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鑫 陈彬莉 王曦影 | “学业文化资本”的彰显与式微：精英大学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求学历程
收稿日期：2023-03-29
修回日期：2023-04-23
终审日期：2023-05-04
网络首发：2023-06-01
王兆鑫 陈彬莉 王曦影
浙江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学业文化资本”的彰显与式微：精英大学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求学历程二、主人公小蝶
小蝶的成长经历几乎融合了“寒门学子”身上因出身导致的全部困境。
小蝶于2000年出生在J省南部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山村里，这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外出务工是村里人谋生的主要出路。村中没有重视读书的文化观念，不少适龄期内的青少年没读完初中就辍学外出打工。小蝶父亲初中毕业，母亲小学毕业，两人常年在广东务工，只有春节才回一次家。与村里许多儿童一样，小蝶一出生就成为留守儿童，爷爷奶奶是她的主要照顾者。小蝶有两个弟弟，长弟只比她小1岁，幼弟比她小18岁，姐弟三人都是留守儿童。小蝶成长中亲历了家庭中频繁爆发的冲突，既有父母之间的冲突，也有祖父母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小蝶自小被放养长大，家庭中除了家长式地给予她道德管束与培养她传统女性气质外，父辈与祖辈对她的情感关注微乎其微。更甚的是，家庭中存在极为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小蝶幼时经常遭受到来自长辈们的忽视与打骂。“不可思议的是”，生长于如此环境，小蝶非但没有如威利斯笔下“家伙们”一般因“反学校文化”而子承父业，也没有像同村孩子一样辍学外出务工；她反而从小就勤奋、独立、“懂事”，她依靠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质在学校中取得优异成绩，成为村子里第一个考入211院校的大学生。
小蝶在回忆乡里学校时也“苦不堪言”。小蝶为避免上学、回家时长时间的山路，她从五年级始就开始住校。乡里学校条件异常简陋。学校宿舍环境很脏乱，学生们都睡在一个大通铺里面，同学们头上也都长了虱子。按照小蝶的话说，“学校冬天取暖基本靠抖，没有暖气和煤炉”，她住校的第一年就得了冻疮。冻疮既痒又痛，导致小蝶脚肿地连鞋都穿不进去，手也难以下笔写字。饮食上，学校的饭餐也很难吃。小蝶每星期会从家里带些花生米和酸菜，平时自己还要带米去食堂加热，既没有营养每天也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学校教室与公共空间环境也差到“难以想象”，教室中的课桌和凳子都是烂的，学校操场没有水泥地，都是黄土，按照小蝶的叙述，课间做操起风时就像起了沙尘暴一样。班级里的学风、纪律也很差，“混混们”除了打架斗殴，还会打老师，晚自习的时候也很吵、很乱。教师学历也不高，体罚学生的现象比较严重，有时甚至会把学生打出鼻血。小蝶就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中（这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奇迹般地”通过中考进入到县城最好的高中且最好的班级里继续求学。
小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求学励志故事，折射出中国社会结构仍然会为那些在学校中努力读书的农村学生打开向上流动的一扇门。我们也可能乐观地预设小蝶在进入精英大学后也会一如既往地表现优异。然而，遗憾地是，进入大学以后，小蝶的适应并非一帆风顺。小蝶变得“很不开心、自卑、不爱说话，没有归属感”。小蝶的学业成绩一般，她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业表现“判若两人”。小蝶开始思考大学文化与环境，在身份迷失中寻找前行的方向，曾经一门心思只管上课学习、考试的学业/生活状态在大学中“变形”。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为何当初在基础教育阶段成绩表现优异的小蝶，进入大学后却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呢？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呢？
学者程猛提出的“底层文化资本”概念，认为“改变命运的先赋性动力、将学业作为一种道德事务对待的道德化思维、吃苦耐劳的学校心性品质”是寒门出贵子的驱动性因素。这一理论框架能够解释小蝶如何在基础教育中脱颖而出，然而，这一理论却未能充分关注这种底层文化资本对个体在人生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其在高等教育阶段式微的原因。如果说，底层文化资本的形成得益于个体与基础教育系统的长期互动，我们质疑的是，仅从个体的心性品质来解释个体的成功是否会忽略除个体之外其他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小蝶的求学经验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文化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小蝶成功进入精英大学，是否可以认为文化再生产理论在她身上没有应验？或是彻底消失了？如果是这样的结论，为何小蝶进入精英大学后又出现适应困境与学业表现不佳的问题呢？那么，文化再生产对于这些步入精英大学的农村学生的影响究竟是消失了？还是始终存在？只不过是推迟了它发挥作用的时间与场域？本研究以小蝶的求学历程为案例基础，来深入探究上述问题。
三、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理论：怎样解释第一代大学生？
“文化资本”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是用来解释特权阶层合法化再生产优势阶层地位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在教育行动中向子女传递的文化财产。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存在形式，“身体化状态”、“客观的状态”以及“制度化的状态”，并尤为强调以优势阶层文化为导向的“精英型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看来，精英型文化资本既是优势阶层特有的文化资本，也是在精英学校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资本。如此，布迪厄通过创设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成功撬开了社会再生产的“黑箱”，从文化再生产视角深刻批判了优势阶层在实现阶层再生中学校扮演的“合谋者”角色。
布迪厄在文化再生产理论中找到了文化资本、学校场域、阶层惯习的联结点。布迪厄认为，学校作为合法存在，它服务于优势阶层文化的再生产，为优势家庭对子女的文化投资提供能够变现为实在价值的平台，让孩子能通过文凭实现阶层地位传递。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了家庭中精英型文化资本的占有量对子女能达成的教育成就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优势家庭会时刻向其子女灌输这种文化惯习，子女成长中会逐步地被训练出一套优势阶层所特有的性情系统，这与学校系统中的主导文化非常接近。因此，优势阶层子女在进入精英学校后舒服且自然。遵照这一学理逻辑，因阶层间文化资本分配的不均等性，处于弱势阶层的孩子很难有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那么，中国情境中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子女该作何解释呢？
法国社会与中国社会有很大不同，法国社会贵族属性明显，中国社会并非如此。已有研究指出，西方国家用高雅文化参与操作化为文化资本的方法在中国社会可能不具有适应性，因为对应试文化盛行的东亚国家来说，高雅文化参与可能被看作是“不务正业”。可以说，将“文化资本”作为核心解释框架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在中国情境是有“水土不服”之处的。而且，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具有极强的代际色彩和出身决定论，更为凸显父辈对子代惯习灌输的过程，较少考察子代主体性的文化资本的创生过程。还需要辩思地是，布迪厄对文化资本分为三种类型，那么，我们通常提及的“学业成绩”应该作为哪种文化资本类型呢？为此，我们专门在布迪厄文化资本的基础上，提出“学业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来解释说明中国情境下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应试文化，即以成就/学业取向为主的应试文化特质。该文化资本类型更多是主体自身在求学过程中创生出的文化资本，而非父辈给予的，具有一种源自主体的创造性和洞察性。学业文化资本更“亲和”于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教育行动和教育意志，弥散于整个学校构成主导文化，这与中国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学业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求学过程中累积的学业知识，学业文化资本是学生通过洞察教育制度和学校文化，在日常的学业实践中所创生、积累地致力于学业并帮助其取得优异考试成绩的文化资本类型。可以简单地说明为，学业文化资本是学生致力于学业，表现出努力读书、勤奋刻苦的精神特质，并能助力其在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业知识。
因而，我们能够发觉在基础教育阶段，布式的“精英型文化资本”并不会对农村学生的学业活动构成明显影响，反而专注于考试的“书呆子”通过努力学习更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最大化地降低了“高雅文化活动”对这些学生学业时间的挤占。那些具有“亲学校文化”的农村学生会在基础教育阶段积极丰富自身的学业文化资本，也能够在出身同质性较强的群体竞争中脱颖而出，进入精英大学，成为第一代大学生，避免淘汰。
接下来，我们结合小蝶的求学经验，围绕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两个时空，详细地阐释学业文化资本的“彰显”与“式微”过程，并以此解释文化再生产理论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出现理论偏差的机理。进而，揭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场域中主导文化资本的差异，以及这一差异对像小蝶这样的“寒门贵子”在教育代际流动中建构的求学体验。
四、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
从整体的生态系统而言，底层社会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聚拢力”，它排斥个体的向上流动意愿及行为。出身于底层的个体想要改变出身，必须要打破来自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
（一）读书无用观与孩子命运
乡村社会是农村孩子社会化的第一个场域，他们对读书意义的认知在这里被建构。乡土社会中人们对“读书与个体、家庭”生命机遇的理解，关系到底层家庭对子女教育的关注与投资，以及乡村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守望孩子们的教育。小蝶出生的乡村社会，“读书无用”是普遍的生存心态。这是因为，一者读书周期长，未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二者窘迫的家庭生计需要孩子尽早承担责任，“打工潮”分散了农村家庭对于读书的关注。“村里人对孩子的读书没有特别重视吧，我们这边的孩子能读到高中的特别少，像我能读到大学的基本都没有。很多人在初中时就已经出去打工了，或者读技校什么的。当时我们那一届只有两个班，升高中的时候只剩下一半的人，另一半的人不参加考试就直接去打工了，其实剩下的一半人也没有几个能考上高中的。”（小蝶）“打工潮”的景象以及带来的收益激励着年轻人进入城市，追逐短期经济利益和快速地空间转变被视为最能改变家庭状况与出身的理性策略。
（二）“寒门”家庭风险
不少研究发现，家庭为第一代大学生取得教育成功提供了强大的情感支持，但遗憾的是，研究者并没有在小蝶的家庭中看到。
1.“放养”与疏离的亲子关系
小蝶定义父母给予她的教养方式为“放养”。父母自小蝶出生就离家外出务工，亲子关系中呈现出空间与情感上的双重隔离，弱化了父母在小蝶“长大成人”中的情感角色与养育职责。小蝶认为她与爸妈间的亲情关系“没有很近”，当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父母强调文化投资与情感陪伴的密集型育儿时，小蝶以及中国数百万的留守儿童却承受着因亲子分离造成的无助与落寞之殇。即使是在一年一次短暂的亲子相聚时光中，家庭内部之间频繁的冲突、父母对小蝶的打骂，也使得小蝶几乎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情。“他们打电话回家问的也是“你有没有吃饭呀？”那种话题，不会说教你怎么做人之类的，我大多是在学校里学到的。他们就很严厉，比方骂人、打人啊之类的。其实我们家里挺不和的，妈妈奶奶经常吵架，爷爷奶奶也会经常吵，爷爷跟妈妈也会吵，就不得安宁那种感觉。小时候爷爷奶奶都会打我，我妈也会打我。爸妈有的时候也会吵得很凶、狠厉害，有的时候还会动手互打…”（小蝶）
于小蝶而言，家庭作为首属社会群体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失位与极端管制的问题。“家长式”的教养模式难以让小蝶在家庭中得到温暖。这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建构了小蝶的性格。
2.男性为主的性别偏好
农村社会中普遍的男性偏好是导致女童学业处境恶化的一种重要因素。在父权制以及男性偏好文化的影响下，女孩的命运被过早地建构，她们的个体化之路与农村男孩相比更为艰苦。小蝶作为家庭子女中的长姐，她在家庭中需要付出更多家庭集体式的责任，她较难以为自己的命运做安排，而是需要让渡出自己更多的生命机会给予她的家庭。这就使得小蝶的读书上学行为是不被家庭和乡村社会赞赏的。“我家人有严重的‘重男轻女’倾向，从小到大他们不太关心我。小时候家里比较困难，他们就不太想要我。有一次我生病了，也没有人带我去看；我弟生病的时候就感觉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家里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他们就觉得女生学历不用太高，嫁一个好丈夫，不应该多过问家里的事情。”（小蝶）
3.寒门家庭的文化荒漠
第一代大学生的父母有文化经验上的同质性，即因教育经验匮乏而导致的“文化不懂”。父辈作为劳工阶级其“日常生计”与子女的“学业发展”存在经验上的断裂，导致父辈难以为子女在学业经验上提供切实可行的支持。作为家庭教育的拓荒者，第一代大学生通常需要自己规划学业且难以在初级社会群体中接触到有文化经验的人，难以获得经验支持。这导致其犯错率更高，容错成本也更高。寒门家庭文化经验的匮乏，加之“家长式”的亲子关系，很容易导致父辈对子女在求学中的负向干预问题。“家人一开始对我的学业其实是没有期待的，我也不用他们操心，也不关注我。高中时，家长群里面老师会发高考很重要这种信息，我爸妈也变得很重视了吧。当时也怪我们班主任，他居然跟我爸说如果我发挥好可以上清北，爸妈就给我下了清北的目标。他们觉得压力大是好事，考不好就是你没有努力，给我很多压力。其实我不需要这种压力，因为我一直很清楚自己的目标，然后我就‘翻车’了。我当时很难过、很难过，感觉自己一直以来并没有什么很出众的东西，唯一能拿得出手的就是成绩。那一段时间家里人和边上人就一直说我没用，说我是个‘书呆子’。”（小蝶）
小蝶的小学和初中均就读于乡镇学校。在学校中，小蝶算是“异类”。“我初二的时候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班级，你不能想象它有多么混乱，老师都被气哭。每次上晚自习应该是很安静的时候，我们班就像在菜市场，就特别吵，他们到处扔东西，各种打架、玩游戏的都有。我们学校的‘混混’都在我们班，老师的话也不听，还有动手打老师的。上课也很吵，听不到老师在讲话。我五年级的时候就住校，宿舍就很乱很差，你知道虱子吧？我就长过。教师的素质也不太好，学历没有很高。现在想起来老师教育方式也有点不对吧，对学生会打骂，会做一些出格的事情，会有很严重的体罚，就直接把学生打出血那种。”（小蝶）乡镇学校中强烈的“反学校文化”更是增加了小蝶通过读书逃离底层社会的困境。这些“混混”们，瞧不起作为知识代言者的教师，以在课堂中制造混乱来与学校权威进行抗争。
以上呈现出的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使得像小蝶这样的农村女孩难以突破阶层复制的泥沼。小蝶如果想要逃离这样的环境，或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被“影响”，她需要具备强大的抗逆力，方可能突破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也因此，诸多“生存困境”激发出小蝶的教育觉知力，亦即学校教育的洞察。“读书”成为小蝶挣脱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寻求自我认同、改变人生命运的最主要策略。小蝶对学校教育的洞察有悖于威利斯笔下“家伙们”的洞察倾向，小蝶的洞察倾向更多是寄希望于通过学校教育改变自我命运的洞察，是一种“亲学校文化”表现；而非“家伙们”在看到学校内部明显的阶层属性后创生出的“反学校文化”。小蝶的洞察倾向强化了她在求学进程中积累学业文化资本的热情，优异的“考试成绩”成为她改变命运的武器。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小蝶是如何彰显她的“亲学校文化”，以及她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坚定地利用对学校教育的正向洞察积累自己的学业文化资本。
五、基础教育系统的培养模式与学业文化生产
学界以往就寒门学子学业经验的研究多从个体化的视角切入，却没有意识到“学业文化资本”某种程度上是个体与基础教育系统长期互构的产物。分析个体与基础教育系统互构能够揭示该场域运行中的选拔机制，进而获得嵌入场域中的底层个体取得学业成功的密码。
基础教育系统以“学习成绩”为选拔依据，且在制度设计中对影响学业成绩的“精英型文化”活动持排斥态度，这种单向度的评价机制抑制了文化再生产理论中精英型文化资本对个体学业表现的影响。学业导向的基础教育系统为底层孩子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我们这里的学校都不重视你那些全方面发展呀，像各种素质、兴趣爱好之类的，学校就关注你的学习，它也没有什么组织社团之类的。高中的时候就更反对，因为我当时是在重点班，老师根本就不会让你知道这些活动的消息。学校各种学生会、组织他都不允许来我们班宣讲，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更不会参加。”（小蝶）小蝶正是通过对学校教育的洞察，通过致力学业不断积累学业型文化资本，建构自身认同。如此，得以逃离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
基础教育系统内的学校，遵照系统选拔标准和对教育行动的解释，形成了一整套资源动员和“培优”机制，这些机制为学业成就优秀的底层孩子提供了最佳的资源和机会。
（一）以分数为基础的分班制度
以学业能力为基础的分班制度在基础教育阶段广泛存在。学校通过分班制度，将优质生源和优质师资进行集中配置，提高升学质量。分班制度为小蝶这样的优等生构建了良好的同辈群体氛围，同等水平内提升了她接触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并最大限度地屏蔽了“反学校文化”产生的不利影响。“老师和学校会给那些成绩好的人‘开小灶’。高中的时候，老师和学校会自己花钱给你买卷子，给你很多很好的辅导资料，还会另外开小班给你辅导，给你提供很好的条件。我高中三年都住在条件很好的宿舍，正常的宿舍是10个人，我们寝室只有5个人，而且都是成绩很好的。各种奖学金、助学金、评优也都优先考虑我。”（小蝶）学校从制度层面设置的“优等生俱乐部”，使得内部的学生拥有“无上的特权”，这一身份光环进一步激发了小蝶积累学业文化资本的意识，彰显出学校制度设置中对学生学业成就的重视。
（二）教师作为重要他人对学优生的情感关注与区别对待
学界对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中，提到教师作为重要他人会对这一弱势学生群体产生积极影响。Hebert对十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研究发现，这些学生在基础教育逆境中之所以能取得学业成功，很大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该阶段教育人员的情感关注与经验支持，教师对于学生的高期望与情感关注，进一步转化为他们用功读书的动力。“老师通常比较关注和喜欢那些成绩好的。所以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老师关注的对象。老师会在意到你一些情绪变化，就真的很信任我，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吧，会让你去担任班干部。有的时候学校会培优嘛，就把一群人都叫过来，老师给你开小灶。”（小蝶）
小蝶优异的学业成就让她成为学校和班级里“被特殊对待”的成员。教师的情感关注与区别对待提升了小蝶的身份认同，并成为她进一步积累学业文化资本的动力。日常学习生活中，小蝶和老师之间围绕着学业成就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这种关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家庭亲情缺失对小蝶造成的情感伤害。教师作为农村子女的引路人，会普遍存在一种对弱势学生的“提拉情结”，希望帮助他们改变出身，这激发了逆境中农村子女的学业动力。
（三）个体的洞察：“亲学校文化”与学业文化资本
小蝶求学经历中对“学业”表现出强烈的内驱力和自律性。在小蝶的世界中读书是她改变命运、实现美好生活的“武器”，她笃定这一信念。因此，小蝶能够洞察出“亲学校文化”。
小蝶在自己撰写的“自我成长史”中这样写道：“我自知没有天生的超群能力，有的只是超乎寻常的努力与自律。从小到大，父母、老师从来不需要监督我学习或强制要求我完成作业，我自己会很积极地完成好。手机、早恋、游戏、言情小说这些外界的诱惑从来没有影响过我的学习生活。无论周围环境、学习氛围如何差，我都不容易受影响，因为我目标非常明确、也很坚定，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不是死死地跟着老师的步子，而是超前学习，很有计划地按照自己的步子学习。每天早出晚归，早早起床到教室。中午困了趴在桌子上小睡一会儿，吃饭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给学习腾出时间，晚上到很晚都舍不得离开教室。我的校园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度过。为了提高成绩，市面上能买到的教参、试卷我都刷过，每一个知识点我都不想放过。高中三年的教材书我已经记不清从头到尾翻了多少遍，我只记得书已经烂得掉页卷曲，用过的笔、笔记本满满一筐，茧也盘满了我的手指。苦行僧一般的学习贯穿我的整个学习过程，不敢懈怠不敢偷懒。很累，但是我走的很踏实、很充实。”
小蝶的学习策略是主体对生存环境理性的洞察，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读书学习。家庭中“懂事的孩子”与学校里“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均映射出小蝶面对现实却又不甘现实的正向抗争。更为可能的是，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成为小蝶启动防御机制与反抗行动的最初动力，强化了她对读书的觉知力。小蝶在这样贫苦的环境中践行地一系列策略，是主体自我效能感不断升华的过程。“我们取暖基本靠自己在那里抖。热的时候衣服都全湿了，汗也一直往下掉，也没有风扇。你自己扇风的话，你又要写作业，所以也静不下心来。那个时候就一直自己提醒自己，要专心。你进入那个状态你就会忘记自己很热这件事情，慢慢就会凉快下来。冬天也是，冻疮又很痒，又很痛，脚肿的连鞋都穿不进去，手写字也写不动。我那个时候就自己克服吧，就觉得都是可以克服的。”（小蝶）
小蝶洞察学校文化的倾向与威利斯笔下的“家伙们”形成两种极端。小蝶洞察学校教育的结果是一种“卧薪尝胆式”信奉学校权威的价值理性，她深谙自己仰仗的学校教育既是一种信仰，又具有工具理性。反观威利斯笔下的“家伙们”，他们对学校文化洞察所创生的“反学校文化”是一种对学校主流文化的直接性对抗，他们的反抗是一种“不愿忍辱负重”的主动放弃，最终导致他们成功地被学校系统淘汰，再生了父辈工人阶层位置。弱势阶层孩子们创生出的两种截然相异的文化洞察的倾向，导致了不同的命运结果。
六、精英型文化场域与再生产：学业文化资本式微
底层孩子进入精英大学后，普遍经历着城乡文化上的断裂、冲突与不适应。
（一）多重资本劣势与可视化的文化再生产
精英大学中的农村学生面临着多重资本缺失造成的困境。
首先是经济资本，“大家出去花钱的时候，我总是没有钱。大家出去吃东西我有的时候没有钱了，就感觉扫大家的兴，又不好意思说，很不开心。”（小蝶）经济上的困境令小蝶难以购置到具备精英型文化资本的器物，限制了她的社会参与和对大学机会的争取。“我记得去年冬天，我兼职到晚上11点，骑车回学校，我哭了一路。或许是因为饿了一天肚子在咕咕叫，或许是因为吹得脸疼的寒风，但其实我愤愤不平的是贫寒的出身和生活的压迫。我很自卑，不能买漂亮衣服，不能买高级化妆品，每个月都抠抠搜搜、精打细算。”（小蝶）其次是社会资本，小蝶的出身与自卑情绪限制了她的社会关系网络，导致她难以抓住大学生活中的发展机遇。“中学学习比较专注，学习是唯一任务，就想尽一切办法学习。但是大学里学习不是你唯一的生活，你要学会怎么跟别人打交道、怎么说话、怎么融入集体，这些能力很重要。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人脉是很重要的,后悔没有去竞选,那种东西对你以后保研都是有帮助的，你有那些的话肯定是加分的。”（小蝶）小蝶经过几年大学生活后，才意识到自己当初失去了很多能够改变处境的宝贵机会，比如社团、志愿者组织等。
小蝶最为面临文化资本上的劣势。精英大学场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资本并不仅限于学业文化资本，还包括多种在中学阶段未得到认可的资本形态，比如身体艺术特长、社交技能等高雅文化资本，以及中国话语中的眼界、见识、格局等。农村学生在这些方面都表现得捉襟见肘。“大学文化比较包容、比较自由吧，它不会去定义一个人，不像高中的时候你唯一的标准就是成绩，对你的要求就是成绩好。大学评价一个人是很多元的，你可以朝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发展，去接触你喜欢的东西，去涉猎喜欢的范围，比较自由。学习也很自由，基本不会像高中布置给你很多作业让你一定要完成，更多的是自己去学习，自己主动跟同学交流、问老师问题。然后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接触很多东西，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发现自己在什么地方擅长往那个方面发展。”（小蝶）
通过小蝶对大学文化的解释，能够折射出我国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场域中的主导文化资本是有差异的，这就导致两场域中对学生的选拔标准是不同的。尽管我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但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阶段中学校内部对学生承担着对不同的培养使命，其教育行动中的制度精神也不同。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中其内部同辈群体的出身相近，同质性较强，整个社会环境对精英型文化资本的可及性较差，文化再生产缺乏发挥作用的场域。如此，基础教育系统中学校组织“成绩取向”的选拔标准，进一步保护了具有“亲学校文化”的农村学生。简言之，农家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只要学习好，就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文化精神。农村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后，学校中以优势阶层文化为专断的精英型文化对他们的出身尤为排斥，农家学生先前在基础教育阶段较少积累这一类型的文化资本类型，文化再生产处于“掩饰”期。精英大学中文化再生产才开始“浮出水面”，真正意义上对不具备精英型文化资本的农村学生发挥排斥与“淘汰”的负面影响。面对新的场域，像小蝶这样的农村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致力于学业成绩的文化生产受挫，他们先前积累的“学业文化资本”难以在精英大学中再度使得他们获得强烈地身份认同，产生了文化与适应困境。精英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惯习在出身阶层与优势阶层的对垒中产生持续博弈的过程。
小蝶进入精英大学后，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对她来说都有陌生感与疏离感。大学中很多教学资源、软件设备等对她来说都比较陌生，她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去学习使用。与此同时，精英型文化资本的缺失使得小蝶产生难以融入校园环境的失落情绪。“面对很多选择的时候，因为你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很迷茫，会很自卑，你会认识不清自己的方向，就是很迷茫的感觉，就是很自卑。因为你是从农村来的，并没有条件去学那些才艺什么的，我没有那种眼界、很大的格局去想那些事情。”（小蝶）精英大学中参考群体的多元化，尤其是精英群体与寒门学生之间在精英型文化资本占有方面差异的可视化，刺激到了小蝶的心理状态，让她产生了对“出身”的反思。她意识到当初自己成功突围的策略，只是培养了她“学习考试”的技能，却也进一步局限了她在其他方面特质上的发展。
（二）困境中的应对
身处精英大学中的农村学生，因出身导致的各类资本占有量的多寡以可视化的方式全方位呈现，使得学生间的能力差异明显，出身底层的学生面对自我出身很容易产生“羞耻感”与自卑情绪。尽管精英大学中充满各种成长机遇，但像小蝶这样的农村学生在利用这些机会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小蝶进入精英大学后先前文化的生产并积累的学业文化资本受挫，她的文化洞察以及凭借“成绩取向”建构出的身份认同遭受到精英大学场域的冲击。
由底层社会进入精英院校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在身份认同上有一种明显分裂的状态。他们是定期穿梭于城市与农村社会的“旅居者”，没有完全意义上 “走出乡土”，也从未真正地融入城市。“如果你要突破那个阶层，就一定要经历这种事情，因为你是第一代。你就像先行者一样，一定会受到不同文化和不同程度的环境那些东西的影响。我觉得成为第一代大学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也很不容易。因为你在这个环境下会受到它的影响，各种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会有各种偏见，思想上、眼界等也会有影响。你要突破原有的阶层，到新的阶层上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你受到这些影响的时候，会给你造成冲击，产生自卑和对自己的怀疑，随时像一个新生的过程，就像蝴蝶脱茧似的一定要经历那个痛苦。”（小蝶）
在调适自己以适应大学生活的过程中，小蝶会尝试性地运用各种策略来应对眼前的困境。“那些辛酸不应该让我自卑，而应该成为我的力量，去温暖照亮更多的人。”（小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自身的经历客体化，将导致自身困境的原因归为社会结构问题；第二，引入乡村中的同辈群体作为参考，为自己当下的处境提供慰藉；第三，将精英文化的习得作为自己新的生活目标。
在2020年7月访谈完小蝶后，2023年4月我又对小蝶进行了回访，期间，我也与小蝶保持着联系。小蝶在毕业后准备了研究生考试，“一战”失败了，这次“二战”成功了，她很开心激动地给我分享了她的喜悦，去到了北京的一所985读研究生。在她备考“二战”的过程中，她回到自己家的县城，自己租了一个小屋子，把自己闷起来与世隔绝。她在这期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家庭的以及乡土社会的“负面话语”。但，小蝶作为第一代大学生，的确通过读书，实现了一种向上社会流动，逃离了文化再生产的泥潭。
对于出身底层的小蝶来说，读书无用观、“寒门”家庭风险、乡镇学校中浓郁的“反学校文化”共同构成了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这种聚拢力使得更多的农村孩子去子承父业。通过努力读书与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抗争，是小蝶改变命运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重要途径。
基础教育体系中以“学业成就”为主导的选拔和评价标准为小蝶这样具有“亲学校文化”的农村孩子提供了胜出的可能。基础教育阶段以考试成绩主导的评估制度事实上弱化了家庭背景在学生分流中的作用。这一点与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预测不同。本文将基础教育阶段称为“文化再生产的掩饰期”，该阶段的主导文化为学业文化资本。对这些进入精英大学的底层孩子而言，文化再生产并非不存在或者是被他们打败了，而只是推迟了它发挥作用的时间与场域而已。这与我国的教育制度密切相关。
图1 农村学生求学经验示意图
农村学生进入精英大学后，基础教育阶段被抑制的“精英型文化资本”得到恢复甚至强化，社会阶层之间因资本占有产生的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的差异开始凸显，使得像小蝶一样的底层学生面临多重困境。这一群体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成功经验尽管仍然能够被迁移，但作用被大大弱化。基础教育和精英高等教育两个场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资本类型的差异，导致了底层群体在不同教育阶段截然不同的主观体验和发展机遇。我们意识到，精英大学中具有诸多先赋性劣势的底层学生应该成为公共政策干预的重点。
作者—编辑—同行评议意见
第一轮审稿意见
1.题目的副标题需要再斟酌，可否改为“精英大学农村籍第一代女大学生的求学历程”？
2.能否对论文涉及的核心概念如“阶层旅行”“学业文化资本”做明确界定？从目前内容来看，首先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不清楚的。比如，不能把“阶层旅行”与“阶层流动”、“教育代际流动”简单等同起来，也不能把“学业文化资本”就等同于“学业成就”或“学习成绩”。
3.将整个求学经历仅分为基础教育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似乎不妥，可否改为高等教育之前和高等教育阶段？
4.总体而言，该文所分析的求学历程只是阶层旅行中的一部分，即底层个体的教育与文化之旅，无法呈现“向上流动”这一全貌，况且又把旅行的终点固定在高等教育节点上，这就忽略了阶层旅行其实是一个“未尽的过程”。希望作者再思考一下：该文所要分析解释的到底是阶层旅行……还是教育代际流动？
5.文中也有多处表述不严谨甚至错误，包括错别字等细节性问题。如，第一页第一段“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普及化阶段”。实际上，根据高等教育阶段论和官方数据，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因此建议在类似的文字表述问题上应当严谨慎重。
审稿结论：修改后刊用。
同行评议意见2
审稿结论：修改后再审。
请用修订模式修改返回。
尊敬的专家老师和编辑部老师，
您好！
首先，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感谢编辑部老师给予我的修改机会。接下来我将按照我的修改和专家老师提出的宝贵建议，对问题一一回应！
1.我首先结合《重庆高教研究》的排版格式，对论文进行了格式编辑和文字的校对；
2.补充了理论部分，在理论部分回应了“学业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并通过对文化资本、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阐释，进一步使得论文更有逻辑感。补充理论部分，也回应了两位专家提出的主要问题：即核心概念不清，难以使得读者更好地理解研究者的立意。
3.补充了论文内容，丰富了论文的逻辑和层次感，研究者逐字逐句对文章进行了修缮。同时，研究者补充了大学部分，并通过进一步地回访，了解到了小蝶当下的情况，丰富了研究的时间维度。
4.修改了论文名称，结合专家建议将名称改为《学业文化资本的彰显与式微：精英大学农村籍女性第一代大学生的求学历程》。
5.应专家建议，在总结部分加入了图式。
6.补充了几个概念，如洞察、文化生产、“亲学校文化”等，这些核心概念专门为了“学业型文化资本”服务，为连贯文化再生产理论和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的连续性所服务。
1.题目副标题“精英大学农村籍女性第一代大学生的求学历程”改为“精英大学农村籍第一代女大学生的求学历程”。
2.各级标题使用观点式语句表述，最好是一个观点明确且完整的句子，不要只有一个词或短语，否则显得可读性不强。比如，文中将“不懂”一词作为一个标题，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就不太好。
3.论文第三部分浓墨重彩地写作了“文化资本与文化再生产理论”，但是仍然没有清晰定义该文的核心概念“学业文化资本”，建议作者厘清该概念（也是关键词），并与“学业成就”区分开来。
作者回应：
尊敬的外审专家老师
您好！
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对本文提出的宝贵的修改建议。本文研究者结合两位外审专家老师的建议，对本论文做了一下修改，并就具体建议进行了说明。
1.本文的题目删掉了“女性”这一概念，这样能够更好地融合两位专家的建议。
2.重新梳理了整篇论文，修缮了用词用语，在第三章节中清晰定义了“学业文化资本”，并以此疏通了全文。
3.结合专家意见，对标题进行了修缮，让其更具有可读性。
4.补充了部分小蝶的话语内容。
1.语言表达问题。以摘要为例，“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导致更多的底层家庭孩子进入精英大学”，“导致”常用于不好的结果，恰当吗？““读书”是底层女性与男性偏好、反学校文化以及父母教育投入的能力和意愿不足进行抗争、并自我实现的最重要途径”，怎么理解？“为底层孩子的崛起提供了机遇和可能。精英大学场域中多元文化资本的作用得到恢复甚至强化，社会阶层之间由资本占有所带来的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的差异被凸显”，“崛起”？前后逻辑？“被凸显”？
2.研究结论在摘要中如何体现？
作者回应：
尊敬的《重庆高教研究》编委/专家老师
您好！
我已经按照老师提出的意见，再次逐字逐句地对文章修缮了一遍。英文的摘要我会在最后定稿后，进行翻译并做补充。
编辑部定稿会终审意见
建议细致修改提炼，尽量消除错别字和病句，将全文控制在15000字内。
审稿结论：修改后录用。
作者回应：
尊敬的《重庆高教研究》编委老师，
您好！
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对文章进行了逐字逐句地修缮，尽量地将文字控制在了15000字左右。
感谢老师们给予我们宝贵的修改建议！
祝老师们工作顺利，万事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