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导读01 |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杨渝东 、史建华译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导读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杨渝东老师，

《现代性与大屠杀》译者之一。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波兰裔社会学家，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早年信奉共产主义，后因犹太人的身份遭到军队清洗，1968年又被冠上“毒害青年罪”遭波兰政府驱逐，流亡英国。1972年成为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早年从族裔的迫害，信仰的丧失到身体的放逐，赋予鲍曼极其敏感的心灵，让他对现代性时刻充满了反思。从1987年到1991年，分别出版了《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三本著作，被称为“现代性三部曲”。

对于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代世界，鲍曼似乎抱着一种“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批判之心，所思所言都表露着一位“阐释者”深重的不安定感，就像他所批判的这个世界给芸芸众生所带来的体验一样，只不过他貌似踏上了祭坛，能够挥旌扬幡，为万民扫却暂时之苦，但这却让他自己陷入无穷无尽不可自拔的孤独自艾的深渊中。

多少年来，每日每夜仿佛喃喃自语一般在内心刻下的轨迹，以不连贯时间片断串起了一个思想的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始终都没有逃离过对“大屠杀”本身的现代性追问。

当代西方有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与“大屠杀”有着切肤之痛，阿伦特、埃利亚斯与鲍曼。他们都是犹太人，都受过法西斯的迫害，都有至亲死于集中营和二战。不过，他们谈论大屠杀的方式却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阿伦特受现象学影响，追问为什么是“犹太人”；埃利亚斯带着史学社会学者的风范，似乎要远远与当下拉开距离去谈论法国的文明化进程，直到晚期才在《德国人》中拷问为什么“是德国人”；而鲍曼则带着官僚体系对人类理性的操控而导致现代理想失败的幻灭感，追问为什么是“现代”。

“现代”在鲍曼眼中经历了多种变幻。曾经的现代，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在马克思为资本主义揭示的“异化”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的基础上，鲍曼试图寻找到一种新的社会机制与文化形态，来扫除原有的障碍，从而实现平等、自由与公正。这种目标的达成，并不是依靠政治上的“赋权”，而是一种多主体之间的价值交流过程。

现代的意义就在于能将个人的主体性解放出来，参与到理解与行动中去，并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不断发现“被扭曲的意涵”，从而为普遍性的人类正义的实现建立规范性的制度保证。马克思的资本与阶级学说被转化为意义的阐释学，而意义的沟通则是一个朝向人类进步未来发展的趋势，个体也会为了一个可指向的将来而不断奋斗，并由此构建出一个具有更多共识与公义，更少强制与压迫的世界。

然而这样的“乌托邦”很快就在现实生活中崩解。个体的主体性演变为官僚体系制定下的理性化，而这样的理性化过程恰恰是让人钻进韦伯所说的“铁笼”当中。科学技术越来越发展，人的意义与价值得以实现的空间就显得越来越局促。而科学技术恰恰是最容易以官僚体系的方式来加以组织起来的，它的运作逻辑完全符合科层组织的程序，而不去关心人的价值，甚至是生命。

于是，科学所代表的进步往往忽视了人类的主观性与生存意义在此过程中成为牺牲品。而一旦这样的忽视达到极端，一旦局内人以排斥性的口号，比如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或者宗教主义将局外人排斥在“社会”或国家的法律视野之外，那么现代的官僚机器就会在科层组织与武力征服的双重面相上运转起来，大屠杀就是这一切的必然后果。

而更加可怕的，不在于施暴者的理性化，甚至带有工具色彩的文明化，而在于受害者也是同样如此。受害者与施暴者接受了相同的现代理性，他们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参与到施暴者的灭绝计划中来。因此，灭绝变成了一种合作，理性成了双方共同的基础，而其中的伦理体系竟然没有丝毫崩溃的迹象。施暴者是在执行任务，受害者是在保护更多的人。

“现代”恰恰就是在所有“人”的事务上，配搭了法律、机构与制度的框架，让“制度来思考”、“机构来说话”，“法律睡在夫妻之间”，从而使得一切人的伦理都转换为机器和制度伦理，并由此永远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屠杀”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个人自己的选择只是配合了它不断演变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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