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法律专家》系列 何叔衡：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2021年第28期

编者按

红色资源，是党在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留下的精神印记，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彰显着党的性质和宗旨，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凝聚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文化底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涌现出这样一大批革命先驱。他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四处找寻救国之道；他们抛家舍业，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他们参与中央苏区、边区政权建设，建章立制，为中国法制事业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建立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红色革命故事，留存了丰富的红色基因，汇聚成我们党的红色血脉。

　　他们是党的伟大事业与早期法律制度的重要“力行者”，是人民法制事业的创始人、人民司法制度的开拓者；他们是司法战线上有杰出建树的领导者和开拓者，他们在办案中的许多做法，已经成为人民司法事业最宝贵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他们所倡导的公开审判、巡回法庭、人民调解、刑事和解等制度，饱含历史和时代价值，为新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重要实践经验；他们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宪法、婚姻法和民法草案等一系列法律的重要起草者与见证者；他们是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开拓者，为新中国的政法教育与法学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是毛泽东主席眼中的 “红色法律专家”“全国第一流的法学家”……

　　2021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充分运用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不断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做到在复杂形势面前不迷航、在艰巨斗争面前不退缩。”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本期推出何叔衡、谢觉哉、陈瑾昆、李六如、雷经天等前辈的革命英雄事迹以及他们的法治故事，缅怀革命先驱，重温光辉历史，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法治事业新的长征路。

《红色法律专家》系列报道之一

何叔衡：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文/本社记者 张志然

身上征衣杂酒痕，

远游无处不消魂。

此生合是忘家客，

风雨登轮出国门。

这是何叔衡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途经哈尔滨时写的一首诗。

在诗中，何叔衡称自己为“忘家客”。确实，这三个字可以高度概括他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一生。

何叔衡，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创建新民学会。1920年冬，与毛泽东共同创建中共湖南早期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同年10月参与创建中共湖南支部（省委前身）。1928年，赴苏联学习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1930年回国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临时最高法庭主席、内务部代理部长等职。

从秀才到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1902年，何叔衡26岁。他遵照父命参加晚清科举考试，得中秀才。

这年的11月，因为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馈馈”，何叔衡选择了教书种地，而不愿担任县衙委任的管理钱粮的职务。

何叔衡利用空闲时间，认真阅读了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著作，还学习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思想。当时的社会现实，让他逐步明白，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封建王朝的腐败。

　　1913年，37岁的何叔衡考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春，四师并入一师），在讲习科学习了两年，结识了毛泽东。

　　他们两人很快就成为挚友。何叔衡为人真诚热心，与人谈话说到动情处常哭起来。毛泽东说：“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何叔衡与毛泽东虽相差17岁，但他们志趣相投。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山、何实嗣在《回忆父亲何叔衡》一文中写道：“当时的许多老同志都称道：‘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

　　求学期间，何叔衡逐渐转变成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阅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杂志，并经常同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等进步青年研讨社会问题，交流改造中国的看法。

　　1918年4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发起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共同努力下，新民学会从最初的青年进步团体发展成为革命团体。五四运动中，新民学会成为“湖南反帝反封建的领导核心”，并为新文化宣传和建党的准备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1920年，毛泽东和何叔衡等又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共同发起成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何叔衡还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赴俄留学，培养了郭亮、夏明翰等一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何叔衡倾注满腔热情，呵护提携后辈，团结进步青年，被谢觉哉称为培养革命青年的“抱鸡婆”。

　　1921年7月，何叔衡作为13名代表中的最年长者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29日，何叔衡的同乡好友谢觉哉写下了这段含有暗语的日记：“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携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后来谢觉哉说，这五个“○”是表示“共产主义者”。

　　由于留着八字胡，何叔衡被一大代表们尊称为“何胡子”。谢觉哉说：“何叔衡同志对党的认识和坚定，是超人一等的。”毛泽东则评价何叔衡：“叔翁办事，可当大局。”由此可见何叔衡作为我党早期革命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尤国珍在《毛泽东为何评价他：“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一文中描述，在湖南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何叔衡曾有赴法求学的想法。但在毛泽东“不必留法，不如留俄”的劝说下，何叔衡在1928年6月毅然选择了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何叔衡学习认真刻苦，对重大政治问题判断准确果断。根据研究者的判断，当时，和他在一起学习的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几位老同志都在政治上受他影响较大。

　　1930年7月，何叔衡从俄罗斯回到上海，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到上海不久，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两个女儿均被捕。女儿何实嗣的爱人杜延庆在另地被捕，女儿何实山的爱人夏尺冰被杀害于长沙。

　　易凤葵在《何叔衡是苏维埃的一条牛》中写道，两个女儿获释后，他教育和安慰她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不应该死在病床上，他一定要死在大马路上。”

　　1931年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全国迅速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正是这一年，何叔衡不远千里、突破敌人重重封锁，从上海赶到江西瑞金。

　　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何叔衡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并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1932年，何叔衡又分别担任了内务部代部长及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职务。当时，何叔衡已经56岁，在中央苏区，他与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被尊称为“苏区五老”。

巡回审判调处争水纠纷

临时中央政府的九个部门中，何叔衡兼任了三个部门的主要职务，从惩办反革命犯罪到人民婚姻、纠纷调解、干部教育等，无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因为工作实在是太多了，书桌上一盏小小的马灯常常伴着他工作到深夜。

记者在何叔衡生平陈列馆看到，何叔衡自创了“三件宝”。第一个是布袋子，第二个是手电筒，第三个是记事簿。因为他兼任的职务太多，就通过“三件宝”把人证物证一一收集下来。这样细致的工作，让毛泽东对他非常肯定。

　　何叔衡时常走街串户、深入实地搞调查。在瑞金群众心中，他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巡回审判，是苏区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新型审判方式，使苏区的审判工作进一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一方面及时处理了案件，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了帮助群众、教育群众的积极作用。

　　人民网刊载的《红色司法故事：从何叔衡调处争水纠纷看中央苏区的巡回审判》一文中记载，瑞金市白露乡、合龙乡的毛姓宗族与杨姓宗族因为农田灌溉“抢水”问题，多次引发两村争斗。1932年3月，两乡两姓又发生了激烈械斗。合龙乡群众因春耕迫切需要引水灌溉，于是向中央政府提出控告。

　　中央政府派人前往该乡调查，查明瑞金四区白露乡毛姓一村少数土豪劣绅把持水源，利用封建迷信，煽动落后群众恃强阻碍他村放水。故于1932年3月8日协同白露、合龙两乡群众讨论，要求双方打破迷信恶俗，让毛、杨两姓人都能有水灌溉。但至3月底，毛姓少数人又违约将水圳（坝）捣毁，故意妨碍水利。白露、合龙两乡百姓，无奈向最高临时法庭提出控告。

　　为解决此纠纷，时年56岁的中央临时最高法庭主席何叔衡两次翻山越岭，来到瑞金县两乡所争议的水源处，会同县裁判部组织巡回法庭，召集区负责人及两乡有关人员开会进行调处，最终争取到毛姓大多数群众的支持，有效化解了白露、合龙两乡的水利纠纷，使案件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两乡两姓群众得以化干戈为玉帛。

　　“当时有上百个村民坐在河边，听何叔衡讲道理、讲法律，经过一上午的调解，双方当事人都想通了，觉得何主席说得对，双方达成协议轮流放水。后来这个典型案例，被我们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经典范例宣传。何叔衡为民着想、司法为民的精神，一直到今天都难能可贵。”瑞金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严帆向媒体表示。

　　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司法为民，是苏区人民司法审判工作的优良传统。中央苏区巡回审判、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方法，也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遍地开花。

　　据了解，瑞金法院叶坪法庭在辖区多个村居，设立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室，村里有什么纠纷会及时跟法官联系，共同调处矛盾纠纷。同时，法庭干警会经常发放法律知识手册，为群众解答法律难题。法庭也会在村里巡回审理案件，村民前去旁听案件庭审，增长了不少法律知识。

　　叶坪法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苏区精神，在辖区设立七个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室或巡回审判点，通过“工作室+‘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工作室+综治中心”“工作室+巡回审判”“工作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模式，以此辐射周边村庄开展系列活动。2020年，诉讼收案数同比下降41.79%。

　　2020年5月12日，江西三级法院成立了赣法民意中心，全面升级12368系统平台，集成来电、来信、来访、网络等立体化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前端登记分流、中端办理反馈、后端回访督办”工作机制，着力打造集办事、评价、反馈、整改、监督于一体、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前台后台无缝衔接、院内院外良性互动的民意实体工作平台。

　　截至2020年5月10日，试运行一个多月的赣法民意中心共接受处理群众诉求18914个，即时办结17656个，建立分派工单1258个，办结工单1187个，回访工单1132个，涉及全省113家法院，绝大多数工单能在1至2日内办结，热线服务满意率99.5%，工单办理满意率92%，基本实现了每一个工单都能及时高效办理，绝大多数群众诉求能以满意办结。

打响中央苏区反腐败第一枪

作为红色政权的首任“大法官”，何叔衡反腐肃贪，疾恶如仇，提出“严明党纪，坚决打击一切贪污腐化分子”。1932年5月9日，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成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被处决的第一个贪官。

根据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利剑高悬——建党以来十大腐败案件剖析》一书中的描述，一天，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1932年6月通过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第一条规定：“裁判部为法院未设立前的临时司法机关，暂时执行司法机关的一切职权，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诉讼事宜。”）收到了一封举报信。

　　信中说，谢步升曾在南下途中，将一名生病掉队的军医杀死，然后非法占有其金戒指、毡毯等物；偷盖苏维埃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大印，伪造出入苏区的通行证等证件，私自贩运水牛到白区出售，每头牛获利大洋3元。

　　何叔衡看了检举信后，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谢步升案。在这期间，叶坪村谢深润的老婆朱秀秀，来到裁判部，检举她的情夫谢步升杀人案，被害者就是她丈夫谢深润。

　　谢步升自幼家贫。1929年，年届30岁的他参加了杨金山领导的工农武装暴动队，并一度成为云集暴动队队长。面对“红”“白”拉锯战的险恶形势，谢步升不辞而别，离开暴动队，转而做起了生意。

　　中央苏区受到白区的包围和封锁，必要物资大都比较紧缺。红白区物资存在差价，谢步升看到了苏区隐藏的商机，很快就协同几个人，从中大发横财。

　　1930年，“打土豪、分田地”运动高涨，谢步升又参与到运动中。谢步升斗争积极，且屡立功绩，于是他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叶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时，谢步升又被推举担任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个官职并不大，但因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建在了叶坪村，谢步升的个人声望也高了起来。又因熟悉情况，办事干练果断，他逐步得到苏区领导的赏识。

　　1931年，中央苏区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红军队伍得到扩充，人员大幅增加。苏区物资紧缺，物价飞涨。谢步升利用与苏区领导人熟悉的机会，偷盖公章，贩卖紧缺物资。

　　同村的谢深润是谢步升做生意时的老搭档。谢步升伙同中央政府总务厅供应处副处长钱丽萍给谢深润私开路条，供其从白区贩卖粮食和食盐供苏区使用，所得利润两人平分。

　　叶坪村成立苏维埃政府后，开始划分阶级成分，谢步升硬将谢深润定为中农。谢深润不仅保住了田，还分得了一些土地和生产工具。受到恩惠的谢深润一家对谢步升自然感激不尽。

　　谢深润的妻子朱秀秀颇有几分姿色。为报答谢步升，朱秀秀经常邀请谢步升来家里吃饭。一来二去，两人竟勾搭成奸。谢深润发现了以后，扬言要去告发谢步升。

　　事发后，谢步升去找瑞金县委组织部长陈景魁，得知谢深润已经告发了他，便反咬一口，诬陷谢深润是个“隐藏的‘社会民主党’分子”。他说谢深润反对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谢氏祠堂开会，聚众闹事，从事破坏工农政权、陷害革命干部的活动。

　　身为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的陈景魁听后，竟说：“现在‘肃反’正在风头上，只要他是‘社民党’就好办！明天我要下乡去发动春耕生产，有事你找谢春山，他在苏区中央局工作。”其实，陈景魁自己就是一个地主民团头子，也经常干欺男霸女的勾当。

　　有恃无恐的谢步升，和两个同伙将谢深润骗到村外杀害了。朱秀秀得知真相后，再也忍不住愤怒，跑去厮打谢步升。谢步升殴打了朱秀秀，并把她关了起来，威胁说：如不老实，会是你丈夫一样的下场！

　　朱秀秀从关押地点撬门跑了出来。苏维埃裁判部根据朱秀秀提供的线索，暗地里对谢步升进行了调查。仅仅两天，就基本掌握了谢步升违纪违法事实。

　　调查人员将有关情况向何叔衡作了汇报。由于涉案者身份特殊，且案情重大，何叔衡向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作了汇报。邓小平当即指示，由裁判部负责调查，速战速决。调查组成员又向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你们要把情况调查核实清楚，速战速决。”

　　何叔衡要求先进行外围调查，然后再转入内线取证。调查人员多方辗转，找到了谢步升的妻子杨氏。杨氏告诉他们，谢步升经常与一“妖婆”来往，嫌妻子碍事，便偷偷地将她卖给山河村一个老光棍做老婆，杨氏便跑到远房表姐家躲了起来。

　　杨氏说，在担任云集暴动队队长时，谢步升将打土豪所得的许多财物拿回家藏了起来；“一苏大会”前夕，其利用村苏维埃主席的身份，用大斗收小斗出的办法收集大米，将剩余的1500多公斤大米私卖给大米商……

　　与谢步升有往来的“妖婆”，是被镇压的瑞金大地主谢益金的续弦汪彩凤。汪彩凤说，1930年夏的一天，她在院子里干活儿，谢步升带着县苏维埃军事部的搜查人员进家来，说是要搜查谢益金家是否暗藏武器。没有查到武器，他们对汪彩凤教训一番后便离开了。可谢步升却在当晚又来了，威胁利诱占有了汪彩凤。

　　调查中，调查人员还发现了谢步升抢劫瑞林寨布店邱老板的案件和杀害军医的罪行。谢步升从军医那儿抢来的许多物品，在谢步升的母亲和姐姐家里查获。办案人员还发现谢步升私藏的大米和钱币……

　　铁证如山。何叔衡决定，马上将谢步升逮捕关押。然而，谢步升被关押后遇到了不小的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的谢春山竭力袒护谢步升，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并且说这是调查员为了报私仇故意向谢步升发难。

　　谢春山还在苏区中央局领导面前诬陷中央工农检察部，说检察部与中央路线相对抗，是在推行右倾宗派干部政策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通知中央工农检察部和调查组释放谢步升，并称谢步升问题将由中央局调查处理。

　　何叔衡十分气愤。他不同意放人，并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去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邓小平得知后，拍着桌子说：“我们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怎样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政府？”“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调查组成员向毛泽东也汇报了情况。毛泽东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决谢步升枪决，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倘若不服，在一星期的期间内可以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

　　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临时最高法庭作出判决，驳回谢步升的上诉，仍按照瑞金县裁判部的原判决执行，对谢步升处以枪决，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1932年5月9日下午，谢步升被执行死刑。这声清脆的枪响划过瑞金城西的田野和山冈，震撼了整个苏区。这是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反腐败的第一声枪响。

　　谢步升案件本身对于我们在新的时期开展反腐倡廉斗争仍然具有启发和警示意义。从谢步升罪状看，其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色”。时至今日，以“权、钱、色”为犯罪构成的腐败案件，具有极为广泛的典型意义。

完善中央苏区法制

何叔衡在各级党组织建立监察委员会，实行党对反贪机构的直接领导，在各级政府设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和裁判部，这些机构广泛吸收和动员苏区工农群众加入，成立反腐轻骑队、突击队、群众法庭等组织，并委任工农通讯员随时检举腐败分子，一张巨大的苏区反腐网迅速形成。

在何叔衡的领导下，这些反腐机构的工作人员深入基层、暗访调查、搜集证据、打击腐败的行动，让腐败分子防不胜防。

　　中央苏区处决谢步升后，反贪机关连续作战，先后在财政部、劳动部、土地部、中央总务厅、粮食调剂局、中央合作总社等单位查出贪污腐败分子60余人。对其中情节较重者处以重刑，极个别的还判处了死刑。审理了苏区的钟铁青腐败案、唐达仁贪污案、左祥云贪污案、陈景魁涉黑案和瑞金县集体腐败案等。

　　针对苏维埃法制还很不健全，特别是当时开展的反贪污浪费运动还缺乏法律保障的状况，毛泽东让董必武与何叔衡一起把这些漏洞堵住、堵死。

　　董必武和何叔衡商量后，决定从健全组织和健全法律两方面同时下手。经过大量调查，董必武、何叔衡共同制定的一系列反腐组织工作纲要出台了。1933年12月15日，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被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败的量刑标准。

　　训令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２年以上５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２年以下的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据了解，为方便群众检举揭发，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设立控告箱。

　　箱子的右侧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任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箱子的左侧写道：“控告人向控告局投递控告书，必须署本人的真实姓名而且要写明控告人的住址，同时要将被告人的事实叙述清楚。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作处理，倘发现挟嫌造谣诬控等，一经查出即送法庭受苏维埃法律的严厉制裁。”

　　在反贪污反浪费运动的开始，这些控告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等贪污案件都是通过控告信检举查出的。

　　当时在苏区，一些省、县司法机关的干部产生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简单化、死刑化代替了公正裁决，轻罪重判和重罪轻判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主管司法大权的何叔衡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

　　但是，何叔衡的正直、坚持原则，却遭到了“左”倾领导人的打击和批判。1933年，何叔衡被撤销所有职务。何叔衡曾多次声明：“在政治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撤销所有职务后，他依然为党、为苏维埃作着积极贡献。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何叔衡迫切希望随军转移，然而这一想法，立即被“左”倾领导人否决。

　　红军长征后，江西根据地沦陷。年近花甲的何叔衡，随队伍参加游击战争。到1935年，何叔衡、瞿秋白因身体原因，中共中央安排他们转移至上海治病。他们一行30多人从江西出发，往福建长汀方向前进。

　　易凤葵在《何叔衡是苏维埃的一条牛》中写道，1935年2月24日凌晨，他们到达了长汀县濯田镇梅迳村，被敌人发现。何叔衡年纪比较大，体力不支。眼看敌人就要追上来了，他跟邓子恢说：“子恢，给我一把枪吧，我是无法突围出去的，不要拖累了大家，我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邓子恢说：“你千万不能这样！”命令两个护卫队员架着何叔衡走。

　　撤到最后的结果却是一处高高的悬崖。何叔衡推开两个护卫队员的手，说：“你们自己突围出去吧，你们年轻，还要为革命出力，我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说完，他纵身一跃，跳下了悬崖。

　　何叔衡倒在一片乱石丛中，昏迷了过去。随着逐渐苏醒，他感觉到有人在自己口袋里摸钱。他睁开双眼，原来是两个匪兵在搜身。他一把抱住敌人的脚，敌人开枪，把他残忍地杀害了。

　　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组织为牺牲的同志默哀，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在场的人无不为这位革命长者的牺牲感到悲痛。

　　何叔衡在自己的家书中写道：“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这些文字，至今影响着他的后人。如今，何叔衡的后人大部分依然留在农村，以务农为生。

　　何叔衡的女儿何实山、何实嗣在《回忆父亲何叔衡》一文中写道：“林伯渠同志曾说过：‘旧学问一经和革命学问相结合，即和最新的学问——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蔚然发出奇光。’这奇光，照耀着父亲认准革命的方向，百折不回地走到底，直至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奇光永远照耀着我们踏着先烈的血迹，勇往直前！”

编辑：屈赫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