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11月20日，胡耀邦同志诞生。今天，是他的诞辰106周年纪念日，特转发胡启立同志及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回忆录，表达对这位伟人的怀念。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
我和耀邦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当时耀邦同志已经是团中央书记，而我只不过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第二年，我被调到团中央联络部当一名普通干部。一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就发现这里跟别的机关不一样。机关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论资格深浅，对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包括耀邦同志在内，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衔，绝没有某某书记、某某部长的称呼。和很多同志一样，我从一认识他就称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后来当了总书记，我还是称他耀邦同志，一直这么叫了几十年。这个称呼，在我们是饱含着信任、亲切和尊重，而他也很乐意同志们这么称呼他，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1964年，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积极倡导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上，我被破格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我当时的年龄、资历和水平，走到这样重要的领导岗位，无论在团中央机关、团系统内部还是社会上，震动都不小，赞扬、鼓励的话也很多。就在这时，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谈话。他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广大团员、青年对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业的需要。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才能得到。职位的改变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装，明天穿衬衫，衣服变了，衣服里的人丝毫没变，你还是你，还是昨天那个启立。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他的这些话，让我服了一服清凉剂，使我懂得了对待名誉地位的正确态度，进一步确立了作为革命者的荣辱观，使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保持了清醒头脑，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个人与事业的关系。“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1985年5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这个意思，他当年对我讲过，其实，他对自己也是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耀邦同志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有时是有意识地启发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允许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和他辩论。他明确讲过，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耀邦同志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处世的典范。耀邦同志任人惟贤、光明正大，对搞小圈圈、拉帮结派一类行为深恶痛绝。选干部一定要五湖四海，选贤任能，眼界要开阔，不能只从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选。耀邦同志的纯真还体现在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从来没有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时候。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耀邦同志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是由于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说，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始终是相通的。
1977年底，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胡耀邦主持为习仲勋平反，并安排习仲勋赴广东工作，称“把守南大门”。11月20日是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06周年纪念日。早在今年7月份，我们曾邀请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来到我们读书会，谈谈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人那些事》也是作家王灵书的一本书，他曾在书中记述了胡耀邦去世后，自己作为参加胡耀邦同志葬花仪式的唯一记者，深入胡耀邦家庭进行了3天采访的所见所闻。现摘录其中几个片段，以此纪念胡耀邦，纪念那个逝去的时代。1989年的一天，胡耀邦对妻子李昭说：“我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一没想到能活到73岁，多少次跟死神打交道，都化险为夷了；二是没想到我这个农民的儿子能担任这么高的职务；三是没想到人民群众对我这么好。”耀邦同志辞去党的总书记后，到外地视察休养。1988年11月11日，他到了某地后坚持步行，路上游人如云，几乎人人都一眼认出了他。人们纷纷围上去同他握手，向他问好，并提出要同他合影留念。里三层、外三层把他围了个密不透风。随行人员和警卫人员有点儿紧张，耀邦同志说：你们紧张什么，难道还担心有人杀了我？杀胡耀邦有什么用？于是他被一批又一批的群众簇拥着，同他们合影留念。那时，陈少敏同志刚刚去世不久。闲谈中，这几位了解耀邦的老同志都称赞他：“文化大革命”中没说过违心话。耀邦听了摆摆手说：“不对，我可不是一贯正确，我也有错误。例如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同志党籍时，我也举了手，这不是错误吗？当时只有陈少敏同志趴在桌子上假装睡觉没举手，她才是真正的硬骨头呢！”1986年2月5日，胡耀邦到贵州考察，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右二）、温家宝(右一)合影。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了。大约是1972年的一天，纪登奎找胡耀邦谈话。纪登奎对胡耀邦说，你的检查中央看过了，但不深刻，如果你能再写得深刻一点儿，就可以过关，分配工作。接着纪登奎给他指出应该怎么写，耀邦听后对纪登奎说：“我的检查就这样了，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所以我也不能承认这一些。”他就是这样，宁肯不当中央委员，坐冷板凳，也绝不说违心话。这件事让当时部队的一位同志知道了。一次，耀邦的小儿子胡德华到这个叔叔家串门，这位部队领导让胡德华给胡耀邦捎句话，要他按照纪登奎的意思重新写个检查，这样可以尽快站出来工作。耀邦听了后，他感谢和理解这位老战友的好意，但坚决不改初衷。他说：“啊，我先违心地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然后当个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我才不稀罕呢！”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耀邦也是重点批判对象，许多人在高压下都批邓小平了，但他坚持不认错，硬是顶住了。1978年的一天，吕正操、程子华，还有几个部队老同志来家看望胡耀邦同志。闲谈间涉及了这样一个话题：“江青为什么那么恨你？你是否反对过她？”耀邦听了，毫不迟疑地说：“实事求是地讲，我没反对过江青。江青是主席的夫人，我对主席那种感情，我怎么可能反对她呢？但我知道，江青水平不高，我不拍她的马屁，这可能是我们感情疏远的原因。她是主席夫人，她那种身份，我们见了面，她不主动伸出手来，我也不能主动过去跟她握手。她不理我，我也不会主动上前没话找话地同她打招呼。你知道，她喜欢不喜欢这样呢？如果江青恨我，恐怕主要是基于这些原因。”在场的同志直点头，他们无不从内心里佩服耀邦的求实和磊落。那时，粉碎“四人帮”刚两年，反对江青是十分时髦的。1984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火车上听取李长春汇报沈阳经济情况。右一为沈阳军区政委刘振华，右三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高克。中国的高级领导层内也保留了我们民族的这一传统习俗。耀邦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六年多时间内，每逢春节不是到前线看望部队士兵，就是到基层看望人民群众。回到北京有点空余时间，有人提议他去看望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他说，这些老同志应该看，但看望这老一辈革命家的人会很多。现在更需要看望的是那些不在职的同志，如华国锋、汪东兴、纪登奎等同志。特别是华国锋、汪东兴同志，虽然他们有错误，但粉碎“四人帮”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些同志过去也是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我应该去看的是他们。于是，他逐个登门去拜访看望这些同志。胡耀邦走后，他的妻子李昭说：“你得到了多少人的眼泪呀，这是金钱和权势买不来的……”胡耀邦生前曾改写过孔明的对联。原对联是：“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功归天下，何必争襄阳南阳。”耀邦同志将对联改写为：“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改写的对联恰是耀邦同志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