝不至于高昂到不可承受。

要理解作者眼中的“幸福之道”，就要抛弃市场制度灌输给大众的“经济增长能带来幸福”的观念，真切地去感受“情谊”带给个体和家庭生活的无上价值。作者把他理想中的这类社会，定义为“友伴型民主社会”，也就是一种更多强调博爱和社区联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它不同于那些仅仅强调言论自由、财产自由的市场—民主制度。作者认为，上述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仅仅是获取幸福的手段，“而自由的目的，就在于给自己设定一个人生目标”，为了实现自身和家庭的幸福，这些目标中，除了金钱，也理应包括“情谊”。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无数研究都清楚地表明，人的群居本性决定了他们天生需要情谊的滋养，而情谊的深化，也将有助于减少民主社会中的各种摩擦。各种团体在此氛围之下，将更趋于自愿合作，使社会生态更友善，从而实现效用（福利）的最大化。“在友伴型社会里，市场既不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普遍的范式，而是一个多目标社会的工具”，用来保障作者眼中那些人类终极价值的达成。其中，就包括了这世间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渴求的：幸福。

“有一天，我们终将富到买不起幸福。在此之前，请珍惜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爱人，以及那些被称之为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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