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移民对西方白人身份认同的威胁
法 意 导 言
白人民族主义，是一个深深刻在美国国家基因里的词汇。和白人至上主义不同，它要求白人保持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并非建立在白人天生比其他种族优秀的种族主义信念之上。几十年来，白人身份认同话语只存在于白人至上论的语境之中，而当白人至上论成为禁忌时，白人身份政治就陷入了失语的状态。 近些年随着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白人深陷种族危机感之中，川普上台，让接近半数的美国人相信，面对汹涌而至的“美国衰落”危机，民族主义可以解决问题，让他们的国家“重新伟大起来”。而特朗普上台后的举措也并未让他们失望，一系列措施让外界不得不警惕极右翼势力是否会在美国卷土重来。对此，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政治学教授埃里克·考夫曼(Eric Kaufmann)评论道：白人身份认同引发的焦虑和反移民民粹主义政治人物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相互增强的共生关系。他主张，要驱散这种种族危机感，应倡导白人在身份认同领域放宽界限，更为温和、宽松且自信地面对这一趋势。
正 文
在1969年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英国犹太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区分了自由的两种概念。第一种概念——消极的自由，意味着免受外部胁迫的自由。“在这重意义上获得自由，我指的是不受他人的干涉。”柏林写道。第二种概念——积极的自由，则更具规范性，它声称自由存在于自我导向与自我把控之中。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这两种自由的概念分别与两种自由主义相关联：消极的和积极的。柏林所拥护的消极自由主义，秉持着价值中立的态度，坚持认为人们各种形式的努力都是都是值得的，并且只要不干涉他人的权利，人们应当自由地追求。相反，积极的自由主义则断言，是存在更高贵、更基本的人类价值观的。积极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主张个人的自主权和传统的自由本身就是崇高的价值，人们应当利用自由去追求它们。这里的含义指的是，全新的、不同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较之熟悉的、令人舒适的事物，会在道德上更为优越。
如今西方很多政治断层线——包括英国脱欧，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当选，欧洲极右势力的兴起，以及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关于校园政治正确的争论，都在不断暴露着这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广义上说，右派民粹主义选民都是消极自由主义者，而自由论者和左翼学术界人士们却都是积极自由主义者。激励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是对白种人共同体的强烈推崇并且渴望自由地表达他们认为是禁忌的情绪，即便他们自身也时常对少数派关于身份的呼声缺乏尊重。但对于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多样化本身是一件好事，而民粹主义者的反对是不道德的。每一面用带有成见的眼光打量政治，使对话变得不可能。
在就职典礼上，特朗普把美国中心城市（inner cities）称为灾难，认为美国城市和社区住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犯罪肆虐，在遭受一场“屠杀”。
图片来自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为什么自由主义的矛盾直到今天才浮现呢？世俗化的趋势，战争的减少，以及共产主义的崩塌都是原因之一。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移民。大规模的移民（伴随着较低的本地生育率）正在改变着西方的种族组成。这个变化是戏剧性的：加拿大在2001年时白人比例高达86%，但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估计到2106年只有20%左右的白人了。美国和西欧预计也将看到类似的、如果不太戏剧的转变。人口学家大卫·科尔曼（David Coleman）把这种民族人口类型称为“第三次人口转型”（第一次是从高出生率和死亡率转向低出生率与死亡率；第二次是低于更替率的出生率）。
移民带来的变化在众多的自由主义西方社会中揭示着重大的政治分歧。今天面临的自由主义的问题是这些社会多数民族的成员要如何面对这一已存在的挑战。
世界性的梦想
民族变迁和移民问题对于引发积极与消极的自由主义者们之间的分歧作用很大。消极的自由主义者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保守的共产主义白人们可能希望减少多样性，并且相信只要尊重其他成员的权利，他们可以通过政治上合法的途径自由地追求这一目标。但是积极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白人应当跨越种族的边界，去拥抱一个世界性的“自我”的概念。在道德上，他们应该倾向于多元化而不是同质性，以及文化的连续性而不是新颖性。
积极的自由主义世界主义深深地根植于美国的政治观念中。这一立场的第一个稳定支持者是进步哲学家、老派新英格兰人约翰·杜威（John Dewey）。约在1910年，杜威就提出新英格兰裔美国人——当时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族的角色，是要率领这个国家的其他民族朝向国际大都会的交汇处，之后再使自身的生存普遍化。与此同时，伦道夫·伯恩（Randolph·Bourne），一位格林尼治村的英裔美国波西米亚人，开始推行一种较之杜威更为激进的普世主义。背离了他自己的民族群体，伯恩认为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系的白人新教徒（WASPs）应当用户一种双重标准，为了支持世界主义而摒弃他们自己的清教徒文化，同时鼓励诸如犹太民族这样的少数民族保持他们的民族属性。
这两条线——杜威的熔炉和伯恩的多元文化主义，都塑造了将在西方上演的、积极自由主义下的世界主义的表现形式。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巨变为这一组合添加了一种新的道德责任——反种族主义。虽然二十世纪早期美国进步派反对种族主义，但他们的国际千禧年主义涉及到了欧洲移民，这在他们看来与国内为黑人权利而展开的斗争无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民权运动和大规模非欧洲移民的开始之后，支持移民与反种族主义的立场在北美和欧洲才实现融合。积极自由主义这运用反种族主义的新习语来重塑他们对多样性的认识，将新兴的社会禁忌的情感热化，增添到旧时对于慷慨的呼吁中。积极分子们如今唾弃的杜威的熔炉式世界主义，曾设想到了所有的团体消解，并赞成伯恩的多元文化主义立场，即多数派在少数民族保持自身的时候抛弃了自己的传统。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白人的多数份额下降，这可能会导致一场美国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对抗。目前，正如移民使得他们的国家多样性增强一般，越来越多的西方人通过新扩张的大学系统及电视媒体，被暴露于国际化的视野之中。
这两种发展相互抵消，催生出一种极化的反应：白人共产主义者以消极的眼光看待蓬勃增长的多样性，而世界性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却将其提升到道德责任的高度。今天的文化战争即是这种割裂的产物。
开放与闭关
在这种极化的大环境下，个人价值的差别本身就是由基因和生活阅历高度决定的，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是采用“封闭式共同体”的观念还是“开放式”的世界主义观念。据政治学家凯伦·斯滕那（Karen Stenner）说，两套价值取向，威权主义和保守主义，都非常重要。威权主义者相比异议和多样性，更倾向于对秩序的控制。
保守主义者倾向于保持现状而不是有所改变。这两者并不同：一个生长在像两次战争间的伊斯坦布尔那样的、日益同质化的多元民族社会中的保守主义者，将会对多元化的丧失有所怀念。但一个威权主义者却将会因此感到庆幸。但当一个同质化的社会变得多样化，如同今天西方的现状，威权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就观点一致了。
威权主义和保守主义，比起年龄，收入，阶级，性别甚至教育这样的社会类别，对右翼民粹主义更有预言性。例如，在英国大选研究（BES）中，对死刑——威权主义的代表词的支持，预测一个人投票支持脱欧的可能性为11.5%，而收入，年龄， 性别，地区和教育组合仅占4.9％。一些群体，比如老年人，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工人阶级和男性普遍更容易成为威权主义者，但是威权主义和保守主义中90%的变化都集中于社会类属上，而不是在它们之间。这个可以通过个体心理和个性差异得到部分解释：理解社会调查发现，23%的英国二人家庭，尤其是成员总体上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的家庭，在脱欧问题上有分歧。
同样的模式也可以从美国的数据中找到。比如，在2016年8月初选期间的一次舆观（YouGov）调查中，那些声称对于孩子来说，“行为举止良好”比“体贴”（另一威权主义的代表词）更重要的白人对特朗普的支持率（0分至10分的模式）比起那些持相反态度的人要高出两个点，这是一个巨大的效应。保守主义也是如此。那些强烈同意“过去美国的方方面面都强于现在”的美国白人给特朗普的评分十分制中有6.5分，而强烈不同意的人只有0.5分。
在白人中，这些差异很强烈地影响了这些个体如何看待移民。热衷于秩序而非多样性的人们，用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的话来说就是那些“将改变看作是损失”的人们，支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原因主要就是移民。实际上，不仅英国大选研究（BES）的所有受访者都反对移民投票离开，而且智库Policy Exchange数据显示，在脱欧公投中超过40%英国白人认为移民是本国面对的最大问题。相比之下，只有5%的投票者认为不平等才是本国最大的问题。在美国，给特朗普打满分的25%的白人认为，移民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而给他打零分的人们几乎没有这种看法。另外，英国和美国的数据显示，移民对于生活在最近经历了快速族裔变化区域的白人而言，要比生活在人口统计稳定地区的白人更为意义重大。这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学术文献：虽然已成规模的本地少数民族人口，通过民族间的接触减少了白人对于移民的敌意，我的调查还是发现，在大约90%的研究中，本地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加剧了白人的反对立场。
蓝色，红色和黑色地区分别在2010年前、2010至2014年之间和2015年发生了白人成为少数种族的人口结构变化，目前美国已经有12%的区县的白人在当地是少数种族，近1/3美国人生活在这些地区。
图片来自U.S.Census
这是种族主义吗？
由移民引起的分歧是十分重大的，并且它证明了要消解由两个阵营之间深刻的道德差异所引起的分歧是非常困难的。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积极自由主义者便通过反种族主义的棱镜来审视反对移民的行为。他们认为，对于白人来说通过限制移民来控制自己在人口中的比例这是种族主义者的行为。在他们看来，白人有道德上的义务来避免群体偏见。白人身份与种族主义的方程式在西方社会上层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情感政权。相比之下，消极自由主义者（白人以及少数派）并不将白人在集体自利中的行为看做是种族主义者的行为，如果这种行为没有削弱他们同胞的权利的话。
本文由调查数据证实。在运用Mechanical Turk平台进行的小型样本调查中，我发现在对于一个人来说渴望自己的民族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避免领袖是来自其它种族这样的行为是否是种族主义的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的选民中，超过90%的人都将这些偏好视作种族主义者的行为。在这种规模下的另一端却很少有政治群体认为，和本民族的人们待在一起更舒适是一种族主义的想法。然而，在涉及“部落主义”的问题上，如想让自己的孩子和本民族的人结婚，享生活在本民族是多数派的地区，或者想限制移民以求本民族在人口中占有相当比例，人们的意见是十分极化的。白人和少数派之间的分歧其实是温和的，但脱欧主义者和留欧主义者之间的差距，亦或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克林顿的支持者之间的距离是非常大的。
实际上，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白种人就是种族主义者。但是白人中更为保守的部分，约占总数的60%-80%，认为对移民的群体偏见就是沙迪·哈米德（Shadi Hamid）所说的“种族自利”的表现形式，即集体利己的一种表达而非偏见。为了衡量这些分歧，我在2016年12月将2600名美国人和1600名英国人作为代表性样本，询问了如下问题：“一位认可本民族身份和历史的美国（或英国）白人支持一项减少移民的提议。他的动机在于出于文化因素保持本民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这个人是否是A.种族主义者，B.种族自利主义但非种族主义者，C.不清楚？”
图1中的结果显示，几乎所有有着高学历的克林顿白人选民都认为上述问题中描述的人是一位种族主义者。但在特朗普的普通教育水平白人选民中，仅有5.5%的人同意这个结论，而94.5%的人都认为这只是种族自利的心理，而不是种族主义。关于上述是否是种族主义的问题，克林顿白人选民认可的比例（73%）和特朗普选民认可的比例（11%）之间是62个百分比的差距，少数派和白人之间的的9个百分比的差距（45%比36%）因此相形见绌。同样的，在英国几乎近半的留欧支持者都认为一名想要减少移民以求本民族占比例优势的英国白人是种族主义者。这个比例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留欧主义者中攀升至80%，他们渴望维持现状甚至鼓励更多移民。在脱欧的支持者中，只有6%的人同意这个陈述是种种族主义，而这一比例在甚至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的脱欧白人选民中为零。
在2017年3月，我与调查机构Ipsos-Mori合作，就同样的问题在18个国家展开调查。主张上述陈述是种族主义者的美国人比例与Policy Exchange调查的结果几乎一致，都是36%。坦白地说，我们发现一个人支持移民和他对于出于种族主义原因反对移民就是种族主义者这一观点的信仰之间最强的联系，是在西方国家。图2显示了在印度，日本，韩国和土耳其，很多认为以上陈述是种族主义者的人渴望缩减移民。相比之下，在欧洲或者其他欧洲人定居的国家，积极自由主义者和移民们的意见却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大多数西方国家接近如图所示的红线。反种族主义在西方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更加深刻地重塑了移民问题。
图3将几个独立的回答汇总在一起，我发现声称上述描述不是种族主义者的西方人有72%的机会支持移民限制，相比之下，认为是种族主义者的西方人对移民限制的支持率仅有30%。在西方之外，这42个百分点的差异就降至21个百分点——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效果要小得多。换句话说，论及对移民的态度，西方民众的价值观要比非西方民众更极化。
有意思的是，在欧洲，共产主义的民族传统主义者和持积极自由主义态度的世界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不如在美国那样直接：英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支持者更多的是被移民的实际效应所影响，而不是出于对左翼人士的厌恶，虽然后者被视作是扼杀他们身份的人。当我在Prolific Academic上询问一小群英国脱欧公投的白人选民，究竟“移民——向公共服务施压”还是“政治正确”对于他们投票影响更大，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移民，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选择了政治正确。但当我询问特朗普的白人支持者时，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政治正确，即便我还为美国的受访者们提供了第三个选项“其它”。这可能源于美国的自由派行动主义和英国比更加直言不讳，如高校，以及美国左派长期对于种族救济的强调。这些在英国左派看来并没有那么重要。
白人公民
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迫使自由主义者们面对一个问题，即多样性究竟是一项道德责任还仅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在欧洲，保守派白人的压力在引导着政治对话走向削减移民的道路。但是移民怀疑论者——多数肯定了自由派反种族主义规范，多数不愿意将自己的立场归结到种族文化上，而是假装他们关心的是移民对公共服务或者就业的压力。这些都是事后合理化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主张，是“骑手”而不是无意识的“大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骑手要走的道路。在学术文献中的共识是人们的经济状况并不能对他们反对移民作出解释。不幸的是，以反种族主义的名义迫使人文关怀缺席，会导致反移民政治家采取破坏性的政策，只解决合理化而不解决根本原因。
解决这一不幸事态将需要双方的交涉。 这项权利需要阻止对非理性恐惧及对诸如墨西哥人和穆斯林等外来群体的刻板印象等绝对种族主义行为的扩大。对纳粹主义或私党等有害因素的助长行为在公地上是无立足之地的。然而，现在是时候搁置这种认为西方白人倾向于种族现状而不是多样性是主要出自于种族主义的自负了。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表明，恰恰相反，对白人的温暖和对黑人及西班牙裔的冷酷是没有关系的。而杜克大学政治学家阿什利·贾迪娜（Ashley Jardina）则指出，和自己族群一致的白人反而比不一致的要对少数民族少很多敌意。
即便向西方国家的移民终止了，虽然并不会，人口的变化还是会继续。为了减缓族群的衰落，白人民族界限必须要放宽，面向混合种族，强调欧洲血统，而不是单一的纯白种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黑人和西班牙裔族群已经通过联姻进入白人族群了，他们接受异族通婚并且其后代完全被视作是本族成员。尽管亚洲族群大体上是没有融入的。
随着西方国家的种族构成不断转变，某种形式的白人身份将不可避免地谋求在政治上的诉求。这不一定是件坏事——自信的，张弛有度并温和的白人身份认同是克服两极分化和推进公共利益政治的先决条件。问题在于，当更加极端的身份形式被允许在暗处恶化应怎么面对。要避免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到，要求保守的白人来庆祝他们族群的灭亡是错误的，就如同右翼人士坚持为了一个一刀切的独立国家而要求清除少数民族一般，是被误导的。相反，共产主义支持者和世界主义者应当努力从对方的视角来理解这个世界。移民和民族认同应当反映出柏林所提出的妥协精神，而不应是为消除最后可能以失败告终的共同渴望而进行的一场毫无意义的徒劳。
翻译文章Immigration and White Identity in the West——How to Deal With Declining Majorities？
网络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7-09-08/immigration-and-white-identity-west
翻译：李雪妍
责任编辑：胡海娜
技术编辑：锦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