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的中国经验与东莞样本
本月，城PLUS开启一系列以“东莞”为主题的推送。
东莞，被广州省城的“阳光”与深圳特区的“星光”所笼罩，却从未失去过自己的个性光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和人文特色的城市，没有选择传统的阳关道和改革的荆棘路当中的任何一条，而是走在一条令世人褒贬不一的发展路径上——争议本身就说明了东莞模式的价值。
首篇文章由中规院创新所所长朱力撰写，分析了东莞空间模式的成因、以及空间的力量如何反过来重塑了东莞城市权力的分配和组织，从而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东莞空间治理格局。
在我们总结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方面，往往关注更多的是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产业政策、科技进步等等因素。规划学科所集体失语的，恰恰是中国最为重要的“空间经验”。
这种失语背后是来自于对空间认识的两方面的误区：
第一， 将空间简化为物和容器来看待。因此空间仅被视为社会经济的载体，而不是一种生产力的活跃要素；
第二， 将空间的发展视作是需求决定的市场化过程。空间的发展被概念化为土地需求者在市场上进行按照竞租曲线进行竞争，从而产生出伯吉斯同心圆式的空间概念模式。空间变迁没有被当做是是一种供给导向的权力支配的生产过程。
事实上，中国经验最为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家绝对主导的空间生产方式。正是凭借对各种有关空间的权利的掌控，国家（多层级的政府）一直掌控、且不断强化空间生产的主导权。这些空间权利包括：
土地的国家所有
土地一级市场的国家控制
土地强制征用和收储
建设行为的国家审批
对空间强干预，意味着在实践中，空间不是被当作一个“被影响”的因素，而是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或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来对待。中国多层级的政府充满智慧与创造力的空间营造，充分挥发了空间的积极主动作用，引领了中国一轮又一轮的持续的发展。
东莞松山湖新城
01
空间生产的中国经验在区域层面，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就启动了沿海开放战略。从特区开始到随后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国开始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89年风波后，就在中国国际关系形势最不乐观的时候，中国启动了上海浦东开发，表明了持续对外开放的坚定信心，并引领了中国开放迈向全面开放的阶段。
1999年开始，先后启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新农村建设，为相对过剩的资本积累开辟了新的空间。随后的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的建设，逐步将中国的全部国土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当前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则是中国由“引进来”转向“走出去”的战略部署。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创造出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城市新区等诸多革命性空间形式，这些革命性空间深刻塑造着社会，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东莞生态园
就城市而言，几乎每一个中国城市的发展都是在多次的空间强干预下的产物。如深圳早期的组团式的空间布局为城市奠定了一个高度弹性和适应性的空间结构，随后发展过程中的几次城市中心的调整，使城市在每一轮的发展机遇中都占据优势。天津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实施了东进战略，结合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天津港的建设形成了一挑扁担挑两头的布局，并在08通过“双城双港”的城市发展战略来进一步呼应区域发展格局，释放滨海新区的发展潜力，为之后多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空间基础。——这些精彩的演绎绝不是社会经济变化下城市自发而成的，我们都能从中看到清晰“空间有为型政府”的干预的影子。
生产过程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国家（政府）在进行空间的干预从而创造出特定的物质空间的形式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身权力关系和组织框架的重组。换言之，如果将国家（政府）视作是一种权力的空间框架的话，那么这个框架也在空间生产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形和重组。因此，空间生产的“中国经验”包括两方面的维度：
一方面，是政府主体作用于空间从而生产出特定的空间形式；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在进行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如何对政府自身的空间形态进行自我调整。
——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政府在应对社会经济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地方发展的危机从而不断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积累阶段：“东莞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凭借与香港的地缘和人缘优势，率先发展三来一补产业。在国家土地管理相对宽松的时候，东莞的集体土地率先进入市场，走向了集体土地工业化的道路，形成了“外源性工业+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制度+外来人口”三要素耦合发展的“东莞模式”。
——东莞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模式。它是以村、社为单位的社区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空间供给，承载了三来一补工业以及吸引了中西部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在这种模式下，数量庞大的空间产品的供给者（村、社、镇）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空间。分散、细碎的空间供给极具灵活性的和适应性，有力了吸附了国际范围的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并推动了中国的大规模异地城镇化。
虎门服装贸易城
园区带动阶段：新城新区
到2000年左右，产业环境的改变、珠三角产业的升级，东莞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区域的发展开始进入了中心城市引领和园区经济的阶段。东莞敏锐把握到了上述形势，随之启动了新的空间供给策略。
一方面，空间供给的主导权开始上移到市级政府层面，另一方面，开始生产出园区和新城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性”空间，从而深刻改变了东莞的发展轨迹和空间格局。
具有典型性的代表是东莞提出的南城计划和松山湖计划。
南城计划通过在城市中心区建设15平方公里的政府新区建设，成功提升了东莞中心城区的带动能力，向珠三角展示出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崛起的形象。
东莞南城
松山湖计划则是市级政府的空间干预迈向东莞“超级郊区”的战略举措。通过依托松木山水库，在三镇边缘地点的精心的选址，通过城市设计工作的引领以及高强度的投资，松山湖为珠三角地区提供了一个高品质的、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松山湖很快展现出对产业发展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东莞产业升级的战略引擎。
统筹阶段：5个都市区
08年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为东莞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2014年前后，东莞开始酝酿出了新的空间发展战略——分区统筹发展。这是在不调整行政区划，仍然保持以镇为主体的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实现全市发展的统筹。
水乡经济区是东莞的实验性计划，统筹十镇一港，按照统一的发展单位进行空间的统筹布局。空间的统筹利用，也推动了一系列创新性政策的形成。水乡发展的初步成功，也推动了随后的总体规划制定了“一中心、四组团”的分区统筹战略。在新的东莞空间格局下，东莞的市域被整合为5个小都市区的发展单位，以它们来参与整个珠三角的竞争和发展的格局。
水乡经济区
在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中，东莞空间供给策略实现了两次巨大的转型，这一过程也是东莞作为多层级的领域组织进行权力关系进行调整，以及空间治理技术不断成熟的过程。
在东莞模式的发展阶段，是村社主导的发展模式，规划的技术手段相对滞后，简单的土地供给即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而此后，园区的设置代表着市级政府的高强度对于空间的干预，对于空间景观和人的体验的精心谋划开始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到当前的统筹阶段，市级政府通过规划事权的上收开始统筹全局，对全域空间的支配，以及在更大范围的布局统筹以及发展利益在空间的平衡成为关键的考虑因素。
在上述过程中，东莞的空间治理的权力重心不断上移，由最初的村社、到镇街、再到分区。在上述过程中，东莞不仅不断生产出特定的物质空间形式，也不断重塑了自身的权力关系格局。
《东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市域组团划分图
结语
列斐伏尔很早就指出空间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并曾这样说到：
“城市、城市空间，以及城市现实不能被简单的当做是生产和消费地点的总和。城市、区域、国家、或一个大洲的空间安排对于生产力的作用，就像机器和设备之于生产一样。我们像使用机器一样使用空间（Lefebvre，1979）。”
的确，上述这种将空间作为机器的比喻，对于中国经验以及东莞样本来说再贴切不过了。中国的各级政府通过牢牢掌控有关空间的各项权利，通过积极的空间营造，不断克服危机，并保持持久的竞争力。也在这一过程中，规划师们积极贡献着各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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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城市规划年会即将在东莞召开。谨借此文，向我国的城市规划师们致敬！
作者 | 朱力
中规院创新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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