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姥姥之争映射出南方人丧失语言主场的焦虑
我没料到，上海小学语文里一篇课文，将原文中的“外公外婆”改成“姥爷姥姥”会引起轩然大波。众多媒体人、专家和网友参加了讨论。南方网友不限于吴语地区的人，对上海某教研室专家的解释“外公外婆”是方言词汇而“姥爷姥姥”是普通话词汇，尤其表达了愤怒。此专家在上海网友眼里，大概有“沪奸”的嫌疑。
这个新闻刚出来后，我转发并跟了段评论戏谑了一下：
姥爷姥姥亦是方言。我觉得应改成“外祖父外祖母”，或者“外王父外王母”显得更有文化。
语言学家和古文字专家史杰鹏（梁惠王）、历史学者吴钩等人纷纷撰文驳斥将课文中“外公外婆”改为“姥爷姥姥”之谬。正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的史杰鹏在《“外婆”这个词不是方言》中写道：
作为一名曾经的语言学者，我的专业素养告诉我，“姥姥”才是方言，而“外婆”则是通用汉语。为什么？首先，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父系和母系分得非常严格（大概没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执着两系血统了），所以古书里凡是写到母系亲属，前面都要冠个“外”字。《说文》：“外，远也。”
有史、吴二兄的文章在前，我就没必要再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论述该叫外公外婆还是姥爷姥姥了。这件看似很小的事情能够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我觉得映射的是今天众多南方人失去“语言主场”的焦虑。
自秦始皇“书同文”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但“语同音”的历史却很短，标志性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的语言文字改革，汉语拼音推广。时间不长但成效巨大。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全国市场的统一和信息交流的便捷，方言正以加速度消失，再过二十年，恐怕“语同音”会真正大功告成。
在两千多年中国帝制时代，由于小农经济的模式和中国幅员辽阔、交通不便的客观条件，也由于汉字这个形意文字的特点，决定着中国“书同文”即可，“语通音”没有必要而且难度太大。
形意文字的特点可以让“文”“言”分离而并行。在白话文运动之前，中国的书面语是文言文，中国人的口语和书面语几乎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因此，“十里不同音”的口语差别，并不影响中国各地区的文化交流和信息沟通。如康有为、梁启超来北京，如果说广东话，没多少人能听懂，他们的“官话”说得也很吃力。但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所写的文章和其他省举子的范式没甚区别。他们用文言文给皇帝写奏折，给同僚写信，没有交际的障碍，和他们去日本和当地士人笔谈差不了多少。
我曾看到康有为回忆文章说光绪帝单独召见他，廷对半天，就判断他在吹牛。就他那口广东腔，和敬爱的领导人爱新觉罗·载湉同志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能聊半天？后来再看张元济的日记，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张元济记载他和康有为、荣禄同时被召见，先后进去陛见了一刻钟。也就是问问籍贯、家世，寒暄两句而已。
古代中国老百姓普遍受教育程度低，识字率不高，能够用手写书面语来交流的，只是少数读书人和生意人。多数老百姓是一生活动范围不超过本乡本土的农民，他们不需要在全国或全省范围内与陌生人交流，操一口只有本地人能懂的方言到死，对生活没什么影响。
“语同音”是中国从农耕社会迈向工商社会的必需。白话文运动至今一百来年了，前五十年收效不大，只是书籍、报刊上的书面语和口语（也主要是北方的口语）开始趋同，但各地百姓所操方言不受什么影响。变化最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原因很简单，经济发展了各地人员、商品、资金流动加快，市场经济这支大手让普通话的推广变得尤其必要，政府也因势利导，添柴鼓风，而广播、电视等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进步，又如虎添翼。
在“语同音”的进程中，南方人有着先天的劣势，越来越有“主场丧失”的挫败感。不管多少专家撰文论述南方一些方言，有更多古汉语的遗存，而北方话受“胡化”影响大，连入声都丢掉了。但语言首先是交际工具，操哪一种语言的人更多，这种语言就更具备优势。
严格地说，所有地区的人使用的口语，都是方言（一些非自然形成的语言岛或许是例外，如宫廷用语，一些三线厂的话，以及新疆兵团这些各地人聚集一起的垦区），包括北京土著和东北人说话。无论是以前的“官话”还是现在的普通话，都不是那一个地方的口语。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
因为北京语音是标准音，北方话是基础方言，那么北方人在口语交流中占有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这当然也是历史形成的，从元朝开始，建都于北京，北方多平原，一马平川，各地交往方便，语言容易趋同。而南方由于大山和溪河的阻隔，使种类繁多的方言得以保留，一个县域的不同乡镇，往往口语差别甚大。那么在确定普通话时，当然只能以使用者达到汉族人口一半的北方方言为基础。我曾经听说过一些段子，说中华民国成立后，国父孙中山力挺广府话为通用语言，可在国会投票时以一票之差落败。——这当然是不甘心的广府人编出来的，在广东尚且有广府话、潮汕话、客家话三足鼎立，一省口语尚未统一，遑论以广府话为全国标准了。
元明清三代至今，除了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短暂地将首都迁到南方，其余时间里政治中心都在北京。从元朝至今，可以说经济上南重北轻，政治上北重南轻，而中国的文化、教育，政治权力的影响更大。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电视的普及，北方话碾压南方方言是必然的，这是无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广东经济再强，除了改开初期由于香港影视剧和粤语歌的流行，一些粤语词汇曾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但如一阵风过。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是中国大城市中持经济牛耳者，可现在上海土著小孩，能够说吴语的越来越少了，其周边的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嘉兴等经济发达的吴语区亦是如此。
南方人抱怨每年一度的央视春晚，只是一台以东北话、北京话为语言要素的北方人春晚。这样的春晚顺带灌输北方的过年风俗等于全国过年风俗，如大年三十必须吃饺子。——我在上大学到了北方才知道吃饺子过大年的风俗呀。
东北经济近些年来很衰，但在语言的辐射力上，完全是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呀，犹如当年林总的四野，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海南的三亚。网络上流行一个段子是：给我一个东北室友，还你一群东北老乡。一个大学宿舍6到8人，哪怕只有一个东北室友，四年过去，其他几个室友说话就会带东北腔。
南方人经济再强势，面对口语上的主场丢失，到底是意难平呀。而在口语交际中，亲属称谓又是最重要也最敏感的内容。口语的主场丢失，首先体现在亲属称谓的改变。我小时就有这么一段经历。我全家原来在县城，哥哥、姐姐和城里孩子一样叫父亲母亲为爸爸妈妈（我和弟弟那时候还很小，记忆不深）。后来全家除父亲之外下放回老家，哥哥姐姐叫“爸爸妈妈”被同龄的小朋友耻笑，说你爸爸是粑粑？于是就改口和老家村子的孩子一样叫“爷、娘”。——这就是迫于环境不得不放弃口语的主体性，心中的不痛快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在城里人看来，叫“爸爸妈妈”更洋气，代表的是文明呀。
南方人对将“外公外婆”改成“姥爷姥姥”反响这么大，原因端的在此。连对亲属的称谓，也要遵从北方的习惯，那情何以堪呀。夸张一点说这是一种被羞辱。
光绪四年(1878年），曾纪泽奉派为驻英法公使，行前循例陛辞，西太后知道他懂英语，说：
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必倚仗通事、翻译了。
曾纪泽回答时先向太后说明，“臣虽能通识，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而且进一步解释：
臣将来于外国人议谈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算应答之语言。
“朝廷体制应该如此”，就是维护一种平等的地位，不放弃语言主场。外交官哪怕再熟悉对方国家的语言，正式会谈也会讲自己本国语言，让人翻译为对方的语言。一国以内各地区之间的语言交际，当然不必如国与国之间那样，毕竟有《通用语言文字法》在那放着。但有些道理是相通的，南方人对自己家乡的口语（本地口语才是真正的母语）日趋一日衰亡，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
“外婆姥姥”之争这事一出，正好让有这种普遍不平感的人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叫母亲的母亲为外婆，母亲的父亲为外公，几乎是南方人维护自己语言最后一点尊严了，如果连这个也要被剥夺，那真是婶可忍，叔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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