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为湖畔大学正名不单是挺马云：他的苦心和忧虑
柳传志前些日子在湖畔大学给第二期学员讲了一次课，深有感触，写了一篇文章《为湖畔大学正名》。文中针对半年前一篇极尽罗织勾连之能事的文章评论道：
前几年，社会上有一股风，矛头直指民营企业家阶层。把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贪腐的根源、环境破坏的根源，都归结到企业家身上。又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认为改革开放出了新兴资产阶级，正在兴风作浪。尤为甚者，有一篇文章把湖畔大学比为东林党的集结地，言之凿凿，分析深刻。说的话，像是中东的恐怖基地。此文过些日子就又传上一阵，不由你不想起文化革命。
那篇“奇文”刚刚出笼时，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驳斥其“高论”。我写过一本小书《晚明七十年》，对明朝从张居正变法中兴到崇祯十七年覆亡的过程有过研究。明朝灭亡的原因很复杂，是各种合力导致的。亦有史家评论“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但不管怎样，把明朝灭亡的板子打在东林党人身上，是睁眼说瞎话。东林党人的行为当然不无可议之处，比如他们党同伐异，过于强调道德，也确实利用话语权对朝政进行影响。但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灭掉大明朝，而相反是想挽救帝国的颓势，才不顾个人安危与阉党作斗争，其中诸多君子包括大儒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死在魏忠贤控制的东厂之手。
按照那篇“奇文”的说法，既然东林党人是导致帝国灭亡的“乱党”，那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人士倒是忠心耿耿的正人君子了？当然，帝国最后灭亡了，但要负主要责任的是万历、天启、崇祯祖孙三位皇帝，以及把持朝政的阉党。即便从结果倒退原因，也不能说东林党人导致帝国灭亡呀。东林党人的主要成员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假，他们代表地主阶级甚至一部分官僚的利益也不假，但分析历史要回到那个时代，而不是以今天的标准。在四百年前的明末，士大夫中谁又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呢？难道是与东林党人作对的阉党？
近些年有一股贬损东林党、为魏忠贤翻案之风。熟悉中国社会的人应该明白，在中国的舆论传播中，总有人惯于拿历史的酒杯，浇现实的块垒，为魏忠贤翻案反映一种若明若暗的思潮。沈默克先生为此撰文《有人要为魏忠贤翻案？ 荒唐！》，这篇文章的观点我非常赞成，读后“于心有戚戚焉”之感。如文章说：
所谓东林党，不是政党，更不是朋党，而是清流士大夫的道统传承。
谈政治居然不谈道德是非，那谈什么呢？不就谈功利嘛，不就是谁给钱谁就是爹嘛？
“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在“争国本”事件中敢为天下先，硬生生牵头逼着万历不得不立了太子。后来顾宪成被削官返回原籍无锡，“位卑未敢忘忧国”，痛感“时局种种可忧，真如抱薪于郁火之上，特未及燃耳”，所以要重建东林书院，尽力挽救时局。
但因为皇帝昏暴，儒家传统的“矫之于上”、“得君行道”路径已经行不通，无法再用理学标准约束纠正皇帝、内阁、六部，制止人欲横流。
只好退而求其次，走“矫之于下”的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四处讲学，教化读书人，纠世风之偏，尊经重道，提携寒门，重新塑造清廉正直的政治标准。 45 32779 45 14941 0 0 2568 0 0:00:12 0:00:05 0:00:07 2991同时形成一个互相呼应的团体，用舆论的力量“遥执朝政”。以此卫道救时。
简而言之，明末大臣朝官分为两派，东林党人就是要求士大夫用理学道统把皇帝管起来的一派。简称“管皇派”，或“重道派”。
另一派就是“舔菊派”，皇帝做什么都是正确的。不但舔皇帝菊花，还舔太监菊花，偶尔小骂大帮忙。这一派大概就是万历年间的齐楚浙宣昆党，天启年间的阉党。
那篇上纲上线而无论从史实还是逻辑都千疮百孔的文章，时隔半年后还得有劳中国商界的传奇人物柳传志专门撰文驳斥之。对在改革开放时代里长大的年轻人而言，可能会认为多此一举。一个当过大学老师的企业家有钱了想回报社会，办一所培育现代企业精神为主旨的学校，不是顺理成章的好事么？别人说三道四，需要郑重其事地回复么？
以柳传志先生的智慧和人生阅历，其为湖畔大学正名显然不仅仅是针对这篇文章，和写文章的某个人，而是表达了一位前辈企业家对下一辈企业家的关爱和期许，用网络语言来说，老柳在挺马云，为马云打CALL。但不单如此，我以为更表达柳传志这代饱经风浪的企业家一种苦心，一种忧虑。在柳传志这代企业家的青年时代，他们见识过以评历史谈文艺文章开端，进而掀起一场席卷亿万人、让国家和人民承受巨大代价的政治运动。所以，他不得不防备，不得不忧虑。就此可看出这位商界前辈的一番苦心。柳氏之忧，柳氏之辩，不独为他的小兄弟马云，也为自己，更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企业家群体。
柳传志在文章最后一段如此说：
十九大东风浩荡吹散雾霾，中国企业家精神抖擞，应在经济领域弘扬正气，大展宏图。当然我们更要小心谨慎，端正言行，要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宏伟事业中成为骨干力量！
对这番话，各位看官可不能以“八股腔”等闲视之。这是文眼，是柳传志等企业家在对近期中国政治趋势进行预判后一种信心的表达。
过去近四十年，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多数人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红利的分配是不均衡的——这也是一种必然，邓公在改开之初就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预判。企业家无疑是在财富上获得利益份额较多的一个群体，单个企业家“富可敌国”已不是梦。贫富差距拉大是现实，由此社会上产生一种“仇富”情绪亦可理解，一些人也在想办法利用这种情绪来掀起某种破坏性巨大的民粹力量。但一个稍微有思辨能力的人应该承认，人性是趋利的，一些人靠正常手段致富我们要给予赞许与钦佩；而一些人钻制度的空子以非正常的手段致富，产生巨大的分配不公，但这个责任主要不应该由企业家群体来负，而应该是制度设计者和法律执行者、监督者来负担。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近四十年的改开时期，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当然要归功于勤劳坚韧的中国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也包括无数合法经营、劳心费力的大小企业家。
如果我们把观察的历史纵深拉得更长远一些，会有这样一个结论：相比中国商人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们获得的社会尊重是不匹配的。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高度肯定了商业和商人的重要性，论述富裕与仁义的关系。文中说：“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中国的商人有着忧国忧民的传统。从春秋时的郑国商人弦高犒师而阻挡秦国的侵略步伐，到抗战时期卢作孚组织的宜昌大撤退，这类富而仁义生、侠义生的富商史不绝书。但是，由于中国有两千年的秦制，帝王为了控制整个社会，不惜牺牲社会的活力和财富生产的效率，打压以促进货物、人员、资本、信息流通为职业特征的商人，使商人长期处在四民之末（士农工商）。
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这是一种常识。现代社会的成员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他的权利和义务是由法律来确定而非身份来确定。英国法律史家梅因在其《古代法》中曾这样概括人类历史的发展走趋势：“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中国亦是如此，经济上市场经济的确立和社会治理上法治原则的确立，人们将越来越认识到，做买卖并不低人一等，做官也并不高人一等。——这将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的经济展才不会走回头路。
但是，历史总是有惯性的。一个古老民族形成的一些观念、文化是财富，有时候也是前行的负担。某些陈腐的文化基因在躯体的某个角落蛰伏，一旦有合适的气温和场地，又会被激活，快速地扩散。柳传志为湖畔大学正名，其苦心可叹可敬，其忧患不为无因。但愿，未来将证明这只是杞人之忧，如此才是中国企业家之福，也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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