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报》|为什么我们应该铲平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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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为什么我们应该铲平商学院？

作者：马丁·帕克 （Martin Parker）

译者：黄致韬

法意导言：

可能是因为光明的“钱途”，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的学生中，商学院都最炙手可热。但是本文作者马丁·帕克（Martin Parker）却认为应该对现有的商学院模式进行彻底的改革。2018年他在《卫报》（The Guardian）发表《为什么我们应该铲平商学院？》（Why should we bulldoze the business school）,文章认为商学院的价值取向完全市场经理主义（market managerialism），在这样氛围中成长的商科学生也会完全认同这种价值观。在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就会变成推动资本主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帮凶。让商学院和其毕业生真正承担起社会责任，绝不能说说而已，还必须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对商学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图为伦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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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参观普通的大学校园，最新最炫的建筑很可能都来自商学院。商学院拥有最好的建筑，因为它从教人们如何盈利的知识形式中，获得最多的利润（或者委婉地说，"贡献"或"盈余"）——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

商学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它们也被广泛认为是智力欺诈的地方，助长了短期主义和贪婪的文化。（关于MBA——工商管理硕士——真正代表什么，有一大堆的笑话：“平庸但是傲慢”（Mediocre But Arrogant）、“意外管理”（Management by Accident）、“更多馊主意”（More Bad Advice）、“狗屁大佬”（Master Bullshit Artist）等等。对商学院的批评是各式各样的：雇主抱怨毕业生缺乏实际技能，保守者鄙视精致利己的MBA，欧洲人抱怨美国化，激进者批评权力集中于资本走狗的手中。2008年以来，很多评论员也认为商学院是制造金融危机的帮凶。

在商学院任教20年后，我开始相信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彻底关闭商学院。这不是商学院同仁的代表性意见。即便如此，过去十年来，商学院受到的很多批评都来自学校内部，这一点令人瞩目。许多商学院的教授，尤其是北美的教授，认为他们的机构已经误入歧途。他们说，商学院已经腐朽了，院长追求资金，老师给学生他们想要的，研究者用公式化的论文在没人读的期刊上灌水，学生希望得到一个文凭，来弥补他们钞票的损失（或者说，更有可能是他们父母的钞票）。最后，大多数商学院毕业生无论如何都不会成为高级经理，只是匿名办公大楼隔间里里岌岌可危的寄生虫。

这些不是来自社会学教授、国家决策者或是愤怒的反资本主义活动家的抱怨。这些观点来自内部人士、商学院员工的书中，他们自己对所从事的事情感到有些不安甚至厌恶。当然，这些不同意见仍然是少数人的意见。大多数商学院的事务都安然地不被任何怀疑的论调所关注，因为当事人都忙于润滑齿轮，无暇关注引擎正在去向何方。尽管如此，这种内部批评是响亮而重要的。

问题是这些圈内人的异议好像已经在铺满厚地毯的走廊里完全制度化，以至于现在经过也没有动静，像往常一样，仅仅是一个对商业司空见惯的反对。在书和期刊上大声哭诉商学院的问题创造了饭碗。有两位内部人士称，商学院是"一台呕吐出恶心和无用渣滓的癌症机器"。即使是诸如《反对管理》、《狗娘的管理》和《给贪婪混蛋的商业指南》等书，也似乎并没有给作者带来任何特别的麻烦。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前两个是我写的。坦率地说，我没有惹上麻烦这一点，充分说明了这种批评在多大程度上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这是有回报的，因为我发表这件事本身比我发表了什么内容更重要。

图为沃顿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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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学院问题的大多数解决方案都回避激进的重组，倾向于回归所谓更传统的商业做法，或者在"责任"和"道德"等术语装饰下进行道德重整。所有这些建议都未触及根本问题，即商学院只教授一种组织形式——市场经理主义（market managerialism）。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叫来推土机，并呼吁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管理、商业和市场。如果我们希望当权者更加负责，那么我们必须停止教导学生，告诉他们英雄般的转型领导人是每个问题的答案，或者学习税法的目的是逃税，或者创造新的欲望是营销目的。在任何情况下，商学院扮演着卫道士的角色，把意识形态当作真理来推销。 

 2011年，国际商学院协会（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估计，当时全世界有近13，000所商学院。据估计，仅印度就有3 000所私立商学院。请暂停片刻，并考虑下这个数字。想想那些机构雇佣的大批人，想想那些带着商科学位走出校园的毕业生大军，想想以商业教育的名义流通的巨额资金。（2013 年，美国前 20 个 MBA 课程的收费至少为 10 万美元（7.2万 英镑）。在撰写本文时，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正在宣传其MBA课程的学费为8.45万英镑。）难怪这个潮流不断滚动。

在大多数情况下，商学院都采用类似的形式。建筑是通用的现代样式——玻璃，面板，砖。外面有一些昂贵的标牌，上面有一个浅色的标志，可能是蓝色的，也可能是正方形的。门会自动打开。建筑物里面会有一个打扮得很专业的女接待员。墙上挂着一些抽象的艺术品，也许还有一两幅横幅，上面写着一些充满希望的宣言：“我们意味着商业。”“为了影响力的教学和研究”。大厅的某处会挂着一个大屏幕，上面会播放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为来访的演讲者做广告，教你如何准备简历。闪亮的营销传单放在分发架上，封面上是那些性格开朗学生的图片。在传单上，你可以发现对字母表的精湛使用：MBA、管理学硕士（ MSc Management）、会计学硕士（MSc Accounting）、管理与会计硕士（MSc Management and  Accounting）、市场营销硕士（MSc  Marketing）、国际商务硕士（MSc International Business）、工商管理硕士（MSc Operations Management）。

奢华的报告厅会铺着厚厚的地毯，也许是以公司或个人捐赠者的名字命名的。讲台上印有商学院的标志。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带有标志，就像担心自己的财产可能会被盗，就把自己的名字标在了所有东西上的人一样。与大学其他部分的一些破旧建筑不同，商学院努力提高效率和信心。商学院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用容光焕发的面貌坚定地应对忙碌的未来。它关心人们如何看待它。

即使现实并不总是那么闪亮，比如屋顶漏水，或者厕所被堵住了。但商学院院长也会认为他们的学校是这样的，或者他们希望学校是什么样子。一台将来自学生收入转化为利润的整洁的机器。 

商学院到底教什么？这是一个比最初看起来更复杂的问题。许多关于教育的文章探讨了“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不明显地为学生提供课程的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人员探索了社会阶层、性别、种族、性行为等是如何在课堂上被隐性教授的。这可能涉及把学生分到不同的班级——比如说，女生做家务，男生做金属加工，这反过来又在表示对不同的人群来说什么才是自然和正当的。隐性课程也可以以其他方式教授，比如通过实施教学和评估的方式，或通过课程中包括或不包含的内容。隐藏的课程告诉我们什么重要，谁重要，哪些地方最重要，哪些主题可以忽略。

许多国家做了大量工作来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有关黑人历史、女性在科学界的地位或是作为诗歌的流行音乐的资料已经相当常见了。这并不意味着隐性课程不再是问题，但至少在许多较开明的教育系统中，现在人们不再想当然的假设世界只有一个历史，一组参与者，一种叙事方式。

但在商学院，显性的和隐性的课程都是同一种调子。所教的东西和教授的方式通常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经理主义的价值被灌输和推销，就好像没有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一样。

图为哈佛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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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教育毕业生“弱肉强食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最终为那些拿着别人的钱来冒大险，自己却拿大钱的人找借口，也是不足为奇的。如果我们教育他们，没有任何底线，那么关于可持续性、多样性、责任等等的理念就仅仅是装饰品。管理学研究和教学经常传递的信息是，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驱动资本主义的金融和法律技术是一种科学形式。这种意识形态与技术主义的结合，使商学院成为一个如此有效但危险的机构。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商学院的课程以及教学方式，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是怎么运作的。以金融学为例。这是一个关注理解有钱人如何投资的领域。它假定有人拥有金钱或资本，可以用作货币的担保，因此也假定收入和财富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任何特定社会中的不平等越大，在金融市场就越大，豪华游艇市场的利润也越大。金融学者几乎总是认为，以资本赚取利润（无论它是获得的）是一种合法甚至值得称赞的活动，而技术娴熟的投资者则因他们的技术技能和成功而为人崇敬。这种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最大化财富的收益，通常是通过开发能够使其成倍增长的数学或者法律机制。成功的金融策略是那些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创造最大回报的策略，因此这些策略长远来看会加剧既已存在的社会不平等。

或者想想人力资源管理。这个领域将理性利己主义（rational egoism）理论——大致说人们根据理性计算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应用于组织中个人的管理。这个领域的名称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人与技术或资金资源相似，因为是管理层用来建立一个成功的组织的要素。尽管人力资源管理使用这“人”（human）个词，但它并不特别在意人是怎么样的。它关心的对象是人的种类——妇女、少数族裔、表现不佳的员工——以及她们与组织运作的关系。商学院也喜欢解决对管理策略有组织抵抗的问题，通常表现为工会。需要说明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并不支持工会。它是有偏袒的。这一职能最雄心勃勃的表现是寻求制定"战略"，协助高级管理层制定计划，在这里开设工厂，或关闭在那里的分支机构。

类似的场景可以适用于大多数商学院的其他学科，比如会计、市场营销、国际商务、创新、逻辑学。但我将最后谈论商业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课程，这几乎是商学院中唯一对管理教育和实践的后果进行了持续批评的领域。这些领域以作为商学院的批判者为荣，坚称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教学和研究形式需要改革。对于推动这些领域写作和教学的抱怨是可预见的，但却很重要。因为永远存在着被教导贪婪是好事的毕业生。

问题是，商业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课程是商学院营销中用作橱窗装饰的科目，也是掩盖商学院院长良知的遮羞布——仿佛谈论道德和责任是与落实它们是一回事。他们几乎从未系统地提出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即由于目前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产生了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课程要研究的问题，所以这些社会和经济关系需要更改。

你可能会认为，这些研究和教学领域本身都是无害的，总体而言，它们似乎涵盖了商业活动的所有不同层面——金钱、人、技术、运输、销售等等。但在商学院学习的每个科目，都有一个共同假设。

所有这些领域首先分享的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即市场经理主义下的社会秩序是可取的。全球贸易的加速、市场机制和管理技术的使用、会计、金融和业务等技术的推广，都并不总受到质疑。这是对现代世界的一个进步的描述，它依赖于对技术、选择、富足和财富的承诺。在商学院内部，资本主义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结，这是一种超越其他所有经济模式的经济模式，现在被教导为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

第二种假设是，员工、客户、经理等等人类行为被完全理解清楚，就好像我们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一样。这提供了一组背景假设，允许为商业组织的利益制定如何管理人的模型。

如何激励员工、纠正市场失灵、设计精益管理系统或说服消费者花钱都是同样的问题。这里预先确定的利益是想要控制的人的利益，而作为利益对象的人可以被视为可以被操纵的人。

因为它借用了大学的校服和校服，把自己的知识隐藏在科学的组织里——期刊、教授、大写字母——相对来说，很容易想象商学院出售的知识和出售知识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没有实际那么粗俗和愚蠢。

对以上这些最简单、也最能让大多数人了解商学院的情况的总结是，商学院是教人们如何从普通人的口袋里掏钱，然后自己存起来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但某种程度上，商学院实际上教导"贪婪是好事"。正如耶鲁大学前管理学院院长乔尔·波多尔尼（Joel M Podolny）曾这样说：“如今的商学院竞争方式导致学生问，‘我能做些什么来赚到最多的钱？’教职员工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将其行为的道德后果视为仅仅是画蛇添足。”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图景得到了研究的支持，尽管其中一些质量令人怀疑。对商学院学生进行的各种调查表明，他们对教育有工具性理解;也就是说，他们想要的东西是营销和广告告诉他们的。在课程方面，他们希望教授简单实用的概念和工具，他们认为这些概念和工具将有助于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哲学更是无聊透顶。

作为一个在商学院教了几十年书的人，这种发现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尽管其他人认为更多的是煽动性的发现。一项美国调查将MBA学生与被关在低安全性监狱的人进行了比较，发现后者更合乎道德。另一位建议说，如果有关个人有商科教育或服兵役的经历，那么发生某种形式的公司犯罪的可能性会增加。（这两种职业大概都涉及免除对组织的责任。）其他调查显示，学生进商学院的时候相信员工的幸福和客户满意度是重要的，离开商学院的时候认为股东创造价值是最重要的问题。商学院的学生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容易作弊。

原因和影响（或真实的调查结果）是否像这样的调查一样明确，我表示怀疑，但如果认为商学院对毕业生没有影响，也是同样愚蠢。拥有MBA可能不会使学生贪婪、不耐烦或不道德，但商学院的显性和隐性的课程确实在教导学生这些。并不是说这些课程在出问题时会被承认，因为那时商学院通常会否认所有责任。不过，这是一个麻烦的立场，因为正如2009年《经济学人》的一篇社论所说，"你不能说，你的使命是‘教育那些对世界有影响的领导人’，然后在他们带来的影响是坏的时候，又给校友洗白"。

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场推卸责任的游戏一直在进行，所以大多数商学院院长也试图责怪消费者借贷过多、银行家行为如此冒险、害群之马如此糟糕以及金融体系如此糟糕，这并不奇怪。毕竟，谁会说他们只是教人贪婪呢？

我们在大学里找到的知识之门是基于排除法。一门学科是通过教授这个而不是那个，关于空间（地理），而不是时间（历史），关于集体的人（社会学），而不是关于个人（心理学）等等。当然也有漏洞，这些漏洞往往是最有趣的思考发生的地方，但这种划分是所有大学学科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一直研究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在大楼和走廊的门上有部门的名字。

然而，商学院是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它通过将商业生活与其他的世界分开而构成，但随后又经过进一步的专业化。商学院将资本主义、公司和管理者视为默认的组织形式，而其它一切则作为历史、异常、例外、另类。在课程和研究方面，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大多数商学院都是大学的一部分，大学通常被理解为对所服务的社会负有责任的机构。那么，为什么我们假设商科课程应该只教授一种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好像这是安排人类生活的唯一方式？

商学院所售的市场经理主义正在产生的那种世界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世界。对于富人和有权势的人来说，这是理想国，这也在激励学生想象自己加入这个群体，但是这种特权有很高的成本，导致了环境灾难、资源战争、难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鼓励过度消费，以及在工作中坚持反民主做法。

推销商学院的工作原理是忽视这些问题，或将其作为挑战提及，然后在教学和研究实践中忽略它们。如果我们想要能够应对这个星球上人类生活面临的挑战，那么我们需要研究和教导尽可能多的集体想象出的不同形式的组织。我们假设全球资本主义可以继续存在实际上是假设了毁灭之路。因此，如果我们要摆脱照现有的商业模式，那么我们还需要彻底地重构现有的商学院。这不仅仅意味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虔诚抱怨。这意味着放弃我们所拥有的，重新开始。 

翻译文章：

Martin Parker,Why we should bulldoze the business school, The Guardian, 2018

网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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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黄致韬，北京大学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爱读书，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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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刘林让

责任编辑:YU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