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 | 导言
军事制度对一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现代中国的军事制度又是怎样的?将来又会怎样发展?本文将就这些有趣的问题展开讨论。作者认为,自国家产生以来,军事就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宪制问题。在当代中国宪制中,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即“党指挥枪”)制度被明确定为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是当代中国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起到了特殊作用。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一系列“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制度,其目的是改造“兵为将有”的近代中国军队,通过“以党建军”,实现统一建国的革命目标。《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在宏观上实现了党对现代军队的领导和掌握,从微观上塑造了现代军队所需的“新人”,确立了中国现代军队的基本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今天中国的方方面面。
法意公号今天推送的内容,是作者论文《当代中国宪制中的“党指挥枪”——〈古田会议决议〉与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的建立》的第四部分,原载于《政治与法律评论(第六辑)》,更多作者精彩文章参见文末链接。
以《古田会议决议》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人民军队建军的根本原则”,并将其作为“军魂”加以强调。通过党领导军队的一整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克服了近代军队“兵为将有”模式的弊端,实现了作为政治组织的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在当代中国宪制中,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以其“中国特色基本军事制度”的重要地位成为了宪制中的基础性制度。
△军事制度实际上是一国宪制的基础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最权威表述,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容许枪指挥党”。用通俗的话讲,“党指挥枪”就是确保部队始终只听党组织指挥,“对外不让别人说的算,对内不让个人说的算”。为确保“党指挥枪”的落实,强化党组织对部队自上而下的直接掌握,强化对军事主官的监督控制,防止“兵为将有”的近代中国军队模式再次出现,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整套军事制度体系,这些制度都是中国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官方权威表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包括以下部分:
宪法第93条规定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这一制度在习近平同志担任军委主席后被突出强调,在2014年底于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被外界普遍称为“第二次古田会议”)上更被提升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核心要求”的重要地位,这种强调普遍被认为是基于反思徐才厚案件教训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在近期的权威论述中,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内涵被明确为“坚持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军委主席决策和决定,中央军委全面工作由军委主席主持和负责”。这种制度表述比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更为明确,可以说是实际存在的宪制规范的具体化。
△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主席
历史地来看,建国后历届军委主席均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担任,上世纪90年代后更形成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位一体”的宪制惯例。由于中共军队实行军政军令合一的体制,军队行政建设和作战指挥的最高权力均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全军正师级以上军官均由中央军委主席任命。这一制度实际上保证了军队的指挥权只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掌握,保证了军人服从党的领导人指挥,从制度上杜绝了“兵为将有”的存在。
三湾改编创立的“支部建在连上”制度,将支部确立为基层分队的领导核心;通过连队党支部和班排党小组,使党组织延伸到部队基层,直接在军队内部掌控和教育军人个体。这一制度是中共军队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制度创新,被认为是中共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这一制度破除了基层官兵对长官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军人能够直接建立对党组织的忠诚,使党组织直接掌握基层部队和官兵,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可以监督部队长官,从而起到“上下相制”的作用,从而消除了近代中国军队“兵为将有”的基础。
除在政治层面的直接影响外,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以“党指挥枪”为核心的军事宪制模式,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宪制结构的诸多方面,都有间接但深远的影响。通过“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中共领导的军队改造了一整代脱胎于传统农耕社会的军人个体,将他们塑造成能够建设现代工业社会的“新人”。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现代革命军队,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起步阶段,为整个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格和知识的精英群体(例如第一批外交官、第一批司法干部和第一批大型项目的建设者),同时建构了当代中国经济的许多基础性结构(例如国防科工体系、石油工业系统、铁路和民航系统、边疆开发体系和建国初期第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这种军队直接推动现代国家建构的模式,体现了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赋予军队的三大任务——“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对于当代中国宪制有着深远影响。
△军人出身的叶剑英在许多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刘辰
责任编辑: 亦丘 编辑:亦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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