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土地大劫案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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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土地大劫案

作者：范恩·纽柯克（Vann R. Newkirk II）

译者：刘昭媛

法意导言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段耳熟能详的话出自美国《独立宣言》。但种族歧视这只幽灵却始终盘旋在美利坚的土地上。种族歧视的表现有公开的、合法的，有隐蔽的、实际的。本文从美联邦政府一系列歧视性的法律手段和借贷政策切入，讲述了美国白人如何隐蔽地、看似合法地剥夺了黑人的土地，将财富由黑人转移到白人手中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联邦政府支持的种族主义行动给黑人农民造成的损失不仅是直接的经济损失，还有发展机遇、平均寿命、政治命运上的落后。本文于2019年8月12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杂志。本文作者范恩•R•纽柯克（Vann R. Newkirk II）是《大西洋月刊》杂志的记者和特约撰稿人，执笔领域包括政治、种族与医疗政策。

图为本文作者范恩•R•纽柯克（Vann R. Newkirk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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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疲力竭

“你以前切过棉花吗?”“威丽娜·斯科特-怀特（Willena Scott-White）当时正这样考验我。我和她坐在一辆雪佛兰西尔维拉多皮卡车的驾驶室里，拍打着成群飞舞的巨型蚊子。上次她打开窗户时，这些蚊子已经侵入了车内。那天，我和她的家人一起在密西西比州的勒弗洛尔县鲁尔维尔郊外种地。斯科特-怀特用她饱经风霜的褐色双手递给我一个猪肉三明治，三明治外面裹着一条油渍斑驳的纸巾。我拍了拍我的腿。事实证明，蚊子可以咬穿牛仔布。

用播种机播种的棉花必须切碎，然后亲手用锄头给棉花除草，这样才能有条不紊地生产出一排排蓬松的棉花。这项工作非常累人，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坚持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工作比这项工作要求更高。我曾在其他作物上长时间劳作过，但面对斯科特•怀特(Scott-White)这样一位切棉花长大的六十出头的祖母一样的女士，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有切过棉花。

“那么你从来没有工作过”，她回答道。

我们开车时路过的周遭田野单调乏味。对于行间作物而言，单一是好的。但当我们横跨了61号公路，在勒弗洛尔县和玻利瓦尔县巡视1000英亩土地时，斯科特•怀特指出了地块之间的界线：这里有三个装粮食的钢筒仓，那里是一个哨所，远处是一片脏乱的荒野。每一个地标都提醒着她，她曾经为保留或重获这些遗留物而奋斗过，而她也自豪地提到这一点。这里的每一个东西也都提醒她，它们一度被偷走过。

沿着61号公路穿过密西西比三角洲，你会发现许多景色与五十或七十五年前的样子别无二致。从孟菲斯到维克斯堡，气势恢宏的种植园和摇摇欲坠的猎枪房在乡村依然随处可见。大片的田野绵延千里。插进黑三角洲泥土中的手属于威莲娜•斯科特•怀特这样的人，他们是非裔美国人，他们的相貌和名字都源自曾经为奴于此、被留于此的男男女女，而他们选择继续留在这里，以照料他们祖先曾经照料过的土地。

但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在那个年代，国王棉花的雪白的棉铃统治着一切。现在这片土地大都种满了绿色的大豆。农场和种植园的规模要大得多，他们用经过生物工程技术处理后的植物、激光制导拖拉机和无人机进行工业操作。真正的农民仍然拥有的农场越来越少。全美各地公司董事会的投资者已经在三角洲地区购买了数十万英亩的优质土地。如果你是在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eachers Insurance and Annuity Association）退休账户中拥有数百万的人中的一员，你自己甚至可能拥有一小部分土地。

TIAA是美国最大的养老金公司之一。连同子公司和相关基金，该公司仅在密西西比州的投资组合就拥有超过8万英亩的土地，其中大部分位于三角洲地区。如果把阿肯色州的新月状的沃土包括在内，TIAA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一个狭长地带拥有超过13万英亩的土地。TIAA并不是该地区唯一的大公司业主。汉考克农业投资集团（Hancock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Group）在其所谓的“三角洲州”管理着超过6.5万英亩的土地。从事房地产信托业务的农地合伙基金公司在三角洲地区及周边地区拥有3万英亩土地。截至2011年，瑞士联合银行（UBS）的子公司AgriVest拥有2.2万英亩土地。（虽然记者要求提供更多近期信息，但AgriVest没有作出回应。）

与两三代以前的黑人不同，今天居住和工作在三角洲地区的黑人，无论是作为劳工，还是以业主的身份，都几乎完全被从土地上连根拔起。据报道，去年2月，TIAA在密西西比州的华盛顿县（Washington County）以2亿多美元的价格购买了5万英亩土地。在那里，虽然黑人占总人口的72%，但无论是以部分占有还是全部所有的形式，他们只拥有11%的土地。在图尼卡县（Tunica County），TIAA从该州一些最古老的拥有农场的白人家庭那里收购了种植园，黑人占该州总人口的77%，但只拥有6%的农田。TIAA也在霍尔姆斯县（Holmes County）拥有种植园，这是美国黑人数量第三多的地方，黑人约占总人口的80%，但只拥有19%的农田。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一家公司在三角洲地区积累的投资组合几乎等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并塑造了这片土地的非裔美国人的剩余资产。

这不是一个关于TIAA的故事，至少不是主要说TIAA的故事。该公司在该地区新获得的主导地位，只不过是一层表土，而覆盖在这层表土上的是，一段充斥了黑人遭受土地损失而法律许可白人盗窃的历史，而TIAA在这段历史中并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TIAA的立场有助于我们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歧视的罪行是如何被洗清的，以及非法所得的遗产如何成为美国生活的结构性组成部分。这片土地首先被印第安人用武力夺走。然后，被奴役的非洲人用他们的劳动将这片土地清理干净、进行灌溉、发展生产集约化农业，他们本应在黑奴解放后拥有其中的一部分土地。后来，白人通过各种手段将黑人拥有的农田据为己有，这些手段有时是合法的，往往是强制性的，在许多情况下是合法的也具有强制性的，有时还是暴力的。这块土地被聚合成更大的土地，经过多次土地聚集，它们最终吸引了华尔街的兴趣。

图为威莱娜•斯科特•怀特的儿子约瑟夫·怀特在斯科特家所有的土地边割草，地点在密西西比州的芒德拜尤。（Zora J·Murff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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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各地小农场的所有者长期以来都受到较大经济力量的冲击。但是南方的黑人地主，尤其是三角洲地区的黑人地主所遭遇的情况却截然不同。他们不仅受到经济变化的冲击，还受到白人种族主义和当地白人势力的冲击。因为奴隶契约而发动的战争使美国98%的黑人农业土地所有者失去了土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失去了1200万英亩土地。但即便是这一声明也错误地将损失归咎于很久以前的历史。事实上，这些损失大多发生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今天，除了少数像苏格兰人这样的农民能够保留或夺回一些土地之外，生活在南方腹地这个生产力最高的角落里的黑人对他们脚下的土地几乎没有任何财富。

对土地的渴望

在密西西比州，土地一直是种族冲突的主要战场。在家园重建过程中，曾在南北战争前统治社会的种植园主们进行了激烈反抗，这使任何有关土地的承诺或被解放黑奴自由管理局（Freedman’s Bureau）做出的保护承诺都化为泡影，并迫使大批黑人劳工重新成为事实上的奴隶。但是黑人人口的巨大规模（在密西西比州，黑人人数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占多数）意味着成千上万的黑人作为土地所有者，能够在黑奴解放到经济大萧条这段时间内拥有立锥之地。

在南方重建期间，受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所称的自由人“对土地的渴望”的驱使，两代黑人工人把钱存了起来，竭尽所能地寻找每一块可用的、他们负担得起的土地，无论这块土地多么贫瘠或糟糕。一些黑人找到了同情他们的白人地主，愿意把土地卖给他们。一些黑人擅自占用了未被使用的土地，或是获得了极少数的可供黑人使用的宅基地。一些黑人追随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进行乌托邦式的农业试验（这一试验参加人员全是黑人），比如玻利瓦尔县（Bolivar County）的乌尔班尤（Mound Bayou）。

这其中从来没有太多的正义，也从来没有离正义咫尺之遥过。但到了20世纪初，黑人有了一些可以坚持的东西。根据历史学家詹姆斯•C•科布（James C. Cobb）的说法，在1900年，图尼卡县黑人地主的数量是白人地主的三倍。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1910年有25000名黑人农场经营者，比1900年增加了近20%。在1910年，密西西比的黑人农田是所有州中最多的，达到了220万英亩，约占全国黑人拥有的农业用地的14%。

黑人这个立足点从未稳固过。从一开始，即使是最积极进取的黑人地主也发现自己在打一场消耗战，这场战役往往充满了法律障碍，这使得将土地所有权传给后代变得十分困难。博伦•卢卡斯（Bohlen Lucas）是三角洲地区重建期间为数不多的黑人民主党政治家之一（当时大多数黑人政治家都是共和党人）。但是，和许多农民一样，卢卡斯也依赖于强大的放贷机构提供的信贷。农民们常常不得不以预期收成作为抵押来借款，以此购买设备、物资，支付土地上的租金或抵押贷款。在卢卡斯这个例子中，信用特别依赖于白人的支持。作为交换，卢卡斯帮助选举出了重建政府，而此后他的支持者却抛弃了他。卢卡斯只剩下20英亩的土地。

在汉弗莱斯县，刘易斯·斯皮尔曼（Lewis Spearman）避开了白人赞助的陷阱，他买下了价值较低的林地，并在那里牧牛，后来又在那种植棉花。但当棉花在19世纪80年代崩盘时，斯皮尔曼债台高筑，其经济情况也随之一落千丈。

大约世纪之交时，在莱弗洛尔县，一个黑人农场的组织者和自给自足的支持者（在当地报纸上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坏黑人”）领导了一场黑人民粹主义的觉醒运动。他大胆地上街游行，此外，据一些报道，他还发起了对白人商人的抵制活动。一个白人民防团对此做出了回应，他们可能杀害了多达100名黑人农民和佃农，以及妇女和儿童。“坏黑人”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命运尚不明朗。一些消息人士说，他逃到了杰克逊县（Jackson）那里，并且隐姓埋名地生活。

和他的许多祖先一样，威莲娜•斯科特-怀特的祖父老埃德•斯科特（Ed Scott Sr.）也只是通过意志力获得了这片土地。在威莱娜用卡车带来的厚厚的家族历史资料夹里，以及我们在田野间翻阅的那些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生的传奇性已经达到了民间传说的光辉程度。1886年，他出生在阿拉巴马州西部，那一代人摆脱了奴役。在同样的土地饥荒的刺激下，斯科特带着年幼的家人来到三角洲，寻找机会耕种自己的土地。他将土地出租出去、分给佃农耕种，他还为白人种植园主管理大型农场，白人种植园主很看重他经营他们庞大庄园的能力。帕尔默·H·布鲁克斯（Palmer H. Brooks）就是其中之一，他拥有一个7000英亩的种植园，该种植园跨越了密西西比州的莱弗洛尔县（Leflore）和向日葵县（Sunflower）。布鲁克斯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进步主义者，他鼓励种植园里的黑人劳工创业，为他们建造学校和教堂，并提供贷款。当布鲁克斯决定把土地卖给黑人劳工时，斯科特已经准备好了，他买下了自己的头100英亩土地。

与博伦•卢卡斯（Bohlen Lucas）不同，斯科特基本上避开了政治。与刘易斯•斯皮尔曼不同的是，他偿还了债务，并与一些白人亲密盟友保持联系——这是必要的，因为他通常拒绝政府援助。与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不同的是，他在已经既有规则下领导着自己的社区，他似乎对自己在完全种族隔离的环境中为家庭所赚的钱感到满意。他利用自己的技术技能和管理才能，给富有同情心的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消除了他们的敌意。“爷爷总是有很好的车，”斯科特-怀特告诉我。他们在辛苦的生活中为骄傲所困。正如当时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情况一样，一辆新卡车不仅是繁荣兴旺的浮华标志，也是一种信用评分。穿着浆过的衬衫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斯科特的地位（这种提升总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甚至超过了一些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开车进城的白人农民。随着他所持股份的增加，他的卡车变得更加闪亮。1957年斯科特去世时，他已经拥有了超过1000英亩的农田。

斯科特•怀特把我一直带到了奎尔弗河旁，她家族的传说就是从那里开始的。这条河传出一种令人窒息的、绿褐色的汩汩声。这是一条慵懒的水道，让人想象里面满是肥肥的、打着哈欠的鲶鱼和蛇。“先生，布鲁克斯把这条河东侧的所有土地都卖给了黑人。”斯科特•怀特这样告诉我。她挥动手臂，环抱着无边无际的田野。“所有这些房子都曾经属于黑人家庭。”

图为斯科特大家族的成员，右起依次为：老艾萨克•丹尼尔•斯科特（Isaac Daniel Scott Sr），他的妻子露西·查特曼-斯科特（Lucy Chatman-Scott），威莱娜•斯科特•怀特(Willena Scott-white)，威莱娜的儿子约瑟夫•怀特（Joseph White）和女儿杰德•玛丽•怀特(Jade Marie White)。（Zora J•Murff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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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并

在三角洲地区和全国范围内，黑人拥有土地的时代，在斯科特去世时就已经开始没落了。正如历史学家皮特·丹尼尔（Pete Daniel）所述，在1950年后的25年间，美国50万个由黑人所有的农场倒闭了。紧急土地基金（Emergency Land Fund）成立于1972年，旨在解决土地被剥夺的问题。该组织的前主席乔•布鲁克斯（Joe Brooks）估计，从1950年到1969年，黑人农民失去了大约600万英亩土地。他们平均每天失去820英亩的土地，其面积相当于纽约中央公园。南方黑人拥有的棉花农场几乎完全消失，仅在20世纪60年代就从8.7万个减少到刚刚超过3000个。根据美国农业普查，从1950年到1964年，密西西比州农场面积的种族差异不断扩大，黑人农民失去了近80万英亩的土地。马萨诸塞大学的达尼娅·弗朗西斯（Dania Francis）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达里克·汉密尔顿（Darric Hamilton）等人参与了一个研究小组，该研究组为《大西洋月刊》杂志做了一项分析：如果将土地损失转化为经济损失（包括财产和收入），以今天的美元计算，当时黑人农民的损失在37亿到66亿美元之间。

这是一场无声的、毁灭性的灾难，而这一切是由联邦政策造成并维持的。1937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新政”中的农业救助专项帮助开启了这一趋势。当时，美国农业部内的一个机构，即农场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成立了。尽管表面上FSA的存在是为了帮助这个国家的小农，就像罗斯福新政的其他部分一样，但白人管理者经常忽视或针对贫穷的黑人：拒绝他们贷款，并将佃农的工作分给白人。1945年罗斯福去世后，国会中的保守派建立了联邦家庭管理局（Farmers Home Administration，简称FmHA）取代了FSA。FmHA迅速改变了FSA针对小农户的项目，建立了支撑当今美国农业的贷款和补贴结构的核心结构。1961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的政府创立了农业稳定与保护服务局（ASCS）。这是FmHA的一个补充项目，它也向农民提供贷款。ASCS是联邦政府的一项努力举措，也是农业部的一项努力措施。但最重要的是，发放资金和信贷的委员会成员是在当地经选举产生的，而当时黑人是被禁止投票的。

通过这些计划，通过大规模的农作物种植和剩余采购，美国农业部成为了三角洲等地区大部分农业经济的安全网、价格制定者、主要投资者和唯一监管机构。农业部可以向高风险农民提供比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更好的贷款条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过私人信贷。在他的书《巧取豪夺》（Dispossession）中，丹尼尔称这种设置为“农业综合政府”。授予土地的大学向农场经营者和美国农业部的代理机构提供资金，而后者将这些经营者与联邦资金联系起来。随着小型农场的崩溃，许多大型种植园成长为更大的工业化大型农场。大型农场控制着农业政策，为种植园带来了更多的钱，利率也更高。各级农业综合政府的领导人都是白人。

通过美国农业部（USDA）所做的重大审计和调查可以发现，美国农业部通过其贷款项目施加的非法压力，造成了大量财富从黑人农民向白人农民转移，这一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后尤为突出。1965年，美国民权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Civil Rights）发现，在联邦政府对农民的投资水平上，存在明显的种族差异。委员会的南部县抽样调查发现：相对于同样规模的黑人拥有的农场，FmHA向白人拥有的中小农场提供更多的贷款，这就是种族歧视“加速了黑人农民的流离失所和贫困”的证据。

在向日葵县，一名叫特德·基南（Ted Keenan）的男子告诉调查人员，1956年，由于他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任职，并公开主张投票权，尽管农作物欠收，当地银行还是拒绝了他的贷款。FmHA也拒绝向他提供贷款。基南描述了向日葵县白人公民委员会（White Citizens’Council）主席尤金•菲斯卡克利（Eugene Fisackerly）和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James Eastland）的代表是如何恐吓他放弃加入NAACP和放弃投票的。伊斯特兰是一名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在向日葵县经营着一大片种植园。直到伊斯特兰的经纪人才打电话给当地的联邦住房管理局，这才促使他重新考虑基南的贷款。

2001年，美联社对针对黑人农民的敲诈、剥削和盗窃行为进行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结果发现了100多起类似基南的案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霍尔姆斯县（Holmes County）的雪佛兰经销商诺曼·威斯比（Norman Weathersby）垄断了当地卡车和重型农业设备，他要求黑人农民把土地作为贷款设备的抵押。而他的好朋友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rider）是当地联邦住房管理局的经理。该地区的黑人农民声称这两个人在经营着一个骗局：斯特德在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贷款上拖延他们，这意味着他们会拖欠威斯比的贷款，最后只能把他们的土地让给威斯比。据报道，黑人农民被当地银行拒之门外，所以斯特德和威斯比可以自由经营这个骗局。

分析了联邦政府借贷项目的历史后，紧急土地基金强调了一个关键的区别。虽然大部分黑人土地的损失表面上看似乎是通过法律机制——“税收出售、分区销售、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但是实际上主要来自非法压力，包括联邦和州项目中的歧视、律师和投机者的欺诈、非法拒绝私人贷款，甚至直接的暴力或恐吓行为。由白人控制的FmHA和ASCS委员会的歧视性贷款服务和拒绝贷款，迫使黑人农民丧失了抵押品赎回权，之后他们的房产就可以被富裕的地主购买，而这些地主几乎都是白人。私人贷款机构的歧视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许多没有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黑人农民都被白人税务评估人员欺骗了，他们的评估定得太高，导致他们承担不起纳税义务。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税收出售，土地再次被富有的白人购买。黑人缺乏获得法律服务的机会，遗产继承变得复杂，直接影响到家庭对土地的所有权。私刑、警察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恐吓有时被用来剥夺黑人农民的土地。甚至就算没有这些欺骗和恐吓，很多暴力行为导致黑人农场成为无主之地。

在1985年与史密森国家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s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的研究员的访谈中，亨利•伍达德（Henry Woodard Sr.）（一个1950年代在图尼卡县购买土地的非裔美国人）称，自己多年来通过联合自己的产业、FmHA和白人银行提供的小额贷款，以及从其他处境艰难的黑人地主手中租下的额外土地，才能维持生计。

1966年，激进分子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开始了著名的反恐惧游行（March Against Fear）（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重要部分）。1962年，他曾与奥雷·米斯（Ole Miss）进行斗争，并引发了致命的骚乱和白人的强烈反对。伍达德回忆说，下一个种植季节，他的白人债主不再压迫他。“我感觉到这一切都是因为这次游行”，他说道，“在邮局时，一位女士告诉我说：“亨利，你们这些黑人都想像白人那样生活，你们以前都不知道如何做到，但你们现在靠自己做到了。”

三角洲地区的无数农民对伍达德的故事都耳熟能详。在霍姆斯县（一个投票权运动的摇篮）黑人试图融入当地ASCS委员会的努力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它掣肘于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Mississippi State Sovereighnty Commission）监视活动和破坏行动。密西西比州主权委员会是州长科尔曼（J. P. Coleman）在1956年创建的一个官方机构，旨在抵制黑人融入ASCS委员会。参与竞选委员会或组织投票的黑人地主面临着激烈的报复。1965年《新共和》报道称，在维克斯堡（Vicksburg）以北的伊萨奎纳县（Issaquena Country），“积极参加ASCS选举的黑人的保险被取消了。除了棉花以外，所有的作物都不向黑人发放贷款，选票也没有邮寄给共同拥有土地的黑人妻子。”即使在1965年通过《投票权法》（Voting Rights Act）之后的几十年里，黑人与美国农业部的正式和非正式斗争仍源源不断地在三角洲地区涌现。

这些土地被剥夺的情况只能称为盗窃。尽管民权时代作为反对剥夺公民权和种族隔离的胜利时期被历史铭记，但许多现实从未改变。白人财富的积累建立在盗贼统治的基础上，这为种族歧视及其奴隶州的前身提供了继续运转的动力。从1950年到1970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人口减少了近五分之一，而白人人口则以同样的比例增加。农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夜色中，后来他们以劳工的身份出现在芝加哥和底特律。当黑人真正赢得密西西比州的选票时，他们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少数群体，并为白人保守派的绝对多数所控制。

大规模剥夺黑人的土地并不需要藉由中央组织力量或巨大阴谋才能进行。成千上万的由白人做出的个人决定，受到贪欲、种族主义、现行法律和市场力量的促成或推动，最终全都朝着一个方向推进。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可能的话，一些白人也会这么组织。据报道，1956年民权领袖贝亚德·拉斯丁（Bayard Rustin）曾说，白人公民委员会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办公室里的文件提出了一项“总体计划”，这迫使数十万黑人离开密西西比州，以减少他们的潜在投票权。帕特森的设想用拉斯丁的话来说就是“小型独立农场主的衰落”和充足的“经济压力”。

黑人农业的毁灭是一场如此规模和如此迅速的剧变，这些非裔美国人所经历的故事在任何其他背景下都可以被描述为一场革命，或者被视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它来了又走，仿佛从未出现过。

鲶鱼养殖热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许多方面改变了美国，这无疑改变了一代南方黑人。其中包括未来的民权烈士梅德加·埃弗斯（Medgar Evers），他在领导密西西比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时被暗杀。战争期间，他在欧洲一家种族隔离的运输公司工作。其中包括维莱娜（Willena）的父亲小埃德·斯科特（Ed Scott Jr），他也曾在一家实行种族隔离的运输公司工作。这些人比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们更没有耐心，更目中无人，在许多方面更不计后果。他们对迫使他们重新学习如何鞠躬行礼的制度感到恼火，他们的言行仿佛南北战争从来没有发生过。在小斯科特的例子中，他所继承的土地随着他战时参加的服役而更加荒芜，这促使他为自己和自己的社区寻求更多的土地和更大的经济独立。他的一个兄弟姐妹这样告诉他的传记作者朱利安·兰金（Julian Rankin）：这个家庭最深的信念是"一百万年后，这片土地仍将是斯科特的土地。”

回到三角洲后，斯科特继续沿着他父亲的艰难道路走下去，即避免与联邦家庭管理局（FmHA）和农业综合政府系统（agrigovernment system）的公共部分进行任何接触，在当时，这两者的控制力已经遍布向日葵县和勒弗洛尔县。他依靠自己和父亲与当地企业主和农民建立的友谊而发展，并从友好的白人银行家那里获得了发展股份的信贷。受民权运动及其强调社区团结和激进主义的影响，斯科特也借用了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自给自足策略。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其他黑人农民和劳工提供机会。“爸爸总说，能者食其力。”维莱娜•斯科特•怀特这样告诉我。他做的肯定不止这些。斯科特送亲戚和租客的孩子上学，买书，帮助人们开设银行账户，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1964年，当民权活动家前往参加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运动时，斯科特准备食物，并带他们一起参加集会。

当斯科特•怀特回忆起她在2015年去世的父亲时，她似乎再次成为一个年轻的女孩。带着怀旧之情，她想起虽然穷但不贫困的乡村：虽然孩子们没有鞋穿，从可以走路的那一刻起就得工作，但是他们不用挨饿，可以住在有实心地板和密封屋顶的房子里，有能力的还能上高中和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就住在乌托邦里。”斯科特-怀特告诉我。但事情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成行作物的价格暴跌，迫使高负债的农民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寻求贷款。加上那个年代加速的通货膨胀，以及农业信贷危机的开始，这使得在没有联邦援助的情况下大规模耕作变得不可能。然而，即使在《民权法案》实施20年后，大多数黑人农民仍然得不到联邦政府的帮助。2005年《民族周刊》（The Nation）的一篇文章称，“在1984年和1985年，也就是农业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农业部向近16000名农民总共提供了13亿美元的贷款，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土地，而这些农民中只有209人是黑人。”

正如兰金在他的传记《鲶鱼梦》（Catfish Dream）中所说，斯科特在1978年第一次拜访了FmHA办公室。三角洲基金会（Delta Foundation）是一个黑人持有的促进密西西比黑人经济发展的非盈利组织。万斯·尼姆罗德（Vance Nimrod）是一个在该基金会工作的白人，在他的帮助下，斯科特从FmHA经理德尔伯特·爱德华（Delbert Edwards）那里获得了一季大豆和大米的运营贷款。虽然第一次很容易，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尼姆罗德陪他一起去了格林伍德（Greenwood）在勒弗洛尔县的办公室。斯科特第二年来的时候就没有了尼姆罗德的陪伴。据兰金回忆，当看到斯科特像他父亲那样驾驶一辆闪亮的新卡车时，爱德华问尼姆罗德在哪里，斯科特说尼姆罗德只来帮助担保第一笔贷款，他并不是生意伙伴。当爱德华兹看到斯科特的车时，他似乎迷惑不解，“谁让你买一辆新卡车的？”爱德华最终拒绝了斯科特所要求的贷款金额。

与此同时，爱德华和FmHA正采取行动帮助当地的白人农民度过这场风暴，他们经常建议白人农民开始饲养鲶鱼。商业性的鲶鱼养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行业。随着成行作物价格暴跌，新的立法赋予美国农业部权力和动力，鼓励建立国内养鱼业，此后商业鲶鱼养殖在三角洲地区找到了立足之地。FmHA的经理推动白人农民将洪泛区的大片土地改造成巨大的鲶鱼池塘，其中许多池塘将成为三角洲骄傲鲶鱼合作社（Delta Pride Catfish）的合同养殖中心。三角洲骄傲鲶鱼合作社很快发展成为当地的垄断企业。联邦政府通过FmHA的贷款，向鲶鱼产业注入了数百万美元，其中许多贷款被白人大地主获得，这使这些白人地主得以保持偿付能力。

1970年代，密西西比州成为世界鲶鱼之都。但是FmHA并没有与斯科特取得联系，也没有证据表明它支持任何想要从事鲶鱼养殖的黑人农场主的打算。

斯科特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去养殖鲶鱼，他在前一季种过水稻的田里挖了8个池塘。他自己找到了鲶鱼来源，几乎是靠自己了解这个行业的来龙去脉。斯科特在1981年挖完了他的池塘，据兰金说，当时联邦住房管理局的爱德华参观了他的产业，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不要以为我会给你任何钱，来买你要搬走的泥土”。尽管密西西比州FmHA最终迫使爱德华兹为斯科特1981年和1982年的鲶鱼业务提供贷款。但是，法庭记录显示，黑人鲶鱼养殖者所获批准的贷款数量远低于白人鲶鱼养殖者通常获得的贷款数量，白人鲶鱼养殖者有时每英亩获得的贷款数量是斯科特的两倍或三倍，而且仅够支持他们8个池塘中的4个池塘。（作者无法联系到爱德华就本文所述的任何一段情节置评。）

图为1983年2月，斯科特新鲜鲶鱼（Scott’ s Fresh Catfish）正式开业。最左边坐着的是创始人和所有者小埃德·斯科特（Ed Scott Jr.）。坐在斯科特旁边的是吉姆·巴克·罗斯（Jim Buck Ross），他长期担任密西西比州农业和商务专员。（照片由Willena Scott-White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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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新鲜鲶鱼（Scott’s Fresh Catfish）于1983年开业。正如旧加工棚外的标记所示，它是这个国家第一个由非裔美国人拥有的鲶鱼产业。但由于种族歧视，在这家企业真正开始运营之前，它的失败就是注定的。没有足够的资金，斯科特就无法按他所需要的数量养鱼。他在法庭上声称，后来他又向兰金透露，由于他是黑人，他也被剥夺了购买Delta Pride股票的机会，而这是成为合同养殖者的必要条件。由于没有合作伙伴，他不得不自己进行加工和包装，这就增加了产品的成本。2006年，三角洲骄傲鲶鱼公司和国选鲶鱼公司（Country Select Catfish）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商业实体——联合鲶鱼生产公司（Consolidated Catfish Producers）。当笔者联系到联合鲶鱼生产公司时，该公司发言人表示，新公司的任何员工都无法“明确回答”有关斯科特或涉嫌歧视他的问题。

斯科特的工厂投入生产时，他已经60多岁了。这种努力让他付出了代价。他眼睛慢慢地失明了，关节炎破坏了他的关节，他的心脏也开始衰竭。他的公司一直悄无声息地苟延残喘，直到80年代彻底关闭。早在1983年，贷款机构就开始取消斯科特部分农田的赎回权。1995年，联邦土地管理局批准了斯科特的一项请求，同意出租他剩余的大部分土地。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农业部（USDA）已经声称拥有他的大部分土地。

联邦政府后来表示，斯科特鲶鱼企业（Scott catfish enterprise）的倒闭，可视为联邦资助的“通过歧视性的贷款做法，迫使少数族裔和处境不利的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的阴谋”的强有力的证据。斯科特家族可不是小人物。他们的职业道德和乡村智慧在三角洲地区受人尊重。当强权最终战胜小埃德·斯科特时，直到现在，这件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事情，人们仍觉得它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

“西装革履”的农民

但是土地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至少在美国没有。在这个已经成为全球粮仓的国家，1200万英亩的农田有着巨大的价值，而三角洲地区被征用的土地是美国最高产的土地之一。冲积平原土壤肥沃。这个地区温暖潮湿。大部分土地适合用于工业化农业活动。

一些白人土地所有者，比如诺曼·威斯比（Norman Weathersby），他们自己就是政府资金资助的受益者，他们把土地留给了子女。一些人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了同行，另一些人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被白人拥有的更大的农场吞噬。如今，随着越来越少上了年纪的白人土地所有者的子女想继续耕种，更多的土地最终落入了信托机构和投资者手中。在过去的20年里，三角洲地区真正有影响力的经纪人不再是乡下小伙，而更可能是风险投资家、对冲基金经理和农业综合企业顾问的人，他们经营农场就像巨型电路板一样冰冷而精确。

这一组合的一个新成员是养老基金。以前，农田从来都不是大规模投资的首选资产类别。1981年，当时被称为美国总审计局（the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现为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发布了一份报告，探讨了一家寻求农田养老投资机会的公司的提议。这份报告基本上对这种前景一笑置之。研究人员发现，每4429美元的退休基金中，只有大约1美元投资于农田。

图为斯科特家族位于德鲁（Drew）的粮仓，曾经用来种植大米，现在用来种植大豆。斯科特家族的农场反映了密西西比三角洲一个更大的经济模式——从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棉花转向其他作物。（Zora J·Murff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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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成行作物价格上涨，土地价格也随之上涨。2008年，美元走软迫使主要基金扩大了对冲通胀的范围，行业分析师汤姆（Tom Vulcan）当年写道“美国的农地市场目前正经历一场繁荣”。他注意到最近TIAA-CREF的加入，该组织“在7个州的农田上花费了大约3.4亿美元”。该公司现在被称为TIAA，它将很快成为全球农业地产领域最大的养老基金参与者。2010年，TIAA收购了主要农业资产管理公司，即威彻斯特集团（Westchester Group）的控股权。2014年，它收购了另一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即纽文投资（Nuveen）。2015年，由纽文主导其整体投资战略，而威彻斯特和其他较小的子公司作为买家和管理者来运营，TIAA为一个新的全球农地投资合作企业筹集了30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纽文的管理项目合包括近200万英亩的农田，价值近60亿美元。

事实证明，对密西西比州和其他地方的TIAA来说，对农田的投资相当棘手。TIAA是一家养老金公司，最初是为教师、教授和非营利组织的人士设立的。它树立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声誉：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尊重土地权利、劳工权利和资源权利。TIAA通过了与联合国有关的负责任投资原则，其中包括对农田投资的特别规定，包括关于可持续性、租赁做法和确定大片土地来源的具体准则。

该公司进军农业时面临了阻力。2015年，主张小农户在当地拥有农田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即谷物（Grain）组织，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结果指责TIAA的农地投资部门在巴西购买50多万英亩土地时，绕开了限制外国土地收购的法律。报告发现，TIAA与一家巴西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在不透明的情况下投资农田，违反了联合国的多项指导原则。谷物组织宣称，当巴西收紧旨在限制外国投资的法律时，TIAA收购了一家巴西公司49%的股份，TIAA随后成为该公司的代理人。据《纽约时报》报道，TIAA及其子公司也似乎从欧几里得（Euclides de Carli）获得土地所有权。欧几里得是一个在巴西被称为土地掠夺党的商人，该组织由地主和土地攫取者组成，通过合法手段、欺诈和暴力迫使农民离开他们的土地。在回应对TIAA巴西投资组合的批评时，时任TIAA私人市场资产管理主管的何塞·米纳亚（Jose Minaya）在纽约公共电台的Takeaway这一节目上说，“我们相信并确定我们遵守法律，我们在巴西的所作所为是公开透明的。从产权的角度看，我们的标准非常注重尊重个人或土著人民的地位，和尊重人权一样尊重土地权。在我们所收购的每一处资产中，我们不仅仅对该资产进行尽职调查，我们也对卖家进行尽职调查，无论是个人还是实体。”

TIAA的土地交易在美国也面临审查。2012年，美国家庭农场联盟（National Family Farm Coalition）发现，财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以TIAA为例）进入农业领域，使得规模较小的农民几乎不可能参与竞争。机构投资或多或少永久地从农民手中夺走了数百万英亩土地。报告指出：“养老基金不仅有能力在竞标中击败规模较小的当地农民，它们还有一个长期目标，那就是世代保留农田。”

当被问及TIAA的记录时，纽文的一名发言人坚称，该公司是根据道德投资准则建立三角洲证券投资组合（Delta portfolio）的，“我们在负责任地投资农田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符合我们的企业价值观和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UN-backed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PRI）。作为长期的所有者，我们为我们拥有的每一个农场带来资金、专业知识，并进行可持续的农业开发。我们一直希望与具有扩张意识的租户合作，他们将接受这种方式，并成为土地的好管家。”该公司没有对三角洲证券投资组合中任何一笔单独交易的历史发表评论。

但是，即使假定在由大公司基于利益考量而进行的管理下，三角洲地区的每英亩土地已经依据合道德投资原则而获得了投资,该世纪中期剥夺黑人土地的性质及其多层合法化操作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农田能否得到可靠的投资。黑人农民作为一个种族和一个阶级，显然成了众矢之的。但欠税拍卖和止赎的历史并没有揭示，个人债务人是否因为种族歧视及有关法律工具而被赶出了自己土地。

此外，农村地区的土地记录，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记录，残缺不全。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用来满足内部要求的具体记录并不清楚。ActionAid是一个反贫困和维护食品公正非营利组织（anti-poverty and food-justice nonprofit），而特里斯坦•昆西博多（Tristan Quinn-Thibodeau）是该组织的活动家兼组织者。据他说，“获得这些信息一直很困难”。该组织一直试图跟随TIAA行动的脚步，并已要求管理着自己的“行动援助”养老金计划的TIAA对三角洲证券投资组合的来源进行分析。TIAA没有提供这种分析。

我们所知道的是，无论每英亩土地的具体来源如何，华尔街投资者都发现了一种有利可图的新资产类别，这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大规模资产处置。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黑人农田不再掌握在黑人手中，黑人农民遭受的苦难远远超过白人农民。历史学家黛布拉•A•里德（Debra A. Reid）指出，“1920年至1997年间，耕种的非裔美国人减少了98%，而耕种的白人减少了66%”。美联社的多洛雷斯•巴克莱(Dolores Barclay)和托德•莱万（Todd Lewan）基于他们2001年调查的案例指出，几乎所有的黑人农民资产流失都是由于“白人和公司”的投资组合。这些投资组合的基础是一个种植园系统，其所有者创建了农业综合治理系统，并将数千个黑人拥有的小型农场并入规模更大的白人拥有的农场。美国也有自己的土地掠夺者，而他们足下的土地在曾经属于别人。

图中从左顺时针依次为：约翰尼·杰克逊，斯科特家族雇佣的季节性工人；威莱娜在拖拉机车厢里和她的哥哥艾萨克聊天，当时他正在位于Mound Bayou的农场工作；农用喷雾器。（Zora J·Mur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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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思考

当我们驱车穿过斯科特土地留下的残迹时，威丽娜•斯科特•怀特带我去了斯科特新鲜鲶鱼的店址。闪闪发光的钢筒仓已经变成生锈的船体，池塘里长满了杂草，并被瓦砾覆盖。工厂的外墙已经倒塌，锈迹斑斑的横梁胡乱地搭在废弃的机器上。火蚁和葛藤代表大自然的力量对这片土地进行了新一轮开垦。

在小埃德·斯科特步入老年痴呆症的晚期，维莱娜和他的律师菲尔·弗拉斯(Phil Fraas)努力维系他最初的希望。在1997年的皮格福德诉格利克曼案（Pigford v. Glickman）中，数千名黑人农民及其家人赢得了美国农业部的赔偿。该诉讼指控的是美国农业部在1981年至1996年底期间对黑人存在歧视，而这些支出最终达到20亿美元。斯科特一家就是这些家庭中的一员，在斯科特•怀特的细致笔记和家族历史的帮助下，他们经过长期的努力赢得了这场诉讼。2012年，这个家庭获得了600多万美元的经济损失赔偿，以及大约40万美元其他损失和债务减免。法院还帮助斯科特一家收回了被政府占有的土地。在1999年的一项裁决中，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保罗•L•弗里德曼（Paul L. Friedman）承认，迫使联邦政府向黑人农民提供补偿，“不会抵消”几个世纪以来政府支持的种族主义所作所为。但对斯科特一家来说，这是一个开始。

弗拉斯告诉我：“从长远来看，显著有力的因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100万黑人农民，1992年则剩下1.8万。”来自皮格福德案的移民协议只涵盖了对美国政府最近有关种族歧视的具体指控，但没有一项可以追溯到民权运动时期。当时大部分黑人拥有的农场都消失了，但都没人推动任何形式的深度挖掘活动。

任何这样的挖掘都将很快发现事情的缘由。在我与斯科特-怀特一起开车时，我们走访了莱弗洛尔、向日葵县和华盛顿县的部分地区，其中三个县被哈佛大学的机遇见解研究机构（Opportunity Insights）评为全美儿童向上流动前景最差的县之一。三角洲地区的10个县是美国最贫穷的50个县之一。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简称CDC）对74,000名患者的最新数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三角洲地区有4个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最低，排在100名之后。三角洲地区30多个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低于70岁。（全国平均水平为79），在一些三角洲地区，婴儿死亡率是全国的两倍多。ProPublica（拉丁语意为“为了公众”。这是一家非盈利性的、替公众监督政府、企业，调查社会问题的新闻媒体）的一项新分析发现，由于美国国税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对低收入纳税人的严格审查，美国国税局对三角洲地区的审计力度超过了美国其他任何地方。而这似乎是雪上加霜。总而言之，今天这些极度贫穷和被死亡阴影笼罩的地区，正是当年白人侵占黑人财产影响最深远的地区。

图为斯科特家的家族墓地。（Zora J·Murff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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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侵占黑人土地财产的后果是睹始知终的。1964年，向日葵县活动人士范妮•卢•哈默（Fannie Lou Hamer）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的一个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讲（该演讲增加了人们对《投票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的支持度）中，数次谈到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因为这才是黑人实现真正自由的先决条件。哈默乌托邦式的自由农场（Freedom Farm）实验强调，合作拥有土地所有权，她说，土地集中在少数土地所有者手中是“我们生存斗争的基础”。在她的分析中，大规模侵占黑人的土地应被视为对黑人的成批驱逐。尽管美国政府向白人农民投资了数十亿美元，但它仍在继续从三角洲地区的黑人农民那里榨取财富。从重建时期开始，每一个离开该地区的黑人农民，都代表着在一个巨大资产负债表中，一边的财产再次流失一小部分，而另一边因此又获得了一笔存款。随着黑人家庭在大迁移中来到北方城市，这种动态只会以其他方式、在其他地方继续下去。

这张巨大的资产负债表支撑着关于美国黑人赔款的全国性对话，而这场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在这场对话中，2014年，塔-内希西·科茨（Ta-Nehisi Coates）的“赔偿法案”（The Case for Reparations)发表在这本杂志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场对话。我听到了密西西比州被侵吞了土地的黑人们的声音，我听到了哈默尔、斯科特一家、老亨利·伍达德和其他一些人的声音，他们向联邦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对一段远远超越奴役的历史负责。但这种对话太容易产生技术性难度。我们如何量化歧视？我们如何定义谁受到歧视？我们如何根据定义和量化来赔偿这些人？赔款的想法有时似乎是一个经济上的权利问题，而这是专家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经济学是一个主要的考虑因素。据研究人员弗朗西斯和汉密尔顿说，“对黑人农地的剥夺导致了数千亿美元的黑人财富的损失。我们必须强调，这个估计是保守的……这取决于乘数效应、回报率和其他因素，它可能达到数万亿美元。”今天白人和黑人家庭之间的巨大贫富差距，部分是因为这一历史性的损失。

但是金钱并不能衡量土地侵占的每一个方面。如果不是侵占，今天的密西西比州很可能是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州，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命运。想象一下，如果《选举权法》通过后，黑人选举力量的重心仍然在南方，我们的国家政治会有什么不同。

撇开政治不谈，赔款如何能真正解决那些问题？包括生活被破坏、家族史丢失、以及黑人与土地的联系被切断。在美国，土地的重要性总是超过其经济价值。对于一个曾经本身是动产的民族来说，房地产几乎具有一种重要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内战后，流传于被解放的黑人中的传说中的承诺不是支票、工作或可退还的税收抵免，而是40英亩可以称之为家的农田。三角洲地区的历史表明，任何关于赔偿的对话，可能都需要进一步其明确性质，而赔偿数额则比现在的情况更加难以确定。因为它必须考虑土地的因素。

对土地的渴望是无法形容和难以描述的。但它也许是美国人唯一能感觉到和理解的东西。整个下午，当我和威莲娜·斯科特-怀特结束她的田野之旅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那种渴望。在斯科特家的田野里有一片空地，上面有一棵孤零零的大树。空地上有一个小墓地，一堆歪歪扭扭、饱经风霜的墓碑守卫着这片土地。这是小埃德·斯科特被埋葬的地方，也是威莲娜其他的一些家人现在安息的地方。薇拉在她父母的墓旁照了张相。她告诉我，她在世上的人生使命完成后，她自己的遗体也将在这里安息。

她说：“这是我们的土地！”

文章来源：

Vann R. Newkirk II, The Great Land Robbery, the Atlantic, Aug 1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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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介绍

刘昭媛，北京大学2018级法律硕士，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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