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亲情”为什么会成为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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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亭子
“在中国，一个人的命，绝对不只是他自己的，不是为自己活着，是为家人，为父母，为子女，为家族等活着，这就是‘中国式亲情’。”作家陈希我说。
“我的奶奶活了100岁，她后面20年是在床上度过的。每一年到年末她都希望自己不要再活到第二年。奶奶跟我说：老天爷，不要让我再活下去了！结果到第二年，她仍然活下去。她说自己跳下窗户，肯定死得了。但是问题在于这样一来，子孙都要被邻居、被同事、被亲人骂死，以为是子孙不孝。所以我奶奶跟我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是为了证明你们孝顺，扛着牌坊活着的。我奶奶100岁的时候走了，我心里一阵轻松，心里在说着：好了，好了！”最近，陈希我在他的新书《命》的发布会上说道。
陈希我
福建作家陈希我以“黑暗写作”著称，“黑暗”乃至“变态”“欲望”“生猛”“犀利”是他的标签。他曾辩称自己小说《抓痒》写的是爱的坚守，但无人认可。小说《冒犯书》在台湾出版时，封面上赫然打上“天才黑暗作家”。（他说不是天才，是天生。）
人到中年，现在的陈希我尤为关注“亲情”这一主题。新书《命》的6个中篇聚焦“中国式亲情”：
《命》：一个成天骂自己女儿没用，从学钢琴到找工作到谈恋爱，这位母亲都大包大揽，这样的母亲你无法离开，又无法相处，该如何安放？
《父》：一个年轻时积极参与运动，巴结领导、欺负属下的“坏人”变老了，这个人就是父亲，这个父亲在孩子们成长中几乎没付出过什么爱，现在这个父亲得了老年痴呆失踪了，要不要竭力去寻找？找回来谁服侍？
《母》：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生不如死，用药物只是维持着肉体生命，没有生存尊严可言，又拖累着子女，要不要继续无谓的治疗？放弃又背负着“不孝”的罪名和负疚。
……
这一系列故事让人扎心，刺痛了当代人的神经。有太多人正在受着类似亲情伦理问题的折磨。
近日，腾讯文化采访了作家陈希我。
再亲、再爱的人也是相互独立的，“中国式亲情”的问题在于缺乏边界意识
华文好书：《命》里的这组作品可以说是对“中国式亲情”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基于自身体验，还是对别人生活的观察？
陈希我：两方面都有。比如其中《母》中的部分，就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的祖母与我妻子的外婆就是经历了被绑架活着的悲剧，我们作为她们的至亲，也在伦理上挣扎。
而《命》一篇，写它的导火索，来源于一个深夜一个读者对我的倾诉，她说她干脆死了算了，因为她母亲把自己身上的任何病都归结为是因为生她，她感觉罪孽深重。
华文好书：中国式亲情在你看来有哪些问题？
陈希我：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包大揽。再亲的人、再爱的人也是相互独立的，而中国人喜欢用爱来绑架别人。因为是爱，所以显得无可质疑，比如我们父母，往往会说：我爱你还爱错了？我生你有错吗？这在伦理上确实如此，但是伦理不能作为全部的行为准则。
在伦理之外，我们应该认识到伦理的局限，生命必须尽力接近伦理，但是每个生命都是独立的。太理想化的人际关系，反而造成伦理的崩塌。
华文好书：“五四”新文学以来，很多文学作品探讨的主题就是要我们做自己。强调的都是“要自由”“要独立”，但是一百年过去了，情况似乎没什么变化？
陈希我：这里有经济基础的原因，鲁迅当时就想到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问题也可以移植在父母对子女上。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在旧时代，子女长大后大多还是独立的，我个人青年时代也是如此。不能独立的基本是那些纨绔子弟。也就是说，是年轻人自己没有勇气和能力做自己。现在这种问题更加严重，子女啃老，经济上依赖父母，也就无法做回自己了。
当然这里也有人伦的原因，比如《命》一篇里，女儿想独立，但是事事遭到母亲反对，被母亲控制。女儿可以反抗别人，但不能反抗自己的母亲。我写的就是这种问题的交杂，并不是单纯批判哪个的问题。
（陈希我书：命）
人都是有弱点的，保持一点距离才彼此和谐
华文好书：中国式亲情的文化渊源是怎样的，为什么会形成和西方截然不同的亲情伦理关系？
陈希我：西方讲个人独立，中国包括东亚国家讲的是家族伦理，国家都是以家族模式建立的。当然我个人觉得这里有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宗教。信仰西方宗教的人，是个人与神对话，获得生存的力量，中国人没有这个观念，中国人是人与人发生关系，个人是没有力量，必须在互相依赖中产生生存的力量。而实际上，人又是无法解决自己问题的，也就是说，人不能拯救人，人拯救人，包括人以世俗的观念来爱人，最终都会搞得乱七八糟。
华文好书：西方这种相互独立的关系是不是又会让人感觉太冷漠，比如人与人之间不够热情、老人不愿意帮你带孩子？
陈希我：首先，西方人与人之间不够热情、老人不愿意带小孩，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对西方的以偏盖全。其次，即使西方确实比较多发生所说的情况，中国人与人的关系就很值得称道吗？我觉得人毕竟是人，人不是神，人是有局限的，人性是有弱点的，并且人性的弱点远比优点多。中国人更多的是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认（鲁迅说的瞒与骗）这一点。既然人有局限人性有缺陷，那么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是很明智吗？
华文好书：您曾经在日本待过很长时间？你对日本的伦理观察是怎样的？
陈希我：日本人与人的关系就很讲究界限。虽然日本人也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观念，但是日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日本人精神底色是悲观的。同样讲美，他们欣赏的是物哀。这使得日本人跟人保持着足够的距离。社会和谐，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距离感。
提倡“报恩式”的孝，不如提倡无条件的爱
华文好书：你如何看待“孝”文化？
陈希我：重要的是，孝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来源于爱，还是来源于恩？我觉得中国式亲情表面上冠冕堂皇，光鲜无瑕，实际上内里是势利的。爱是不需要以孝来报答的，只有施恩才需要回报。我们很多父母为了表现出是爱，也会说不要子女报答之类，但要孝顺，这时候强调顺。顺从不也是对对方的控制吗？也是索取回报。
华文好书：强调孝文化是不是也是养老责任的转移，从社会转移到家庭。老年人很惧怕老无所依，就会强调儿女孝顺？
陈希我：这肯定是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人长期生存艰难，存在着生存困境。改革开放后，人们富裕了不少，但还是处于生存焦虑之中。
华文好书：中国父母与子女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是一种共生共存关系，似乎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没有人帮你带孩子只能依靠老人，没有人赡养老人只能依靠儿女？
陈希我：确实如此，这里关系到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父母既然宣扬自己是爱子女的，就该给对方自由。
但现实中，我觉得父母对子女的爱更多是需要报偿的，这种报偿心理在起作用。
华文好书：养老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养老是靠儿女，但是古语有云“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你觉得有没有更靠谱的养老方式？
陈希我：比如去养老院，现在很多时候强调中国老人不喜欢去，觉得没有面子，而实际上这是对问题的遮蔽。实际情况是养老院条件差，稍微好一点的养老院，大部分人的养老金无法承受。
华文好书：你在《父》里提到，人们对老人的关心停留在物质上，老人身体健康、能吃饱穿暖就好，对老人的心灵是忽略的，能否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陈希我：现在的老年人可不比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他们是要求精神生活的。我小时候常听父母这代说，他们是上有老下有小，实际上他们没有我们这代苦。他们的老一代，基本是只要供口饭吃给个地方睡觉就行了，更没有保健这种事，所谓精神需求，也是很低的。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而下有小，作为子女的我们，实际上是像动物一样生长的，我们得到的只是能让我们活着长大的基本条件。现在小的一代要求得远比我们当年的多。在这种夹缝中，我们这一代活得特别辛苦。以后的独生子女一代估计会更辛苦。
至于心灵需求，我觉得是生活有了余裕之后的产生的东西。严格上说，人不能把心灵需求构筑在别人身上，即使是父母。而子女，只能尽量做得好一些。
在现实里找不到出路，才去写作里寻找慰藉
华文好书：《命》的结局那对母女都死了，为什么如此安排？
陈希我：这个结局我纠结了很久，不知如何收场。作为纠缠的伦理关系中的母女，他们是没有赢家和输家的，他们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小说的结局就是无法解决的解决。
华文好书：你的作品可以说提出了很多的人伦问题，如果说文学不能也不应该寄希望于文学提供问题的解决之道，为什么还要坚持写？
陈希我：写作首先是因为自己需要，或者明确说，自己在思考，自己感觉迷惘，知道没有出路了，才去写作。看到了出路，写作可能就取消了。我给学生上课也说，作家就是这么一种找不到现实出路的人，如果有现实出路，他们就去现实解决了。正因为不能，所以希望在写作中寻找慰籍。但写作又是双刃剑，寻找慰籍，却最后把危机更加昭显了，更加扩大了。
华文好书：你在很多场合都劝年轻人不要迷恋文学，身在文学场中却似乎厌恶这一领域，为什么会如此矛盾？
陈希我：提出问题，又不能解决，甚至让问题昭显，这样的文学需要不需要？作为作家，我认为必要，但我又是现实中生活的人，站在文学之外，我看到了文学的危害。真理很正确，探索真理很悲壮，但这种悲壮只有在美学上才是好的，在现实中就是自找苦吃。我们并不是需要在真理下活着的，这世界并不一定需要文学。现在文学走向衰微，从我作为文学写作者的自私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坏事，但以整个世界生存的考量，是好事。
华文好书：这部小说你最推荐哪些篇目？
陈希我：我本人最喜欢《命》这一篇，但《父》和《母》被更多人喜欢，得了不少嘉奖。还有，喜欢《宠》。这小说在杂志发表时，叫《拯救》。关于拯救本身的黑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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