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威尔纳·穆勒 | 进入“中年危机”的民主会就此消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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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年危机”的民主会就此消亡么？

作者：扬·威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

译者：张姗姗

法意导言

近年来，民粹主义蓬勃发展，多个国家发生剧烈政治变革，许多学者认为自由民主已经进入了由盛转衰的“中年危机”。为提醒人们提防民主的消极发展趋势，一系列探讨民主危机的作品应运而生。本文以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的《民主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以及大卫·朗西曼所著《民主如何终结》（How Democracy Ends）两本书为例，介绍了在这一潮流中，政治家们对民主继续发展的不同态度。本文作者扬·威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的新书《什么是民粹主义？》于去年出版。

2018年在魁北克查尔沃瓦举行的G-7峰会。

图片来源：美联社

2018年初，荷兰社会科学家卡茨·穆德（Cas Mudde）曾指出：一股势不可挡的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球，直接导致了2016年6月英国的脱欧公投和11月特朗普的当选，这股浪潮成为2017年学术界争相研究的对象。他预测说：“在2018年，民主将彻底消亡，但我的书可以拯救它。”

2019年已经证实了他的预言。独裁主义的呼声甚嚣尘上，一系列讨论民主危机的书应运而生。《人民与民主》《会在这里发生吗》《法西斯主义：一则警告》等堆满了出版商的目录，详细阐述了民主的黯淡前景。这些书的作者大多根据20世纪30年代民主受挫的历史和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最近的独裁政治做出预测，但这些书能为我们提供多大的参考呢？当然，每个人都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人民很容易预先包装好“历史教训”，或与从未有过自由民主的国家进行强行类比，这就使我们无法准确把握这个时代民主发展的独特之处。

图为《民主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一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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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mazon.com/How-Democracies-Die-Steven-Levitsky/dp/1524762938

在民主危机产业浪潮中出版的所有书籍里，史蒂芬·莱维斯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合著的《民主如何消亡》（How Democracies Die）一书，通过对比研究，论证特朗普执政可能会危及美国民主。作为以拉丁美洲和欧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解释说，一种全球视角可以帮助许多人摆脱因“美国例外论”的信仰而产生的自满情绪。通过比较政治学研究，他们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的委内瑞拉、1945年后的西德和战时的比利时的民主存在很大的不同。他们从中概括出一个历史教训：民主不仅依赖于法院这样致力于保护法治的机构，还要求所有政治参与者必须遵守某种非正式规范，这样才能保证民主的运行。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认为像特朗普这样严重违反规范的人应该完全被排除在民主之外，因此，他们呼吁提高精英阶层的门槛，作为民主政治强有力的防线。

图为《民主如何终结》（How Democracy Ends）一书封面

图片来源：亚马逊中国

https://www.amazon.com/How-Democracy-Ends-David-Runciman/dp/1541616782/

英国著名民主理论家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著有一本题为《民主如何终结》（How Democracy Ends）的书，也提出了与民主危机丛书相似的观点。作为剑桥大学的教授，朗西曼对历史类比非常谨慎。他担心如果人们过于关注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国家自毁民主的例子，我们将会错过当今世界民主的真正挑战，其中，最为严重的两个是气候变化和社交媒体，后者正以微妙但致命的方式破坏着民主。朗西曼解释到，民主是为了保持未来的开放，让人们可以接触到新的信息和不同观点；而互联网巨头们总是让人们看到相同的东西，并从中获益。

把大数据算法与致力于全面监视其公民的国家相结合，就是当代中国的模式。朗西曼将中国的这种模式视为当今民主政治的严重对手。

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的书从一个无可争议的结论开始：民主国家不一定都会以声势浩大的方式（例如军事政变）结束，也可能悄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诚然，近年来，政变夺权的方式并没有完全消失（如埃及和泰国的变革），但如今我们的情况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当时有近四分之三的国家因军事政变从民主国家变为独裁国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民主“侵蚀”和“衰退”。

选择使用这些词语，是因为民主并不是中立的，民主的消亡实际上是许多有意识的决定的结果。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也使用了这些词语指向特定的对象。他们认为，民主的崩溃是因为精英们不再遵守民主政治发展所需的规范。他们提供了一份清单，详细说明了这些规范是什么，并警告了违反规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政治家们是否通过质疑对手赢得选举的合法性来违反民主的规则？他们是否完全否认对手的合法性？他们在政治上容忍或鼓励暴力吗？他们是否威胁要剥夺政治对手甚至媒体的自由？

无疑，特朗普违反了上述所有规范。特朗普曾明确表示，他不准备接受希拉里·克林顿获胜的合法性，作为总统，他一贯妖魔化其政治对手，鼓励在集会上对示威者施暴，并试图限制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尤为过分的是，他通过选举舞弊来控制选民。

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坚持认为，特朗普并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政治煽动者；相反，特朗普是从一种“极端极化”的文化中产生的。这种文化创造了一种环境，使捍卫民主规范性的“护栏”出现松动，而现在可能会被完全打破。该环境下的另一恶果是，当权者不再愿意认可其他权力竞争者的合法性，也不再宽容，致力于将机构特权推行到极限。

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认识到，美国的两极分化并不对称。在人们的记忆中，只有共和党人曾经否决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的听证会，以期在违背长期准则的情况下夺取最高法院的席位。并且，只有共和党和保守派才把加深文化与种族分歧作为他们的工作。然而，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认为民主的衰退不光是精英的错误，人民也有一定责任。他们警告说，如果给人民一个参加初选的机会，让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想法，将会把民主拉下地狱。在没有坚持民主准则的政党领导人和专业记者这样的“守门人”的情况下，民众可能会摧毁民主自治的机器。

这种不加掩饰的精英主义论断，与本书暗含的对共和国已有或潜在衰退的描述格格不入。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认为，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人普遍遵守政治规范，这种局面持续到南方出现共和党。当然，种族歧视的态度不是精英们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但持续加强种族主义的战略却是精英们所提倡的。

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并没有在书中强调诸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持久的民主国家之一”的陈词滥调。相反，两人认为，我们应该把20世纪的美国南方看作一个“自由之家”（美国一家独立监察机构）所称的“向民主过渡的国家”（ “country in transition” to democracy），存在着许多过渡期特有的问题。因此，尽管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一方面坚持认为美国民主的“护栏”已经岌岌可危，但另一方面，他们含蓄地提到，民主发展早期遵从政治规范的前提，在于建国初期民主的不完善。他二人还指出：“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同时做到多种族平等和真正的民主。”这一论断已得到了历史的证实。共和党人除了推选特朗普上台之外，还致力于占领诸如最高法院这样的机构，如有必要，他们还将曲解或违反规范，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维护旧秩序，对付日益强大的多数派民主。

最后，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对如何应对民主的挑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们唯一肯定的是，对于违反规范的行为，不能“以牙还牙”地应对。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有时只有“以牙还牙”才能恢复对规范的遵守。

如果认为民主只在遵守规范的方面有优势，这是错误的。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防止冲突，而是如何理解冲突。尽管评论家经常哀叹美国是如此“分裂”，但重要的是，民主制度的存在正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处理分歧。如今的问题是要争取在不否认对手合法性的前提下进行政治斗争。而在这一点上，一位谴责批评者“不是美国人”的总统已经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人民”的范围也比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所解释的要大。中期选举使人们相信，解决民主问题的办法是不再赋予“守门人”以更大权利。因为右派的“守门人”支持特朗普，而非让更多人参与进总统的竞争中。去年11月的选举和国会中的民主党的影响也表明，我们不必都成为“特朗普真人秀”政治剧场的演员。

在《民主如何终结》一书中，作者大卫·朗西曼的观点是：“如果特朗普是这一问题的答案，就说明我们的问题问错了。”

朗西曼对民主危机产业的许多产品表现出礼貌而不屑的态度。他认为，即使法西斯主义回归，也不会掀起多大的风浪。毕竟，“我们的社会和二战时期太不相同，它更富裕了，更成熟了，更网络化了，而且我们对法西斯时期的历史知识太根深蒂固了。”这听起来可能过于自信，但朗西曼的确没说错。在当代，没有任何西方国家会传播20世纪法西斯主义核心的那种暴力和种族主义崇拜。

然而，朗西曼并不完全否认历史类比的方法。对他来说，相关的比较是19世纪末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见证了技术的迅速变革、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和急速发展的民粹主义。但他进行历史类比的目的只是为了凸显我们这一时代的不同。在那个时期以及随后的“进步时代”，政治体系中仍然存在着朗西曼所说的“松懈”现象，因此大西洋两岸的社会民主人士才能扩大特许经营权，扩大税基，加强公众对国家的信任感。如今，这种“松懈”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机构毫无作为。

相比之下，莱维斯基和齐布拉特认为，政治“松懈”依然存在，民主在美国尚未充分实现。但对于朗西曼来说，民主制度已经“疲乏不堪”。朗西曼指出，这种疲惫并不代表着终结，而是类似于中年危机的无力感。人们不再被所有人都可能获得的机遇所激励；人民采取行动只是为了找回他们认为已经失去的东西，这意味着人民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责备那些造成损失的人身上。     

朗西曼认为，民主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它们的中年时期，但不能指望重新获得年轻人的热情。如果它们尝试鼓励年轻人的参与，最终很可能会造就另一个特朗普。

然而，朗西曼将民主国家类比为人的中年时期，也不可避免地暗示着民主的死亡将至。他还勾画了民主消亡的三个主要原因，其中一个致命威胁是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无法直接激发必要的政治行动来进行打击。事实上，法国“黄背心”抗议者抱怨到，为了证明提高天然气税的正当性，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只能谈世界末日，而抗议者们却要担心这个月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会很快灭亡，虽然气候变化对民主的影响非常大，但也不足以彻底扼杀民主。

朗西曼认为，另一个严峻挑战是Facebook和社交媒体的兴起。他相信，互联网的确改变了世界，但社交媒体也的确会成为国家的敌人。这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Facebook是连接人与人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强制性规范；而且与《利维坦》（Leviathan）封面上手持利剑的巨人不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并不能用手机实施暴力。但在某种程度上，Facebook与利维坦是一样的，那就是它们都建立自己的权威：Facebook的水平网络也有一个陡峭的组织层。

最重要的是，Facebook对民主的挑战是认识论的挑战。互联网巨头想了解我们，从而给我们看到更多想要的东西。相比之下，民主是一种制度化的不确定性形式：你无法了解选举和政治发展中会发生什么。这种开放性是力量的源泉；这意味着民主国家可以学习和适应。尽管互联网承诺将世界上的知识放在我们的指尖，但事实上，它通过选择知识来加强我们的政治偏见，从而关闭我们的思想。

Facebook实行的是一种温和、微妙的专制，朗西曼所言的第三个威胁，也带有这种特点。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和谐力量；朗西曼认为，中国这一市场友好型的政权是民主的真正对手。

民主制度承诺会以社会保障（如美国）或国家卫生服务（如英国）等形式将个人尊严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而中国除了给国家带来富足的机会外，对个人不做任何承诺。诚然，中国公民也希望得到尊严，但他们要首先服从于民族主义和大国地位。这种集体尊严与个人政治排斥完全兼容，朗西曼想：如果民主国家不能提供集体物品，个人对民主的尊重是否足以帮助其生存？

朗西曼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他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国家出了问题，你更愿意去哪里？然而，认为“最坏的情况会催生最好的民主”的想法似乎很难与朗西曼对民主国家无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担忧相一致。

在书的结尾，朗西曼以他彬彬有礼的、自嘲的方式承认他对民主的威胁也没有解决办法。《民主如何终结》与有时听起来相当独裁的民主危机产业的政治自助手册大不相同，后者宣称：“历史已经解释你必须行动起来捍卫民主。”而朗西曼只建议我们应该思考什么，而不是我们应该怎么想。他的书即使有时只是猜测，但也塑造了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想象。

朗西曼或其他任何人如何知道他关于“民主已近迟暮[h1] ”的主张是真正正确的？有人可能会说，特朗普的上台不是民主进入“中年危机”的产物；相反，他是年轻人错误判断的产物，一旦错误判断的代价变得清晰，人们就可以最终集中精神，使民主更加成熟，而非继续固守上一辈留下来的规范和制度。但现在，为了理解我们从没有认真对待过的一些民主理想，我们必须继续遵守规范。

当特朗普卸任总统很久之后，当民主防御产业的产品被废弃很久之后，朗西曼的作品将受到关注。它唯一的弱点也许是英国人的逆反天性。针对书中存在大量的自相矛盾和令人困惑的话语，朗西曼没有作任何解释。但这对于一本精彩的书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瑕疵。 

备注：

Over the hill已经过了鼎盛时期

翻译文章：

Jan-Werner Müller, Is This Really How it Ends: Democracy’s midlife crisis, The Nation, April 2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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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张姗姗，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法律硕士，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翻译的工作就是拆毁“巴别塔”，让人们在聆听世界不同声音的过程中，变得更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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