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柯杨老师：那个总是风度翩翩的先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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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柯杨老师：那个总是风度翩翩的先生走了

Original 2017-05-18 十年砍柴 文史砍柴

我的记忆中，柯杨先生还是那个神采奕奕、头发灰白的样子。昨天听闻他的讣告，心中不免一惊。转而一想，我离校已经二十多年了，当年的青涩少年已过不惑之年，昔日的老师一个个先后凋谢，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规律。

柯杨先生1935年生人，比先父大三岁，先父已辞世两年了。柯先生是个达观的人，应该早已看透了生老病死，寿终82岁，算是高寿。

1989年我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时，柯杨是系主任。如果说什么是“风度翩翩、儒雅大气”的学者范，在我们这帮刚入大学的少年眼中，柯先生的形象便是最好的诠释。

柯先生不但帅气，而且口才特别好，对此前在南方乡村只在电视、广播里听过标准普通话的我来说，现场聆听柯先生的讲演，不啻惊为天人。他的讲演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但该停顿时停顿，该加重语气的地方必加重语气。演讲中穿插着幽默的小段子，引来阵阵大笑。

柯杨先生每一年对新生的讲演是中文系乃至兰州大学的大戏，可惜当时没有网络，否则如现在一些教授那样，迎新讲演的视频发到网上，肯定吸粉无数。

我在兰大中文系读了四年书，进校到毕业，他都是系主任，但是我和先生——包括整个89级32名本科生和柯先生的关系并不亲近。我们这一级因为历史的原因招生数锐减，一进校后大伙似乎心有默契地处弱势，深得“知其雄，守其雌”，和系领导走得不勤。

柯杨先生对所有的学生都很好，言必称“青年朋友”。但那时候他的学术活动很多，是兰大中文系对外交往的标杆型老师，并不太参与系上的日常管理，和学生们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更少了。他的专业是民俗学，一些对民俗学感兴趣的学生，可能私下就和他有更多的接触。

民俗学乃至民间文学在中国语言与文学的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地位却是很尴尬的。现如今作为二级学科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似乎设在一级学科社会学之下，这是个恰当的归位。民俗学更多的涉及到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柯杨先生扬名立万的研究领域西北的 “花儿”，恐怕还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民俗里面的“文学价值”有什么文章可做？

传统的中文系，唱主角的一定是语言学加文学两大门类，再往下分就是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在几个重要的二级学科中，兰大中文系当时都有不错的学术带头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这“四大学科”算是中文系学生的看家本领，其学术渊源更长，教学科研力量雄厚，从教学层面来说，自然对中文系学生影响更大。而外国文学（严格地说中文系学生所学的是“外国翻译文学”）和民间文学在中文系属于小门小户。

我读书的那个时代，兰大中文系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连硕士点还没有，这就影响了该学科的发展。说到底，一门学科的光大，需要带头人的学问和影响力，但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下，还需要学术团队，需要有才气的弟子承继香火、光耀门楣。那些年，兰大中文系其他二级学科给本科生所开设的课程权重大，学分多，能招收本校或校外的研究生。等我毕业数年后，兰大民俗学专业有了硕士点（似乎划归了哲学社会学院），其他二级学科则水涨船高，有了博士点。

从中国大学人文社科专业设置上来说，从事民俗学研究的柯杨先生是吃亏的。但就是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作为中文系中相对边缘化的“民俗学”的领头人，柯杨先生硬是筚路蓝缕，和几位较为年轻的教师开创出一片天地来。——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更不容易的是，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这“四大天王”并立的格局下，从事民俗学研究的柯杨能担任九年的系主任，且在他的任上，兰大中文系在相当艰苦的办学条件下，维持不错的水准。这与他有折冲樽俎、调和矛盾而又能及时决断的办事能力有关。

当然，这些是我多年后回想往事琢磨出来的，并没有向谁求证过。而在就读兰大中文系时，不谙世事，怎么能看出这些道道来？那时候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推崇的就是柯杨先生金声铁嘴的口才和总是风度翩翩的神采。

民俗学是选修课，选修这门课的一些同学难免抱有可以参加田野调查、看看西北山河的私心，而我未能选修民俗学，也就缺乏面获亲炙的机会。现在想想，真是永远难以弥补的遗憾了。对他的学问，只是通过四年中他主讲的几场学术讲座略窥门径而已。他曾嘱咐我们好好阅读弗雷泽的《金枝》，我倒是从图书馆借来啃完了，当时就奇怪，这本书和我们中国语言文学有啥关系呀？毕业后，我从事与文学没什么关系的职业，《金枝》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远甚于那些专业书。居京多年后，我特意去书店买了一本《金枝》，放在书柜里，不时翻阅。

我以为柯先生公务和学术活动繁多，并不会关心我这个瘦小的湖南仔，后来知道他对我是颇为留意的。军训的时候要办壁报，学生们自己撰文再用毛笔抄写。我似乎有一次从壁报设计到撰文、书写，全包了。其中用到了李贺的一句诗“男儿何不带吴钩”做标题，他看到后很是赞赏，在一次讲演中提到此事。一位90级师弟多年后向我转述，他们进校后，柯杨老师有一次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向89级某某（即本人）学习。——说来惭愧，而今一事无成，辜负先生的期望了。

糊里糊涂地毕了业，我来到北京谋生。此后我数次回到兰州，但没有一次去拜访过柯杨老师，而是去看望上学时和自己亲近的任课老师。心中总是存着顾虑：当年柯先生是系主任，离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太远了，我和他不是很熟，去拜访他是不是太冒昧了？因此，毕业后二十余年，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柯先生。现在想想真是多虑了，晚年柯先生的大门对所有的学生都是敞开的。——这是更大的遗憾。

毕业后我做了十几年的记者，常在江湖中奔走，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触，真正理解到什么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每到一地，我特别留心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掌故，也就愈加认识到柯杨先生从事的民俗学的价值。中华的文明有两个并行的传承体系，一为士人体系，载之于典籍；一为民间，存于日常生活之中。前者彰而显，后者习焉不察。从钟敬文先生开拓“民俗学”以来，这个专业的学人似有打通两大传承体系的雄心。我想柯杨先生当年也存此想吧。只是由于时与地的限制——民俗学在中文系传统学科的夹缝中生存，兰州大学地处荒凉贫瘠的大西北，柯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或许与他出众的才智、对民俗学的热忱不匹配。但对柯杨先生这一代学人而言，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足为后学铭记。

先生对民间佛道信仰有过深入的研究，在演讲中常娴熟地引用佛道经典，或是西北一些民间宗教性曲词。而今先生已归道山，我不能亲赴黄河之滨为先生送行，就拉拉杂杂写下这些文字，奉上一瓣心香，愿先生魂登仙境，泽遗皋兰。

昨夜，闻讣告后撰挽联一副，我不长于此，联有平仄不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