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璟珲 | 学术资本主义与研究议程的重塑：挑战与契机
收稿日期：2022-01-15
录用日期：2022-03-30
黄璟珲
香港中文大学教育行政与政策系
学术资本主义与研究议程的重塑：挑战与契机
摘 要：在“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的影响下，西方高等教育机构被视为新经济社会中“知识”的主要来源，但创造于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不再仅仅止于在专业的学术网络中流动，“大学-政府-产业”之间的新伙伴关系为“学术知识”构建新的知识循环，知识的商品化、资本化逐渐成为西方大学知识生产的主流趋势，外部资金藉此契机不断涌入研究市场，对大学的知识生产活动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学术资本主义正在挑战、改变学术场域的行动规则，深刻影响学术工作中的“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的设置与实践。在西方国家，学术资本主义促使学者的“研究议程”在知识观念、研究计划及其执行逻辑、学术工作过程等主要维度发生转变。这一转变为高等教育机构中学者的研究带来并存的挑战与契机。此外，学术资本主义已成为全球性趋势。结合对当下我国社会学术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关描绘与分析，基于上述西方经验的讨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形成一定启示。
关键词：学术资本主义；研究议程；知识生产一、问题提出
在讨论学术资本主义潮流对西方大学学者研究议程的影响之前，梳理“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研究议程”在学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中的新定位。学术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影响公共场域与私人场域知识生产规则的力量，其中“新的知识体制”是学术资本主义潮流的主要特质。
（一）学术资本主义的定义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家权力下放、政府削减教育开支及市场化资源分配体系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趋势下，北美与欧洲高等教育机构不断尝试扩展新的资金来源管道，出于对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互动以及产业界作为新资金来源的关注，美国学者French Slaughter以Hackett所提出的“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为主题，将“学术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对产自学术环境(Environs of Academia)的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利用。
数年后，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与“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式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深刻影响，同为美国学者的Sheila Slaughter与Larry Leslie于1997年正式提出“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这一理论概念。两位学者将机构和学者以确保外部资金为目的之市场(market)或仿市场(market-like)的努力称为“学术资本主义”。该理论概念指涉的主要对象为高等院校、大学院系组织及大学教师的“市场及仿市场行为” 。 “市场行为”与“仿市场行为”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直接盈利为目标、强调市场化的利润导向，活动边界由相对独立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市场系统所制定；后者以竞争所需研究资源（经济、社会资本等）为目标，受资源提供方及其相应所设的竞争规则制约，活动边界则由模仿市场化规则的资助主体所制定。
21世纪初，信息社会方兴未艾，“知识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增强，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知识生产中心的角色日益重要，Slaughter与Rhoades尝试修正并深化“学术资本主义”理论，以重建对高等教育系统与外部社会之关系的认识。与此前的“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关注焦点不同，Slaughter与Rhoades将“学术资本主义”重新定位为一种主要指向“大学与‘新经济（new economy）’ 之融合过程”的理论。该理论以“公共利益知识体制”和“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Academic Capitalism Knowledge Regime)”为关键概念，尝试将这一融入过程加以概念化。在此融合过程中，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教员(faculty)、学生、行政人员和学术专业人员利用各种国家资源创造新的知识回路(new circuit of knowledge)，成为促进高等教育与新经济整合的主要行动者，但这种新的知识回路有可能会对学术自治、学术专业性以及学术自由带来一定的破坏。
继此，Kauppinen和Kaidesoja将“学术资本主义”理论定位为一种中层理论，但同时批判地指出，该理论以松散分类的各种社会实体、过程和活动概念，解释高等教育向学术资本主义的转变，而不是对社会现实具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和具体主张和假设的系统理论。尽管已有学者做出理论建构上的努力，在目前以“学术资本主义”为主题的研究中，“学术资本主义”的现象描述远多于其自身的理论建构。于此同时，它往往被视为一个“伞形术语(umbrella term)”以广泛地分析高等教育机构获取外部资源所采取的市场与仿市场行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关键概念与分析框架的定义边界始终有待廓清。Schulze重新将学术资本主义定义为以政府行为为中心的理论，捕捉政府如何从直接指导高等教育转向通过绩效标准鼓励特定行为，及如何利用这些标准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更密切地参与私营经济的价值创造过程，但这忽视产业界与学术界主动参与的立场。“学术资本主义”驱使学者不断争取科学研究的外部资金，而外部资金则由公共资金(public funding)与私人资金(private funding)组成，公共资金指由政府与非营利部门提供的研究资助，私人资金则以来自产业部门的资金为代表。近年来，大学的研究资助中私人资金份额不断增加，学者为开拓更多的研究资金来源，纷纷主动选择与私人资金的提供者合作。私人资金的分配以现实的市场交易规则为参照，影响着学者的研究工作。
（二）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
鉴于“学术资本主义”理论旨在阐明高等教育机构如何由原有的“公共知识体制”转变为“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academic capitalism knowledge regime）”，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成为理解“学术资本主义”特质的关键概念，从而帮助理解“学术资本主义”话语中的高等教育系统如何区别于以“洪堡主义(Humboldt)”、“默顿主义(Mertonian)”等为传统核心价值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着重于知识的私有化及其利润的获得；在此体制中，无论是科研机构(institution)、作为发明者的学术专业人员(inventor faculty)抑或相关合作的公司(corporations)，其均拥有先于公共利益的主张及权利。而综合数位学者的讨论，“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的结构组成包括（见表1）：（1）新的资金流(new funding stream);（2）新的知识循环(new circuit of knowledge); （3）新的中介性组织(new intermediating organizations)与新的间质性组织(new interstitial organizations)；（4）新的扩展管理力(new extended managerial capacity) 。这些组成成分共同塑造着链接起高等教育机构与“新经济”的网络，学术专业人员在此其中成为举足轻重的行动者。他们基于自身的知识工作，利用这一网络最终指向“新的资金流”的寻求。
表1 “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的结构组成
尽管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逐渐成为“知识经济”中高等教育领域的转变方向，但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体制并非在当下高等教育系统中完全取代原有公共利益的知识体制，在不同的社会及制度情境中，两种体制或共存(coexist)，或交会(intersect)，或重迭(overlap) 。
由此，鉴于“学术资本主义”意在描述高等教育领域中一个仍在转变阶段的社会过程，“学术资本主义知识体制”与“公共知识体制”之间的多重关系类型将持续并存；且大学会通常采用混合两种体制特质的组织形式，以期适应这种公共/私有利益与价值并存的状态。
（三）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的知识生产
对于大学学者的学术工作而言，知识生产是其工作内容与职业传统的核心。前文已介绍学术资本主义的新知识体制，学术资本主义力量在既有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这一模式的崭新之处在于，学术资本主义尝试在学术与资本之间、产-学-政三者之间以作平衡，以此建立起更为活跃的知识生产体制。
1.知识社会中知识生产模式的发展阶段
知识社会的议论(Discourses of knowledge society)通常对高等教育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投以关切，围绕这一转型的讨论逐渐成为知识经济的核心话题之一。大学的知识生产经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蜕变(metamorphosis)，“模式2（Mode2）”、“三螺旋（Triple Helix）”、“模式3（Mode3）”及“四螺旋(Quadruple Helix) ”是最为典型的数种形态，而“学术资本主义”则在此基础上扬弃(sublate)、混合这些知识生产模式，发展出当前知识社会中新的知识生产模式。
相比于作为大学原初知识生产形态的“模式1”，“模式2”超越学术共同体的边界，知识生产以外部市场为应用情境，这种应用情境塑造了产生科学问题与开发方法、知识成果传播 (outcome dissemination) 和定义知识用途 (definition of uses) 的总体环境。“模式2”的知识生产以社会配置(socially distributed)、应用导向、跨学科、服从多重问责为特点，强调学术界与多种外部机构的知识生产过程的对话性质，学者们在此其中逐渐失去对知识生产的垄断与控制。 “三螺旋”知识生产模式则阐明大学、政府、产业三者之间的交织关系(intertwined relationship)，强调大学在此其中扮演知识社会语境中提供驱动知识经济的创新动力的积极角色。
“模式3”则不再遵循“模式2”与“三螺旋”中知识生产流程与生产者之间的线性关系，注重不同知识范式(knowledge paradigms)的共同存在(co-existence)、共同进化(co-evolution)以及共同专业化(co-specialization)，促进政府、大学、产业以及其他非盈利部门不同知识生产范式的跨界创新，进而促进创新生态的形成。与此相关的“四螺旋”则为创新生态中的知识生产补充了创造性文化与公众传媒文化的面向，指出创新文化与创意阶层的培育对保护创新生态、强化知识创新政策取向的关键作用。
2.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模式
根据现有研究分析，“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与“模式2”、“三螺旋”存在区别。第一，与“模式2”相比，“学术资本主义”同时强调国家(state)与非盈利机构(non-profit sector)作为推进学术资本主义知识/学习制度的关键行动者角色，不再将知识生产的领域局限在“大学-产业”的关系之内。其次，“三螺旋”模型相比，“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不再视大学、政府、产业为相互分离、独立的系统，而更倚赖三种系统之间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制度与组织层面的整合；另外，“学术资本主义”并不将大学的创业化(Entrepreneurialism)视为一种必然或不可避免的趋势。此外，“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吸纳了“模式3”及“四螺旋”的以创新价值与学术创业为大学战略的特点，但并非关注重点“模式3”、“四螺旋”中学术工作者作为创意阶层、媒体所塑造的创新舆论作为政策目标导航要素的讨论。
由此，在融合上述数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以“大学、政府、产业”三者的系统整合为主要平台，在这三大系统中的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学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的主要参与者，其知识成果具有商业利益及面向社会现实情境的应用特征。 “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成果转化通常发生在上述的“中介性组织”与“间隙性组织”中，技术转移是主要的转化形式，但外部咨询、知识经纪交易亦为常见的知识成果转化形式。基于“学术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的多元与利益的混合，其知识生产过程受利益相关者与应用情境共同决定。相较于其他知识生产模式，“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周期与流程普遍具有灵活、敏捷的特性(Nimble)，知识生产者更容易转向那些易于处理且能获得外部资金及认可的研究任务。
尽管如此，当前对于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的研究仍停留在对于知识生产模式概括与产学政关系的宏观分析，而缺乏微观与过程性的视角（见表2）。这一类视角的匮乏使得学者作为学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者的面目变得模糊。为此，引入“研究议程”这一学术概念，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学术资本主义潮流中学者的知识生产活动，及这一群体对于新的学术场域规则的应对。
表2 “研究议程”在学术资本主义研究脉络中的定位
三、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
“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是探讨学者知识创造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关注学者研究议程的设置，代表着：学术知识创造被视为一个过程性工作，而“研究议程”是这一知识生产过程的关键起点。研究议程指“为追求一定的学术目标，学者采取一定的策略性问题解决框架(Strategic Problem-Solving Framework)及相应的可操作化行动(operationalization of actions)，这种框架与行动的结合被称为‘研究议程’” ，这包括学者关于研究主题、研究任务、研究过程等事务的选择、决策与计划执行。于此同时，个人研究议程的改变塑造知识和领域和学科的演变，甚至赋予科学集体议程和组织环境新的影响力。由此，理解研究议程，可以从学者的学术目标、研究主题与任务、研究过程，以及知识观念，和学科建制等学术生产的主要方面入手。
目前影响学者研究议程的因素主要可分为如下数种：（1）专业共同体内部：学科文化与传统、以及学者在其所在专业场域中形塑而成的性情取向（disposition）；（2）风险承受能力：学者往往在“保守研究策略”与在寻找新范式时“更具创新性和破坏性的风险策略”之间徘徊，前者是安全的、细水长流式的科学贡献，后者则是高利害的突破性贡献；（3）求学历程要素:学者在获得的学位过程中其导师的重要影响；（4）研究合作经历：学者与合作者或科研项目持份者(stakeholders)的共同工作经验，以及其相关的合作形式；（5）表现性评价机制：发表与承认为促使学者获取更高的学术市场能见度（visibility），以及随之衍生的声望。而在学术资本主义趋势下，知识生产模式的变更、公共仿市场与私人市场的发展则为学者的研究议程带来更为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由局限于传统的学术活动疆界转向更具动态性关系的产-政-学合作之中。
因此，理解学术资本主义浪潮对于“研究议程”的影响可以从三大维度出发：（1）学者的知识观念；（2）学者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研究计划与执行逻辑；（3）学者学术工作过程的变化。
（一）知识资本化概念
知识的资本化揭示在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双向市场交易关系之中，知识逐渐直接或间接产生经济附加值的过程，其直接模式体现为销售个人知识与知识产权，如专利、版权以及教学；间接模式包括镶嵌在商品和服务中组织的陈述性和程序性知识，这两种模式均可获得财政(Financial)、物质(Material)或行为(Behavioral)意义上的回报。而与知识资本化相似的“知识商品化”概念则通常被视为知识资本化的其中一个阶段或环节。
（二）知识资本化的双重作用
不少学者认为，知识资本化会压抑学术创造，败坏学术界的知识创新。有学者指出，参与商业化的知识与技术服务交易将使学者们“短视”，趋向参与应用导向与商业利益相结合的研究，而被视为知识创新的重要来源的基础性的研究活动往往遭受忽视与挤压。]知识资本化使学者以合作公司/合作甲方的利益为转移，科学共同体的利益让位于具体的知识私有化动机与商业合作利益，学者在科学场域内“延迟发表科研成果”的现象逐渐产生，科学共同体成员不再是知识共享的首要考虑，这对“科学共和国”的知识积累与创新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知识产权使得潜在的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知识难以在不同的领域内自由流动与传播，继而形成科学创新资源的垄断，不利于增进面向普罗公众利益的学术创新。
与此相对，有研究认为知识资本化在加速学术界与产业界的知识交流，反而提升了学者实现知识创新的可能性。知识资本化以密集的资金投入与回报为动力，促进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研究联盟及其联盟网络的形成；由科研活动制造的知识通过研究联盟进行转移，提升技术转移的效率，从而推动创新产品与工艺的诞生。在密集的知识转移活动过程中，学者与产业研究人员进行互惠的知识交流与知识成果交易，由产业界认可的专利不仅提升科学家的威望，也通过市场认证的方式以重申科学家研究的新颖性和实用性，这使得专利活动与科研活动实现互补，科学发表与专利活动之间往往呈现着积极相关的关系。此外，鉴于大学的学术科研的衍生经济活动(spin-off)与区域经济紧密相连，区域政府与产业界在合作中主动为吸引、培育高科技的创新人才提供基础设施池、并以市场调节方式为科研人员补给多元化的激励方式与动力来源，为科研人员营造良性循环的创新氛围，继而孕育科研人员的灵感。
针对上述辩论，Dzisah尝试对两者的辩论基础进行折衷，指出大学并非被动地受制于知识资本化洪流，知识与资本之间不是单向的介入关系：它们在学术资本主义潮流中影响彼此，大学学者走出大学、在外部市场构建学术知识与公共问题关系的是必要的，大学的未来在于将学术话语(academic discourse)和真实世界问题联系起来。
五、研究计划与执行逻辑的改变
研究的工具化与私有化取向对学术自主性与“不干预学术权利”的原有价值发起挑战，学者的研究议程受仿市场和市场的资金分配规则所形塑。
（一）工具性与实用主义的行动逻辑
市场逻辑在学术界的渗透使专业知识的获取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性的手段，这导致科学真理的问题被科研人员所搁置。市场的效率导向逻辑对个人的研究议程产生限制性的影响。私人资金分配的理性计算导向改变着学者的行动抱负与目标，即学者们通常将单一而计量化的(quantified)市场效率指标视为衡量研究活动的尺度，以外在的需求及评价条件确定研究计划及研究活动的组织方式。其次，私人资金往往希望在市场上以最少的时间成本置换最大的利润，出于获得丰厚的研究投资，学者们通常会顺应私人资金提供者的要求，放弃长周期研究以加速私人资助研究项目的更替与资金的积累速度。再者，为配合私人资金提供者降低亏损风险的考虑，学者在选择研究问题时通常会选择背离科学开放原则的“扭曲问题(Skewing Problem)”，并倾向于遵循与跟踪较高确定性的、成熟且稳定的科学研究议题。
（二）知识生产者的自主性
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亦可能给学者带来自主选择的契机与余地。大学与产业合作关系中，处于供给端(supplied-end)的学者可以逃逸于控制学术人员的科层组织体制(the ‘iron cage’ of Bureaucracy)，他们在产业界的需求市场中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与工作条件获得自主选择研究主题、制定研究计划的空间。有学者认为，仿市场或市场资金为“逐优”而趋新、求新，来自产业界或政府的合同研究通常能够有别于科学共同体的专业知识体系而为学者确定更为有趣与前沿的研究主题。在私人资金分配规则的激励下，学者主动争取更多的先进设备与多元化的财务来源换取进行新实验的机会，从中发现新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尽管有上述争论，有学者通过大样本统计分析发现，基于市场逻辑，研究宗旨、激励方式与传统的学术目标及奖赏(academic goals and reward)并不矛盾，学者能在学术研究发表与企业活动两大体系中保持科研与生产的均衡发展。还有学者指出，通过与外部资金提供方的交流，学者得以逐步实现需求的对接，发现当前社会应用、产业应用的切实问题，而于此同时产业界亦更能了解哪些学术发现可以说明私人部门满足盈利需要，这一过程有助于学者发展出弥合科学与市场利益差距的研究议题。
六、学术工作过程的变化：研究的项目化
研究项目化对学术研究工作的塑造是双重的。在学术资本主义力量的推动下，公共部门开始借用私人部门和商业世界语言，“生产”与“管理”等商品化论述渗透于学术领域，学术研究的项目市场与项目制逐渐兴起；与此同时，私人部门强化了学术研究的项目化趋势，并发展出另一个科学研究的项目市场，“项目化(Projectisation)”这一概念被用以检验以私人资金为动力的“大学-产业”合作的社会影响。
（一）“项目化”的压力
“项目化”作为一种话语性的实践，可以被视为新公共管理/管理主义的产物。它代表当代社会日益依赖于个人、团体、组织、企业、国家及其机构或官员之间的自愿契约；它通过整合(incorporating)、生产(producing)、和定位(positioning)参与项目工作的每个个体，从而塑造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组织网络。项目化将更强的市场导向引入日常学术工作生活(working life)，而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则需在劳动力市场中对自身的表现及命运负责。就近年相关研究而言，以私人资金为基础的“研究项目化”备受欧美国家研究者重点关注。项目化的工作形式正在挑战、塑造、改变和重建研究实践和工作条件，学者知识生产的时空体验、实践规范由此发生变化，学者在项目化知识生产与传统知识生产之间的冲突值得进一步分析。
研究项目化正在加强对学术活动的控制(control)，增加学者的工作压力。由于资本旨在追逐可预测性与确定性，项目化的研究实质为一种保证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懈怠影响的“超效率(hyper-efficient)”组织形式，项目研究为严格的时间框架所定义，并为学者预先设立项目进度的里程碑(preset milestones)，这使得学者无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逐渐失去对学术沉思、循环探究等非线性时间活动的掌控。项目化的研究是一种的独立工作模式，具有独特的结束与开始时间；而学者往往会同时推进多个项目，这会导致学者在项目化工作中注意力分散或效率低下，引发超负荷的工作压力。私人资金作为项目提供方与组织方，通常要求参与项目化研究活动的学者定期交呈研究成果报告，学者将工作流程与结果的评审与监督权让渡至私人资金提供者；这种专业研究权与研究管理权的分离将会给从事专业研究活动的学者带来霸权化的监督控制。
在项目化组织的层面， Flower等人(2015)指出在项目化的学术工作中，角色冲突、过程冲突以及规范冲突会持续出现。在个体层面，项目化工作会给学者带来新的时间性压力(Temporal Pressures of Project-based Work)，职业发展的不安全感(Career Insecurity)、工作的集约化(Work Intensification)、生活-工作平衡(Work-life)、工作的标准化与控制(Work Standardization)都会对学者日常工作状态带来挑战。学者在新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形式中或逐渐内化项目化工作的特质及价值取向，由此形成“项目化自我(Projectified-Self)”，知识劳动者极易获得负面的工作感知与自我认知，进而从项目工作中“自我的市场化(marketization of the self)”“日常的不确定与偶发性的工作状态”(state of uncertainty/contingency)，以及“责任个人化的自我叙事(individualized responsibilities for biographical narrative)”中形塑规训性的自我(The Self)概念。此外，另一种探讨项目化自我的视角在于从文化与话语过程理解学者的项目化工作，Packendorff与Lindgren曾着手分析项目化工作的恶性循环(Evil Cycle of Projectification)：依据表现性的原则，项目工作者通常忽视项目要求与自我实际能力的差距，总认为工作负荷逐渐增加是可能的，提高了对自身能力的期望，继而在现实中不得不面对更为高负荷的工作；在此循环中，行为者反复被项目任务追赶，在项目工作以及项目管理中调用表现性的话语，逐渐内化项目化的效率文化价值。
（二）“项目化”的潜在好处
但也有研究者发现研究的项目化对学术活动具有潜在的好处。项目化的研究为学者提供有组织的(organized)、基准性(benchmark)的研究活动形式，学者得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地满足私人企业的提高知识生产率、精准控制生产成本和利润最大化的需要。基于项目的研究使参与成员得以在项目化的工作规则中培育自我管理与自我调节的能力，强化工作中的自我效能感。有学者认为，尽管虽然在项目研究中‘实现什么(what to achieve)’通常从就被明确限定，但具体“如何(how)”运行项目则由项目负责人或团队成员共同决定，在时间、金钱和结果质量方面设定的目标内均享有自主性，这为践履学术自由、责任理念的存在构筑一片领地；在此情况下，学者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活动获得行动条件意义上的保障。
另外，还有学者经循证研究发现，学者在项目化研究中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与自主能力以抵抗“项目化”对学术工作的限制，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不损害学术工作规范与实质的应对方式：在参与项目化研究时，学者会为研究活动划分专业实践的“前台(front-stage)”与“后台(back-stage)” ，在项目工作的前台根据资金提供方的规范、价值与期望进行精心的谋划与扮演，而在其后台则获得在学术研究意义上的高度自主及控制权利。
七、结语：挑战、机遇以及启示
学术资本主义已成为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全球性现象，跨国学术资本主义使各国教育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学术文化、学校治理以及研究工作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西方高等教育研究者对学术资本主义趋势的态度是复杂的，学者研究议程的重塑在西方高等教育领域逐渐成为一个学术场域内外不断追问的问题——究竟应如何书写、反思学术资本主义对于学术职业所带来的多面变革。
学术资本主义给西方高等教育机构及学术工作者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知识资本化的浪潮中，知识观念的改变使得西方学者们对知识的效用生成了新的看法，以市场利益为转移的知识生产开始成为不少学者研究议程的设置首选。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以完全负面的态度去度量嵌于其研究议程中的知识观念，而是因势利导，在一定的公共政策规范之下释放市场资金在学术研究中的潜能、鼓励知识成果的商业转化。其次，在学术资本主义的趋势中，学者受到市场竞争规则的影响，成为学术生产的“经济理性人”，进而逐渐放弃对于高风险与预见性较低的知识创新；但另一方面，学者试图从外部的知识市场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基于现实的市场需求或社会需求，寻找知识创新的机会。因此，如何平衡科技领域的公共政策中外部需求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需求，或为高风险、回报周期长及预见性较低的学术研究（大部分是基础性取向的研究）提供保护性支持，值得深入考虑。此外，项目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条件，对学者的研究议程的影响在于学者有可能逐渐失去对研究工作的掌控感，遭遇更大的时间压力。但与此同时，学者在项目化工作这种新的工作形式中获得组建、经营研究团队的经验，为知识生产的集体协作与交流创设条件，迸发创新潜能。为此，在今后的科学研究政策的制定中，需考虑到专业研究权与研究管理权的分配与规范。
近五年来，我国学者愈趋关注学术资本主义这一全球性潮流，并试图从学理思辨与实证研究两方面探讨本土的学术资本主义经验。当前，本土学者于此所凝聚的共识是，学术资本主义趋势对于本土学术工作的影响同样是同形结构性的（isomorphism）：在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内部，尝试引入遵循“仿市场规则”的绩效评估制与科学评价/奖励制度；在高等教育与研究机构外部，开放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建立知识转移制度与相关市场实体。本土学者同样要面对学术资本主义趋势所带来的研究议程重塑：（1）在知识价值上，学者遭遇“追求真理的面向”与“市场效益的面向”的冲突，知识公有性与知识私有化产生前所未有的矛盾；（2）在知识体制方面，传统的公共知识体制与新的知识体制不断碰撞，学者的研究问题选择、研究执行逻辑在两种知识体制之间徘徊，产生紧张关系。现有的本土研究多认为这两种知识体系难以调和；（3）在知识生产的形式方面，本土学者往往遭遇压力化的时间体验，在绩效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与项目制生产话语中艰难寻求知识生产的自主性。但与西方经验有别的是，我国学者目前较侧重于讨论高等教育场域内“仿市场规则”及其相关制度（例如绩效评估）对于学者研究议程的塑造，较少讨论外部市场的知识转化对于研究议程的影响。尽管如此，随着我国逐渐推行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激发科技知识生产活力的政策，关注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有助于把握今后学者知识生产的变革性与时代特质。
由此，借鉴上述西方学者关于“学术资本主义”的讨论，对于本土高等教育制度的建设与学者的学术工作发展，可以形成如下启示。首先，在鼓励知识成果从学术领域转移到外部市场的背景下，或须在政策方针上提供知识生产取向的指导意见，规范、规避因资本过度集中而导致的知识产权与知识转化市场的垄断。其次，鉴于基础性研究在“学术资本主义”的逻辑下或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未来需为基础性研究加强制度性的保障，为高风险、长回报的学术研究适当地倾斜资金、人员与政策配置的支持，“强基为本、远景为重”。再者，项目制的研究工作形式在促进科研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学者的工作带来时间、自主掌控与研究进程管控的压力。由此，在施行科研项目制时，要留意到学者身份的多重，尊重学术工作者的专业性，并为其提供一定的项目管理技能支持。
在全球范围而言，随着“学术资本主义”趋势的加强，营利部门和非营利部门之间的界限模糊改变着基本的学术实践：精深知识的探索与发展不再是西方大学的首要任务，“‘创收(revenue generation) ’成为大学政策磋商、战略制定以及学术决策的优先事项。”受此影响，大学学者作为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其相应地将“知识”视为一种可以带来利润和有直接贡献的经济增长的事物。因此，学者在日常的实践中开始密集地进入与产业联系紧密的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领域，其科学研究与知识生产直接或间接地与应用导向有关，基础研究领域与应用研究领域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学术资本主义知识体制与公共知识体制在高等教育系统的交织并存揭示，学术资本主义力量正在使得公共领域与私有领域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第一，学术资本主义模糊了私人和公共资金之间的边界，公立大学的学者在一个日趋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运作，以部署和获取学术资本。其次，学术资本主义模糊了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的边界，高等教育系统不再是一个独立于外部市场系统的孤岛，大学与产业、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逐渐强化，新的知识循环网络逐渐嵌入大学与产业、政府，“知识”在大学作为一种基于学术共同体的知识产品的性质日益模糊。
对身处学术资本主义的机构期望、政策话语中的学者而言，他们并不排斥同时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而Bentley等人(2005)的实证研究亦支持，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是众多学者的日常工作准则，认为试图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对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种实践作清晰划分的政策现实并不存在；实际上，当前针对应用/实践导向研究的国家和机构政策并非必然与核心的学术价值脱节。因此，两者边界的模糊成为现实，但这并不代表理论研究的重要性正在被削弱，以理论发展与学术创造为基础的学术声望始终对不同学科的学者产生普遍的吸引力。此外，出于有限的资金条件、大学战略及学术规范，学者经常需要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者间进行一种参与程度的取舍或权衡。在当前知识经济环境中，过于强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区别是一种认识论的误区，而承认两者的边界模糊反而更能克服话语障碍以响应知识的发展与科学进步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基础研究”的“象牙塔事务”的形象，即“基础研究”可用以应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并呼吁学术界的知识生产重新与公众福祉、社会责任发生关联。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首轮互动
论文以学术资本主义为理论支点对于研究议程的重塑进行了梳理。论文的优点是一手文献比较丰富，有助于学界了解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但这种综述式的研究也存在一个问题，即论点分散，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论证的思路和逻辑不够清晰。
同行评议意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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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作者修回说明
第二轮互动
同行评议意见1二审意见
论文有一定新意，对于深化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有启发性。现存主要问题是结构比较松散。现有内容第一、第二部分讨论的是一个问题，建议合为一个部分，第三、四、五、六讨论的是一个问题，也可以合为一个部分，最后的讨论是一个部分。
第一，注意详略得当；第二，可否把第三部分“研究议程”移至文章开头，充分解释学术资本主义与研究议程之间的几条逻辑关联，然后在后文中一以贯之予以阐释。目前的结构安排总感觉1、2、3部分不够连贯。
审稿结论：修后刊用。
编辑意见
请参考以上外审意见对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凡修改之处请用蓝色字体标出。另请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和投稿指南通修全文格式，保证全文格式的规范、统一。尽快修回，修回时请在文前附上详细的修回说明（需对外审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进行逐条回复）。
第二轮作者修回说明
非常感谢编辑部以及两位审稿者精到的宝贵意见！
本人本次所作的回应与修改如下：
回应意见（1）及修改：已经根据宝贵意见进行部分结构的整并。其中学术资本主义概念介绍与特质梳理整并为第一大部分，包括定义、特质（新的知识体制与知识生产）。
回应意见（2）及修改：本次修改已尝试将冗余的句子删除，力图详略得当的同时得以充分介绍新概念。鉴于本文初步探讨学术资本主义对于研究议程的理解，故先将“学术资本主义”视为社会结构，置于“研究议程（个体行动）”之前以介绍。关于这两个主要概念的连结，本次修改在“一、学术资本主义”与“二、研究议程”衔接处补充了“研究议程”在学术资本主义研究中的脉络定位表；另在“二、研究议程”部分以简要图表形式勾勒学术资本主义对研究议程影响之机制。
基于此，本人亦对原稿结构纲目进行了一定调整。
非常感谢诸位专家与编辑的宝贵时间与指点！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1.论文内容局限于“西方高等教育”，参考文献也局限于英文，似与标题不对称。中文世界的状况如何？学术资本主义对中文世界的高等教有什么影响和启示？
2.语言表达需要符合普通话习惯，确保正确。比如“西方学者如何探讨学术资本主义发展下”“如何在科技领域的公共政策中外部需求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需求、为高风险、回报周期长及预见性较低的学术研究（大部分是基础性取向的研究）提供保护性支持”，该类问题语句较多，请逐一仔细修改。
3.还有个别繁体字，请一并改为简体字。
4.论文格式也按照我们要求进行规范。
5.提供所有参考文献的电子件（含扫描件）并按照论文参考文献的序号排序，打包返回。
请用修订模式修改返回，或做出针对性回应。
非常谢谢审稿专家和诸位编辑的宝贵意见！
1.“学术资本主义”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全球性现象，因此本人在本文第六章节中加入当前我国对于学术资本主义研究的一些主要观点；我国学者同样面临学术资本主义对于学者知识生产的同形化影响，此外，亦在此基础上尝试发展出相应启示。麻烦详见修订处。
2.语句与繁体字问题已通读并修改。
3.论文格式已经修订。
非常感谢诸位专家与编辑的宝贵时间与耐心意见！
审稿结论：同意录用。
审核确认：吴朝平 蔡宗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