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之觉醒」动力团体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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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胎是个技术活：你有没有被代际创伤挡住了逆天改命的旅程｜附「家之觉醒」短程团体招募
阅读文章前，
请回想一件令你开心的事情。
你想到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那是什么时候发生？
和谁在一起？
还是只有你自己？
当时你做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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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此刻，想到这件事情，
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感觉，
你会涌起什么样的情绪呢？
心理学的实证研究表明，当我们想到愉快的事情，或者是想到所爱的人就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分泌更多的催产素，更多的多巴胺，我们的神经递质会发生改变，这个过程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在这个万物互联又充满了不确定的时代，作为父母，我们要把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带给世界，又要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孩子？我们又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人是一种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存在。
所谓共时性和历时性，就是时间，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也许在天涯海角，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不同的空间存在，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历时性的存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处。
无论作为父母还是作为咨询师，我们在面对孩子或者面对我们的来访者的时候，怎么能够做到“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能够看到我们的过去，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现在，又能够看到我们的未来？今天我想和各位同行分享的，可能会超越家庭系统的系统观，我想分享的不只是家庭系统的部分，我想分享的是万物互联的系统观。
在我大学毕业刚刚工作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说了一句话，让我到现在印象依然很深，他说：中国人的一个喷嚏，包含着五千年的文化。我想这里面一定也包含着一代又一代人一路走来，或隐或显的代际创伤。
我们都是在关系中形成的个体，我们也生活在关系的互联网中，我们内心是一个由语言和思维建构起来的互联网，我们的身体也是由细胞组织建构起来的。我们还在使用互联网，我们今天在这里云相会，互联网帮助我们实现了，我们与自然界及社会也是一种互联网，不能离开各类关系网络来理解自己和他人。
当来访者无论是个体、伴侣、家庭还是团体，我们都要想到他们呈现的不只是他们个人，还有个人背后的背景，就是他背后的那个关系网络，他的重要他人，他的其他关系，还有我们存在的意义，价值与意义也在关系网络里。
大家不妨想一下，
如果你可以选择，
你希望投生在什么样的家庭，
你希望拥有一对什么样的父母？
图片来源：https://thomashuebl.com/collective-trauma-summit-2020-the-power-of-collective-healing/
创伤通常指的是与（实际或威胁性的）死亡或严重伤害相关的 事件，暴露在这样的事件中，会使人产生害怕、恐惧、无助的情绪 (APA, 1994)。
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创伤性的事件会不会变成一个人的心理创伤？经历了创伤性事件，是所有人都会成为心理创伤呢？还是部分人会成为心理创伤呢？哪一部分人更容易因为经历了创伤性事件产生心理创伤呢？
这里会有一个心理易感性的问题。
代际创伤指的是通过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机制，从创伤事件的第一代幸存者转移到他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创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创伤的代际传递。
简单地说，代际创伤是指上一代的心理创伤会被传递到他们的后代身上。
代际创伤会传递到多少代，我们目前的家庭治疗，往往是研究的是三代以内，但是大家想一下三代以外的我们的祖辈，他们可能也会有他们的伤，对吧？传给我们的祖父母父母，再往后就是我们。我们也要觉察，会不会把这个代际创伤传递给孩子。
代际创伤的分类：一类是普遍性的创伤，一类是特定性的创伤。
普遍性的创伤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个人都可能会经历的创伤性事件，它往往是局限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或者说就是我们在一生中的一个时间段，但是对所有的人来说，它是没有时间局限的。
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可能小的时候经历过家暴，被父母打骂，或者冷暴力。这部分有可能在任何一代人身上都出现，比如虐待、亲人犯罪，死亡，疾病，离婚，分居，失恋，退休，等等，这些可能每一代人都会经历，所以叫普遍性的创伤。一个应急性的事件，会不会变成创伤，要看我们能不能更好地去处理它。
特定性的创伤也叫历史性的创伤。即集体性重大创伤事件， 一般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时间局限性和集体性等特征。比如战争、屠杀、恐怖袭击、自然灾害、政 治运动等，这样的事件往往会在较大的范围内影响到某一 个群体，甚至是一个国家、地区的一代人或几代人，甚至影响全球。
我们今年正在经历的新冠疫情，大家想一想，可不可以把它归类为一个特定性的创伤？其实我想大家在去年春节过后的那一段时间，尤其是李文亮医生去世那一天，就是前后很多人会失眠，会焦虑。
我的一个媒体的朋友，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失眠和呼吸困难的症状。这个症状的出现，不只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特定性的创伤事件，同时和她个人的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她曾经得过严重的肺炎，在得肺炎住院期间，那个呼吸困难的感受，让她想起来像梦魇似的。新冠肺炎这样一个刺激性事件，就会唤起她曾经的那些创伤经历，就会让她产生比一般人更高的焦虑。以至于她不敢去参加会议，因为要戴着口罩去参加，想起来要去和很多人坐在一个会场里就让她呼吸困难，彻夜难眠，这都是很正常的创伤反应。
我在参加一个大团体的过程中，现场的团体动力让一个成员想到了文革的时候，当时她还很小，她的爸爸妈妈挨批斗，那种恐惧，那种害怕在团体中被重新唤起，以至她当场哭泣，不能在那个现场待着，不得不被人搀扶着离开现场。
这个创伤性事件，其实发生的时间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但它还是依然在我们的记忆里。这就是特定性创伤和普遍性创伤，有可能合二为一，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也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上出现。
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
创伤会改变一个人身体的记忆。
身体可能就会发生神经递质的改变，可能让我们对危险比较敏感的神经更发达，所以这部分人会变得更敏感，有的时候面对刺激性事件有可能比别人有更过激的反应，比如说经历过空难的人，他有可能一辈子再也不敢坐飞机了。我曾经有一个来访者，她有严重的羽毛恐惧。凡是带羽毛的动物，她都害怕。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她四、五岁的时候，她奶奶骑着三轮车去办事，把她放到三轮车上带着她，路上碰到了邻居。她奶奶就和邻居说话，她奶奶在和邻居说话的时候，注意力分散了，不可能一直在关照她。有一只大公鸡，就跳到那个三轮车里，这个当时只有几岁的孩子，受到惊吓。从那以后她就慢慢就出现了泛化，她不只是害怕大公鸡，还害怕狗啊，猫啊，鸟啊，甚至凡是带羽毛的动物她都害怕。面对或想起这样一些有毛的动物的时候，她就会出现一些惊跳反应，身体高度紧张，不能呼吸等等。
第一个原因：
我们的身体是有记忆的。
有的人，说有的孩子打得，有的孩子打不得。我自己也曾经被打过，我也曾经在我没有觉察的时候打过我的孩子。我个人的一个切身体会是，身体是有记忆的，这会让我们和别人在身体亲密的时候产生困难。
我曾经在一个团体里做带领者，当时有两位成员，在团体快要结束的时候，非常积极踊跃地坐在带领者的两边。他们也会谈到他们非常非常不开心的经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团体就不可能再去展开了，在她们讲到伤心之处时，我情不自禁地用手去触碰她们的身体，想给她们一些安慰。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动力性的因素，非常非常地巧合。结果我左右两边的成员，她们对身体的触碰就会出现惊跳的反应。后来我很长时间都在困惑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大的反应，慢慢地我才明白，可能他们早期有过身体的伤或者是被家暴，或者其他的创伤性经历。当然这部分没有得到验证。
第二个原因：
创伤会影响我们的依恋。
比如说不安全依恋形成之后就会影响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创伤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递。
我越来越意识到依恋对来访者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倡导的是通过咨询，通过教育，父母如果是不安全依恋的话，能够慢慢地意识到怎样调整到更安全的那个部分，我们怎么样用安全依恋的模式养育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少一些不安全依恋的可能，或者是去修复他们的不安全依恋。
前几天有一位妈妈有一个分享，她在德国生活了十几年，生了三个混血宝宝。因为她的父母对她比较严苛，所以她也情不自禁地对她的孩子变得非常严苛，她的大儿子好像在人群中就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但是他的小儿子就没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在德国生活，非常灿烂，非常阳光，她在反思后调整了自己的养育方式。她在思考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拥有一张不被没有被欺负过的脸，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多都有长了一张被欺负过的脸，对吧？包括我自己。
我们可能被我们有代际创伤的父母“欺负”过，我们可能也无意识地因为我们自己的代际创伤“欺负”过我们的孩子。我们怎样通过我们的自我成长、专业成长，能够让这样的一个代际创伤中断或者是破解掉，这是我们每一位助人工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不只是要去为来访者的个人和家庭，也要替这个国家去破解代际创伤。因为我们国家其实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近200年的时间经历过太多的创伤性经历，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咨询师，要去背负去担当的东西。
第三个原因：
代际创伤会影响我们的认知，
让我们认知变得扭曲。
当时有适应性的那个认知，比如说我们刚刚经历过灾难，我们变得非常地自我保护，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在那过后，我们有可能认知还停留在那个阶段，我们的情绪就会变得有很多的恐惧、害怕、担心，还有对孩子的过度担心，这样的情况都可能出现。包括行为的问题，躯体也可能也会出现一些症状，就是吃不下饭，失眠，头痛，胃痛等。这部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村里和我玩过的一个同伴，她比我小一点，当时因为她爱上了我们的邻居。那个时候在一个村里，虽然他们不是一个姓氏，爱上邻居，在家里人看来，尤其是农村人看来，这是大逆不道，非常奇耻大辱的事情，所以家里人可能就打了她或者骂了她，我的这个同伴就喝药自杀了。她喝药自杀之后，她的父母家人也都不对外说孩子是因为什么原因自杀的。但是我就发现她妈妈半年、一年之后还在每天都在控制不住地打嗝，她每时每刻都在打嗝。
第四个原因：
代际创伤会影响我们的关系，
还有我们的内在运作模式。
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
为什么杞人忧天呢？
他天天担心天塌下来，会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然后甚至把命都丧了。这是一个寓言，好像是一个夸张的事情，我想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还有过度敏感的人，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往往是有创伤的，也可能他自己的心理创伤，也可能是代际传承的创伤，他就可能形成“我不好，你也不好”的人际模式，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我不好”，或者是“你不好”，有很多人可能呈现出来是这样，但是归根结底都是“两个不好”，就是“我不好，你也不好”。
来找我们咨询的很多来访者，如果不是源于想生活得更幸福，更快乐，或者是自我成长的需求，而是带着某些症状，比如说抑郁、焦虑、强迫、恐惧等等这些症状来的来访者，那些有受害者思维的人，总觉得被爸爸妈妈所伤，或者没有被周围的人善待等等，都在吐槽这些部分。这个受害者思维其实也可能是我们创伤的一个体现。受害者思维，包括过度敏感，就会制造一个自实现的预言，制造出一个他害怕的关系，制造一个自己不想要的关系和不想要的世界。
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学生，不知道她在暑假时发生了什么，放假之前还基本正常，放假回来之后就出现了一些抑郁的症状，过度敏感特别突出。她觉得她很难在学校待下去，她想请假。她给她的室友说她不敢去找辅导员请假，她室友里有一个是班长，班长就说“如果你不敢去，那我陪你去吧”。结果这个学生就来了一句：“你们是不是都想赶我走啊？”然后没有过两周，一周多，她真的就被爸爸妈妈接走去医院诊断，结果是重度抑郁。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来访者内心的不安全，强烈的不安全感，然后投射了一个他人对她不友好的世界，然后制造出一个自实现预言。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常见的。
我们的来访者，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大家都要觉察我们是安全型依恋还是不安全型依恋，这对我们的咨询、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可能是什么？假如说来访者是不安全依恋，对亲密关系或者是其他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的依恋模式，
也会影响我们的教养方式。
有心理学家概括出四种教养方式，一个是专制型，这种类型的父母有可能管教得比较多，对孩子的倾听比较少，有效的回应比较少，那就是让孩子非常不舒服，这样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形成逆反，甚至以症状的方式出现。曾经有一个来访者，孩子上初三，原来学习特别好，在重点中学。因为疫情上网课就会有些放松，孩子有时候会玩手机。爸爸妈妈就很焦虑，为了便于监控孩子，爸爸就把他的门锁给拆掉，他爸爸就会半夜或者一两点的时候起来看看他孩子有没有睡。这个孩子就出现了强迫症状，就是他老担心，老觉得那个门没有关上。后来孩子被送到医院精神科住院治疗，爸爸妈妈非常非常自责。
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是不是和爸爸妈妈的养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这个症状在诉说什么？
还有一种养育方式就是对孩子有负责的管教，又能够关注和倾听，比较到位的回应，这部分孩子可能相对比较幸运，他们有一对权威型的父母，比较容易帮助他们形成安全型依恋，让他们能够健康成长。
还有一种养育类型可以叫忽略型。这一类爸爸妈妈可能管得少，对孩子的情感的关注也很少，基本上是对孩子忽略的那个状态。
还有一种能够倾听，但是对孩子没有要求，要求很低，就是比较溺爱孩子这样一个类型。
父母的不安全依恋或安全依恋会影响到他们的教养类型，教养方式；父母的依恋类型和教养方式，又会影响他们孩子的依恋模式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现在很多心理学家和心理从业者都在研究，我们怎样让我们的孩子拥有更安全的依恋，特别强调爸爸妈妈作为安全基地、作为安全港湾的作用。
作为父母，我们能不能识别同时能够照顾到孩子的需要，比如说孩子给你传递一个信号，他哭了，他因为什么哭了，那哭的背后是什么？你到商场的时候，他要买玩具，你不给他买他就打滚儿，那打滚的背后是什么？你怎么样去安抚他？
大家都可能关注到武汉曾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一个14岁的初中男生，因为在班里打牌，被老师请家长。他妈妈去了之后，盛怒之下对着他的脸打了一巴掌，对着他的头部撕扯了几下，这个孩子没有任何反抗。当时旁边还有他的同学，也有老师走来走去，因为大家可能都没有关注到这一部分，他妈妈被拉走之后，这个孩子沉默了两分钟，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跳了楼。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是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那个孩子那个时候的绝望，那个时候的无助，那个时候巨大的羞耻，那个时候他的自尊碎了一地，没有办法再缝合。这样的人间不值得的感觉，让他放弃了自己本来还可以有的美好前程，美好的生命。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那个妈妈的背后是什么？这个妈妈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被这样如此地对待过？这个妈妈身上有没有代际创伤？当他的孩子已经不在了，这个妈妈如何面对她的现在和她的未来？我在猜，妈妈可能也会无数次地想要杀掉自己。这个妈妈和这个学校的师生，其实都需要危机干预。
那个孩子打牌，其实就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孩子在探索这个世界，哪怕用父母老师不认同的方式。他觉得无聊，他觉得太紧张了，他用这样的方式调节一下，或者是他受从众心理影响。别人说，我们三缺一，你来吧，也可能有种种的可能。父母被叫家长之后，听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很失望，有种种的反应。我觉得那个暴怒状态的妈妈，一定带着巨大的羞耻感，我是一个失败的家长，我有一个不好的孩子，我的孩子不争气，给我丢人了......家长和孩子内心的活动我们不知道，只是猜测。
但是孩子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也许需要我们家长退后一步，放慢一些，先把自己的愤怒，屈辱，失望等等情绪收拾一下，然后再来去面对老师和自己的孩子，也许这个遗憾的事情就可以少一些发生。
我们的来访者也许带着他们的伤，他们的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承载孩子成长中的挑战，也许用主动攻击或被动攻击的形式伤害自己的孩子。无论是成人的来访者还是青少年的来访者，找到我们的时候，作为咨询师我们能不能为我们的来访者提供矫正性的经验，让他们在咨询关系里感到安全、感到温暖，这是安全感圆环模型对咨询有参考价值的部分。
假如我们工作的对象是父母，我们怎么样帮助父母有更多的反思性，帮助父母能够更有承载性和抱持性，帮助父母成为孩子的安全基地和安全港湾，这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我们还需要思考心理创伤代际传递的几种方式：
1.通过亲子教养向下一代传递
（1）不安全的依恋模式：过度呵护、过度控制
（2）对创伤过度沉默或过度分享
（3）信念和规则（春节前不得说不吉利的话）
2.以症状的方式传递（惊恐障碍患者）
3.以任务的方式传递
（1）帮助父母修复
（2）完成父母未完成的愿望
4.以认同或反向认同的方式传递
5.以普遍的社会焦虑形式传递
中国的父母往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我们的文化，推动我们中国人非常勤奋，非常努力。
中国人口比较多，生存环境的种种挑战，让我们缺乏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如果我们跑得不够快，我们长得不够强大，我们的成绩不够好，就有可能有生存危机，或者是降低我们生命的质量，所以大家希望我们的孩子不止是要上好的学校，还要上名校。名校，可能意味着更好的资源，更高的平台，所以父母就像鞭子一样，一直希望孩子好 了还要更好，在后面不停地鞭策着他，不要懈怠，孩子玩一会儿就会八爪挠心。
这可能和历史性创伤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成功的焦虑，育儿的焦虑，成才的焦虑，现在尤其是育儿焦虑，几乎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对于普遍的社会焦虑，如果我们没有觉察，一味地跟着走，就有可能被误导，有可能本来我们想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爱，结果我们给孩子的可能是以爱之名的伤害。豆瓣上有一个小组曾经非常有名，叫“父母皆祸害”，希望大家今天听了这个讲座不要再“祸害”我们的孩子。
当我们遇到“祸害”孩子的父母的时候，也能够理解他们背后的动力其实是爱，但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未解决未处理的伤，或是有过度的焦虑，或者被社会的焦虑所裹挟，这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教养方式。
父母降低对孩子的期待。父母往后退，憋住，忍住、稳住，可能就会给孩子腾出更大的成长空间，就能够hold住或承载住孩子的那些成长中的挑战。
图片来源：https://www.mmcounselingcenter.com/trauma.html
从一个更广的系统来说，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中。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他都有自己的内在系统，就像我们的身体里面还有我们的精神叫灵魂，这个叫微观的系统。微观系统之外，可能还有我们的核心家庭，背后还有我们的父母，还有祖父母，有学校，社区等等，这些还包括我们的同辈，有一个中间的系统，再往外层可能有朋友，工作场所，媒体等等。
这些构成我们的外层，更外一点、更大、更宏观的系统，就是我们的社会阶层，我们的种族，我们国家的法律，还包括文化，历史，习俗，哲学等等，这些大的系统也会影响我们。
我曾我看到有一篇文章，作者写的特别好，他从一个系统到另外一个系统之后，有一种文化休克。比如说一个中国的孩子去美国留学，突然发现美国评价一个人好还是不好，那个标准和中国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在跨系统的时候又会带来很多的挑战。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跨文化跨系统的空间。每个家庭可能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规则，可能有很多相似的部分，也有很多不同的部分。假如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咨询师有一个更宽广的视野，能够有一个更高的站位，也许我们在教育和咨询的时候就可以“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有更宽阔的视角，就会少一些盲点。
无论是作为心理咨询师，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还是教师，我们其实可能也在某种角度上，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精神的呵护者和精神文明的传承者。我们在传递的时候，不只是可以传递代际创伤，还可以传递代际创伤之后的创伤后成长。大部分人经过创伤之后，都会有一个创伤后的成长，比如说有人得了不治之症，他突然就会对人生有很多的感悟，他突然觉得以前所活的那个自己好像走了很多的弯路，此时此刻我才知道怎么样去更好地活着，他后面的生命质量，并不会因为他得了不治之症，身体生命的质量还会下降，但是他精神层次的那个生命质量可能会提升。
另外，现在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好了，很多的不治之症，其实可以延长寿命，提高生命的质量。我最近也参加了一个临终心理学的培训，我越来越发现临终安宁疗护也可以帮助很多临终的来访者，让他们活出更有意义、更有质量、善终的那个阶段。
我特别欣赏的一句话叫“生死两相安”，其实我们活着的时候能够安享此时此刻的生命，假如说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们也觉得了无遗憾，我们在此生此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最好自己。
刘丹写过一句话：“一只眼看到伤痛，一只眼看到疗愈”。
当来访者来的时候，往往说的是很多不开心的、不如意的、令其深受打击的、令其悲痛的、受伤的、愤怒的事情。除此之外，来访者可能还有一些没有说出的部分。有可能来访者会说爸爸妈妈怎么伤害她，对她照顾不到位等等。但是有一个妈妈说的特别好，她说，“其实我们也有很多时候对你很好呀，你为什么记不住那个呢？”
为什么记不住？我个人的理解是，人类对痛苦的记忆的深刻度、持久度远过于对快乐的记忆。那些美好的记忆，我们很容易遗忘，但是让我们深深受伤的记忆也许就铭刻在心，甚至一辈子不能释怀。所以我们在咨询的时候，能不能既看到来访者的伤痛，又看到他的疗愈，知道他创伤后成长的路径，他拥有的资源，他的社会支持等等；还有他的内部资源，比如他的韧性，他的努力，他的坚持，他的善良，他对自己对生命不离不弃的努力等等。即使感到被伤害，但是他依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这些都是来访者拥有的资源和优势部分。
大家也可以觉察一下，
自己是不是有心理创伤。
如果有的话，
你怎么样去修复？
作为助人工作者，这一方面是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曾经疼痛过，我们才知道别人有多疼。但是，我们可能还需要去找个人体验师或者参加工作坊，或者参加团体，参加培训，参加督导，去让自己的这一部分心理创伤不至于被勾到。当来访者找到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这部分没有很好地疗愈，就有可能对来访者的投射过度认同或是过度卷入，影响我们咨询的效果，同时也不利于我们的自我关照。
作为父母可能也也需要去觉察这一部分。
人类很难避免心理创伤，
包括身体的创伤。
没有无痛的人生。
无痛的人生就一定好吗？
也未必。
有一个电视节目曾经报道过一个七、八岁的男孩，他的父母无比担心，担心他某一天会受伤离开人世，父母没办法保护这个孩子的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孩子没有痛觉，他踩到玻璃，踩到任何尖锐的东西，他的身体是感受不到痛的。感受不到痛，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就是他整天身体就会这儿青一块，那儿红一块的，有时候是鲜血淋漓。他爸爸妈妈到全国很多医院给他求治，都没有治好。
没有无痛的人生，无痛的人生也未必好，所以痛苦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按亚隆存在主义的说法，我们可能都要面对生命的焦虑，孤独，死亡，无意义，最后我们追求的是生命的自由，最起码我们内心的相对的自由。假如说我们能够识别，能够觉察，能够更好地应对代际创伤，也许某种意义上我们就获得了生命的自由。
最后，希望每一位助人工作者，每一个为人父母者，都能够终身成长，不断升级扩容，让我们的心更大，让我们的能力更强，让我们把幸福传给下一代，而非创伤。
特别说明：本文根据原创者在「咨询师之家」的讲座整理，略有改动。
作者：刘秀兰，笔名邓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访问学者，副教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认证催眠治疗师，美国团体治疗协会AGPA会员，亚隆体验团体和胜任力督导团体带领者，积极心理学研究者，邓波心理工作室创办人。著有家庭教育专著《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擅长领域：青少年心理、情绪情感、伴侣关系、亲子关系、生涯发展等问题的个体咨询、家庭咨询、团体咨询；心理咨询师的个体督导和团体督导；企业EAP、员工压力管理、家庭与职场幸福力提升等培训。
电子邮箱：54657053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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