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贵州山乡的娃们，14年过去，你们长成什么样子了？

昨天，一位曾经多次同行去采访的国社妹妹，发来了她唱的一首原创歌曲。虽岁月如流，然她嗓音依然纯净，只是多了些许饱经世事的沧桑。我离开记者这和行当快十年了，但回味与志同道合的同行结伴下去采访的往事， 依然内心充满着温馨。尽管，我们当时写的稿件是“主旋律”，几乎在历史的长河里留不下任何痕迹。但对个人而言， 青春岁月能行万里路，亲眼目睹中国之大，中国之复杂，是一件幸事。

我这人有记日记的习惯。翻看我和那位歌者妹妹去西南山区学校采访的日记，当年的平常小事，多年后再检点，颇有趣味。日记就是个人史的草稿，我把其中一段撷取，有累各位读者青眼。

• 2003年8月20日 成都—贵阳

下午乘机去贵阳，在候机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小孩，挂着一个“儿童独自乘机”的牌子，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他聊天，这孩子今年11岁，上五年级，谈吐一股小大人的模样。他家在贵阳，母亲独自在成都工作。他暑假来看母亲。问他去了四川那些好玩的地方，他说去了峨眉山，还补了一句：“没什么意思，还没有我们贵阳的公园好玩。本来想去九寨沟的，妈妈没时间陪我，又不让我一个人去。没劲。”

说着说着他问我：“叔叔，你孩子多大了？”我说我没有孩子。他奇怪地盯着我说：“你都这么老了，还不要孩子？”那口气简直和我老娘一样！我有些懊恼地指着自己问他：“叔叔真的很老了吗？”

“反正看起来年纪不小了。”不问则已，一问真是自取其辱。（作者案：我的儿子直到2011年1月才出生）

正在和小孩聊天，听到一人大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原来是甘肃某厅一位处长，曾经为宣传某位典型厮混在一起很长时间，我调动工作后再也没有联系，一晃5年过去了。他从成都转机去贵阳开会。我们两人的座位竟然签在一起，真是人生无处不相逢！

到了贵阳，又是晚上8点多，像鬼子一样我们悄悄地进了村。贵阳街道两旁路灯不够明亮，远没有成都的繁华。

• 2003年8月21日，贵阳至安顺

上午从贵阳出发，往安顺市驶去。说来惭愧，贵州周围所有的省市我都去过数次，而这次乃是首次踏上这片土地。公路两旁都是喀斯特地貌，乱石狰狞，地里的庄稼长势不好，农民的房子比起四川所见，要差得许多——公路边的民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深山之中了。

贵州的贫瘠，自古有名。车上陪同的省厅一位处长不无嘲讽地说：贵州人真的好福气，这十几年来，上面给我们派来了“二刘（即先后任贵州主要领导的刘正威和刘方仁）”这样的好领导，这些年一折腾，本来地薄民穷的贵州起码20年都恢复不了元气。

在一个官员非从下面民选出来的社会，老百姓唯一寄希望的就是上面派来一个好官。这样的企盼就是“撞大运”，撞上了好官就是一方百姓的福气。何况没有制度的制衡，“好官”照样可以进化为“贪官”。这

位先生还讲了刘在贵州的许多“轶事”，和刘极为亲密的一位个体老板当时在贵州气焰熏天，一句话就可以影响省内官员的命运，被人称为贵州“地下组织部长”。刘器重的原省交通厅厅长在各地买了10栋别墅，有两台奔驰，被纪委查处后，他自己说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钱。反正在修高速公里时，所有的建筑材料必须经他手，一个75元的螺钉经手后就变成500元。高速公路修好后，一次发生交通事故，一辆车把公路旁边的护栏撞坏了，交警用尺子来量，撞坏一米就要求车主赔1000元，车主说这也太贵了吧。这位交警实话实说，钱都让厅长拿走了，这个护栏的成本就是这样高。

联想到广西的成克杰，云南的李嘉廷，不能不叹息贫困地区百姓的“苦命”，为什么越是这样的穷地方，越出贪官？

车行两小时，到了安顺市西秀区，两旁都是此类标语：“家长要依法送子女上学”。——依法治国口号提出以来，“依法”两字都用滥了。公民享受义务教育是天经地义的权利，政府常常要求家长这样做那样做，其实义务教育首先是政府的义务，是政府对纳税人的承诺。区领导简单介绍了当地“普九”情况后，就匆匆去看几所学校。

经过一个集市时，车走得很慢。公路两边身着民族服装的老乡在卖农产品，主要是红红的辣椒、壮硕的凉薯，一些闲荡的小伙子，蹲在大树下，痴痴得看着来往的车辆。稍微有点现代气息的就是摆摊的人家用的太阳伞，上面大写着娃哈哈的广告。我从车窗伸出相机，连连拍了几张照片。

到了鸡场小学，已快中午。这所学校是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项目款建起来的，是鸡场乡的中心小学，后依青山，前靠马路，看上去很漂亮。小学大概花费了150万元，乡政府出了32万元，义教工程款60多万，其余的是欠款。学校这两天还在上课，已经到了中午，离学校近的孩子回家吃饭去了，但大多数孩子只能在学校吃带来的饭。由于学校没有食堂，学生吃的都是冷饭，喝的水就是山泉水。校长介绍说咱们这里的孩子身体好，一般吃冷饭没事。我们揭开几个学生的饭盒，他们很多人带的饭是一些米饭加一点咸菜，更有些孩子就带了几个煮熟的红薯或苞米棒子。——（作者案：多年后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善莫大焉。）

▲鸡场小学的孩子们吃自带的午饭。14年过去，他们在做什么呢？

鸡场乡是个布依族和苗族为主的乡，鸡场学校作为中心校，承担了周围十几个村小学三年级以上的教学，而大多数孩子一、二年级在村小读书，很多村小的房子竹荆房（即竹篱笆两面糊上泥）。

六年级学生谭学兰家在朱官村，要走个把小时才能到学校，许多孩子的家距学校差不多也是这个距离。她每天6点多起床，吃了饭和同村的同学往学校赶，8点钟前到了学校。她有个姐姐在上初三，一个弟弟在村小上小学二年级。

有四个小男孩看着记者的相机，非常新奇。其中一个孩子睫毛长长的，脸蛋红扑扑的，虽然穿着一件又脏又旧的衣服，可清澈的眼光真让人怜爱。他是个布依族孩子，正在读三年级。问他的名字，他要求记者把笔给他，然后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他的名字：韦辉。

学校的校舍在当地绝对算新潮的，我认为校舍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师队伍的质量。全校33名教师都是师范以上的学历。但对教师而言，工作后的进修机会格外重要，那点在师范学校学的东西不更新，早就是老古董了。和几位教师私下交谈，发现他们进修的机会很少，大多数还是按照教学参考书上课。

在各地“普九”中，有一种很片面的看法，认为重视教育就是把学校房子修好就行了，一些地方官经常自豪地向你介绍，他们那里最好的建筑是学校。不仅基础教育如此，高等教育也是这样。动辄征地几千亩，建大楼，建豪华的学生公寓和教师宿舍。可是学校是由人构成的，没有好的管理者和教师，再好的校舍又有什么意义呢？林立的大楼、宽敞的教室、花园式的校园是可以看的见的，培养教师，培养好的学风似乎太“虚”，不能立竿见影，因此学校常常热衷于建楼这样的“面子活”。——由此可窥见中国教育之浮躁。

梅贻琦先生说：大学者乃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我和省厅那位处长谈到抗日时期迁到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曾被一位前来访问的英国学者惊呼为“山沟里的一流大学”，而当年的西南联大也是办学条件非常简陋，但并不妨碍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大家。

往城里返回时，已是下午2点，一车人饿得饥肠咕噜，一位妹妹说，现在要有个玉米棒子该多好呀。

在城里吃了午饭，立马启程往普定县赶。在距县城有几十公里的马官镇，我们看了马官镇中心校，这个学校曾经有中央领导来参观过，学校的橱窗里还有参观时的照片。尤其搞笑的是学校让我们去参观他们的计算机房，——以示贵州山区小学也有了信息化。可能他们临时抓了几位老师来表演，这些老师连基本的指法都不会，每人打开一个word文档，然后呆呆地盯着屏幕，一位较真的同行记者非得问这些老师一些计算机的基本知识，搞得几位老师很难堪。

我提前离开了学校，在小镇上转悠。小镇在一个平坝里面，前面山峦林立，翠色逼人。风景很是秀丽。

离开马官小学，我们到了小白岩村小。——所谓的村小，就是一幢用石头砌起来的房子，已经破烂不堪，屋顶千疮百孔。楼下有两间教室，教室后面大概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在阳光强烈的下午，里面仍然是光线昏暗，由于是暑假，破课桌堆在一起，黑板凹凸不平。有一个木梯子可以上到小阁楼，阁楼上也有间教室，我和同行爬了上去，楼板在我们脚下咯吱咯吱地响，于是我们要求胖子赶快下去，生怕楼塌了。某新闻单位身高1.75米高的美女女记者站在中间，头快顶到了瓦片。——时髦的美女，和破教室反差实在太大。

▲这样的小学教室应该做文物保护起来，让后人看看山村教育之艰难

看到一群记者来了，村民们都来看热闹，一位村民热情地要给我倒水喝。离学校不到10米远，就是一片墓地，一个小孩坐在墓碑上玩耍，问他是不是在这个学校读书？他说是的，问他教室里没有电，能不能看书。旁边来了一个妇女，是他的母亲，替他回答：学校只要下雨或者天阴就停课，村民就把孩子们叫回家。问小男孩什么时候教室里能有电呢？他说三年级就有电，——原来读三年级后，他可以去乡里的中心校。去有电灯的教室读书，大概是这个小男孩心中不大不小的一个梦想。

到了普定县城，当地主管副县长和教育局局长开始介绍情况，对于中小学教育收为县管和农村税费改革，普定县是得益的。在税费改革前，全县能上来的教育费附加也就是900多万元，真正用于教育的也就5、600万元。税费改革后，由于普定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县，每年能得到中央到省财政转移支付9000多万元，根据规定中央转移支付必须50%用于教育，仅此一项，全县的教育经费增加为4500多万元。

贫困县因为税费改革收益，可中部那些经济欠发达而不是贫困县的地区，中央根本没有转移支付，取消了教育费附加，他们的教育经费可能会减少。

据县领导介绍，全县已经通过了“普九”，初中辍学率不到2%。可是我对他们提供材料中的一组数字产生了兴趣。材料中讲到全县小学在校生59000人，初中在校生不到22000人，虽然每年级在校人数会有差别，但基本是平衡的。而照这个数字计算。小学6个年级，初中3个年级。如果普九达标，初中的在校人数应当比小学在校人数的一半略少一些。也就是应该是略少于29000人，和他们统计的初中在校人数22000人相差了7000人，这个误差也太大了。提出这个问题后，县长解释了半天，但我还是没有听明白。

根据材料提供的数字，他们的高中在校人数不到3000人，考虑到部分考入中专，也不到4000人，初中升高中不到20%的比例实在太低了。联想到四川腹地大多数县80%左右的升高中率，可见两地的教育差别。

在贵州的乡村，我看到的标语是：“读完初中，才能打工”，而四川和湖南等地是“读完高中，出去打工”。一个初中毕业生和一个高中毕业生一起到了到了东南沿海，谁获得工作的机会更多，答案很明显。

• 2003年8月21日晚8点至12点 贵州普定马官镇乡村

和新华社、中青报两位记者商量，决定到普定找一个考上大学的贫困学生，采访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真实的感受。——这个选题在四川就定下了。我们仨匆匆吃了两口饭，和普定一中的副校长和一位毕业班班主任联系，让他们推荐一位考上大学的毕业生。班主任周国英开始推荐了马官镇高羊村一位考上重庆大学的布依族青年罗华。

我们决定马上去罗家，因为明天早上就要离开普定。带队的领导临时任命我为三人组组长，要求我保证另外两位记者的安全，尤其他对那位美女记者放心不下。

和副校长、周老师乘车40分钟到了马官镇，离目的地还有5、6里山路。找到罗华的初中班主任李老师带队。他家在镇上，录取通知书到了高中班主任那里后，高中班主任打电话给李老师，他再步行去罗家通知。

我们打着手电筒，走在石板路上。两边稻田里的稻谷快熟了，清风徐来，稻香扑鼻，此景此情，我自离家北上后，十四年来已未见过，不由得想起少年时节，赶着牛走在田埂上归家的情景。我家离公路也有5里路，需走半小时石板路，因此我走这样的山路倒是没什么感觉，可怜那位美眉，穿着高跟鞋走石板路，还得留心踩着牛屎！我给她说起苏东坡贬儋州时写的一句诗：“但寻牛屎觅归路”。不过我还是非常佩服这位美眉，硬是高跟鞋敲打石板路，翻过了一座山，40分钟后来到高羊村的羊皮寨。

下面是我一篇已经发表的通讯：

国家助学贷款真的能帮我上大学吗？

——一位布依族青年接到录取通知书后

“国家助学贷款真的能帮我上大学吗？”这是布依族青年罗华手捧录取通知书发出的疑问。

8月21日晚9点20分，贵州省普定县马官镇高羊村，这个距最近的公路还有3公里山路的布依族山寨，夜色如墨。记者敲开了普定县一中高三毕业生罗华的家门。

罗华这位在7月25日接到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录取通知书、成为山寨300户布依人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小伙子开门后，惊愕地看着高中班主任带着三位不速之客。事后他说由于为学费发愁，整天昏昏沉沉的，天一黑就上床睡觉。

在罗家昏暗的灶房里坐下，他56岁的母亲也闻讯赶来。只有10瓦的电灯照耀下，罗华满脸的愁容，和他不到18岁的年龄很不相称。而他的父亲，此刻正在3公里外的余官村，给一个在昆明做小买卖的远房亲戚打电话，这位亲戚答应借给他几百元路费。而整个高羊村，至今没有一部电话。

记者问罗华，拿到通知书第一反应是什么？是跳出布衣山寨的欣喜吗？罗华回答说，因为知道自己的分数超过重点线60分，被重庆大学录取是意料中的事情，因此没有太多的兴奋。拿着通知书第一个反应就是算钱，虽然读高中时知道上大学要交很多钱，但具体数目并不清楚。

粗粗一算，吓坏了罗华。记者在罗华的通知书附带的交费明细表中看到这样一组数字：

一学年学费：4500元，住宿费：500—1200元，军训、服装被装费：254元，军训其间伙食费：144元，代收户口、身份证工本费25元，入学体检、预防接种费57元，保险4年制160元（自愿），教材预收费：464元，床上用品费：126元。

罗华说，加上路费和前几个月的伙食费，至少得需要7000元才能报道。7000元对罗家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罗华的父亲三年前患严重的腰椎骨质增生，为治病全家已举债10000多元，三位兄长都是农民，除老大成家单过外，另两位哥哥还没有成婚。全家一年的收成也就是3000多斤稻谷，500来斤苞米，加上养些家禽，全部折抵也就2000来元。罗华的母亲说，接到通知书后，这娃在地里干活都哭了。亲戚和村里邻居也都不富裕，他们说罗华考上大学是件大好事，应该贺喜，可每家都是这样恼火的样子，帮不上什么忙。而为他父亲治病，能借的亲戚都借遍了，债都没有还，哪好意思再开口。

现在，重庆大学通知书中新生须知所载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成为罗华圆大学梦的全部希望。他逐字逐句看了好几遍，认为自己符合贷款的标准。这些天他把相关手续办妥了，但对须知中每一条可能导致贷款流产的规定都不敢大意。他问记者，上面要求有父母身份证的复印件，是指父母单方面的身份证还是需要双方的身份证？

对这个技术性问题，记者也不能回答。

即使知道可以贷款，罗华也没有更多的轻松，他说每学年最多能贷4500元学费，四年18000元，其他的费用不知从来哪里来。他知道有奖学金，可是贵州的高考成绩比别的省低，不知自己能否竞争过别人。也许可以勤工俭学筹些钱。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罗华一再表示担忧：对照贷款政策和家里的情况，自己应该可以贷上款。可毕竟只是自己一相情愿，究竟能否贷上，贷多少，终归由别人说了算。对写在纸上的东西，这位从没出过远门的小伙子不敢太相信。

罗华说，不管怎样，他的打算是先进了学校再说，现在他最重要的事请是筹集路费。

最后记者问罗华，你想象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他说，重庆大学应该很大，校园很漂亮，里面图书馆藏书很多，自己可以自由地去看书。说到这，罗华终于露出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憧憬神色。

罗华的高三班主任周国英老师介绍说，全班66名学生有39名上了本科线，她估计有35名学生需要贷款。作为毕业班班主任，周老师知道有“国家助学贷款”这项政策，但具体如何操作不甚了了。由于普定交通通讯不便，所有的录取通知书都是经她转交学生的，助学贷款一些政策还是通过同学的录取通知书知道的。但有些人的录取通知书里并没附有国家助学贷款的说明，有一位女生考上了贵州工业大学，看到通知书里无贷款说明，便打电话去大学询问，被告知第一学期不能贷款，必须准备几千元才能来报到。

周老师不无忧虑地说，比起其他需要贷款的同学，罗华还是幸运的。重大的工作做得细，他考取的是重点大学热门专业，就业前景好，自然容易贷上款。而那些考上一般学校甚至专科的同学，在贷款过程中肯定会遇上比罗华更大的困难。

9月即到，全国有众多罗华这样的贫困生，将喜忧参半地踏进大学之门，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是他们完成学业最重要的保障。他们的命运如何，值得我们长久关注。

补充：

我们凑了300元钱给他做路费，他红着脸接下。我对他说，不要不好意思，天底下没有迈不过的坎儿，只要进了大学，办法总是有的。除了这位姐姐，其他两位记者哥哥和你一样，也是从贫穷的小山村考上大学的。只是比你运气好，因为年长十来岁，当年读大学不需要这么多钱。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有勇气面对一切。

但愿这些话对罗华来说，比300元钱更重要。

中青报的兄弟要求罗华进大学后，把报名、贷款所有遇到的都记下来，随时和我们联系。我说要考察学生贷款真实的遭遇还是找别人吧，咱们的报道一发，罗华也许会成为重庆大学中贷款最顺利的学生，也就没有代表性了。这位兄弟以为然。（后来这位小伙子进了重庆大学后，顺利申请到助学贷款，给我们写了几封信报告学习情况。）

• 2003年8月22日 星期五 贵州普定至黔西

今天贵州山区是难得的晴朗天气，太阳很毒，我迷迷糊糊地在车上睡着了。经过在山路上三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了目的地。

饭毕，车离开了原来的柏油路，驶入高低不平的山间土路。两旁的房屋俞加低矮破败，土墙上还是刷着“读完初中，出去打工”标语，看来对贵州山村青年来说，读完初中并不是容易达到的目标。谷地里零零碎碎的水田里种着稻子，但主要作物是高粱和玉米。玉米地里有三两农妇在劳作，看到几辆车扬起了灰尘，便抬头惊异地望过来。

在一个村镇的晒谷坪里停车，往山上走了十分钟，我们到了白泥中学。这是所位于锡星乡的一所初级中学。校舍也是刚刚利用“义教工程”款建好的。崭新的五层教学楼在这个山包上，有鸟瞰一切的“霸气”，尤其和不远处黑瓦、土墙的民居对比，更显得鹤立鸡群。

这个学校和我曾就读的初中，是那样相似。我的母校也在一个山坡上，每天需要爬一段山路才能到学校。不过母校的建筑虽然没有这样新潮，但风景比它漂亮。学校一边是杉树林，一边是泡桐树林，操场中间有两株合抱的大杉树，我离校17年来，两株当年常让我仰望的大树安在否？

白泥中学的操场上，一群孩子正在上体育课，也没有什么器材。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他们不知疲倦地追赶着，有的围成一圈作游戏。对我们这些来客十分好奇，有大胆的孩子想离队向我们走近，被老师喝止。教学楼离操场恐怕有上百级台阶，我们来到教学楼时，正好一节课开始，学生们正在做眼保健操。同行的记者好几位是70年代初出生的，见此情景，都回忆起当年我们做眼保健操时，开头的一句：“为革命保护视力”，宛若隔世。

校长在会议室里给我们介绍学校概况，有校工抱来一箱矿泉水分发，我观察到同行记者中，几位经常下去采访的，很自觉地拿出从车上带来的矿泉水说：我有，谢谢了。而有些人在车上喝了半瓶就随手一扔，到了这儿又是拧开一瓶喝两口完事。——2元钱的矿泉水对山村孩子来说，意味着两顿饭。

这样的照着书面材料的介绍没多大意思。当带团的领导问校长，政府保证学校的办学经费吗？校长说我们的县领导很重视教育，再穷首先保证教师工资发放。——这样的问题等于白问，常务副县长陪着我们，还指望校长能说出什么来呢？

我又悄悄地溜出来了，和传达室的大爷聊天。大爷姓蒙，就是这个村的村民，今年73岁，不过身体很好，谈锋也健。他问我：“老师是从贵阳来的吧？”——在他的想象中，恐怕贵阳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大都市了。

我说：比贵阳还要远，是从北京来的。

听说北京，他更惊讶的不得了，连忙说，北京好闹热吧？你看我没得纸烟给你吃。我说我不抽烟。

蒙大爷说学校刚修好的时候，由于还欠了建筑队许多钱，被建筑队一把锁给锁住，学生进不了学校。后来七凑八凑，给齐了钱，一个月后学校才开了门。——因为中央的“义教工程”款要求地方政府按比例配套，这些穷地方没钱配套，只能借钱或者让建筑商垫资。大爷说，现在学校好阔气。原来的学校只有几间教室，两个班在同一间教室轮流上课。

我问占了你们村的地，大家愿意吗？蒙大爷回答，建学校大好事，谁反对？乡里还给了我们些钱。——我常听某些官员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如果中国的百姓是刁民，那法国、美国那些对政府和官员不依不饶的老百姓就是“顺民”？

大爷有三个儿子，孙子辈九个！那些计划外生育的孙子没有责任地，所以几个儿子的家里刚刚能吃饱饭。几个孙子上学的学杂费有时还得到爷爷这里揩油。——蒙大爷一月220元，要为学校守夜、看门、扫教室、烧开水。（作者案：当时媒体还是嫌中国人太多的调调。很快人口红利一消失，老龄社会不可逆转到来了。对这位有3个儿子9个孙辈的蒙老爷表示敬意。愿他长寿。）

说道学杂费，大爷一声叹息，现在太贵了，读不起书呀。几个小孙孙读小学每期60元，一个孙孙读初中80元。可没文化不行，几个儿子没多少书，连打零工别人都不要。

听蒙大爷说，今年初中三个班150多人考上了中专、高中近20人。他还欣喜地说：考得不错。——由此可见贵州的基础教育是何等的不发达。

告别了蒙大爷，我们去另一个所中学——金坡乡的金坡中学。这个学校更加偏僻，我们乘坐的中巴几次陷在路上，不过植被越来越好，风景也越来越漂亮。学校正对着国家森林公园，四壁青山环绕，使这个山乡中学有一股超脱的雅气。

这个学校也是用义教工程项目款建起来的，和白泥中学大同小异。学校也没有任何的食堂、宿舍等配套措施。全部学生必须走读，最远的学生离家9公里。因此1000多学生中大约有250人在附近的村里租房子住。学生们都放学了，还有一个孩子在出黑板报，这个男孩字迹娟秀。等他干完活，和他交谈一会。男孩长得十分清秀，对人彬彬有礼，普通话讲得不错，他正在读初三，家里离这儿15华里。他和同村的另外两位初二的孩子在附近村合租了一间房子，每人每年100元。米和菜自己每周从家里带来，用房东的炉子自己做饭。

一位记者奇怪地问，你们这么小就自己做饭？这男孩指着等他一起回住所的两个孩子中的一个说：他的饭做得最好。

我有些不满同行的少见多怪，说了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初一开始就自己料理自己，不但要放牛砍柴，还要每天自己做饭。父母哪有精力管你。

三位孩子有礼貌地向我们说再见，一起嬉笑着走出校门。——看到他们的背影，我似乎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竟然有些感动。他们的梦信许和我当年一样，那就是远远地离开这大山包围的家乡！可是他们谁能料到，若干年后，谁人四处流浪，谁人终老在山乡？夕阳已快在对面的山脊上坠落，斜晖给静静的教学楼镀上一层金色。我想起曾和我的伙伴们常常在夕阳西下时，和他们三位一样，亲亲热热地一起回家。今天，那些伙伴中，有人当了军官，有人去南方发了点小财，有人呆在家乡。——这就是每个人天定的命？

▲在山村学校的校园里，我想起自己少年就读的学校

晚上回到县城的宾馆里，独自在房间写昨天采访布依山寨的稿子，而窗外歌声不断，卡拉ok厅里的人兴致正高。中国贫富的反差，何必需要拿北京、沿海和西部对比，就是同一个西部县的城镇和乡下，便有天壤之别。

• 8月23日 周六 贵州至云南

大清早便从黔西县出发，将近中午到了贵阳的郊县息峰县。贵州各地对一般外省人而言，恐怕知名度除了贵阳、遵义就是息峰了，无他，因为这里曾有过集中营，张学良、杨虎城等人都在此关押过。

当地领导带我们参观了黑神庙中学，这所初级中学是贵州信息化教学的示范学校。我们参观了它的多媒体教室和微机室，它的设备在西部应该算是比较先进的。在多媒体教室，我看到演示的教师唯一可以进去的免费教学网站是西部中小学教学网，这是由李嘉诚基金会和教育部合办的，但更新较慢，内容不是很丰富，有些内容和教学进度并不合拍。而其他的教学网站都要收费。看来电脑买了并非就是信息化了。

下午去息峰集中营参观。这座曾对外称为大学的集中营处在群山环抱之中，监舍以斋命名，前冠以“忠孝礼义仁信”等，墙上有标语写着“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执政者无论手段多么残酷，总能为自己找到合法理由，因此暴政便披有正义的外衣了，中国自古多是如此。

（敬请关注接下来的云南的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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