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报道】农工党员履职尽责 为湖北建设发声
[编者按]湖北两会于2017年14日至20日召开，这是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农工党界别委员们在两会中充分发挥智力优势，积极履行参政议政职能，为湖北发展建言献策。严炳洲委员在1月16日上午第二次大会上率先大会发言；涂文学委员、詹汉彬委员分别在1月17日上午第三次大会上发言；万晓红委员、李少平委员分别在1月18日下午联组讨论上发言，受到蒋超良书记的重视和肯定以及各媒体的关注。小编特汇总农工党员在两会中发言的精彩镜头及发言材料，供广大党员学习。
推动我省“十三五”创新发展的建议
严炳洲 委员（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农工党湖北省委员会专职副主委）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驱动已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创新发展位列“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其战略地位之高不言而喻。是我省深入落实习总书记2013年视察湖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建成支点，走在前列”的重中之重。
推动我省“十三五”创新发展，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政、产、学、研、金、介”技术创新体系中“政”的视角，必须充分正视我省科教资源相对富集与创新发展不够并存、整合力量持续系统服务创新创业主体的理念和精气神不足、技术创新主体不强、创新投入不足等问题。（如按照《湖北省自主创新促进条例》要求，各级政府的创新资金投入要达到财政收入的一定比例，但现实各地政府投资“R&D”的力度落后于部分中部省份。企业层面也不乐观，据统计，全省规模以上企业仅15.13%有研发投入，企业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仅为0.88%，远低于全国1.12%的平均水平。又如总部在武汉的某公司历时三年成功研制并上市的胶囊胃肠镜机器人，功效优于同类进口产品，检查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一半。该产品在上海已经列入医保目录，但在我省还未纳入医保，制约了该企业进一步加快湖北本地市场开拓。）
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1、注重补齐创新发展的思想短板，让创新驱动切实成为引领。“建成支点”是手段，目的在于主要依靠创新的杠杆驱动“走在前列”，要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引领质效提高和绿色发展。
2.紧紧围绕培育和壮大技术创新主体，整合力量着力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一是以贯彻落实国家“科技三会”为契机，整合力量、强化协同企业创新发展。二是加大和优级化引导性投入，引导生产生活要素向创新创业者和创新企业倾斜。贯彻落实2016年1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尽快出台配套办法，以应对可能加剧的人才和技术向发达省份的流出的挑战（溢出效应）。三是在“放管服”中进一步以制度创新助推技术创新，如取消对科技孵化器、众创空间等的认定管理办法，实行备案登记制，并根据创新活动绩效择优扶持。四是加大对政策落实落地的督查力度，着力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切实防止在服务创新发展方面存在的“火车要到站，叫得响走得慢”的问题。
3.拆除阻碍创新的拦路桩，为创新发展减负松绑、保驾护航。一是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约束公共权力的同时，要切实遵循创新规律，把全面从严约束公共权力同为创新关键要素松绑、激活创新要素相结合，要用执纪执法实践去引导科技人员积极创新。二是以激发创新活力为抓手，把改革创新中正常的探索性举措甚至失误，同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行为相区分。三是建立纠错容错机制，既鼓励创新、激励先进，也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对于改革创新探索中出现的一般性工作失误和无意过失，应视情况从轻甚至免于问责或处分。
乡土为根，农旅融合，推动我省乡村旅游更好发展
涂文学 委员（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江汉大学副校长）
近年来，我省按照“绿色就是财富、生态就是优势、保护就是发展”的理念，统筹谋划，合力推动，使乡村旅游成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促进农民致富增收的一把“金钥匙”。
首先，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启动了“旅游名镇”、“旅游名村”、“乡村合伙人”等活动，制定了《湖北省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并从规划、人才等方面入手，营造了良好的乡村旅游发展环境。其次，适应人们追求绿色生态生活方式的需求，推动我省乡村用旅游的理念开发山水资源、按照旅游的标准建设乡村，让乡村田园变成观光景区，让农民住房变成家庭旅馆，让乡村道路变成景观大道，让农业产品变成旅游商品，让山歌民歌成为旅游文化娱乐。使乡村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转化成旅游吸引物，丰富了我省美丽乡村建设的内涵。第三，通过“五级联创”机制，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强县1个、省级旅游强县20个，打造了24个旅游名镇、97个旅游名村、11条旅游名街、100个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和390个高星级农家乐，促进了乡村旅游的精品化建设。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省乡村旅游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一是“脱农”、“去农”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地方的乡村改造趋于城市化，商业气息过于浓重，一些乡村旅游项目明显脱离“三农”属性，用农村土地的“瓶”，装都市娱乐项目的“酒”，旅游产品内容与农业无关，旅游利益分配与农民无关。二是规模化、公司化发展不够。大多数乡村旅游点的经营模式粗放，产品内容单一，多为吃饭、棋牌、采摘、垂钓等形式，缺乏文化内涵、创意元素和科技含量，民俗味浓、参与性强的活动少，同质化竞争严重。三是品牌特色不强。市场推广主要依赖朋友关系、“回头客”或口碑传播，宣传手段单调、数量少，且缺乏市场针对性。四是“文化遗失”问题突出。旅游开发忽视对当地文化的挖掘和利用，仿古之风盛行，新建的仿古街多为商业用途，缺乏历史内涵与人文底蕴。
发展乡村旅游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更好地统筹和推进我省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要明确一个理念，即乡村旅游建设的“根在乡土、本在农业、魂在文化”。
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优美的生态景观、顺应自然的农耕文化、独具特色的聚落建筑、传统真实的生活形态是乡土性的具体表现，也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主要资源。
农业生产是乡村的首要功能，乡村旅游产品策划应围绕“农”字做文章，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农民为主体，农村为场所，围绕农业生产过程、农民劳动生活和农村风情风貌展开乡村游活动。
富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是乡村旅游打造特色品牌的灵魂所在。独特的乡土文化是旅游者在欣赏优美的自然环境之外，最乐意感受和体验到的另一道风景,是乡村旅游持续发展，办出特色，“留得住绿水青山，记得住乡愁”的命脉所在。
其次，持续做好“五个加”，打造乡味浓厚的旅游产品。
一是“加元素”，即“乡村+旅游元素”。旅游元素包括“旅游景观元素”和“旅游服务元素”两个部分：前者是吸引游客前往的要素，如山水美景、历史建筑等；后者是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要素，如乡村民宿、旅游指示牌、旅游厕所、休闲椅凳等。我省乡村建设应十分注重旅游元素的融入，尤其要在新农村建设、乡村旧房改造等项目中，注重用旅游的眼光来打造。
二是“加形态”，即“农业+旅游形态”。应以丰富旅游业态和产业链打造为重点，以地方特色生态文化资源为基础，围绕旅游服务六大要素（食、住、行、游、购、娱）充实旅游形态内容，构造一条龙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把传统的种植业变成集种植、观赏、体验、采摘、节庆娱乐、旅游商品销售等多种形态于一体的综合产业，大幅提升传统农业的附加值。
三是“加创意”，即“乡村旅游+文化创意”。“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可以通过“创意农业”、“体验农业”包括“农业生产+文化创意”、“乡村生活+文化创意”、“农产品+文化创意”等形式来实现。在“农田景观创意”方面，英国的“麦田怪圈”、荷兰的“花海种植”、美国的“玉米迷宫”、日本的“稻田艺术”等模式可资借鉴。
四是“加组织”，即推动“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农户+农户”等组织模式创新。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形成新型乡村旅游经营主体。新型乡村旅游经营主体包括合作经营型、集体经营型、企业经营型等类型，要学习借鉴省外如浙江安吉县经验。采取“公司+集体+农户”的模式，政府出资的国有旅游发展总公司、当地村集体、本村农户三者按51%、10%、39%的比例，组建起乡村旅游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统一经营，既解决农民想发展但又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又通过公司化经营，实现项目的规模化经营和规范化管理，拓展项目的市场营销渠道，提升了旅游品牌竞争力，实现多方共赢。
五是“加力度”，即“资金投入力度+市场推广力度”。要针对乡村旅游发展的薄弱点，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和农民的积极性。建议省政府进一步优化乡村旅游投资重点，加大对乡村旅游经营场所的路、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卫生条件，实现垃圾净化、环境美化、村容绿化。建议加强针对我省乡村旅游的专项营销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宣传，塑造湖北乡村旅游的美好形象。同时，政府部门要制定专门计划，加大对农民的旅游知识、服务技能培训，做好乡村旅游人才的培养工作，营造有利于乡村旅游发展的人才环境，为我省乡村旅游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着力打造三种类型的乡村旅游产品。一是农业体验产品，即开发者以农业生产主业为基础，加上旅游体验的诸多元素，形成一种满足旅游者感官需求的乡村产品。在农业休闲体验项目开发中，除传统的果蔬采摘模式外，开发复合型的农业体验旅游模式，包括农田耕作体验、地方美食品尝、农业科普、抓鱼捡鸡蛋等乡野游戏体验、农产品淘宝等活动，使游客获得全方位的乡村生活体验。
二是生态观光产品。乡村生态观光就是以乡村生态环境为主要资源，把旅游活动与生态体验结合起来的一种旅游形式。乡村生态观光因其绿色、健康、自然的特点而备受人们的青睐，目前已成为国内外旅游的重要发展方向，有着巨大的市场前景。成都三圣花乡、浙江安吉大竹海等都是知名的国内乡村生态观光旅游地。
我省拥有丰富多样的乡村地貌和生态资源，发展乡村生态观光游的条件十分优越。近些年，全省各地推出了一批较好的乡村生态观光产品。如武汉的赏花游系列产品、荆门的百里油菜花系列、孝感安陆银杏谷系列等，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今后，我省应结合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等，进一步加强乡村生态旅游建设工作：一方面,加强村容村貌建设，保护好乡村生态资源,做好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的长远规划；另一方面,政府要引导旅游企业和当地居民开发乡村生态观光产品，因地制宜发展山区观光、滨水观光、森林养生等多种形式的乡村生态观光业态。
三是特色文化产品。乡村特色旅游就是依托乡村特色资源而开发的一种个性化旅游活动。做好特色旅游产品是乡村旅游凸显个性、树立品牌的前提。打造特色旅游产品的关键在于“挖掘”和“包装”，即要善于挖掘当地的“新”、“奇”、“特”文化资源，尤其是具有唯一性、独特性的“特色农事”和“民俗资源”，并将其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从而包装出丰富更内容的乡村旅游产品。
关于做好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后河湖治理工作的建议
詹汉彬 委员（省政协委员，黄冈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副局长）
受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2016年我省汛期气候变化十分异常，出现了暴雨强度超历史、内河洪水超历史、湖泊水位超历史和暴雨范围大、降雨总量大、汛情危害大的“三超三大”现象。面对严峻的暴雨洪水，全省上下按照“汛情98+、损失98-”的要求，奋力防汛抗灾，夺取了防汛抗洪减灾的最终胜利。
在感受抗洪胜利喜悦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些问题和短板，值得灾后反思。一是水利基础设施仍然较薄弱。2016年，我省汛情的一大特点是：客水小，“家”水大，漫溢、内涝严重。全省梅雨期34天六轮强降雨覆盖和反复覆盖全省所有县市，降水总量909亿方，产水700多亿方，超过湖北省多年平均全年自产水量的70%。高度集中的强降雨导致暴雨区的举水、倒水、府环河、清江等7条重要支流和梁子湖、长湖、洪湖、斧头湖、龙感湖等重要湖泊发生超过或接近历史记录的大洪水。入江通道偏少且受外洪阻断、中小河流和湖泊堤防未进行系统除险加固、外排泵站排涝能力严重
不足是造成这些洪涝现象的根本原因。水利工程设施防洪涝标准和能力有待提高。二是湖泊河道调蓄行洪能力显著降低。由于围湖造田（池）、填湖造地，我省100亩湖泊数量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1332个减少到目前的728个（另有100亩以下城中湖27个），湖泊面积从8528平方公里减小到2706平方公里，湖泊调蓄功能大幅下降。开发河滩、缩窄河道，河道行洪不畅，壅高水位淹没两岸。蕲春县张旁镇“6.19”特大山洪冲垮了孙冲河堤岸上四栋建筑物，造成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巨大损失。不尊重自然、不顺应自然、不保护自然，不给水出路，就难免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三是水文基础工作有待加强。2010年以前全省水文测站仅600多处，站网密度不够，资料系列不长，在特大大暴雨和大洪水后又没有进行水文调查，缺乏大暴雨、大洪水资料积累。加上，流域下垫面条件变化很大，水系调整情况复杂，水文资料还原计算难度很大。中小河流、湖泊及水库（除省管大型水库外）洪水预报水平较低，难以满足科学调度要求。以汉北河流域为例，该流域13座大中型水库中仅高关、吴岭两座水库建立了洪水预报系统；天门河以上共有9条主要支流，仅汉北河天门站、支流大富水应城站编制了水位预报方案。其它水库河流湖泊均未开展洪水预报。
大灾大治。针对2016年洪涝灾害暴露出水利设施存在的薄弱环节，省水利厅编制了《湖北省加快灾后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实施方案（2016－2019）》，该方案列出了9100多个项目，重点抓排涝设施建设、堤防综合治理、湖堤达标加固等水利建设。为此，就灾后江河湖泊治理提出如下建议：
1.科学规划，全面提高河湖防洪标准和排涝能力。一是精细规划，严格执行。以河流为单元系统治理，避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木桶效应现象。针对流域的防洪保护区、蓄滞洪区、洪泛区、河流湖泊水域保护区，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土地利用模式、人居位置和房屋结构、超标准洪水的出路安排及防洪工程设施布局、标准、规模等进行精细化规划。 二是多措并举，提高流域洪水的调蓄能力、外排能力。在流域上游实施水土保持林、梯田整治、塘堰疏挖、建立洪水临时调蓄场所等小流域综合治理，尽可能将洪水就地消纳和利用，减轻河流下游及湖泊的防洪压力。加固河堤、湖堤，增强抵御标准内洪水的能力。
2.树立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河流湖泊生态体系。组织财政、国土、水利等部门，尽快将列入省政府保护名录的湖泊和主要支流水域岸线（堤防）确权划界，设置界桩、界碑，明确管理范围。建立退田还湖、退垸还湖、退渔还湖的投入补偿机制和责任考核制度，各地要尽快编制退垸还湖规划、制定退垸还湖方案，加大全省退垸还湖推进力度。切实落实“河湖长”制，统筹解决我省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问题。
3.从“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学会与洪水共生存。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洪水总会发生。水利部门要开展河流湖泊洪水风险调查与评估，引导经济社会合理规避洪水风险。对于蓄滞洪区，鼓励人口外迁，建筑、供水、供电等生产生活设施要适应洪水淹没风险，发展“耐淹型”结构与材料；对于洪泛区，在洪水淹没频率较高的地方，严禁住人，发展耐淹农业和湿地旅游业，对于洪水淹没频率较低的地方，要无污染适度发展。
4.创新方法，建立长效的水利投入机制。强化政府在水利建设中主导作用，在积极争取国家投入的同时加大省市县级财政投入力度，应对大别山革命老区和贫困县市区水利建设投资实行政策倾斜，对水利、国土、农业综合开发等不同渠道来源的项目在统一规划指导下进行建设，形成合力。要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水利建设，形成多元化水利投入机制。
关于我省高校学生社交媒体舆情监测与引导的几点建议
万晓红 委员（武汉体育学院教授、博导、发展规划处副处长；省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委常委）
当代大学生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QQ群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社交生活的重要组成，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对我省8所高校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状况的调查显示，61.4%的学生每隔2-3小时就会登陆一次社交网站，58.2%的大学生同时使用2-5个社交媒体，还有26.5%的大学生只要有一天离开社交网站，就会感到不适应甚至焦虑。社交媒体作为大学生的主要舆论场，其舆情监测与引导已经成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
二、当前高校舆情监测与引导存在的问题
（一）监测方面
1、缺乏专业团队
我省绝大多数高校没有设立专门的舆情研究和管理机构，舆情监测任务一般由宣传部门或其他党政部门兼任。从事舆情研究与管理工作的人员数量少而且不具备专业背景，对新媒体体验与认知不足，监测与引导力量有限。
2、监测手段落后
各高校普遍缺乏舆情监测系统，对学生自媒体舆情的监测与收集严重不足，对舆情的预判不够及时，往往贻误了处置的最佳时机，导致问题升级，陷入被动应对的不利局面。舆情内容的筛选及分析、危机应对能力亟待提高。
（二）引导方面
1、舆情引导能力有限
作为舆情监测的主体，部分高校领导不熟悉甚至排斥社交媒体，对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状况缺乏了解，对社交媒体舆情反应迟钝或比较盲目，不能及时把握舆情动态，舆情引导能力有限，。
2、舆情引导方法单一
一些高校管理者对舆情隐患缺乏科学有效的应对方法，舆情危机出现后往往以“堵”为主，试图通过删帖、禁言等方式封锁消息、化解危机。这样做不仅效果不好，反而会引起抵触，甚至引发新的舆情危机。同时，在舆情引导方面，高校宣传、学生管理各部门和一线教师之间往往缺乏联动和协作，导致引导效果有限。
3、舆情引导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省大多数高校还未建立系统化、常态化的自媒体舆情引导机制，一旦出现舆情危机，往往只着眼于当前问题，缺乏预见性意识和全局性思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舆情引导工作缺乏系统性。
高校自媒体舆情监测与引导的几点建议
1、摆脱固有成见
由于代际差异等原因，高校管理者与学生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对于学生使用社交媒体认知不足，认为不过是好玩而已。高校管理者务必充分认识自媒体舆情的强大威力，主动学习和使用自媒体，及时跟进了解学生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创新舆情引导的方法与机制，提高舆情引导能力。
2、增强“疏导”理念
大学生群体具有强烈的被尊重和被接纳的心理需求，渴望与管理者平等互动交流网络信息；因此，针对学生非理性言论，要注重“疏导”，加强引导。回避和封堵只会让小道消息和谣言占据了信息传播的主渠道，不利于舆情危机的解除。
3、建立联动机制
成立专业团队，及时跟进分析相关舆情信息，准确预测其发展走向，为相关部门提供必要的决策支持。建立高校宣传、学生管理、团委各部门和一线教师之间的联动机制，加强沟通和协作。
4、建立评估机制
及时总结舆情危机处理情况，科学评估舆情危机处理效果。认真梳理处置过程，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提出整改意见。注意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心理干预，帮助其尽快走出阴影，防止危机回流。
5、培养“意见领袖”
一是加强对辅导员的培训，提高舆情监测与引导能力。二是遴选政治素质好、具有新媒体专长的干部和教师，代表官方及时发声；三是培养具有较高政治素养、品学兼优的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就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交流和引导,消解距离感和说教色彩。
6、提升媒介素养
将《媒介素养》纳入通识必修课，定期邀请专家进行网络安全讲座，培养大学生正确获取和利用媒介信息的能力，理性对待网络热点话题，增强社会责任感。还可以建立网络素养评价体系，设立网络诚信档案，将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与奖学金评选、保研名额分配等挂钩。多管齐下，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
关于加强健康扶贫工作的几点建议
李少平 委员（省政协委员；襄阳市政协副主委；襄阳市卫计委副主任）
去年以来，我省各级党委政府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把健康扶贫作为“五个一批”的重要内容，民政、财政、卫生计生、扶贫等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通过提高健康扶贫对象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水平、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探索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等一系列措施，健康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
但是通过我们对襄阳部分县市的调查情况来看，农村人口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仍较严重，我省因病致贫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重大疾病、慢性病成为农民致贫(返贫)的主要原因。
（一、）目前我省健康扶贫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精准健康扶贫保障机制不完善。与健康扶贫相关的卫生计生、民政、财政、扶贫办等部门之间仍存在信息壁垒，组织管理和沟通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医疗救助资金主要靠省级拨款，县级配套资金较少甚至没有，医疗救助资金日趋紧张。
二是医疗保障和医疗救助水平有待提高。新农合实行县级统筹、“一县一策”，调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从2015年开始，民政部门对低保户参合资金由全额代缴改为先补助给个人，再由个人缴费，但有的低保户没有将这笔钱用于购买新农合，导致生病住院不能享受相关政策；虽然各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了新农合保障水平，加大了医疗救助力度，但对重大疾病、长期慢性病患者而言，自己仍需支付较大费用，难以摆脱因病致贫（返贫）的困境。
三是健康扶贫对象确定不精准。民政、扶贫等部门对健康扶贫对象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导致现行的扶贫网络信息平台数据不够准确；目前的医疗救助对象主要侧重于农村低保户、“五保”对象和农村孤儿，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难以享受，救助对象明显“低保资格化”，导致一些贫困户尤其是因病致贫人员，以及处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临界状态低收入群体，在患病住院时得不到及时救助，出现新的因病致贫（返贫）群体。
四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薄弱。一是部分村卫生室建设资金不足。目前新建一个“五化”村卫生室约需13万元，除中央、省级资金5万元外，县级财政配套2-5万元，尚有3-8万元缺口。而没达标或无卫生室的村基本上都是经济条件薄弱的贫困村。二是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匮乏。乡镇卫生院人才引进难、留不住；村医缺乏，有的村建了村卫生室，但没有医生。
五是健康扶贫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健康扶贫对象大都是老年人，文化程度低，对新农合的补偿政策、转诊制度、签约服务、民政救助政策了解不多、理解不深，一部分人未能充分享受政策优惠待遇。
（二、加强精准健康扶贫工作的建议）
健康扶贫关系到贫困群众的身体健康，是我省实现率先脱贫目标的重要内容，为确保贫困人群“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少生病”，提出如下建议：
1.健全保障机制。在组织保障方面，卫计、民政、财政、扶贫办等部门定期召开健康扶贫工作协调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在投入保障方面，省级财政要加大对贫困县支持力度，县市要整合民政资金、新农合资金，建立精准扶贫专项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捐赠，多渠道筹资。
2.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和救助水平。一是借助城市居民医保与新农合整合之际，将新农合统筹层次提高到市级层面，统一设立健康扶贫调剂基金，提高资金抗风险能力，使所有参合农民公平享受健康扶贫待遇。二是进一步提高扶贫对象医疗保障和救助水平，推广部分县市好的做法，如保康县实行的“五个提高”、“三个全免”、 “三个兜底”。其主要内容是：对扶贫对象代缴参合费用，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和报销封顶线等。
3.精准识别健康扶贫对象，实施动态信息化管理。扶贫部门负责认定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民政部门负责认定农村低保家庭、“五保户”对象和农村孤儿。建立相关部门统一口径、统一管理、互联互通的健康扶贫网络信息平台和健康扶贫大数据库，实行精准、动态、共享的信息化管理，开展新农合、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即时结算。
4.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一是继续推进贫困村“五化”卫生室建设，可借鉴河南平顶山市做法，由县统一规划，县财政按每个村卫生室15万元标准进行补助。二是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实行“六统一”管理，彻底解决村医身份问题。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解决乡村医生养老问题。三是推广襄阳等地经验，由政府出资开展免费“订单式”定向培养村医，改变村医后继无人的现状。
5.强化健康管理，加大健康扶贫政策宣传力度。一是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全民行动，大力推行“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重点为妇女、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等提供相应的健康服务。二是要广泛宣传健康扶贫相关政策，做到家喻户晓，引导农民科学合理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