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先生序《家国与世情》：十年砍柴的“贯通感”

感谢雷颐老师为拙著《家国与世情》作序。作为湖湘学界前辈，雷先生对我的肯定与鼓励，且愧且受之。

说起李勇，没有几个人会知道；但相反，李勇又太有名，几乎全国人民都知道，每个人都会知道甚至认识好些个李勇。这个名字，实在太普通太流行，有太多太多的李勇。不过，“十年砍柴”只有一个，且因《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而“狠狠”地出名，但很少人知道他的原名也是流行得不能再流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李勇。

快十年了，当初我读《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惊讶于作者从梁山泊中能读出那么深刻的“规则”与“世界”，而且这些和现实的“规则”与“世界”颇有内在关联。对“字缝”的解读如此老道，非有一定阅历不可。后来，我认识了十年砍柴，使我更为惊讶的是，原来他是位经历并不丰富复杂的“70后”。经历不丰富复杂而知人论世颇深，作者的才华与识见非同一般。

十年砍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但对历史却深感兴趣和极力专注，《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便是他读中国近代史的深刻感想和领悟。

说起中国近代史，我们马上会想起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一干安邦治国的大臣。他们都不是武将出身，都是中年以文臣典兵，平定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军。如果仅仅是“平叛”，稳定了王朝政权，他们的功名不过如此。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可安邦、武可戡乱的大臣，从汉朝的萧何开始直到清代的陶澍这代名臣，并不乏人。这些大臣治国平天下的“天下”，数千年不变，要解决的问题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内部的问题，有过去的经验可循，以史为鉴“度数”甚高。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面临的情势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传统中国面对“现代”的挑战，是传统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这种时代背景完全超出了几千年传统中国士大夫的经验范围。

十年砍柴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来分析、评骘近代历史人物的，而抓住了这个时代背景，对历史人物的分析述论就能入木三分。诚如他所说，曾国藩、李鸿章以及左宗棠、张之洞等人，是在帝国应对世界之大变全面失败中总结教训，一点点适应。他们的“过人之处是尽管他们青少年时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他们不保守、不僵化，气度恢弘，心胸开阔，善于学习。在镇压太平军中，他们先从军事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办军械厂，从而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帷幕”，“是中国近代化最早的重要开拓者”。正是在与洋人打交道中，曾国藩、李鸿章逐渐了解并尊重当时通行的国际外交准则，痛苦、艰难地走向世界。

当时的世界是炮舰横行、列强欺凌的世界，“前现代”的中国不得不屈辱地一次次与已经“现代”的列强打仗、打交道。身处这样的世界、这样的时代，“曾国藩、李鸿章对朝廷和皇帝的尽忠，比起历代的忠臣更加沉重，更加难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个人生前死后的毁誉置之度外，说白了就是要有给太后和皇帝背锅的觉悟”，但“曾国藩、李鸿章处在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位置，他们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们无法突破传统帝制的政治架构，无法突破必须听命于君主的天条，大才赤忠难补天，只能做老大帝国那座旧房子的裱糊匠，修修补补，为清廷延续了一些寿年而已。”这确是他们的悲剧。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位极人臣，历史的灯光一直聚焦着他们，但还有一些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小人物，却长期不被重视。不过，十年砍柴却没有放过这些“重要”的小人物。例如，连文冲，估计没有几个人知道，但庚子年间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向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事实上是向十一国的宣战诏书，就是这位军机处章京起草的。更重要的是，据说他还起草了那份使慈禧太后极为恼怒、促其最后做出开战决定的“归政照会”。慈禧太后有意废掉光绪帝，以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取代光绪，但阻力不小。载漪担心夜长梦多，希望向列强开战达到尽快送子入承大位的目的，于是伪造了一份洋人要求慈禧太后把权力归还给光绪的“归政照会”，以刺激慈禧太后。清廷公开宣布开战后，大概是为了让假“照会”不要露馅，连文冲被外放为江西赣州府知府。1902年元月，与列强已经议和成功，慈禧和光绪回到北京后严惩了一干支持义和团、主张开战的大臣作为自己的替罪羊，并发布上谕：“上年拳匪内讧酿成巨祸，皆由无知之王大臣，纵庇邪术，挟持朝廷，职为厉阶。其罪固无可逭，而当时愚妄之徒，逢迎附和，与该王大臣等此呼彼应，议论嚣张，淆混观听，实属贻害国家。虽情节轻重不同，要亦难逃洞鉴，自应一并惩创，以肃官常。”连文冲虽然远在江西赣州，但慈禧并没有忘记他，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惩处。——用十年砍柴的话来说，他“也是一把夜壶”。

除了“家国”，十年砍柴还关注“世情”。湘军悍将刘锦棠，家境贫寒，其父在湘军成立之初就参军谋生。不久，父亲战死岳州，母亲彭氏因生活所迫而改嫁，时年刘锦棠才十岁。在祖母的抚养下，长到十五岁的刘锦棠怀着为父亲报仇之志也参加了湘军。他作战勇猛且有智谋，一路升迁，特别是随左宗棠进军新疆后屡建奇功。左宗棠夸赞他：“三旬之间，迅扫贼氛，穷追三千里，收复东四城，歼敌数千，追回难民数十万，决机神速，古近以来，实罕其比。” 1884年，清廷批准新疆正式建立行省，设甘肃新疆巡抚驻迪化，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巡抚。1889年，刘锦棠85岁的老祖母中风倒地，躺在病榻上念着孙儿的名字。他上书引用李密的《陈情表》，诚恳地请求朝廷准假探亲，这一次朝廷终于批准了。刘锦棠衣锦还乡，自然在故乡引起极大的轰动，更是刘氏家族的骄傲，可他却不能去探望还健在的母亲。“因为根据湘中一带的礼法，孝子不养下堂母。下堂即改嫁，乡俗认为丈夫死后，妻子撇下儿女改嫁，是对丈夫的不忠，对儿女不负责任，儿女哪怕再有出息，也不得供养母亲。身任封疆大吏的大英雄儿子回故乡了，与刘锦棠故居隔一条小河的母亲却不能过来看儿子，儿子碍于礼法，也不能过去探望母亲，母子俩只能隔河相望。”这就是当时的“礼法”“世情”。刘锦棠因作战勇猛而官居巡抚，却无勇气突破这种“礼法”这种“世情”。如此，“传统”的赞扬者当会称颂他不因官高位重而破坏“礼法”，而“传统”的批判者则认为这恰是“礼法”严苛甚至“吃人”的体现。

不仅如此，细心的十年砍柴还从曾国藩一则短短的日记中窥探到“佃户的权利”。1839年初春，中了进士并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的曾国藩回到老家湖南湘乡循例休假，他认识的一位朱姓地主托他到县城里疏通官府，帮自己和彭姓佃户打一起租佃官司。朱某原来的田租给了一位彭姓佃户耕种，后来想换给姓易的新佃户耕种。朱某他事先已经与彭某说好，并支付三千钱（道光年间大约一两多银子）做补偿，而彭某也已同意签字画押。当但新佃户来耕种时，这位姓彭的旧佃户却又来阻止。一个佃户竟然敢和东家对抗，让东家不得不请出翰林曾老爷来打通官府，委实与我们从前的认知不一样，“这可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受剥削受压迫的佃户怎么敢这样呢？地主怎么这样窝囊？”同是湖湘农家出身的十年砍柴马上想起小时候他爷爷给他讲的一件自己亲身经历之事，甚有趣味且甚有意味。恕我在此略作介绍：他爷爷年轻时租种了邻村王九老爷的几亩水田，每年交租足额而及时。在秋收的时候，地主一般会巡视其佃户种的田地——担心佃户偷藏稻谷。佃户对巡查的地主当然很是巴结，杀鸡杀鸭招待。可王九老爷到了他爷爷家，他爷爷全不当回事，吃饭时连个鸡蛋也没有，只端上了一碗咸菜和一碗米饭。无论王九老爷怎么暗示，他爷爷就不当回事。最后王九老爷发飙了，饭也不吃，临走前扔下一句话：“明年，这田你别种了。”意思就是强行退佃。他爷爷回敬一句：“好吧，我看谁敢接着种。”果然，退佃以后，没有新佃户敢接手他爷爷耕种的田地。原因很简单，他爷爷并没有违背按照收获的一半交租给地主的约定（地租比例，各地和各个时期可能不一样。他记得祖父说过当时东家和佃户对收获的稻谷是对半分），仅仅是因为佃户招待不好东家，东家就退佃，违反习惯法，没人敢接盘。果然，开春时，眼看几亩好水田要荒芜的王九老爷又来找他爷爷，求他爷爷再耕种下去。从曾国藩日记到他爷爷的叙述，足以证明湘中佃户确实不是逆来顺受。更重要的是，佃户可以主动退佃，不种东家的地，而东家不能无正当理由收回佃权。这种对佃户权利的保护，实质上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这种习惯法的“世情”，确实有约束力。

读史能随时想到“我爷爷”，是一种贯通。这种贯通感，从《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到《家国与世情：晚清历史的侧影》一以贯之。有此贯通，“70后”的李勇方能读史论世如此成熟老道。

                    2020年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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