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比人心变得更快，真是令人悲伤” |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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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最近公布的华文好书七月榜单中，《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一书入选。 评委给的推荐语如是：大陆社会学人类学界少有的一本关于香港社区抗争运动研究的民族志论著，对于既往理论文献的阅读与梳理全面而细致，田野调查和论述虽略显面面俱到，但仍然足够深入，所提出的“无权力者之权力”的分析框架，有自己的创见。本文为书评。
撰文 曹金羽
新巴黎取代旧巴黎
19世纪之前的画作《巴黎雨天》
19世纪的巴黎曾经历过一次翻天覆地的重建，塞纳省的长官奥斯曼用一种强力手段推行一种理想的秩序，拆除旧居民区，拓宽道路，兴建广场、火车站、商店，作为文化记忆的古老街道和建筑在新巴黎逐渐消失匿迹。
诗人波德莱尔在《天鹅》一诗中表露了自己的不满——
当我穿过新建的崇武广场之时，
突然之间唤起我的丰富的回想。
旧巴黎已面目全非（城市的样子
比人心变得更快，真是令人悲伤）；
……
巴黎在变！可是，在我忧郁的心里
却毫无变动！脚手架、石头、新的王宫。
古老的市郊，一切对我都成为寓意，
我的亲切的回忆比岩石还要沉重。
……
波德莱尔的情绪，生活在转型变革时代的我们都会觉得熟悉，而豪斯曼的形象，则在后世诸多城市改造政策制定者身上得到继承。现代化与城市化让更多的人生活在了城市，而城市的变动不居也给个体带来了挑战，面对变迁是陷入一种对失去过往的乡愁中，还是积极发声，敢于行动，改变自身所处的环境并重获应有的权利，这不仅是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更是群体的责任。
香港湾仔的“中环化”
《权力的生成：香港市区重建的民族志》一书将巴黎的故事搬到了香港，甚至连感慨都如此相似——
每次探亲回来，总是战战兢兢，不知我曾经认识、熟悉的道路是否依然存在，老街坊旧邻居有否搬走。这里就像是一个永远不肯停下来的老友，每次见面都有惊喜，又像若有所失。
老香港
湾仔是香港历史最悠久和最富传统文化特色的地区之一，它的构成混杂，既有大都会的气派，也有中国人社区的淳朴，糅合了旧传统与新发展的精粹。这样一种混杂恰恰是生活本有的结构，人们在这里出生、成长、老去，自我与地方建构起了意义关联，邻里守望相助、同行分工合作，“以相互依存的小型商业为基础，以密切的社区网络为特色的生活方式，正是湾仔地区具有的特色文化”。
我们很容易对作者所描绘的“旧湾仔”产生认同，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短街窄巷、人流攘攘，吃不完的街边小食摊，逛不完的商铺小店。街道纵横交错，人声车声嘈杂，看似杂乱无章，其实乱中有序，更难得的是它促成了生活的融合，赋予城市一种生命与活力。
香港湾仔
但城市发展的巨轮难以安置个体的思乡怀旧，旧社区的混杂与暧昧有违现代理性秩序的建构。湾仔在资本主导下的空间改造，追求个人财富、讲究商业竞争，以“经济”、“致富”、“效率”、“发展”、“全球化”等为指标的实践行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于是，旧区、旧建筑首当其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拆毁后重建高级商用或住宅区毫无疑问成为“正确路线”。“发展至上”的思维和地产商主导的经济模式一拍即合，街区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成为宿命，香港奔着打造一个国际大都会或亚洲世界城市的形象而去，一栋栋摩天大楼、豪华住宅、连锁商店耸立于市区，而所有与大都会高消费形象不符合的、具有平民生活气息的市集或街坊都被迁到偏远的新市镇，或者干脆被“消灭”，推土机推倒了旧建筑，挖掘机挖掉了街道，随之消失的不仅是空间环境，更是多元的街道生活文化以及共同的回忆。这一进程在书中被作者概括为“中环化”，它是湾仔命运如此的始作俑者。
《权力的生成》
作者：夏循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版
无权者如何反抗拆、改、迁
众所周知，奥斯曼的巴黎改造有着显而易见的军事目的，宽敞开阔的林荫大道便于调遣军队镇压革命，消除街头的街垒政治，但愤怒的巴黎人为重新夺回自己所生活过的城市再次让街垒重新矗立在街头。本雅明也说过，奥斯曼之后巴黎人的疏离感开始在街上形成，而由疏离带来的紧张与不安全感则成为城市社会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
湾仔的“中环化”改造同样给很多人带来了疏离感，在《权力的生成》中，作者以湾仔区利东街的居民运动为例，向我们描绘了一项城市社会运动兴起的历程。利东街是典型的传统型社区，邻里之间联系密切，这里长期以来以印刷喜帖为著，借着喜帖的生意拓展至与结婚相关的生意，如红包袋、对联、小礼品等，靠着同行聚集与内部网络，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经营模式。
利东街
1997年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有意将利东街重新发展成一个综合发展区，2003年重建计划开始实施，市建局计划迁出原有居民和商户，清拆所有房屋，然后通过市场招标的方式将其重建为新的豪宅、商场和写字楼。这一计划彻底破坏了原有的社区网络和经济模式，居民对于迁居别处的政策普遍感到焦虑、彷徨，但此时却无力与政府对抗，处于一种无权力的状态。
尽管居民此刻处于无权力状态，但当面对共同的境遇，并处在相似的情感结构中，人们便会很容易被组织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港十五关注组”开始作为一个志愿性的居民组织正式成立，并强烈要求参与社区重建，参与决定自身命运，分散而无权的居民被组织起来，抗争运动随之展开。
“港十五关注组”先是得到了大部分街坊的授权，作为居民的重要代表表明了立场和观点，他们根据不同的形势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如请愿游行、挂横幅、新书分享会、电影放映会、征文比赛、文化导赏团等，同时借助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等保育活动的思考和辩论，将利东街运动纳入香港主要社会议题中，使其始终受到关注，此外还采取示威、绝食等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向港府施压，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关的补救措施缓解社会危机，如将“港十五关注组”吸纳进建制。
“港十五关注组”形成了有效率的沟通网络，通过平等参与、分工合作、街坊优先等措施将绝大多数居民组织了起来。同时，通过与更多第三方团体建立联系，如建筑界专业人士、媒体等，让利东街的居民运动形成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网络，从而获得与政府对话的权力。作者将其视为权力生长的组织机制，是“以权力换取权利”，二者看似对抗，但却在对抗中达成了合作。作者对“对抗性合作”寄予厚望，试图通过它将城市治理变成一个不断协商、沟通和妥协的过程，从而减少冲突双方的利益损失。
回顾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试图通过利东街的居民运动去揭示社区改造过程中不同利益、权力的互动，借此展示权力生成的组织机制和网络机制，但遗憾地是，权力生成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紧张感在行文中被大大削弱，利东街的居民运动及其权力获得被描述得过于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居民自身的心理冲突、居民之间的差异、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分歧被忽视，此外，作者对权力关系中另一重要主体——政府——的分析有所欠缺，利东街的居民行动之所以能够产生，与政府的行为和角色演变关系密切，缺少了这一环，权力的过程性和关系性便大打折扣。
事实上，权力始终是相互作用的，应该在互动和关系中去理解，为确保自身的利益，更重要的不是“有权/无权”的划分，而是弄清楚在复杂形势中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所以，当我们不清楚权力如何施加于我们时，生成的“武器”便难以提出针对性的行动策略，最后只能无疾而终。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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