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樊佩佩：追考“灾政”——汶川地震灾区田野纪事
【石头引】本周《博士论文背后的故事》专栏，继续邀请那些优秀的博士论文作者，来给大家分享博士论文创作背后的故事。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樊佩佩博士。
【个人简介】樊佩佩，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201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其博士论文《权力、动员与困境——基于汶川地震灾区救灾与重建的研究》获得2014年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奖。曾经在《社会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以及《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
甲 选题与研究缘起
学术研究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回答的也许是个人心底最关心的问题。感谢石头博士的邀请，让我得以有机会来回顾。重新梳理博士论文的出炉过程，着实不安，因为其中有太多的曲折和坎坷，太多不甚满意之处，屡屡指向能力的瓶颈，权当经验总结吧。
由于对社会动员和国家权力的议题具有浓厚兴趣，导师周晓虹教授建议我去调研汶川地震灾区，源于这个灾变性动员是一个关于社会动员的极好案例，加之我是重庆人，估计有地缘优势。导师向来善于捕捉当下的热点事件，并从中揣摩出学理价值，这就是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着手研究计划时，我甚至怀疑这个选题是一次“惊险的跳跃”，因为要透过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要素和权力关系的互动来判断一个特殊的灾难事件对国家的长远影响，为时尚早。这不仅是个沉重的话题，而且远远超出学理的探讨范围。如何用具体事实探究国家的权力结构和社会体制的运作，要拨开千头万绪的迷雾洞察背后的普遍性机制以及与既有制度的关联，探究国家的权力结构和社会体制的运作，从而反思国家之于个体的意义，是一种宏愿，更非一件易事。
我的努力只是万里长征的开端，能做的除了静观其变，就是不断调整思考的角度并加强反思的力度。对这样一个选题的兴趣更多是一种个人对于国家权威与权力行使的好奇心浇灌在学术研究上的一次尝试。这源于孩提时代受到革命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震动与困惑。
出生于山城，幼年时所接受“红岩”文化的熏陶烙印于心。这样一些经历虽逐渐消解于繁重的学业任务中，但不可磨灭的是对于革命和政治的初始印象，在今后也激起对国家之于个人的意义的思考。同时，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幼年时期对于转轨体制的懵懂无知反倒激起成年以后对新旧体制之间关联进行探索的强烈兴趣。90年代前期的国企改制在我的家乡引起一轮一轮“轧马路”的风潮，工人出于权益诉求而长时间集体静坐阻断交通（通常是老年人居多），从而与政府和企业抗衡的行为，曾经是常态。
于年少的我而言，只是一名看客，面对空空荡荡的马路时常要沮丧地长距离徒步回家。改革时代的切身体验驱使我对国家权力以及科尔纳所说的“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展现以及对经典体制的偏离产生了强烈兴趣，并对改革进程保持反思性的关注。这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捕捉个人在时代剧变中的坐标。
国家意味着什么？这一套制度是如何运行的？背后有什么共同的逻辑？个人应该怎样存在于体制之中？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如何与既有制度和组织发生关联，又如何衍生出新的方式——历史模式的影响力既可以表现于对这些模式的沿袭，也可以表现在拒斥上。动员的遗产与国家权力的运作轨迹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就如一个个谜团，但凡关心改革命运和社会问题的人，都会把对权力的本质的思考与社会体制的运行联系起来。
乙 前期准备与田野调查
筹措论文的第一步自然是文献阅读，随即面临着对知识无法穷尽的焦虑和对未知的恐惧。阅读相关论文可以让人快速走上正轨，开始会变得踌躇满志，一段时间之后又会变得内心空洞又焦虑——源于长时间消费知识而无法生产新知，就像在浩瀚的海洋上找不到彼岸。
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时，没有思考能力时，接受太多的信息，阅读大量“观点”先行的文章，可能会乱了阵脚，反而觉得自己尚未阅读的资料没完没了。如今这个年代，人人都有话语权，最泛滥的是观点。缓解甚至消除信息焦虑的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这样才能在信息包围中把精品纳入自己的知识大厦。随着大厦的主体越来越稳固，对你而言“未知”越来越少，焦虑自然就会减轻。
不止一位老师说过，要建立自己知识结构，最好的方法就是阅读经典。我的不少老师都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等岁月，都是从信息和知识匮乏时代走过来的，所以对于来之不易的书本会反复研读，结合生活经历产生更深刻的领悟，最后转化成自己的知识。相对于匮乏年代，信息和知识在这个时代早已不再稀缺，而判断力却成为关键。这也关系到从学生身份向知识的输出者、学术的生产者进行转变的努力能否成功。
设想了大致的研究框架以后就准备田野调查。应该说，我的研究思路是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而不断修正的。研究的实施前后历时两年，包括从2010到2012年进行实地调研两次，共计四个月。第一次调研时间为2010年10月—11月，在成都、什邡、绵竹市和汶川县搜集资料；第二次调研为2011年12月—2012年1月，在成都、都江堰和汶川县搜集资料。我的调研时间跨越了整个灾后重建阶段以及初期发展阶段，调研内容对紧急救灾、重建和初期发展三个阶段均有涉及。
对于没有私人关系开展的调研，在第一次尝试调查之前，手里只有一沓介绍信和名片，内心是相当犯怵的，基本是硬着头皮上。导师说女性在田野调查中尚且有一定的优势，那就是能减轻别人的防备心理。示弱也许是获得帮助的灵药，不过仅限于敲门砖的作用，进入以后还是要靠自己建立社会网络才能获得更深入的资料。
回想三次田野调查过程中的“入场”，我能利用的资源除了能拉近距离的方言，还有就是在基层社会具有一定“光环”效应的研究者身份。对于地方领导而言，以当地为研究对象就代表一种关注，未来通过宣传来提供帮助可期。
图2 田野调查地
我为进入田野设计的路径是以NGO组织为突破口。三次进入灾区进行深度访谈的历程是2010年10月从“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访谈开始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是5·12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自发成立的公益信息平台。该中心以网站、简报、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的联席会议、交流互访、主办协办灾后重建相关课题的研讨会、培训班、日常联络接待等形式推动民间组织相互合作、共同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通过这一平台，我得到了一些灾后两年还在当地提供服务的NGO的信息及联系方式，在成都市以及其他灾区得以对其进行访谈。并且，在中心的办公室认识了四川省NGO备灾中心的秘书长张国远，这为接下去奔赴第一个极重灾区——洛水镇和什邡市，搜集基层政府人员以及当地的社会组织的资料提供了“入场”的机会。
在灾后，当时国内的NGO的联合与互动一方面是因为“NGO发展教育网”——这个据称“几乎中国的民间组织都知道并且常在上面采集信息和交流的网站”，也是灾后第一时间聚集民间组织谈论救灾行动的场所；另一方面，通过“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形成的民间组织社会网络以及灾后密集互动，四川省内的民间组织经由救灾和重建这项集中任务所形成的互动和合作，巩固了“圈子”的熟悉程度，他们的开放程度使得我能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接触到更多的民间社会组织。
通过在灾区服务的社会组织和社工协会的“圈子”互相引介，不仅让我无障碍地对多个灾区的社会组织进行了解，通过他们对于我接触并访谈当地政府官员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纽带作用。
一般而言，外来或本地的社会组织或社工协会，要进入灾区并提供服务，都要经过基层政府的许可，尤其是“一把手”的大力支持才得以落地，然后要经常向政府汇报工作开展情况，所以社会组织与当地政府关系熟悉且密切。并且，基层政府当初并没有亦未成立相应的职能部门进行接洽，迄今也处于摸索阶段。那么，我通过社会组织和社工协会来接触基层政府官员就顺理成章。同时，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也会直接到基层政府办公室或应急办，说明身份及来意，通常也能得到配合。
政府办公室作为联络政府各部门的“枢纽”，一方面文字资料丰富、人际辐射面大，另一方面通过这一部门的引荐来访谈基层领导也具有正当性。在获得主要领导的“接纳”从而允许进行访谈以后，通过其安排去拜访下级或基层干部，或者独立去接触其他部门人士基本都能得到配合。
图3 汉旺灾区民房
丙 资料搜集过程
与田野调查穿插进行的还有二手资料的搜集。第一部分文献资料的获取是2010年10月在四川省民政厅调研时，我得知民政厅正在牵头编撰系统记述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工作的志书《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社会赈灾志》。经由民政厅“社会赈灾志编撰委员会”的介绍，我来到为其提供原始资料的“”，该委员会成立了“5•12”抗震救灾志书编撰办公室，从各个灾区搜集了所有的政府文件和相关出版物。这些资料为我论文中的大事节点、访谈内容和总结回顾提供了佐证基础。
第二部分的媒体资料包括从“四川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处搜集的《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华西都市报》2008-2010年关于抗震救灾的重大报道汇编。这些资料主要是分析政府体制内动员和招募社会力量、国家救灾干预措施的基本事实来源。同时，我还搜集了《2009年中国广播电视年鉴》上关于2008年抗震救灾期间各地电视台节目播放情况的统计、收视份额以及电视观众收视行为的分析数据。
第三部分资料来源是四川省社科院历史学研究所出版、收集的关于汶川地震的口述史书籍与相关资料，以及成都市社科院出版的关于救灾的成都模式以及灾后城乡统筹的书籍资料。
另外，我在什邡市、洛水镇搜集了政府文件、报告以及关于重建的文件和档案。2012年的1月恰逢春节前夕，映秀镇飘起了雪花。灾后重建的工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新居建设工程，因为灾区居民的回迁迫在眉睫。政治压力和工程压力都叠加在一起，使得基层干部们忙得焦头烂额。
这段繁忙期使我介入他们的工作进行访谈面临更多阻碍，我的心情也倍感焦灼。于是我通过打听去新建的汶川县档案馆进行资料搜集。当时只是馆体完工，大量的档案资料无人整理分类，都成箱地摆放在地上。第一次大量翻阅档案资料，我的搜集工作类似大海捞针。好在终有所获。
经过了近一周的查阅以后，我在汶川县档案馆搜集了不少2008年汶川县和映秀镇基层政府以及汶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和映秀前线指挥部的档案资料。读到那些言简意赅的报告、指令、申请和批复时，每一个文本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让人如同身临其境，脑海中总会去勾勒当时的场景，想象着当时的人们面对应急救灾中的千头万绪、千难万险的纷扰景象。
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对于5·12汶川地震这样一起具有重大政治社会意义的事件，出版物和相关资料浩如烟海，竭尽所能地搜集也难免挂一漏万。就材料获取而言，本研究面临的问题不是资料的稀缺，而是如何拨云见日，从卷帙浩繁的资料来源中还原公共危机下社会生态的多元面貌。所以，为了可靠性和真实性，论文的文献档案资料侧重于选取事实性的叙述以及原始档案。
应该说，每一种资料获取都各有利弊。访谈资料的主观意愿性太强，每个访谈对象的立场都不同，并且回忆的准确性难以保证，比如政府机关和军队干部对于灾难的回顾更多是正面展示功绩和辛劳，他们的回忆体现出国家的“施恩”面向和国家代理人的“英雄气质”。二手资料主要基于实时性描述，很难说是否也存在一种选择性屏蔽。为了获得接纳，我能做的只有取长补短，综合利用。
丁 田野中的人和事
2010年第一次调研之后由于出国交流一段时间，行程比较匆忙，出国期间除了上课，主要是整理资料、重建框架和前期写作，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时面临很多思考障碍和思路调整，更觉得手里的资料单薄，尽快回国开展调查的想法越发迫切。
2011年回国之后忙不迭地开展第二次调查，从奔赴四川灾区开始。灾区变化很快，一年以后再去调查，不少人的身份都发生了变化，灾区的风貌也大为不同。这两次的实地调研，我不敢放弃任何线索和认识相关人士的机会，一边走一边累积人脉。我访谈了参与救灾和重建的基层政府干部和工作人员，以及灾后进入灾区提供服务的社会机构、社会工作机构的负责人，还有参与抗震救灾和重建的志愿者，当地灾民等，形成了57个深度访谈个案，将近二十万字的当事人口述资料。
在这些访谈对象中，印象深刻的人物和故事不少，比如乡村精英老张和基层干部老李，等，他们展现了救灾和重建中的社会动员的不同面向。
我认识老张是2012年的1月，那时候映秀镇面临灾民回迁的迫在眉睫，以及上级各种视察和应急任务，安置房工程压力相当大。老张号称全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现在是工程包工头。他的工厂地震后垮了，政府也没说怎么赔。当初他们到都江堰去过渡了一段时期，镇上把他们调回来帮镇上做事。当时预定的是1月31日老百姓回迁，但不仅连住房没完工，别的什么都没有，生计也断了。这是当时最大的遗留问题。
当时工程压力很大，牵涉到汶川县和阿坝州，情况相当复杂，每天晚上加班到一两点钟。一则建筑公司和监理公司同时交叉作业，影响到施工进度。二则映秀镇是地址灾害多发地带，经历过“813”特大泥石流，造成工程进度严重滞后。三是映秀的接待太多了，时不时要冲洗路面，拆脚手架。当时预备迎接交通部的检查。映秀镇长原来在县上管宣传，他就懂，说：“交通部来了你不把他管好点，本来9米的路他给你说8米，少1米你整个工程就少几个亿。”
现在如果施工进度慢了，州上的秘书长就要批评你，叫你3点前要来多少人，上午多少人，下午多少人，他就是遥控指挥，你要把信息给他发过去，报告你上午下午来了多少人。他就要管今天来多少人，人不够就到当地去调老百姓，那个费用就不一样，像2011年10月10日，老张他们搞总评绿化，搞街道上的卫生，老板请人，谈个小工费，80或者100一天。政府请人就是200一天，因为这是应急工程，带有奖惩性质，明白告诉你，你工程进度不行，我就惩罚你施工单位。
映秀这么多施工单位，老板都赚不到钱。你刚把钢架一搭建起来要搞外部装修，应急工程来了，大领导要来视察，觉得不好看，你马上要取下来。当官的走了，你又要搭起来，这样反复折腾，影响进度。当官的就是规定，限期多久以内必须拆完，拆不完他就请人来给你拆。而且，
老张因为和当地关系融洽，就帮基层政府在工地上协调工作。我在映秀听老张讲了几天重建的事情，各种矛盾压力颇为头疼。如果和领导关系不好，会被搞应急工程，让你赔本。
图4 映秀灾区重建工地现场
老李是我较早通过社工站认识的机关干部，之前在汶川县人民办公室工作，后来调到环保局任职。他是第一时间参与应急救援的人。地震后半小时就成立了指挥部，那时候通讯不畅，县政府在县长的安排下成立指挥部，然后分工，从政府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一个“敢死队”，赶赴到乡镇上去。
正在分工的时候，有人来报告，说岷江断流了。大家马上就组织老百姓转移，做两个方案，一个是往高山上转移，岷江断流就可能形成堰塞湖，就可能形成洪灾。他们就坐着领导的车去喊话，靠广播喊“告全县人民书”，就是告诉他们发生巨灾以后，老百姓应该怎么办。除了他们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有不愿上山的，县城的老百姓基本上都上山了，上万人。
图5 岷江和青山夹持中的映秀镇
之后，他们就去组织粮食，先让老年人、妇女、儿童有干粮，之后派武警去把超市、粮店征用了，不能去卖，哄抬价格，由政府接管，统一来调配，怕断粮。老李他们吃了三天的面团团等干粮后，就感到有断粮的危机。还有人报告他们县里的粮食还能持续多久，而且道路也没通，所以他们就用卫星电话请救灾部门空投了一些物资。
两三天以后觉得物资不足，老李他们就去找粮食局。粮食倒是有，但都是谷子，于是就喊他们马上脱壳，但他们的脱壳机功率很小，每天只能脱1-2吨。后来道路通了，第一时间让他们进几台大功率的脱壳机，如果以后县城又成了孤岛，就有保证了。在巨灾之前，粮食总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装着，没人去翻看，关键时刻没想到全是谷子。虽然各个乡镇也有应急的概念，但真正面临考验时，千头万绪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图8 都汶高速路口的标语集结处
戊 真正的挑战——写作的困惑与焦灼
田野调查结束之时已经是2012年的春节，节后回到南京，等待我的绝非喘息之机，而是更艰苦的写作难关。因为要细化到每一份访谈材料的应用，每一份文献资料的处理，每一处研究框架的搭建，单纯的铺陈显然无法实现学术创新的目的，甚至都不如新闻记者的深度报道。
我必须思考多种理论的优势和局限性，比如怎样借鉴灾难研究、应急管理研究和社会学领域的灾后重建研究之间的关系，从而发掘自己论文的突破点。写作中还面临着个案选择的代表性、经验资料与学术理论如何紧密结合，以及研究设想如何通过论证的方式落地等问题。对于一个蹒跚入门的研究者而言，每一步都荆棘丛生，而篇幅所限，就不一一赘述。
一般而言，普通的观点很容易将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归因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却忽略了科层制内部的信息不对称、资源匮乏、自由裁量权，以及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机制。周黎安提出的疑问是，为何中国的现行体制容易集中力量办好一件大事，却难以同时办好多件性质不同的大事？如何看待举国体制下的有效性与日常治理中的无效？我的研究也试图揭示，即使在一个外界看来依靠强权力和科层制实施的快捷、有效的救灾和重建过程，其中也能看到国家的强与弱相互掣肘。
在答辩的时候，时常有老师问我关于案例选择的问题。之所以选取汶川地震这样一个显著个案，是因为其能集中且典型地凸显那些平日处于“蛰伏”状态的社会结构与政治过程——救灾与重建如同一次“控制性实验”，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实现了“强制性变迁”。因为我不想将“社会动员”做成一个概念性主题，或者只是经验研究中的一个描述性术语。
要将“动员”转换成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就必须与“治理”相结合，基于以组织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论，关注动员运作背后的独特制度逻辑，以及政府组织的自身独特性如何体现在动员中。分析国家组织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设置和制度设计来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以揭示现代国家治理的逻辑。从基础的组织理论层面分析动员作为一种制度如何区别于科层制以及他如何与科层制互动将是我论文的理论切入点。
己 尾 声
虽然写作的理想状态应该形似灵感迸发之后宣泄的潮水，而非冥思苦想的结果，但对于纯理性的论证文章，除了极个别天赋异秉，逻辑严密，文思泉涌的人之外，多数人还是要通过艰苦的磨砺和规训才能适应论证型写作和学理抽象思维的“志业”。无数闪光点的背后，更多是厚积薄发的产物，通常是一边嚼草料，一边苦心孤诣地打磨。
逻辑的链条应该是环环相扣，但是写作不一定是线性的过程。因为不可能等到思路异常纯熟之后才动笔，而且写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多思考的障碍，使得人的思维也不可能倾泻而下。
通常不少人在刚上博士的时候，学术激情和学术理想是最强烈的。读博阶段是纯粹的时光，也是追求学术最有光芒的时期。一切刚刚开始，未来充满希望。经历了博士论文的孕育过程，更加能对学术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不是引领你走向彼岸的灯塔。在大多数时候，靠的是自己的情怀、责任感和意志力。不管有多大的学术理想，都需要落地才能实现。只有将一个宏大的研究设想分解成一个个可控制、可执行的任务，最后铺就接近理想的桥梁。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博士论文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的独立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难题的应对。博士的培养应体现在知识结构的广度和深度、认识问题的路径以及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上。不光是熟谙一种学术的形式与修辞，更应该是掌握一种的学理的思维。所以，博士论文可以说是进入社会学思维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也是将个人兴趣在学术范围内进行初步践行的尝试，不过距离真正的学术理想还甚有差距。
杜甫有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回望那些挥汗如雨、辗转反侧的“痛苦”日子——苦于学术创新难求、苦于经验与概念之间的鸿沟难于调和，苦于才疏学浅从而对普遍规律和内在逻辑的把握不甚明了。第一次尝试用学理知识来关照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如同与一个庞然大物进行搏斗。“苦难”的洗礼纵然严酷，但在痛苦中体会到的境界却是一种甘霖。
奇怪的是，回过头来又时不时怀念那一段段挥汗如雨的日子、高压之下无法迸发灵感的困顿。此刻，所有的回眸都化作了对辛勤投入的眷念。曾经的困惑与挣扎总是会随着时间的洗礼而褪色，但却发现学术与人生原来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生活状态。
知识可以释放心灵的张力，具有“解放”之最高旨趣。所有热爱学术研究的人都会从思考以及创作的快感中得到无比的满足。此时，荆棘丛生的征途也布满曙光。
注：受访者姓名按照学术研究惯例进行了化名处理，个别职业机构的职务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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