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倒”：走向大国外交的第一步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巨大历史性成就之一是在毛泽东制定的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指引下，中国从百年屈辱中站起来，以大国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并努力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从而创造了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环境。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深情地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和“一边倒”。其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是“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明确宣示新中国将走社会主义道路，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因此，1950年代的中国外交，按照中国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总结，大致可以称为“一边倒”外交。
“一边倒”：历史的选择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1941年12月8日，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接着，澳大利亚、荷兰等二十多个国家也对日宣战。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于12月9日也跟着对日宣战。这样，中美两国就形成了同盟关系。
随着日军逐步走向失败，罗斯福总统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希望中美两国在战时形成的同盟关系能在战后继续下去，希望一个亲美的（也就是反共的）、大而不强的中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成为战后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因此，美国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反对共产党对这种领导地位的挑战。但是，美国在华的不少军官和官员，都耳闻目睹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战中不断壮大的事实，于是美国政府一方面试图把共产党拉进国民党政府中，另一方面随时准备全力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共内战。
美国还在国际环境上做文章，试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共产党。他们把眼光投到了同样是二战中的强国的苏联。雅尔塔协定就是美国和苏联合谋的产物。当时苏联也在关注战后苏联的安全问题。斯大林的安全战略是建立在大国沙文主义之上的，即通过尽可能地扩大领土以及在相邻国家和地区制造大量的中间地带，以扩大势力范围，从而保障中央俄罗斯安全。罗斯福理解斯大林的要求。美国同意苏联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并实际同意东北与新疆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互相支持”，苏联同意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并实际同意中国的长城以南部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按照雅尔塔协定的框架，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国同意外蒙古独立，中苏共管中长铁路，旅顺租给苏联作为海军基地，大连辟为自由港。苏联还保证，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与物质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也就是说，苏联只支持国民党政府，不支持共产党。但前提是“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
◆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与斯大林（左图）。此后国民党政府依据雅尔塔协定的框架原则，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协定（右图）。
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化国家，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是几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如果雅尔塔协定得以完全实现，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主权残缺的国家，哪里还有统一而言？哪里还有大国地位而言？蒋介石在获悉雅尔塔协定内容后，虽然一度有所顾虑，担心民众知情后会爆发反对浪潮。但反共的目标压倒一切，蒋介石最后还是屈从了美国和苏联的要求，按照雅尔塔协定的安排行事。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依据雅尔塔协定的框架原则，与苏联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协定。此后又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同样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和《中美航空条约》等条约和协定。
然而，中国人民是幸运的。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先后采取武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方法，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使雅尔塔协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变成了一张废纸。
二战后期，中共对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视，希望战后中国成为美国和苏联在亚洲的桥梁，而不是任何一方的附庸。中共在马歇尔调处的初期尽力配合调处，但美国一边进行调处，一边却继续给蒋介石以各种援助，使得蒋介石有恃无恐，终于在1946年悍然发动大规模内战。中共对美国的调处完全失望。更令人失望的是，美国为自己的民主制度感到非常自豪，并在国际上竭力推行，但对一个独裁的、贪腐的、丧失民心的蒋介石政权却情有独钟，究竟意欲何为？赢得民心的中共，最后终于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打败了美国全力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武装。新中国诞生前夕，美国还试图把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继续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并以此作为美国承认新政权的前提条件之一。美国的这种强权政治预示，新中国与美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机会，其实是微乎其微的。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后，由于苏联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加之并不看好中共的发展前景，对中共的支持极其有限。苏联军队占领东北后，美国虽然实际承认东北是苏联势力范围，但它并不能容忍苏联一家独占而排挤美国势力。因此，苏联在发现美国插手东北已成定局（包括美国强势介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于东北经济问题的谈判）后，决定迟阻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转而支持中共武装发展，以对抗美国。中共充分利用了这一时机，开始着手建立中共与苏联的同盟。
尽管《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不平等条约，但要废除它，对中共来说，在适当的时候采取外交方式更为合适。由于美苏两大阵营的形成和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注定了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在中共建立新政权后，通过外交手段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但是合适的，也是完全可能的。更重要的是，第一，新中国要摆脱百年屈辱站起来，离不开外国的承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及时承认将会是一种“雪中送炭”。第二，要真正站稳脚跟，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迅速实现工业化，外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将是必不可少的。而能在这两点上都给予新中国实实在在支持的，在当时除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外，难道还会有其他国家吗？
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不但得到了全党的一致拥护，也受到了全国各阶层的热烈拥护。1949年7月7日，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23个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联合发表声明，拥护“一边倒”方针，强调“在国际民主阵营中间，有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这首先是苏联”。
“一边倒”：坚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不动摇
从解放战争后期开始，人民解放军进入各大城市之后，各地军管会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宣布，不承认原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那些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就逐一被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废除同样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大外交行动。这次访问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废除旧的中苏条约而签订新的中苏条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也注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出访。中国不但要向世界两强之一的国家把国民党丧失的国家主权收回来，而且要争取这个强国对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伸出急需援手。近代中国曾经当过几次战胜国，但胜利后失去的东西并未见减少。1919年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于1月18日至6月28日在巴黎举行的讨论战后问题的国际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与会，但会议通过的《凡尔赛和约》却规定，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全部权益“让与日本”。二战后的中国又当了一回战胜国，但接踵而至却是与苏联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协定。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在抵达莫斯科车站时，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热烈欢迎。
毛泽东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后来他回忆道：“在开完斯大林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约事宜，所以，周总理在1月3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十年论战》(上)第12—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015年出版的俄罗斯学者潘佐夫的《毛泽东传》，据称是查阅了3328份苏联绝密档案、15份毛泽东特别档案写出来的。书中写道，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以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就“暴露了他们对毛的某种不信任和莫名的戒心”。斯大林对待中国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认为与国民党当局签订的条约“已经足够了”。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使毛倍感屈辱和愤怒”。最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历史性的文件直到1950年2月14日才签署。毛这下自然满意了，但他还是忍不住对斯大林的决定表示‘惊奇’，意有所指地评论道：‘改变这个条约不是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吗？’意在提醒斯大林注意：这就是他本人一度用来反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约的理由。‘不错，要牵扯到’，斯大林回答道，‘让他见鬼去吧！’”
由此不难看出，选择“一边倒”，选择与苏联结盟，首要的目的是肃清任何外国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以取得与美国、苏联这样大国的平等地位。背着中国（蒋介石政府）这个二战后的“大国”，美苏合谋搞出来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就在毛泽东的第一个外交攻势下，走向了全部“见鬼”的下场。
众所周知，斯大林在历史上对中共也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整”过中共四次，特别是对毛泽东本人。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高屋建瓴，以刚柔相济的外交手段，既给了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重重的一击，又得到了可贵的经济技术援助。而这种经济技术援助，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够提供的。在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中苏成为了盟友，“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帮助中国恢复经济，他还没有忘记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叛离。”(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2第105页)由此可见，没有大国的胸襟和战略眼光，没有大国的外交手段，能取得这样的双重的成果吗？
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中国的抗美援朝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恢复国民经济任务胜利完成，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1954年4月，中国的外交完全伸展到了整个国际舞台，第一次以大国的姿态参加苏、美、英、法、中五国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的外交会议。
赫鲁晓夫在掌握苏联实际权力后，做了几件相当正确的事情，取消了一些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不平等的做法，像从旅顺、大连撤军；把中长铁路交还给中国，取消了在新疆的一些不平等做法，等等。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的目标得到了最终的落实。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表示满意，并公开表达了真心的感谢。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但是，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毛泽东，一直对外国势力企图染指中国的企图抱有高度警惕。即使对赫鲁晓夫这样对中国做过好事的外国领导人，一旦发现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苗头，毛泽东也会毫不留情地反击。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谈“共同舰队”问题（此问题后来苏方有自己的解释，在此不赘），毛泽东听完赫鲁晓夫的话以后，说道，你说了大半天，还是不切题，我问你，到底什么叫“共同舰队”？你是不是要控制我们？你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好了！（《新中国往事》第7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
在此以前的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针对苏联处理波匈事件的错误做法和对待南斯拉夫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出言很重。实际上，毛泽东只差一句话没有说了，这就是：我支持你赫鲁晓夫，但你决不能再搞斯大林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了！再往前的1957年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也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赫鲁晓夫后来对毛泽东说，1957年年初的时候，你们派周恩来给我们上课来了。（《新中国往事》第10页、第16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是中国坚决维护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坚持不懈地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不可避免的结果。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著名党史专家胡绳说，毛泽东的两个决心是了不起的，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与苏联决裂。如果没有与苏联决裂，中国充其量也不过是苏联“大一点的卫星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与苏联一起垮，这是必然的。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敢于与苏联决裂，与当时中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有关系。与苏结盟赢得苏联的经济援助与支持，是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国家利益第一是毛泽东制定外交方针的立足点和既定原则，对老大哥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因此，以中苏决裂为标志，“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走向结束。但同时，中国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国际力量走向国际舞台，展现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雏形。
“一边倒”：不放弃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长期以来，曾有人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倒向苏联”，那不啻于是一种狭隘的理解。在毛泽东看来，“一边倒”除了尽快解决苏联损害中国的主权的历史遗留问题外，还有就是借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主要是苏联，通过迅速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毫无疑问，这个建设过程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一边倒”的对外方针，是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总方针为前提的。
尽管中美结怨的根源是在国共内战期间美国政府实行扶蒋反共政策，继而对新中国实行不承认和敌视政策，但毛泽东也十分清楚与美国保持往来的潜在价值。这种战略远见终于在1972年得到了实现。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尽管毛泽东知道苏联有能力并且也有可能为中国提供需要的援助，但并没有放弃与美国建立某些经济上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意见，外交部指出，中苏关系并不排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和平合作”，凡愿意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和尊重态度的国家，将受到同样的对待。
◆1954年，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使新中国成立后不但很快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还与周边乃至欧洲地区近20个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包括同英国、荷兰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此外，当时“中国与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也发展了贸易关系”。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积极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半岛的危机，并为此做了最大的外交努力。毛泽东自己总结说，“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他还特别提出，如果美国愿意，中国可以与它“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因此，美国学术界后来终于承认中国的抗美援朝是“防御性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又使得苏联加快和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建设，使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前进了一大步”，“对中国工业化起步具有决定性作用”，“人民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向国防现代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第381页 第481页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6）。这标志着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抗美援朝的胜利，令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特别是美国，看到了一个至少是军事强国的大国正兴起，西方的“炮舰政策”将一去不复返。中美两国的较量将会以外交手段为主展开。旧中国的外交只能作为美国的附庸而存在，而新中国的外交则作为美国的强劲对手出现在谈判桌上。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会议，会议建议有关国家及其武装部队代表于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并讨论印度支那恢复和平问题。中国政府决定接受邀请。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窃据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蒋介石集团，实质上仍然还是美国的附庸。因此像日内瓦会议这样有真正重大国际意义的会议，蒋介石集团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会议。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并确定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指导方针：即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业的协议的达成，中国代表团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
为了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终于促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增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通过这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全世界都看到了在处理国际问题中新中国的分量，从而意识到要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中国有着不可或缺的建设性作用。
日内瓦会议的另外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就是中美两国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直接接触的管道。正是这个管道，最后促成了中美建交。
寻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贯思想。在1957年11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大会上，毛泽东再次阐述了反对战争，和平为上的思想。周恩来继1953年12月代表中国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又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缅甸时与两国领导人一起发表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代表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主动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经过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的联系安排，日内瓦会议结束时，中美建立了领事级接触。尽管美国方面有人一直想以避免给外界造成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印象为借口，企图中断这种接触，但形势比人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加上中国方面的不懈努力，中美间的领事级接触不但没有中断，而且在美国方面的建议下，于1955年8月1日升格为大使级谈判，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
经过中美双方的14轮会谈较量，双方在9月10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大使关于平民回国问题协议的声明》，这是中美后来持续了16年的大使级会谈中唯一形成文字的成果。这个协议声明的积极成果之一是开创一种中美之间声明的新体裁，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采用的就是这样的体裁。
中美大使级会谈经历了风风雨雨、断断续续，共举行了137次。尽管后来再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双方也都愿意保持这个渠道，说明了相互都逐渐深刻意识到了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这个重要作用，后来体现在1972年访问北京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谈话中，他亲口对毛泽东说：“我们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既是几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历史证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的“一边倒”外交方针，是在外交领域实现这个目标和完成这个使命的最佳选择。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偏差，但总的来说是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迈开了走向大国外交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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