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写旧体诗的科学家群体，快绝迹了
文 | 冉云飞
有一群人所做的工作，既让人有所了解又令人不明底细，那就是我下面所要提及的这群科学家。这些人在各自的科学领域里，都不乏名气，乃至大名鼎鼎。但由于我自己在科学上的见识有限，并不意欲深究，藏拙实在是件多赢的事。但这群人的“余事”，即在正业之外所写的旧体诗，却是很多人并不了解的，这也是章诗依兄新作《理工学人的诗与世》的价值之所在。
因为同在“腾讯·大家”开专栏，所以一看到章诗依写科学家的旧体诗，我内心是既高兴，却又不无一点小小的失落。高兴的是终于有人在这方面发力，不无失落是因为自己想写这样的题材很久了，但由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实在太多，故延宕至今而只字全无。当然读到《理工学人的诗与世》，欣喜之情是远胜一点小我的失落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把自己想写的领域都写到，何况即便写也由于时间、才情，未必能写得好。
我是怎么注意这个领域的呢？是因为看谢泳、樊洪业等人所写科学家的遭遇与科学史的文章，而注意及此的。因为他们的文章中偶尔要提及科学家所写的旧体诗，又由于读了胡宗刚的《胡先驌先生年谱长编》，得知像胡先驌一样喜欢旧体诗的科学家不乏其人。于是着意搜集了些科学家的诗文，但与《理工学人的诗与世》的广泛程度相比，差得太多。故读到章诗依所写文章，有一种如逢故人的欣幸。
▲ 《理工学人的诗与世》/章诗依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
▍一
在《理工学人的诗与世》的后记里，章诗依明确地提出他选择所写者的标准。“在探索、写作过程中，我把选择标准细化为两条：一是这些理工学人基本都留学于欧美名校。全书23人，除吴寿彭一人外，皆符合这一标准。设定这一标准的理由是：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人，犹能诚挚故国的文化传统，在我看来，更为可贵也更具奇情；二是习惯于用诗来记录生活、表达情感，而不是偶一为之者。因为只有将诗与生活、生命融为一体的人，才有作为诗人去观察的价值。本书介绍的23位理工学人，诗艺虽有高下，但在符合这两条标准上没有分别。”（pp.263—264）
这个标准的好处是简洁，易于操作，虽不免自限，但作为并不想将此群体做全盘梳理，并以学术方法来研究的书来说，不必苛求。不过章诗依说除吴寿彭外，“基本都留学于欧美名校”，事实是唐稚松的本科、研究生都毕业于清华大学。
23位科学家，按学科来分有生物学（梁希、秉志、胡先驌、周太玄、欧阳翥、石声汉、胡秀英）、地质学（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数学（郑桐荪）、物理学（彭桓武、阚家蓂）、天文学（王绶琯）、建筑学（童寯）、水利（陈士骅、顾兆勋、黄万里）、工程（钱宝琮、吴寿彭、唐稚松）、机电（顾毓琇）。其中涉及生物学的竟有七人之多，大约除了符合作者所说的两条标准外，还有可能与章诗依涉及此一领域是因阅读《胡先驌先生年谱长编》开始有关。因为无论胡先生对科学家写旧体诗有多么深的了解，但总是对同行了解相对较多一些，而作者也循着这条路径找下去，就发现了更多学生物的科学家写旧体诗的情形，不然不能解释为何科学家中写旧体诗独生物学家较多的原因。
▲ 胡先驌（1894－1968），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创人之一
二十三位科学家中最年长的是出生于1883年的林学家梁希，最小的是出生于1925年的软件工程和计算机专家唐稚松，相差有42年之久。1900年以前出生者为11位，占近一半，1901年至1910年出生的有6位，1911年至1920年出生、1921年以后出生各3位。1921年以后中小学教育是白话文占主体，文言文逐渐减少的格局，不能说对学生传统修养方面没有影响。换言之，从中可以看出古诗文所占比重在学校教育的减少，也体现在科学家能写旧体诗的数目之逐渐衰减上。虽然《理工学人的诗与世》只是一个可供观察的小样本，但从中可以窥看到社会变迁特别是教育变迁的大体轮廓。
再者，还有一个不能不让我们引起注意的就是，这个群体，哪怕是年龄最小的唐稚松，其基础教育乃至大学教育，都应算是在民国完成的。唐稚松1950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这是个特殊年份，其实他主体教育在1949年前就完成了。这证明几个事实，一是民国教育的文理科均衡，特别是通识（博雅）教育，要比1949年后做得好得多；二是1952年大学的改造，文理割裂，倒向苏式教育，工具主义泛滥，于教育影响既深且巨；三来虽然古诗文比例在学校教育中下降，但世家望族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能私下接受老成耆硕的个别辅导，而1949年后由于诸多私立学校被取消，以及家族势力的基本解体，都影响了传统教育的实施。
与这些写旧体诗的科学家们同一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能写旧体诗的人就更多。这样的氛围，使得他们共同切磋，互相影响。但作者很敏锐地捕捉到一个这群人颇具排他性的特点，除吴寿彭和唐稚松二人外，他们都是“经过欧风美雨洗礼的人，犹能诚挚故国的文化传统，在我看来，更为可贵也更具奇情”。19世纪末至20世纪早期的留学生，不只是感受到中国与欧美的落差与不同，给他们带来的不小的心理震撼，其实还有整个社会舆论对留学生有可能忘记中国固有文化的心理压力——胡适留学前就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留学的目的是为了以后不用再留学的看法——故稍有所好者，也不忘因自己儿时私塾或家学中所得的古诗文底子。
对于这群写旧诗的科学家，深入的观察来自于一位他们的同行。“《胡先驌先生年谱长编》中，收有胡先驌1965年9月20日写给龙榆生的信。信中，胡先驌写道：‘清末民初，能诗者多科学（家），盖承数千年来积势。’他并认为，这种科学家深入旧学的现象，‘国外殆罕其匹。盖旧时代流风余韵的余波，在今日不可见矣。’”（p.248）
胡先生既有身历其间的经验，又不为经历所限，能够从中看出能诗的科学家之所以多的原因，是因为“承数千年来积势”。所谓数千年来积势，就是古诗文历史悠久，科举考试重视诗文写作，习诗的群众基础庞大。但只有古诗文的积势既久，也不足以证明能写旧体诗的科学家必然多。古代不多的科学家，社会地位不高，他们大多场屋蹭蹬，诗文也少有出色者，并不为社会所重。但重要的是学习科学的人数太少，根本就不足以形成一个群体，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形成一个科学蓬勃，而古诗文并未全废的时代，故才形成了这样一个能写古诗文的科学家小群体。
还有一点，这二十三位科学家似乎越到晚年，越用旧体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也有相当的社会原因，二十三人中除丁文江1936年去世，顾毓琇、胡秀英、阚家蓂三位在港台及海外，其余都生活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旧体诗是他们隐晦地表达自己心曲，并坚持一点文化保守主义的载体。而孤悬于文化母体之外的能诗之科学家，也愿意用旧体诗来表达被封闭了且不能回去的故国之思。
▍二
对于这二十三位科学家的旧体诗做何评价，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要评价一个人的作品，要尽量搜集阅读该人的全部作品，才能对此有一个相对整全的把握，而不致流于游谈无根，出口妄议。别说出个人旧诗集的科学家本来就不多，即令是出了个人旧诗集的人，也未必就全，且编辑者或出版者动了不少手脚。也就是说，要了解他们的诗作，要与他们的事工，以及他们各样的经历——传记、年谱、回忆等——联系起来考察，庶几比较切近作者的心路历程，章诗依走的正是这样的路子。
不用特别的智慧，我们都应该想得到二十三人的才情、经历不会是一样的。在同是1965年9月20日写给龙榆生的那封信里，胡先驌除了说出现一些写旧体诗的科学家，是“承数千年来积势”外，还直接评价了杨钟健、翁文灏、欧阳翥等人。他说杨“功力稍差”、翁是“旧学甚深，而作诗未入门”，欧阳则“我国脑神经学家第一，诗甚佳，有《欧阳翥诗草》”（pp.248—251）。章诗依也说他点出来的能写旧诗的科学家名单未必周全，但其对一些诗人的评点是准确的。
我曾读过《杨钟健回忆录》，写得平实而不夸张，这与他所受的科学训练乃至人的性情都应该是有关的，章诗依所选两首他写禄丰龙的诗，的确也只能算中规中矩。不过，我觉得从题材及内容，是符合我读他们所写之诗的期待的。为何如此说呢？科学家要完全写非科学方面的旧体诗，能胜出专门以写诗为能事的文人雅士，其可能性不大。这自然是术业有专攻的原因，但科学家素常的思维训练，使得他们对准确性的要求胜于想像力，反而捆缚了自己。所以我读科学家的诗作，往往是读他们写关于科学的诗，反而比较兴奋。因为这个领域，是我作为旧诗读者很少读到的，有对诗作新鲜感的期待。
胡先驌的旧学根柢与作诗能力，都是很好的。这当然不仅是钱钟书给其诗作序并有较高评价的原因，而是我曾翻读过《胡先驌诗文集》所得的印象，但说实在的，也没有特别记得住的诗章。章诗依评写胡先驌的旧诗，就像写别的科学家的旧体诗一样，他必须注意该诗与其所要叙述的诗之主体故事是融洽的，或者说诗本身就应该有故事，否则就不便称引。故开篇就说胡先驌的诗作《甲申三百年祭》，其实就是为了对应郭沫若的同名文章，以及申说彼时国共诸方面于此的各自表述。这也使得作者所举并非一定是诗家的代表作，读者于此不能不有一个心理准备。
作者说所谈之诗人，要用诗作来记录生活，不是偶一为之，否则其可谈的价值便会打折扣。正是因着这样的标准，才使他在罗列诗人的诗作时，也多涉生活。单是涉及夫妻情感及悼亡之作的人，就有周太玄、彭桓武、顾兆勋三人，其中一些诗作情深意永，相当感人，是他们的共同特点。而顾兆勋几十年后忆及亡妻，仍旧有“消磨岁月生如死，犹忆音容死若生”这样哀伤入骨的诗句。犹如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固情深如彼，独步古今，然再伟大的科学家与文学家，在死亡面前，没有永生的盼望，是一种多么不堪承受之痛。
单从章诗依所罗列的科学家们的旧诗，我欣赏的是天文学家王绶琯《浣溪沙十首．牛棚咏史》的其中两首。其一谓：“际会风云鱼水情，廿年患难越山青。挥师直下姑苏城。半壁山河文种死，一江春水西施沉。钱塘几路怒潮鸣。”其二为：“帝业深筹万世功，律繁如雨令如风。长城遥护泰山封。且喜诗书销海内，更喜珍丽实关中。赢来一赋阿房宫。”
听惯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自然描摹，来看“半壁山河文种死，一江春水西施沉”，无论是语言的“生猛”还是沉痛上就更胜一筹。而“赢来一赋阿房宫”，更堪与清代咏史名篇如严遂成的《三垂冈》、王昙的《住谷城之明日，谨以斗酒、牛膏合琵琶三十二弦，侑祭于西楚霸王之墓》三首媲美，而不逊色。经过牛棚狱炼的王先生如此咏史，其不容易更可想见。而唐稚松多事之秋怀念陈寅恪成就的诗句“忍见神州乔木贱，秦灰中有世稀才”，与王词同一机杼而自铸伟格。一如我曾为朋友所著《诗经里的植物》撰写的序言中所说：周秦几劫灰，三千年间黍一炊。
我为了在这二十三人中抽取一个观察样本，专门读了吴寿彭的《大树山房诗集》。吴翻译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政治学》《动物志》《动物四篇》等著作，还出版了《唐诗传》和《宋诗传》这样在治唐宋诗史的专门学者都未必能完成的鸿篇巨制。《大树山房诗集》收诗450余首，起于1925年，迄于1987年，横跨六十年之久。吴诗写得中规中矩，不时亦有佳句涌现，但其最大特色乃是其诗后的注释，如《译亚里斯多德〈动物志〉》一诗注，简直就一篇相当好的文言科普文章。
▲ 《大树山房诗集》/ 吴寿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对于吴诗，章诗依选《野烧》是相当有眼光的，中有“人间相斫谁当世，天道能仁奈若何”，与同时之《劳生》里的“贱至侏儒犹有累，祗因儿女费思量”，真可谓沉痛入骨之至。集中怀人篇什有不少可堪讽咏，尤以写同学许思园为最。如“纵然逝水非前沤，坐觉泉声似旧时”（《经历下再至趵突泉约思园未果晤》），其后注有引柏拉图对话录里，称赫拉克利托的话：“秋水流逝，一泓如旧。持其涓滴而验之，则悉非前沤矣。”（p.154）并追言许思园系丁酉右派，已逝五载，不胜人琴之痛。许思园留下著述不多，有《中西文化回眸》等，复有考据家谓钱钟书《围城》里褚慎明原型为许思园，倘参照《大树山房诗集》，或可得诸多索隐之快。
顾毓琇早慧而多能，复寿登期颐，文理兼修——是机电专家，写诗作词，撰戏剧论禅宗，撰时政写回忆，出版有《顾毓琇全集》十六卷——交游广阔，诗词唱和多为一时之选，纪念师友大抵硕学俊杰，复与曾经的中国最高当轴有师生之谊。面对这样的人生业绩与丰富际遇，章诗依忍不住在《顾毓琇：春灯照梦到家山》一文的末尾评论道：“鲁迅曾用‘智多而近妖’一语评价诸葛亮。若将此语用在顾毓琇身上，应该不会有人反对。”（p.179）
众所周知，陈寿《三国志》里的诸葛亮与罗贯中《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是很有些不同的。前者是史家之笔，后者是小说家言。“智多而近妖”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价《三国演义》写诸葛亮这个人物塑造时说的，这说明鲁迅对于罗贯中塑造小说人物的度之把握——“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是持批评态度的。
如果我们结合罗贯中尊刘反曹的情意结，就更能理解鲁迅如下的话：“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无论毛宗岗、金圣叹等包括今人如何高评《三国演义》，都不能掩盖他这些“失度”。甚至撰写人物，犯了如今清宫电视剧也犯的穿帮毛病，如孔明口吟五绝“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这是犯了诸葛亮时代还没有绝句的常识性错误，何况从语源词汇学的角度看，那时连“睡”字都并不普遍表示睡在床上。
说这么多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智多而近妖”在鲁迅的语境中是贬语，但以章诗依兄的文章来看，他对顾是完全欣赏的，何以到文末突然借用鲁迅这句话来评价顾呢？如果作者认为“智多而近妖”是褒奖，那就把鲁迅的意思理解错了。
▍三
这群写旧体诗的科学家，大多留学欧美，即便是国内毕业的人，其外文之好也令人激赏，这样的人今天恐怕快绝迹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会写旧体诗且写得好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个无可抹杀的事实。科学家而写旧体诗，不说今天完全没有，恐怕稀如星凤。学理工而习旧诗词，还有那么点意思的人，在我看来反而是在网络比较活跃的李子，其他便无所闻了。也许是我眼界窄，读到科学家写的好文章实在不多，更遑论写古体诗。写散文写诗比较好的，有数学学者蔡天新、物理学者李淼等，实在少得可怜，当然这里面并不包括在专业领域业绩不突出而写科普文章的人。
古体诗已丧失了它的实用基础，完全是因爱好者的自发喜爱而得以留存。这样的好处，是不汲汲于名利，坏处是由于群众基础丧失，使得旧诗的写作动力有所削弱。一如书法的实用性降低，只是由爱好者撑持市场，真写得好的并不多。不少自称或者被吹捧的名书家，你若拿到旧时，他们的书法连一个相对高明的帐房先生的字都不如。旧体诗亦复如是，当今的“老干体”就不说了，即令是一些自负的写作者，其水平之低，也令人废书而叹。
末了附带说一句《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一书里，物理学家阚家蓂的手迹“一禾先生 张玞女士 吟正”，应该是她1988年送诗人骆一禾夫妇的作品，可能是章诗依淘旧书时所得。骆一禾是诗人海子的同学，也是海子诗作得力的阐释者，惜乎在海子自杀两个月后因脑溢血辞世。
（本文原标题：《空前绝后的“旧诗—科学家”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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