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天 沈文钦 | 资助对博士生科研产出与按时毕业的影响：学科与家庭背景的异质性分析
徐浩天 沈文钦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资助对博士生科研产出与按时毕业的影响：学科与家庭背景的异质性分析作者简介：徐浩天，男，四川宜宾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领域为研究生教育； |
一、问题提出
在博士培养过程中，资助承担着基础性的物质保障功能，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欧洲大学协会在萨尔茨堡博士教育原则中就明确提出，适当的资助水平是博士学位质量和成功完成的关键因素。在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中，福利保障也被认为与生产力和效率密切相关。已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适当的资助有助于博士生完成学业，缩短获得学位的时间。同样，在关于研究人员职业生涯发展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博士期间获得的资助的积极影响。可以认为，资助在博士生的学术社会化、学术生产力的提升以及未来的学术职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是博士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的博士生教育正处在重要的发展窗口期，而博士生资助体系事关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的高水平发展。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博士生资助体系亟需开展一定的改革，2021年全国博士毕业离校调查数据显示，在博士生认为博士生教育中亟需改革的方面问题中，41.4%的博士生首选就是“提高博士生待遇”，总计约70.5%的博士生认为博士生待遇需要提升，同时博士生对资助的满足程度水平只有3.606（5分满分）。这些数据表明在我国的博士培养过程中，目前我国博士生教育中资助以及相应的其他福利保障仍然不能完全满足博士生的需求，改善博士生待遇、建立更为全面精准的资助体系是博士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
综上所述，资助体系作为构成博士生培养机制的有机部分，不仅影响着博士生个体的学习发展，而且事关着我国博士教育的整体质量。然而，由于缺乏相关数据，关于我国博士生就读期间的资助满足程度，以及资助满足程度对于博士生发展影响的研究仍然非常之少，本文利用2021年的一项全国博士调查数据，试图对这一问题开展初步的分析。
在资助的影响效果方面，本文重点选取科研产出和按时毕业两方面进行分析。科研产出不仅是博士生在就读期间学术表现的重要评估指标，也是博士生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信号，与未来学术职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关系。同时，科研发表还对博士的社会化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博士生形成科研工作者的身份认同。而延期毕业则是博士生就读期间的另一重要问题，延期毕业不仅会带来在就业市场中的负面评价、在延毕期间的心理焦虑等各种现实问题，而且将可能影响到导师甚至是学术机构的声誉及招生名额分配。因此，探讨资助满足程度对博士生科研产出和能否按时毕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资助满足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在博士对资助满足程度的评价方面，已有文献表明我国博士资助体系为广覆盖、重保障的普惠制度，在针对特殊需求的补偿性资助以及促进科研创新的发展性资助方面还有所欠缺。从我国的资助制度来看，资助方法以及相应的标准由教育部制定一般性的政策法规文件，再由地方政府和学校机构灵活制定具体的资助方案。在实践中，我国的博士生资助体系呈现出以生活补贴和学业奖励性质的保障性资助模式的特征。而一些研究者发现这一模式存在着资助方式单一、资助结构不合理、资助主体缺失、资助学科性差异大和生活性资助额度低等问题，在资助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需要依靠导师补助、贷款、兼职、家庭补助等其他收入来源以解决生活问题。
另外，已有研究发现博士生对资助的满足程度评价与个体特征、家庭背景等因素存在相关性，这些特征造成了博士生对资助政策的异质性评价。例如，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博士生而言，尽管奖助学金已经保障了基本的生活水平，但也并不能完全满足个人的发展需求。同时，据2021年博士离校调查数据，超过40%的博士在就读期间已经结婚组建家庭，其中已生育子女的博士生约占70%。对于这些已经生育子女的博士生群体而言，针对个人基本生活制定的奖助学金方案显然难以支撑家庭的总体支出，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经济负担。因此，鉴于我国普惠性资助的模式特征及实践情况，部分博士生群体可能存在资助不足的情况，提出研究假设1：家庭经济困难、已婚已生育博士生群体对资助政策的满足程度更低。
（二）资助对博士生科研产出和修业年限的影响
在本文重点关注的资助对博士生发展的影响研究方面，诸多文献确定了资助在博士生教育中的重要性，其中最为直接的两个方面便是资助对博士生科研产出和修业年限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充分的资助能够为博士生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和研究基础，以激励博士生的科研效率，从而按时甚至提前完成学位。为系统回顾资助对博士生发展的影响，不妨从资助对按时毕业和科研产出的两个影响方面回顾相应文献。
首先，资助水平会影响博士生的修业年限。一般而言，相比于资助不足，需要贷款、兼职的博士生，资助充足的博士不仅拥有更高的生活保障，也可能具备更合理的科研-生活平衡、更高的身心健康水平和更为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可以将精力投入学位论文等学术性活动中，大幅提升了按时毕业的可能性。Wright和Cochrane发现，英国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博士生比其他资助来源资助的博士生（58%）更有可能成功提交学位论文（66%）。Ehrenberg和Mavros使用康奈尔大学博士生的调查数据开展的探索性研究也发现，在数学领域，得到科研助学金支持的博士平均需要4.54年完成学位，而由教学助学金资助的学生则需要4.82年，接受贷款的学生则需要更长时间（4.83年）。此外，Nori等人的研究也表明，遇到资金问题的博士生会减少科研投入，甚至是完全停止学术活动，中止攻读博士学位。因此，结合已有研究的发现，提出研究假设2：资助满足程度越低的博士生群体越容易延期毕业。
另一方面，已有研究还发现了资助对博士生科研产出的显著增益。理论上，资助可以通过影响博士生的科研投入进而提升博士生的科研产出，那些资助充足的博士生能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将精力更多地投资于以研究为导向的活动，从而耗费在非学术活动上的时间可以更少。在实证研究中，Horta等使用葡萄牙4095名博士的调查数据发现资助是影响博士生科研产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其他的一些研究同样发现博士生受资助水平与个人的科研产出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部分研究发现资助对博士生科研产出的影响也存在学科类型的异质性效应。Neufeld发现在生物学领域，资助对于科研产出的影响十分显著，但在医学领域只对博士生的科研产出具有微弱影响。Dongbin Kim等人发现，在硬科学领域，获得全额奖学金或科研助理资助的博士生科研产出更高，并且更倾向于毕业后进入博士后岗位。最后，博士期间的受资助情况不仅影响着博士生在学习期间的发表数量，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了博士生未来的整个学术职业生涯中。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大多都报告了资助对博士生科研产出的正向影响，提出研究假设3：资助满足程度较高的博士生群体的科研产出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 据
本文使用2021年全国博士离校调查数据作为研究基础。此次调查受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委托，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抽样方法对该年全国博士毕业生的教育培养过程以及就业结果进行了调查。该调查共抽取全国范围内43011名博士毕业生，回收调查问卷16380份，总体回收率为38.1%。在删除无效问卷、含缺失值样本后，数据集包含15019名博士的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资助满足程度、经济收入来源、教育背景以及就业去向相关的信息。在资助的满足程度方面，658（4.4%）人报告奖助学金非常不能满足生活需求，1209（8.0%）人报告奖助学金不能满足生活需求，共计1867（12.4%）人认为奖助学金不能满足个人生活需求。
根据教育部数据，2021年全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为79887人，研究数据所包含的样本数量约占该群体总体数量的18.8%，样本规模较大。而从学科分布来看，调查数据也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人文学科（全国：5.78%；本调查：8.7%）、社会科学（全国：12.9%；本调查：14.1%）、理学（全国：22.5%；本调查：21.3%）、工学（全国：34.8%；本调查：33.7%）、医学（全国：19.5%；本调查：16.0%）以及农学（全国4.2%；本调查：6.2%）。总的来看，本次调查样本数据在学科类型分布等指标上基本符合全国的总体情况，较小的抽样偏差可能来自部分未回答的被抽样个体以及学科门类中缺乏军事学门类的博士生群体。
综上所述，此次调查抽样方法科学、问卷回收率高、样本量大，能够较好地反映当年全国博士毕业生的总体状况，具备较好的代表性。
（二）变 量
(1)科研产出
作为因变量之一的科研产出，是博士生就读期间的一个重要的产出指标，它反映了博士生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在文献计量学中，一般将科研产出定义为每位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从而将其与使用被引数量测量的科研影响力(impact)区分开来，这种方法已成为一种通用的规范。考虑到不同学科的异质性，科研产出指标为中文期刊论文、外文期刊论文以及国际会议论文发表数量的总和。
(2)是否延期毕业
研究将是否延期毕业作为衡量博士生学术表现的另一指标。一般而言，正常或提前获得博士学位意味着他（她）能够更早地进入就业市场，有着更年轻的相对优势，能够在就业过程中占据优势，而延期毕业则通常意味着更高的物质、心理压力，对于博士生的未来发展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对于高校或研究机构而言，延期毕业的情况不仅意味着博士培养成本的上升，而且大量延期博士生的积累也会给未来的博士招生和机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博士延期毕业率的提升还会造成整体资源利用效益的下降和潜在人力资源的浪费。因此，使用这一指标评估博士生在就读期间的学术表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2021年调查数据，约49.6%的博士生为延期毕业，而在2017年相关调查中延期率则为39.7%，这反映出延期毕业逐渐成为了一种潜在的趋势。
2.自变量
(1)资助是否充足
我国博士生的资助模式不同于美国、欧洲的竞争性资助模式，是在获得博士生录取通知书的同时获得来自政府和高校的普惠性资助，通过“三助”等具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博士生解决就读费用和日常生活需求，博士生受资助的总体差异并不显著。因此，相比于国外研究一般使用的资助的具体金额指标，在我国的普惠性资助制度背景下，使用资助的充足程度作为核心自变量具有更现实的研究意义。在操作性定义上，通过受调查博士汇报的五分满足度以测量个体对资助质量的主观评价。
3.控制变量
研究还使用了调查数据中涉及的与科研产出、按时毕业相关的影响因素，如院校类型、性别、年龄和学科领域等作为控制变量，以便开展更为精确的研究。根据已有的文献，这些潜在的影响因素被划分为人口学特征、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科研投入、地理因素以及其他等类别。在表1中展示了不同类别变量的测量方式，以及相应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测量方式及描述性统计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资助满足程度的差异
在第一阶段分析资助满足程度差异的回归中，研究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后，发现博士生的资助满足程度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具体结果见表2。
表2 是否对资助感到满足的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首先，婚育对资助满足程度评价的影响十分明显。相比于未婚博士，已经结婚生育子女的博士生对于资助水平的满足程度要低12.7%，而已婚未育的博士生则与未婚博士生群体的满足程度差异并不显著。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在目前我国的博士生资助体系中，罕有针对博士生婚育的福利保障，博士生大多依靠家庭资助或其他收入来源以补偿生育所带来的额外支出。显然，对于已经生儿育女的博士生而言，普惠性的资助方案只能覆盖个人的基本生活，难以支撑家庭的总体支出，尤其是生育支出。这说明，生育问题是博士生对于资助水平产生异质性评价的主要原因，考虑到这一问题同我国目前低生育率的老龄化社会问题有着重要的关系，制定针对博士生生育保障的福利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家庭经济困难博士生的资助满足程度显著更低。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对资助条件感到满足的可能性也显著地上升。家庭年收入30万及以上的博士生比家庭年收入1万元以下的博士生对资助感到满足的可能性要高2倍，而家庭经济困难的博士生更容易对资助产生负面评价。可能的原因在于，家庭年收入在5万以下的博士生难以获得来自家庭的补充性资助，而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则能够为博士生的发展提供更充足和更高水平的保障（见表3）。因此，显然在同等资助水平上面临同样的发展需求或其他的支出需求时，家庭经济较困难的博士生更容易地对资助水平感到不满足。
表3 提供了家庭资助的家庭收入分布
最后，在学科类型方面，就读于理工学科的博士生的资助满足程度也显著低于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门类的博士生。从学科异质性的角度来看，理工学科的实验室、实地研究所需要的每周研究时长远高于人文社科学科，因此理工学科的博士生在面临与人文社科相差不大的资助水平时，更容易感到相对剥夺感。而在院校类型方面，中科院、社科院显著高于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科建设高校和普通高校，这可能与中、社科院的性质和待遇有关，而双一流建设高校也有着更充足的经费，可能提供了更高的资助水平。
综上所述，研究结论不仅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家庭经济困难和已经结婚生育的博士生群体对于资助的满足水平更低的研究假设，还探索性地发现了院校层次以及学科类型的异质性影响。这意味着目前实施的普惠性资助政策对部分博士生仍存在一定的忽视现象，在实际的博士生资助实践中，需要对这些存在特殊需求的博士生进行精准识别、定向扶持，从而为他们的发展提供稳定的保障。
（二）资助满足程度的影响
在第二阶段的回归中，研究使用负二项回归和logistic回归以分析资助满足程度对科研产出和是否延期毕业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研究仍然加入了个体特征、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等控制变量，以更为精准地估计资助满足程度的影响。
1.资助满足程度对科研产出的影响
表4 资助满足程度对论文发表负二项回归结果
负二项回归结果见表4所示，可以发现无论使用连续变量还是二分变量进行分析时，资助满足程度水平的提升均显著地提升了博士生的科研产出，这说明资助水平的提升可以为博士生提供更为充足的保障，并激励博士生更专注于科研工作，提升其科研产出。
图1 学科类型与资助是否满足的交互平均边际效应
其次，由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学科风格和文化有着较大的异质性，尤其是在工学、医学等学科中，可能需要更高工作强度的实验、实地、实践工作，但却与其他学科的资助水平相差不大，从而可能会导致资助对科研产出产生学科异质性效应。因此，在第二阶段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学科类型与资助是否满足的交互项，进而计算在不同学科中资助满足程度对科研产出的平均边际效应（AME），其结果图1所示。
交叉项分析结果显示，在工学、医学门类学科中，相较于那些感到不满足的博士生，对资助水平感到满足的博士生有着更高的论文发表数量，而在人文、社科、理学、农学等学科门类中则并无显著的差异。结论表明，相较于其他学科，工学、医学门类中资助满足程度对于博士生的科研产出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资助满足程度成为了这些学科中博士生科研产出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在这些学科中适度地提升资助水平将会对博士生的科研产出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2.资助满足程度对按时毕业的影响
前文讨论了资助满足程度对科研产出的影响，而在科研产出之外，能否按时毕业同样也是对博士生培养质量和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前所述，按时获得博士学位可以为博士生在潜在的就业市场中提供有利优势。因此，通过考察资助满足程度对延期毕业发生率的影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索资助水平对于博士生学位获得的影响机制。
表5 资助满足程度对是否延期毕业的logistic回归结果
结合表5呈现的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研究发现资助对于按时毕业有着显著的保障作用，即博士生对资助水平的满足程度越高，延期毕业的可能性也越低。从比值比来看，感到满足的博士生发生延期毕业现象的概率为感到不满足的博士生的71.6%。当使用连续变量回归时，也可以发现当博士生对资助的满足程度逐渐上升时，延期毕业的发生概率同样呈现出递减的现象。由此可见，资助满足水平的提升，能保障博士生将更多精力投入学业，使得他们更可能按期毕业，从而整体上提高博士培养的效率。其次，同上节的学科异质性分析一致，由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学科风格和培养模式有着较大的异质性，延期毕业的发生概率也因此有着显著的异质性，在本节中同样进行了学科异质性分析。具体方法为，在基础模型中引入了学科类型与资助是否满足的交互项，进而计算在不同门类的学科中资助满足程度对延期毕业的平均边际效应（AME），其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学科类型与资助是否满足的交互平均边际效应
交叉项分析结果显示，在人文、理学、工学等门类中，相较于那些感到不满足的博士生，对资助水平感到满足的博士生的延期毕业概率显著更低，而在社科、医学、农学等学科门类中则并无显著的差异。结论表明，相较于其他学科，在目前我国人文、理学、工学等学科中，资助政策对博士生按时毕业的保障作用十分显著，资助的充足与否是这些学科中博士生能否顺利按时毕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在这些学科中适当地提升资助水平，并对存在特殊需求的博士生群体开展针对性的补偿政策，将会对博士生的按时毕业有着更为显著的保障作用，有效地降低延期毕业发生的概率。
3.稳健性检验
综上所述，在第二阶段的研究中验证了资助满足程度对博士生科研产出的显著影响。结论同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充足的资助能够为博士生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提高博士生的科研产出。同时，研究还发现了异质性的影响机制，在工学、医学这两大学科门类中，资助满足程度的提升显著地提升了博士生的论文发表数量，而其他学科中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而在延期毕业问题方面，在人文、理学、工学等学科门类中，资助满足程度对于博士生按时毕业有着显著的保障作用。
最后，为确保本阶段的研究结论具备稳健性，研究还通过使用双重机器学习（Double machine learning）的交叉拟合偏回归Lasso logistic回归模型（Cross-fit partialing-out lasso logistic regression）开展稳健性检验，并通过分割样本进行十折交叉验证，对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开展验证，其结果如下表6所示，稳健性检验结果同前文得出的结论并无差异，可以认为研究结果具备稳健性。
表6 Lasso推论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和讨论
（一）主要结论
已有的研究，如Mendoza、Horta以及Grote等人的研究都发现了资助在博士生教育中的积极影响，但国外的这类研究主要聚焦于是否获得资助以及资助类型的影响，和这些研究不同，本研究关注的是资助的满足程度及其影响。在一个相对普惠性的资助制度中，关注资助的满足程度显然比关注是否获得资助更有意义。
1.资助满足程度的群体异质性
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尤其是经济条件、院系学科、婚育状态对于博士生资助满足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家庭经济资本较匮乏、理工学科以及已婚有子女的博士生群体，其资助满足程度显著更低，这说明目前的资助体系对于这些博士生而言可能是相对不足的，需要精确性地进行一定的补偿性资助。
这一研究结果反映出我国的博士生资助模式还存在一定的欠缺。在欧洲国家，博士生以雇员的身份参与学术研究工作，并获得相应的酬劳。在美国则通过实质性的助教、助研、服务工作岗位以及充足的科研项目资金，为博士生提供了高保障的福利政策。而在我国，博士生的身份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学生，以奖助学金为核心的资助体系是由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准的普惠性资助方案，缺乏针对性、竞争性和补偿性。同时在资助金额方面，由国家提供的普惠性奖助学金以保障博士生的基本生活为政策目标，相对国外同类型项目资助水平相对较低，忽视了博士生作为初级研究者的特殊身份，难以吸引潜在的最具天赋的博士生候选人。因此，尽管我国博士生资助体系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现了广覆盖的普惠性资助，但资助力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还需要在整体水平提升的同时对部分经济困难的博士生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案。
2.资助对博士生科研产出与按时毕业的异质性影响
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博士生对资助的满足程度水平，或者说，资助对博士生需求的满足程度对其科研产出和按时毕业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资助满足程度对科研产出和按时毕业的异质性影响，这也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拓展。在家庭背景方面，相比于其他学生，研究发现家庭经济困难的博士生相对较少获得家庭的经济资助。在面临同等的资助水平时，家庭经济困难博士生更容易发生资助不满足的情况，尤其是在院校所在城市消费水平较高的地区，针对这类家庭经济困难的博士生制定补偿性的资助方案能够显著地提升这类博士生的科研产出以及按时毕业的可能性。而在学科类别方面，理学、工学门类的博士生对资助的满足程度相对更低，同时资助满足程度的提升对工学、医学博士生的科研产出有着显著更高的平均边际效应，如果适度地提升资助水平，能够激发这些博士生的学术志趣，显著地提升其科研产出。而在延期毕业方面，资助满足程度的提升对人文、理学、工学博士生都有着显著的保障作用，适当地提升资助水平能够让这些博士更可能按时毕业。最后，关于以上这些重要结论的稳健性检验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几个方面的政策意涵。
1.分群施策，精准育人
政府和高校对博士生的资助不能一刀切，应将学生的家庭经济、婚育等情况考虑在内，针对博士生的需求分群施策，提升博士生资助的精准性。目前，已有若干高校针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博士生开展针对性的奖助政策，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通过学校自筹以及社会捐助资金设立学校助学金、贫困家庭扶助金、专项资助奖学金（如北京大学王文忠-王天成奖学金和闳材奖学金）等措施以保障博士生基本生活需求，并着力逐步提高博士生的资助水平，为博士生的发展助力护航 。我们认为这些政策是适当的，值得在其他高校推广。
2.拓宽资金来源，提升资助标准
拓宽博士生资助来源的渠道，进一步提高博士生资助水平。我国博士生教育主要由政府资助，最近十多年，政府已经大幅提高了博士生的生均拨款和资助水平，部分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学也通过资助体系改革，大幅提升了博士生的资助待遇水平。但仅仅依靠政府和高校自身的努力是难以提供有国际竞争力的博士生资助的，受疫情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家财政收入面临一定的困难，未来必须充分利用企业、慈善机构等资金渠道，促使博士生资助来源的多元化，并丰富博士生资助结构多元性，进而提高博士生的资助水平。
3.战略评估资助，激励科研产出
提高博士生资助的竞争性。按照Breneman的理论，博士生会对资助等激励做出反应，这些激励会鼓励博士生对科研学习保持更高的志向和抱负，从而提升科研产出，并且也更顺利地按期毕业。因此，为了提高资助激励的效果，博士生的资助不能搞平均主义，应当引入竞争。一种方法是借鉴美国博士培养模式，在招生中设定不同的竞争性资助方案，同“申请-考核”的招生制度相结合，通过招生委员会科学评估申请者的科研潜力时战略性使用这些竞争性资助方案。此外，还可以增加一类面向博士生的竞争性科研项目国家奖学金，基于博士生申请时提交的研究计划以及已有的科研成果，进行战略性地评估和选择，资助一批具有高度潜力的博士生人才。同时，正如沈文钦教授所指出的我国博士生三助岗位运作流于形式，未发挥岗位的应有作用。因此，我国的博士生培养还需要改革三助制度，尤其是要发挥助教、助研岗位作为学术性培养活动对于博士生的教学、研究经验积累的重要功能。如助研岗位可以借鉴欧洲博士培养模式，从课题经费科目中设置助研劳务费，并以合同的形式规定博士生的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等事项，为理工、医学等学科的博士生提供更高水平的资助支持，发挥资助的竞争性激励功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在内生性的解决方法方面，使用工具变量法(IV)是一种更优的处理办法，但目前难以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有待之后的研究解决。此外，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数据没有精确地测量博士生客观获得的资助水平金额，也是一个局限。但考虑到我国的博士生资助体系有着自身的独特特征，使用主观评价满足程度可以有效测量资助水平对博士生需求的满足程度。在未来的研究当中，可进一步纳入资助金额这一变量。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第一轮审稿意见
同行评议意见1
论文选题具有现实意义，设计思路清晰，方法使用科学，数据分析透彻，结论建议合理。建议采用。
审稿结论：可刊用。
论文讨论了资助与博士生科研产出及是否延毕的关系，实际上想为完善博士生资助体系提供理论支撑，结论应该是在现有普惠制研究生资助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分类资助的补偿式资助体系，以满足不同个体特征博士生的资助需求。但是论文存在太多问题，分别如下：
1.行文不通顺，很多地方语句不通。
2.科研产出与科研生产力，两者概念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建议统一用一个表述。
3.引言部分，建议重新修改，紧扣问题。
4.建议对我国博士生资助体系或政策做一段简要背景介绍，让读者了解我国博士资助体系到底是什么。
5.文献综述部分，逻辑上有问题，比如资助模式与资助满足程度两者有关系吗？参考文献[33]引用内容似乎与上下文都没有关系。
6.兼职对科研生产力的影响，偏离了文章主题，弱化了文章重点。
7.论文中为何要采取不同的回归模型，做了相应的检验了吗？至少要有简单地交代。
8.论文还有一些意见，已在正文相应地方标识，供参考。
审稿结论：修后再审。
编辑意见：请参考以上外审意见对全文进行修改完善，凡修改之处请用红色字体标出。另请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和投稿指南通修全文格式，保证全文格式的规范、统一。尽快修回，修回时请在文前附上详细的修回说明（需对外审意见以及编辑部意见进行逐条回复）。
作者修回说明
回应1、3、4、5：这几个问题都比较类似和集中于引言，文献综述部分，因此，我们统一整合后一并回复。我们认为外审专家的意见一针见血、非常中肯，故而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参考外审专家对文章的总结归纳，重新调整了文章的摘要、前言以及文献综述部分，并进一步提升了语言的逻辑性和表达的准确性。
关于前言部分，我们调整了部分段落的语言，以将核心思路和文章主旨更为贴切，去除了部分冗杂的表达。而在文献综述部分，我们重新整理了关于我国博士生资助体系的说明，并以更为明晰的语言进行了表达，从而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背景介绍。
此外，参考文献33所涉及的段落，我们也认为是在写作过程中表达能力较弱所导致的问题，因此我们重新修改了相应段落的表达，使之更为连贯统一。
回应2：关于科研生产力(research productivity)与科研产出(research output)混用的问题。在文献计量学中，一般将科研生产力定义为每位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即科研产出数量，从而将其与使用被引数量的影响力(impact)区分开来，已成为一种通用的规范。早在 1926 年，Alfred J. Lotka 就在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中使用了出版物的数量作为核心指标。当然也存在引入科研产出质量的更复杂和综合性的其他指标，考虑到技术手段和数据条件，我们采用的是最为经典的方法。在我们的文章中，科研产出数量是科研生产力的一个可测量指标，这一做法可以参考众多英文文献以及一些中文文献，在这些文章中同样使用research productivity & research output两个概念。此外，为了严格规范我们的术语使用，参考外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重新调整了在不同位置使用的术语，以提升语言表达的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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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6：关于兼职活动的影响一节，在原文的思路中我们本着一种探索性研究的趣旨，试图为解释资助政策对于博士生的影响进行一种机制性的分析和解释。正如外审专家所言，的确与文章主旨有所偏离，故此我们将这一部分暂时删去，留待未来的研究中以结构方程模型或路径分析等方式进行进一步的系统性的分析和阐述。
回应7：关于负二项回归模型使用的问题，我们在原文的研究方法一节中使用脚注进行了说明。我们主要考虑到论文发表数量作为计数数据，通常应使用泊松回归作为基础模型，但泊松回归要求数据呈现期望与方差相当的均等分散特征，而实际数据一般与之不符合，在我们的研究数据中论文发表数量也体现出方差明显大于期望的特征，所以此时一种常用的做法是在条件期望函数的对数表达式中加入一项
可参见相关书籍：《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 第2版》陈强编著；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in Stata， Kosuke Imai, Lori D. Bougher等著。
回应8：感谢外审专家细致入微的修改意见，我们同样结合相应的修改意见，逐字修改了部分不合理的表达方式，并整合了文章的前后段落内容以及相应的逻辑关系，从而使得文章表达更加顺畅、得体。
对编辑意见的回应：最后，我们还在评审意见之外，还尽可能地修改了部分字句的表达、图形的美观性以及表格的规范程度。再次感谢编辑部的审阅和外审专家的宝贵意见，都为本文的进一步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第二轮审稿意见
审稿结论：可刊用。
编辑意见：
请严格按照我刊近期刊发文献和投稿指南通修全文格式，保证全文格式的规范、统一。请作者认真对待，逐一对照修改。修改到位后送终审。
第三轮审稿意见
编辑意见
1.摘要请扩充至500-800字，英文翻译需同步。
2.引言的最后一段略显冗余，可以删除。
3.参考文献不采用尾注，请直接上标，且文献格式不规范、统一，请严格按照我刊网站上的投稿指南通修，比如英文文献的作者姓名需全部大写，析出文献格式不规范，多于三个作者的规范处理等；请作者务必将所有文献逐一审核校对，最好将所有文献原稿以附件的形式打包修回，以便后续查阅核对。
4.语言表述问题，如“二十一世纪”应为“21世纪”；“1-3万”应为“1万—3万”等；请作者认真校对。同时，文中“本研究”等主观词汇，需要替换为第三人称，表述需更为客观。另请作者逐字逐句（包括标点符号）认真审核校对全文三遍以上再修回，确保语言表述的规范、专业、简洁扼要。
5.文中的图表请全部替换为可编辑的原图，同时注意图例的可辨识度和可区分度，注意是黑白印刷。
6.讨论与结论请分点论述，加上小标题，以提高阅读体验。请附上详细修回说明，尽快修回。
作者修回说明
回应1：感谢编辑部的提醒和指出，现已扩充达到这一标准，并同步修改了英文摘要。关于这一问题，此前参考近期贵刊刊载的2022年第4期刊登出的十一篇包含有摘要的文章中，摘要字数的分布为从240到494字不等，均值为344字。因此凭借经验判断，有所武断，忽略了500-800字的这一硬性要求，感到非常抱歉。
回应2：感谢编辑部的提醒和指出，现已删除这一段落，并提升了文章的简洁性。
回应3：感谢编辑部的提醒和指出，现已对参考文献进行了修改，尤其是英文文献部分，此前大多采用谷歌学术自动导出，未仔细校对是否正确，因此部分细节有所出入，现已调整了这部分的引用，使之符合规范。第一是手动使用了上标，其次是英文文献姓名大写，最后是部分不规范细节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回应4：感谢编辑部的提醒和指出，语言表述进行了调整，此前未注意数字的使用细节。此外，文中尽可能地调整了“本研究”等词汇的使用，使之更为客观化。
回应5：感谢编辑部的提醒和指出，图片原本是Stata软件导出，可编辑的原图无法直接插入Word之中，只能使用emf、png、jpeg等格式，现已提供图1和图2的原始格式链接（在超链接中）。此外，已将图片已调整为适合黑白印刷的灰度模式，具备较好的辨识度。
回应6：感谢编辑部的提醒和指出，已对文章这一部分进行了修改，确保语言表述的直观和简明扼要。
最后，我们还在评审意见之外，还尽可能地修改了部分字句的表达、图形的美观性以及表格的规范程度，对于冗余的图表进行了删减，只保留最为核心的部分。再次感谢编辑部的审阅，为本文的进一步成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审稿结论：同意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