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如其人，掷地有声

1983年6月，邓小平为“学习雷锋标兵”朱伯儒题词：“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写好后，他叮嘱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请不要急于拿去发表，应该请语言学家推敲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字不准确的地方。”经语言学家王力过目，他认为“符”字用得不规范，于是用铅笔在旁边写了个“副”字。邓小平对此表示：“改得好，改得好。虽然过去用这个‘符’字，但现在不用了，就是错别字了。国家领导人写了错别字会影响国民的文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古以来，道德文章往往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尽，荣乐止身，不如好文章可以流传后世，正所谓“立德、立功、立言”。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邓小平戎马倥偬、治国安邦的同时，留下了诸多个性文章和写作佳话，毛泽东曾说过：“看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就好像夏天吃了冰激凌一样，很痛快。”

倚马可待“千字文”

与毛泽东文采斐然、汪洋恣肆的风格不同，邓小平的文章、讲话，大多朴实简约、片言居要，但又针对问题、一语中的。《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所录文章、谈话、题词共222篇，其中多为“千字文”，超过万字的不到10篇，如《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一文只有8000余字，另有不少“电报式”短文，惜墨如金。

邓小平的文章虽简短，但气势十足，《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篇目即可谓代表。这些短句式标题，掷地有声。而邓小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稳定压倒一切”等论述，影响至今。此外，邓小平许多论述通俗生动，口语化色彩颇浓，如“有的同志怕把表现不好的党员公开出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

◆留法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

早年的求学生活和革命斗争，锤炼了邓小平的写作技能。1920年8月，年仅16岁的邓小平远赴法国勤工俭学。随后，他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参加了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的编务工作。邓小平因刻写蜡版字体工整匀称，加上一丝不苟，被封为“油印博士”。期间，他在《赤光》发表了《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捏造》、《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等文章。20世纪30年代，邓小平担任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主编，亲笔撰写了近半数的社论，先后发表了《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等文章，为革命事业鼓与呼。此外，邓小平还长期担任中央秘书长一职，经他审核修改、签发制定的文件，作过的批示难以数计。

在转战南北的军旅生涯中，邓小平写作经常一挥而就、倚马可待。张廷发曾任一二九师作战科科长、太行军区参谋处处长等职，据他回忆，邓小平作为政委，对参谋人员草拟的文电，都要一字一句的修改，重要文电亲自草拟。《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和《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三篇文章，正是邓小平在太行山温村会议上的报告和总结。他没有请别人帮着写一个字，只是让作战科的几位战友帮着抄写，帮着油印，帮助找资料。“我至今仍记得，小平同志写这个文件时的情景，他胸有成竹，文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但也确实写得很辛苦，因为他白天忙于军务、政务，多半只能在夜间与油灯相伴，有时整夜地挑灯夜战。”

◆1938年春，邓小平在山西黎城县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

邓小平有一说一、朴实简约的写作风格，与他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一贯作风互为表里。邓小平有言：“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我读的书并不多，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开放也靠这个。”在革命年代从事地下工作时，邓小平练就了一生都在使用的本领：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他总是把重要人物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海里，不留任何字迹。据《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记载，“文革”期间，造反派曾在邓小平家中翻来翻去，想搜集一些“罪证”，但一无所获，原来“父亲办公的习惯是，开会不做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处理文件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除了书籍外几乎什么也没有，造反派无功而返，便气鼓鼓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

1949年上半年，解放南京、上海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刘邓大军由湘入川解放重庆，解放西南。不久，中共中央西南局主要领导人确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1949年10月间，邓小平已提出要在重庆出版《新华日报》。11月，重庆解放。12月，新《新华日报》出刊。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等人曾领导过老《新华日报》相关出版工作。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一文，体现了邓小平对于党的宣传、新闻事业的重视。该文在收入《邓小平文选》之前，曾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邓小平后来在提交的送审稿中批复：可以，就是罗嗦了些，最好删节一半。1950年5月16日，邓小平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上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如果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邓小平也给出了解决方案：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工作，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

◆1950年，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

邓小平以身作则，1950年10月1日，他应新华日报社之请，写了一篇题为《开国一周年的西南》的文章。邓小平在文中概述了一年来西南建设取得的成绩，最后写道：“如果我们发生错觉，如果我们对封建势力仍然强大，匪特活动仍然猖獗，基本群众尚未充分组织和发动这些基本情况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我们因为有了一些成绩于是骄傲疏忽起来，这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对于有关自己言行、工作的宣传报道，邓小平往往低调。有一次西南局召开干部大会，《新华日报》记者写了消息，请邓小平审阅。虽然最先在大会上讲话，邓小平在审稿时却把自己的名字圈到刘伯承、贺龙之后，并且将自己的讲话内容全部删除，改为简短的“邓小平也讲了话”几个字。他对记者说：“新闻要短些。我们几个讲的都是一个中心意思，何必要多写我呢？”

审改《人民日报》社论

1952年7月，邓小平在主政西南任上奉调进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此后多年，邓小平与《人民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解放战争时期，时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就曾为《人民日报》创刊题词，他把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题赠报社。此后，邓小平又三次专门为人民日报社题词。

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专门刊发纪念文章，讲述了邓小平对报社工作进行指导的相关情况。据《人民日报》编辑部统计，邓小平先后对《人民日报》的106篇社论和文章进行过批阅修改，有些修改虽然着墨不多，但字里行间渗透着政治家的智慧。

◆六十年代，邓小平和刘少奇在一起交谈。

1962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送审稿中提到：“连续几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的歉收，而且给工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都带来了许多困难。”邓小平把这一句话改为：“连续几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的歉收，加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给工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都带来了不少困难。”其中，不难看出邓小平不逃避责任，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困难原因的态度。

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在“答读者”专栏刊登《关于勤俭节约和改善生活问题》的文章，讨论了人民群众“置花衣服、出去游玩、下饭馆”等现象。该文发表前送邓小平审阅，他在其中加了一句话：“对于人们力所能及的正常消费，是不应当加以干涉和非议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邓小平对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有如此开明之见，令人感佩。

下放江西期间为儿女家事给毛泽东写信

“文革”动乱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改造”。期间，邓小平先后9次给毛泽东写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交。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忆：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但“文革”以来，他写过检讨，在《我的自述》中不论功、只讲过，写过各种信函，有时形势所迫，还不得不进行一些违心的自责，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能为儿女们想到的、做到的，他都竭尽全力去做了。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邓小平不时汇报自己劳动和生活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逆境中的邓小平夫妇及继母夏伯根。

1971年9月13日，林彪企图叛逃国外、结果途中机毁人亡。“九一三事件”爆发后，邓小平提笔向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对拥护中央的决心，对林彪进行了批判，同时期待能再为党和国家工作。毛泽东看到邓小平的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回答说：“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的。”毛泽东接着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1972年8月1日，邓小平第四次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和工人们一起，听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材料的传达。两天后，邓小平提笔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除了继续批判林彪等人外，邓小平在信中作了自责反省：“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接着，邓小平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期盼：“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此前，对邓小平来信，毛泽东也有如下批示：“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半年后，邓小平复出。返京后毛泽东第一次召见邓小平时，开口问道：“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等待”邓小平答。

亲自为周恩来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邓小平善于改稿，时有大手笔、新创建。1974年4月，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受毛泽东委派，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邓小平此行的演讲稿由后来出任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等“笔杆子”负责起草，初稿写成后，邓小平与写作组成员一起，逐段讨论、定稿。

邓小平听取写作组成员发言不时表示，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非常平易近人。讨论到文末，邓小平说，演讲稿应该加上这样几句：“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他还对相关工作人员强调：“你就这样写，不必改。”联大会议讲演稿起草好后，报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后送毛泽东审定，他在稿件上批复：好，赞同。在联合国大会上，邓小平的演讲持续约半小时，他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等议题，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向国际社会表达永不称霸的决心。经过邓小平的补充，发言稿更能体现出中国政策方针，并展现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1975年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上投票。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三天后，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这时距三届人大的召开整整过去了10年。此前，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起草周恩来将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并要求不超过5000字。当时周恩来因膀胱癌病痛等折磨，身体已很虚弱，写多了难以念下去。邓小平为此就实避虚，只谈工作和问题，并不时与周恩来保持沟通，最终顺利完成了报告起草重任，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心意思表达得清楚明确。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字数最少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同时是邓小平唯一一次亲自负责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

主持起草《历史决议》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为了总结“文革”教训，进一步统一思想，以便“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作出决议，日益提上议事日程。从1979年11月起，在邓小平、胡耀邦主持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着手开展工作，起草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负责组织实施，其他成员包括中央相关机构代表邓力群、龚育之、邵华泽、石仲泉、郑必坚等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已参与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工作，经验丰富。

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组提交了一份供领导参阅的《历史决议（提纲）》。3月19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紧接着，邓小平对《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邓小平的上述意见，奠定了起草整个《历史决议》的基调。

邓小平此后多次谈过对《历史决议》文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从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就达9次。1980年4月，邓小平又对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谈道：“（《历史决议》）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邓小平文选》第一至三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曾出现过一些错误倾向：有人不愿正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并试图继续坚持这些错误，有人则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试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乃至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上述倾向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唯物论。1980年6月9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谈《历史决议》稿的修改问题，商定将“毛泽东晚年思想”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一界定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为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及毛泽东思想理顺了思路。

根据邓小平历次谈话精神，起草小组在9月10日改写出了完整的决议稿，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由于预定参加讨论人数为4000人，又称“四千人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大约有5600多人，涉及中直、国家机关，军队系统，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以及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1500多名学员。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见证了发扬党内民主的历程。

综合多方意见，《历史决议》数易其稿，不断修订完善。1981年6月27日，总计3万余言的《历史决议》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作为党的历史上一份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历史决议》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份文件的写作过程，也是全党思想解放、与时俱进的见证。

《悼伯承》“使我至为悲痛”

在《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222篇文稿中，除了战争宣传、理政治国的篇章外，有两篇纪念刘伯承的文章颇引人注目。其中一篇是1942年12月15日载于《新华时报》（华北版）《特刊》上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文，另一篇为邓小平在刘伯承去世后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悼伯承》。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在《悼伯承》一文中，邓小平以朴实沉痛的语句寄托着自己的无限哀思，“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

邓小平主持了刘伯承的遗体告别仪式。10月14日，邓小平携夫人卓琳等最先来到灵堂，向长眠在鲜花翠柏丛中的战友深深鞠躬。邓小平的儿孙辈家人，能来的都参加了告别仪式。按中国人的习惯，只有世交才能给予如此礼遇。“刘邓”同为四川老乡，战友情深，知己意重，邓小平的儿子“胖胖”也是刘伯承应邀给取名“朴方”的。战争年代，两人精诚合作，不但打出了刘邓大军的威名，同时谱写了高山流水的佳话。在一二九师期间，师部许多工作，只要邓小平表过态的，再去问刘伯承，他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伯承决定了的，再问邓小平，答复必定也是“按刘师长说的办”。凡属重大决策，两人都会事先沟通，充分信任，刘邓签发的电报，很少分开发出，即便两个人有时分在各地，但电报署名仍是“刘邓”。20世纪40年代初，为了扭转因日军“扫荡”带来的困难局面，刘邓暂时分开指挥，刘伯承留在太行山，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去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多次到机要科询问邓小平是否平安过了白晋线敌占区，直到天快亮了，才收到复电，刘伯承便站在译电员身边，译一个看一个字，不时还猜一个字，得知邓小平已安全到达太岳区才回去睡觉。刘伯承作战时曾负眼伤，视力不好，两人有时一起查看作战地图，邓小平便端着烛台，边看边念出声。为了不打扰刘伯承休息，邓小平曾让战士们把电话线拉长，经常披着衣服到院子里去接电话。新中国成立后，在接二连三的政治风浪里，刘伯承、邓小平都曾受到冲击。林彪曾说刘伯承在二野没有起什么作用，是邓小平起主要作用。邓小平就讲：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对此，林彪很不高兴。

好读书，不写回忆录

不断读书、求知，这对邓小平写作无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邓小平非常喜欢《聊斋志异》，在北京期间，他不时翻阅，如遇外出，就让工作人员把书拆成活页随身备带几篇，以便闲暇阅读。“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被邓小平引用过的知名“猫论”，其实《聊斋志异》中也有类似记载：“黄狸黑狸，得鼠者雄”，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1978年，邓小平读书时留影。

据邓榕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一文中所录：“在那谪居的日子里，父母抓住时机，勤于攻读。特别是父亲，每日都读到深夜。那几年之中，他们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他们来说，能有如此时间坐下来读书，的确也是难得的机会。我们到江西探亲时，父亲常给我们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还出题考我们。”此外，邓小平晚年习惯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时看武侠小说，即使是出差在外也乐此不疲。邓榕说：“父亲睡前爱看武侠小说，是贪它不用动脑筋，看得轻松、不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另据邓小平身边的医护人员郭勤英回忆：邓小平看过古龙、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看得较多的是《射雕英雄传》。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金庸（查良镛）时笑谈：“欢迎查先生。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由此看来，邓小平爱读武侠小说，并非仅仅出于消遣，而是将自己三落三起的跌宕人生与书中人物的命运沉浮联系起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闲聊中也平添几分岁月沧桑。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曾问邓小平是否要写回忆录出书，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时间。当然我革命几十年也干了些事，但还谈不上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逐步把工作交给年富力强的人。静水流深，大道至简，文如其人，掷地有声，这就是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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