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沙·蒙克 | 濒死的左翼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democracyjournal.org/magazine/54/left-for-dead/
雅沙·蒙克 | 濒死的左翼
作者：雅沙·蒙克（Yascha Mounk）
译者：向若 王恒
法意导言
在极右翼崛起的背景下，绿党和自由党在欧洲选举中的成功似乎使人看到了希望，很多评论家据此断定极右翼的浪潮已盛极而衰。但经过深入的审视可见，事实远非如此。绿党和自由党的选票多来自曾支持中左翼政党的选民，质言之，这是左翼内部的重新洗牌，而非左翼整体对极右翼攻势的有力反击。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在西方世界文化议题已经取代经济议题成为新的政治分界线。左翼以往团结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策略难以为继，难民、同性婚姻等议题在两者间划出巨大的鸿沟，极右翼趁机吸纳了部分工人阶级选民，而绿党和自由党则为城市的受教育选民提供了新的选项。这两股新兴势力都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垮台的背景下分得一杯羹。雅沙·蒙克（Yascha Mounk）于2019年9月19日在“明晰政治”(Real Clear Politics)网站发表文章，指出要重新建立左翼的多数优势，中左翼政党需要更加关注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让其传统的选民群体重拾信念，而不是与绿党做无谓的阋墙之斗。总体上，作者仍对左翼的未来抱有希望。
图为作者雅沙·蒙克（Yascha Mounk）
图片来源：https://www.cnn.com/profiles/yascha-mounk
在西方，支持传统左翼政党的联盟已经瓦解。新的联盟可以建立，但不会轻而易举。
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范围内，右翼政党取得一连串引人瞩目的胜利。从美国到印度，从土耳其到巴西，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如今执掌政权。即使那些右翼极端主义仍相对微弱的国家，大多也是由中右翼、或最多由中间派领导人统治。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担任德国总理已到第十四个年头，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最近重新在澳大利亚当选，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则是法国总统。
在政治中，一个政党之所得几乎总是另一政党之所失。右翼在多数国家居于主导地位，而左翼所统治的民主国家的数量正跌入历史低谷。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和墨西哥的领导人都属于左翼，加拿大或许可算入其中，但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在任者将为继续执政而面临一场苦战。这正是现状。
在过去的几年中，解释右翼卓著胜利的文字连篇累牍，其中也包括我本人的。政治光谱的左边一极也正发生着同等重要的转变，但单一的问题聚焦却使得这种转变难于理解。这些转变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持续衰落，极左翼崛起并迅速退败，以及绿党和自由党新近崛起。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中得票比重
图片来源：https://www.statista.com/chart/17860/results-of-far-right-parties-in-the-most-recent-legislave-elections/
这些动向经常被孤立地讨论，因而其重要性也进一步隐晦不彰。如今越来越多的观察家指出，绿党最近的成功，尤其是在西欧的成功，标志着民粹主义强劲势头的终结。他们说，要增加左翼总体的选票比重，极左翼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只需要效法绿党。若是要打击民粹主义右翼，它们只需要改变议题，因为选民终归关心环境胜过关心移民等问题。但是，这忽略了显而易见的事实，绿党之壮大很大程度上是靠吸引曾经投票给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或极左翼政党的选民。即使绿党的对手可以借鉴它们的剧本，从而提升其相对站位，这种在同一票仓之内的竞争也不太能打破右翼的支配地位。
因此，要理解西欧、北美等地左翼面临的真正困境，有必要指出这些动向只是同一潜在趋势的不同表征。过去几十年中，在多数发达民主国家，社会和文化问题已经取代经济问题成为主要的政治分界线。这使绿党得以捕获越来越多受教育的城市选民，从而成为左翼的一股主要力量。但同一趋势也使左翼更难吸引传统的工人阶级选民，因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极左翼政党都受到削弱。除非中左翼政党找到一条道路，扩展其日益缩减的选民群体，否则它们将继续在右翼面前节节败退。
文化首位
在二十世纪很长一段时期，左翼选票的绝大部分为英国工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独占。它们的成功应归功于当时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先决条件，即庞大的蓝领选民票仓，以及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
对于经济议题的关注，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划出一块巨大的心脏地带。主要民主国家的几乎每一个工业城镇都天然是政治左翼的领地，鲜有例外。不管在赫尔（Hull）还是辛德芬根(Sindelfingen)，在斯克兰顿（Scranton）还是布里斯本（Brisbane），大多数工人都没有悬念地投票给那些争取工会权利、更高薪金和丰厚社会福利的政党。
与此同时，经济问题的首要地位也使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中产阶级间建立起规模可观的支持基础。左翼不仅在赫尔的大工厂，也在汉普斯特（Hampstead）的鹅卵石街道欢庆胜利，它可依赖的热情支持者遍布辛德芬根的无产阶级居住区，也栖身于施瓦宾格（Schwabing）树木繁茂的公寓。尽管银行家和医生很少投票给左翼，但这样做的学生、艺术家、教师、公务人员和公益工作者为数众多。如果你愿意，可以称这种境况为波希米亚——无产阶级联盟（bohemian-proletarian coalition）。
维持这样一个内部迥异的联盟绝非易事。甚至在50年以前，联盟两翼就已经在诸如同性恋者权利这样的重大社会和文化议题上存在分歧。而且，一旦保守党能够在左翼的联盟中剥离可观的一份，并建立它们自己出色的跨阶级联盟，它们就能勃然兴起。不过，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主国家，波希米亚——无产阶级联盟都保证左翼的多数党能够吸引约三分之一的选票，从而为政治体制增添极大的稳定性。
如今，这些条件正在消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得票率因而疾速下跌。例如，在1994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仍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多于三分之一的选票，而现在它们的得票率已降至五分之一。
导致此种趋势的部分原因与经济的结构性转变直接相关。世界制造业的很大部分已迁至中国和东南亚的工厂，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发达经济体转向白领行业和服务导向型行业。结果显而易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衰落的一大原因，仅仅是生活在当初孕育这些政治运动的环境下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另一原因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未能留住大部分民众。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决定性的政治分界线不再是经济议题，而是文化议题。这在低薪工人与大学毕业生之间划出更大的鸿沟，由于他们的观念与利益相去甚远，达成妥协更是空前困难。
数十年以前，民意调查员在预测选民的政党认同时，会询问他们的经济立场。如果他只能研究一项特定公共政策，他将会问选民对于税收和福利国家的看法。愿意通过提高所得税率增加津贴的选民更可能投票给左翼政党，愿意容忍社会供给的缩减以降低税收的人则会投票给右翼政党。
但在最近从奥地利到美国的许多次选举中，收入水平未能很好预见选民的政治偏好，甚至经济政策倾向也起不到特别的作用。横贯欧洲大部，希望降低税率的左翼党人，或者为福利国家寻求辩护的右翼党人，都已数见不鲜。甚至在美国，民粹主义右翼也正挑战共和党经济政策上的金科玉律，唐纳多·特朗普（Donald Trump）敌视贸易，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称当前的经济体制为“健康社会之敌”（enemy of a healthy society）。
在今天，民意调查员如果要根据选民的政策偏好预测投票，会更愿意问他们有关社会事务而非税率的问题。选民如果欢迎更多移民，相信民主国家对于接纳难民有无条件的责任，就很可能会投票给左翼。如果认为移民带来的风险多于利益，主张对进入本国难民的数量设以严格限制，则会支持右翼。
正是这种被赋予社会和文化问题的重要性，使得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可能再把其传统联盟的两极聚拢在一起。赫尔（Hull）和汉普斯特（Hampstead）之间的经济差异悬殊久矣，但它们之间的文化分歧则可谓深入骨髓。在许多议题上，它们不仅仅是关系紧张的问题，而是戏剧性地截然对立。
更糟糕的是，文化议题比经济议题更难达成妥协。如果左翼的无产阶级拥趸看重更高的薪金，而它的城市支持者想要确保对文化、教育及公务部门不至吝啬，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可以同时满足两边的部分诉求。但是，在堕胎、性别少数族群（sexual minorities）的权利或移民这些高度情感化的议题上，很难同样敷衍了事。例如，同性婚姻就是一个要么合法要么不合法的问题。尽管在理论上可以为一个国家应当接纳的难民数量安排一个折衷方案，但是在实践中，此类辩论的很多象征意义使得中间立场无法维系。对于很多城市和受过教育的选民来说，对可进入本国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任何数量限制，都有种族主义之嫌。然而，许多工人阶级选民却拒绝此种多愁善感，将其视为曾经代表他们的政党已将其出卖的标志。
难民等文化议题撕裂了传统中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
图片来源：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6/19/western-europeans-vary-in-their-nationalist-anti-immigrant-and-anti-religious-minority-attitudes/
尽管在文化问题上达成妥协困难重重，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尽力安抚其传统联盟的无产阶级和波希米亚两极，以保持联盟的完整。在此过程中，它们大多与两边都渐行渐远。遍观西方世界，大量工人阶级选民已从左翼迁至极右翼。在近期许多选举中，奥地利的自由党（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德国选择党（the Alternative for Germany）和英国的脱欧派（The Brexit Party）等都从无产者中间脱颖而出。与此同时，许多城市的受过教育的选民，尤其是在实行比例选举制的国家，也抛弃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而选择绿党或自由党。波希米亚——无产阶级联盟已经死了，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未能认识到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最终加速滑向选举失利的深渊。
当红玫瑰凋零
数年之中，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衰落为极左翼提供了意料之外的窗口。当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堪结构性转变的重负而没落，一众左翼政客宣称，它们的问题应归咎于接受了一系列更温和（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要恢复这些政党昔日的地位，真正需要的是回归左翼政治更早的口号和政策，亦即对工人阶级经济利益不加掩饰的强调，以及对社会革命声嘶力竭的许诺。
在这一战略之下，重大的突破似乎呼之欲出。2015年，英国议会后座议员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出人意料地当选工党领袖，他年逾七旬，与左派群体保有长期的联系。在就任的最初几个月，他在年轻选民中获得浪潮般的拥戴。2017年夏，在英国最大的音乐盛会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Glastonbury Festival），10万歌迷借用白线条乐团（The White Stripes）一段著名的旋律反复颂唱：“哦, 杰里米·科尔宾。”
2017年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上科尔宾的支持者
图片来源：https://www.thelondoneconomic.com/news/jeremy-corbyn-thrills-glastonbury-festival-polls-favour-leader/24/06/
科尔宾不是唯一一位被置于聚光灯下的极左翼政客。在希腊，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左翼激进联盟（Syriza,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通过挫败中左翼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PASOK, 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执掌政权。在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者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领导的街头抗议最终形成一股左翼民粹主义运动，以该国的“政治种姓制度”为敌。此外，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anuel Macron）的当选似乎使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成为法国左翼的执牛耳者，他自称为共产主义者，使较温和的社会党（Partie Socialiste）的处于下风。
甚至在美国，社会主义者也经历了原本不太可能的复兴。整个2010年代，极左翼在美国舆论场中的发声日渐高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组织的规模也疾速扩大。2016年，在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过程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构成严峻挑战。数年以来，左翼的前景似乎应当属于玫瑰红的浪潮。
使左翼的短暂复兴更令人惊奇的是，如今它正以当初开始的势头迅速终结。科尔宾方案的失败是最典型的例子。科尔宾把欧盟视为无可挽救的资本主义方案，会阻碍他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景。于是，一而再、再而三，他证明无法与年轻的亲欧派支持者立场一致。即使当下脱欧已成为英国政治全方位的急务，他仍然固守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而这显然无法在该党积极分子的世界主义观念与工人阶级支持者的民族主义态度间寻得和解。
结果是选战中彻彻底底的羞辱。工党在最近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排名第三，取得14%的选票，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最差战果。甚至在他自己的家乡，工党的长期据点伊斯林顿（Islington），科尔宾也被自由民主党（Liberal Democrats）击败，后者是一个“中间”党派，深受科尔宾笃实信徒的诟骂。
极左翼命运的反转在欧洲其他地域也同样令人震惊。在希腊，左翼激进联盟被中右翼政党新民主党（New Democracy）推下台，而齐普拉斯曾把该党崩溃视为旧秩序已被永远击败的象征。在西班牙，伊格莱西亚斯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跌至10%，为该党成立以来最低。除此之外，在法国，梅朗雄只得到不足6%的选票，这一得票率曾是自由社会党可怜的残余在马克龙于2017当选后取得的成绩，梅朗雄当时对其嗤之以鼻。
甚至在美国，尽管多数制政治制度某种程度上在衰退的极左翼和激增的文化左翼之间缔造了暂时的结盟，社会主义方案的局限还是很快显现出来。桑德斯在民主党的202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面临数量远多以往的竞争者，他未能保持四年前所享有的支持度。或许当大选临近，桑德斯的支持率还可上升，但迄今为止，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初选选民支持他。
为极左翼筹划葬仪也许为时尚早。但如果它目前的下降趋势持续下去，那将意味着它短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治真空。当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衰落，选民们开始寻找某种或者任何左翼的替代选项。由于中左翼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能提供此种替代选项的只有像科尔宾和梅朗雄那样的正统左派，或者伊格莱西亚斯那样的新民粹主义者。前者在20世纪60或70年代形塑了他们的政治观，而后者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反主流文化街头抗议（countercultural street protests）中形成了政治认同。在短暂的几年中，他们带来的新奇感使其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和支持度。但选民对他们了解愈深，信服愈少。详细检视之下，极左翼浪潮的新主角在掌控庞大的选民群体方面，与其早已逝去的先辈弗如远甚。
绿党运动的局限性
当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重要性消退，而极左翼又证明没有能力取代其地位，绿党和自由党冲进来填补了真空。正是他们的崛起重塑了左翼的面貌。
以德国绿党（German Green Party）非凡的成功为例：五年以前，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11%的选票，排名第三。而这一次，他们的票数翻倍，轻而易举取得第二位。这是他们历史上首次在一场全国范围的选举中击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绿党近期在从巴伐利亚州到黑森州的国家选举中相似的成功表明，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德国绿党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席位排位跃居第二位
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2019_European_Parliament_election_in_Germany
德国绿党只是更大趋势的一部分，它的姐妹政党在法国、葡萄牙、和英国也战果丰硕。此外，自由党在西班牙、英国、荷兰和斯堪的那维亚部分国家表现强势，它们倾向于追求亲市场的政策，但在很多社会和文化议题上和绿党观点相似。左翼的绿化也影响了美国民主党。桑德斯在过去的几年中声望甚高，但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和科里·布克（Cory Booker）这样的政客越来越代表民主党的主流。他们把对自由市场的承诺和对福利国家的坚定捍卫结合起来，并且重视那些对受教育城市居民有迫切重要性的社会和文化议题。
绿党和自由党崛起的故事非同小可，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评论家把它解读为民粹主义盛极而衰的标志。这些鼓吹者们宣称，大多数选民并不忧虑难民的涌入，他们欢迎移民并且希望他们的领导人专注于抑制气候变化。毕竟，未来属于进步主义者。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在绿党的道路上坚持到底。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但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新兴绿党的力量正取自于那些曾使其先驱遭到削弱的境况，比如经济分歧首要地位的衰减，社会民主主义联盟的解体。的确，尽管绿党和自由党在政治光谱上处于与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立的一端，两者新近的成功却应归功于同一基础机制的运作。
在许多国家，对文化问题的聚焦让民粹主义右翼胜过传统的保守党，民粹主义右翼乐于妖魔化移民和难民，而传统的保守党仍对这种公开的煽动持保留态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文化问题的聚焦也给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造成了巨大困难。它们仍试图保持无产阶级对它们的支持，而后者在文化较为保守，因此它们经常在移民等问题上发出混乱的信息，而且倾向于以缓慢的、半心半意的方式对待同性婚姻或气候变化等问题。相反，绿党长期以来迎合了更为都市化和受过更高教育的选民，这些选民在文化问题上更具进步性，而且政治立场更具流动性。因此，绿党一贯拥护进步的社会价值观并支持移民。如此，绿党变成了“世界主义”选民完美的政治工具，而这些选民最害怕的就是极右翼的崛起。
自由运动的兴起也是同样的道理，自由运动在社会问题上同样也是进步的，但在经济问题上是趋于保守的。如同绿党，自由党也在与民粹主义右翼的对比中壮大，它们有：奥地利的新奥地利党（NEOS）、荷兰的六六民主党（D66）以及西班牙的西班牙公民党（Ciudadanos）。
绿党和自由运动在过去的几年里发展十分迅速，如果它们能打好手中的牌，它们将可以利用这些结构性优势来击败老对手们。这对发达民主国家的政党制度的影响将会十分深远，尤其是在一些有（准）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像是澳大利亚、西班牙和荷兰。经济问题上，左右两翼之间的区分将变得越来越模糊；而在社会和文化上问题上，它们的分歧将会继续拉大。
但是，因为对绿党和自由党大部分的支持来自于坚定支持左翼政党的选民们，因此把这种转变解释为进步人士的纯粹胜利将是非常大的错误。德国的例子仍是有教益的，当一个国家的绿党越来越强大时，国际评论员会齐声高唱来庆祝左翼复兴。但是左翼的总体得票份额没有扩大，绿党的兴盛仅仅颠覆了左翼内部传统的等级秩序。在2014年上次的欧洲选举中，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累计得票率为38%。在此期间，绿党这颗星星开始越来越闪亮，而社会民主党这颗星星的光芒消失得越来越快。最后，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们的累计得票率降到了36%。德国，甚至是在整个西方国家，左翼的“绿化”未能提高其整体支持率。
重建获胜联盟
在过去的几十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越来越无法将它们传统的联盟团结在一起。极左方案宣告失败，该方案通过再次更加强烈地强调反资本主义政策以重振其政治地位。这为主要迎合年轻、城市化和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的绿党和自由党，打开了广阔的政治空间。
一些重要的理由让人充分相信，只有这些“生活方式政党（lifestyle parties）”在接下来几年会迅速壮大。这些政党在年轻选民中比在年长的选民中更受欢迎，而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持续增长，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仍在继续城市化进程。
但是目前来看，左翼在城市和受过教育的选民中越来越高的支持率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换来的——左翼在很大一部分传统选民中的得票份额持续下滑。事实上，在像法国和奥地利的很多国家里，工人阶级选民现如今更倾向于把票投给极右翼，而不是左翼。因此，以后几十年里中左翼的领袖面临的最紧迫的战略问题已经十分清晰，那就是如何停止左翼对工人阶级选民吸引力的下滑，并赋予它新的生机？
在有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很可能出现一些旧的运动和许多新的运动，将波希米亚——无产阶级联盟瓜分。绿党和自由运动现在可以有利地利用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选民的增长。但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世界观对他们发展的潜力施加了明确的限制，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的主体仍将居住在乡镇或是小城市，他们在高中毕业后就离开教育体制或者走入技校，而且对快速的文化变革持保留态度。同时，极左翼政党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将迥异的支持者们打造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因为缺乏具有凝聚力的、更不用说规模庞大的人口基础，他们仍将是政治体制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
阶级已不再是选民投票的决定性因素
图片来源：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june2017/2017/04/forget-flat-caps-what-labour-voters-really-look
如同从前，左翼建立持久多数得票份额的能力仍取决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该党现在面临最具挑战性的战略选择。他们应该像许多评论员（大部分是年轻的激进分子）所提倡的那样，为吸引崛起的城市中产阶级而与绿党竞争吗？还是像丹麦和新西兰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最近所做的那样，致力于重新获得工人阶级的大量选票？
迄今为止，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实际上选择了第一条道路。除了更倾向于捍卫福利国家、更重视经济增长之外，它们现在的政治路线与其中左翼竞争对手有很大程度的重叠。这在文化问题上尤为明显，比如，尽管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相较于绿党对移民的口头支持少，但在2015年难民危机中，两党的实质性政治立场很难区分。
此种战略的一大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太可能在绿党的地盘上击败它们。更大的问题是，即便它们如愿以偿，其成果也是令人怀疑的。通过赢回如今支持绿党的一些选民，传统中左翼政党可以扳回左翼联盟内的各派系的相对权重，但它们无法建立左翼的多数票数，也同样不能阻止工人阶级选民向民粹主义右翼的流失。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第二条道路是重新赢得工人阶级的选票。这要求它们在两个维度上与其他中左翼政党区分开来。经济上，它们需要服务其选民的物质利益，同时不要向他们灌输他们仍深深怀疑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它们需要比此前更加不遗余力地呼吁更高的薪金、捍卫已有的社会津贴；但是，它们也要抵制诱惑，不能陷入为极左翼所钟爱的反资本主义话语和社会主义梦想。
鉴于经济维度已经不再居于首要地位，所以最大的改变会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处理现今最具争议的文化议题的方式。为忠于其历史使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必须高声反对极右翼对法治的攻击，并且毅然拒绝歧视少数群体的政策。它们同样需要比现在更严肃地对待工人阶级本能的文化保守主义，包括他们对大规模移民和现有政党未能确保国家边界安全的担忧。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来说，重新赢得工人阶级选民的道路并不平坦。党魁们仍然抱着重新组建波希米亚——无产阶级联盟的不切实际的梦想不放。年轻的激进分子可能会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向绿党的转向。它们以前的无产阶级支持者已经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视为政治建制的一部分，出卖其经济利益，轻视其文化偏好。但所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只有通过赢回大量工人阶级选票，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才有可能在极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势头下掌控局面，并且找回建立执政多数的现实机会。
英国和美国
英国和美国的多数制选举制度，支持两个包揽一切政党的支配地位，而且使新政党更难于突出重围。从在某些方面来讲，这使得维持波希米亚——工人阶级联盟较为容易。
比如，在英国和美国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当前右翼的大部分都与强烈的亲市场政策以及深度的文化歧视观点相关联，前者在工人阶级选民中普遍不受欢迎，后者则困扰着其传统选民基础的相当部分。这就为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这样的中左翼政党提供了空间，它们可以通过强调诸如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或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这样的福利国家项目的重要性，重获工人阶级的支持；同时通过提供文化议题的温和立场，扩大中产阶级选票份额。
激进分子持有的上述不受欢迎的观点使他们在中右翼政党中地位显要，甚至使他们支配了中右翼政党。同样地，这也给左翼造成急迫的危险。在比例代表制之下，社会主义者涌向极左翼政党，最具文化进步意识的选民倾向于支持绿党。而在多数制选举制度下，他们都汇聚于包揽一切的中左翼政党，并尝试塑造其面貌。如果任何一方在他们联盟的发声中赢得压倒性的掌控，都将面临联盟分崩离析、将胜利拱手让给右翼的危险。
这种危险有两种。第一种是左翼可能高估了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敌意（包括白人和非白人）。虽然主要的社会福利项目在工人阶级选民中仍然非常受欢迎，但那种曾激励他们祖先的对社会主义的浪漫依恋早已消退。如今，与牛津大学的本科生或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相比，汽车厂或钢铁厂的工人更不可能相信社会主义。因此，左翼政党固然可以通过痛斥“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和承诺捍卫弱势群体的利益，来动员其选民基础，但这与极左翼政客们滔滔不绝地谈论社会主义或政治革命的言辞大相径庭。
第二种危险是，就其成功回应工人阶级选民经济利益的程度而言，包揽一切政党的经济主张很可能被他们的文化主张所掩盖。他们原有的选民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反对种族主义，希望政客们能站出来反对对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派的攻击。但他们的许多白人支持者也担心，他们支持了几十年的民主党领导人似乎越来越看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是一群“可悲的人”；担心该政党寻求建立一个新的民众联盟以摆脱对他们的依赖，从而把更多时间花在得到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支持的事业上，而不是花在自己紧迫的问题上。
左翼如何取胜
正如之前一直流传的预言，现今又一次在《金融时报》被提及：“未来是属于左翼的。”乍一看，这个结论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左倾政党在最年轻的选民群体中轻松占据多数。从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到大城市居民，倾向于支持左翼的人口群体正在继续增长。最后，一批新的中左翼政党正在迅速崛起，他们似乎准备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内接管政府。
尽管如此，仔细分析最近左翼的转变，你会发现一个更值得怀疑的结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极左政党未能吸引到大量或有凝聚力的选民。绿党和自由党的崛起并不能弥补他们的弱点。就目前而言，似乎没有任何左翼运动有能力——甚至特别有意向——吸引一些曾经是他们最忠实支持者的投票群体。
图为英国工党党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
图片来源：https://www.spiked-online.com/2019/07/09/labour-betrayer-of-the-working-class/
今天左翼的奇怪困境是，它既过于悲观，又过于自以为是。尽管一些左翼战略家坚称，他们可以对资本主义造成致命打击，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对放弃传统的选民群体无动于衷。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相信，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使他们自动成为多数派，尤其是在美国，但他们却设想这样一个未来，一个人的肤色将是其政党认同的绝佳预测指标。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现在是左翼人士少一些狂妄自大，同时多一些积极乐观的时候了。建立一个左翼多数派仍然是可能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左翼政党需要同时向城市的世界主义选民以及其传统选民群体发出号召。
当然，如何做到这一点取决于不同情况。美国等实行多数选举制的国家，与德国等实行比例选举制的国家相比；已经有完善的福利制度的国家，与那些数百万人仍然缺乏医疗保险的国家相比；那些正在经历高水平移民的国家，与那些面临人口减少危险的国家相比，左翼内部的劳动分工必须有所不同。尽管存在许许多多的差异，中左翼政党仍然有现实的机会采取这样一个坚定的立场，使大部分左翼选民都能够产生认同。
在世界各地，通过承诺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以修复资本主义，左翼政党能够——也应该——赢得选举。在世界各地，他们能够——也应该——为一种包容的爱国主义而奋斗，这种爱国主义承诺团结所有公民，不去考虑他们的肤色、性取向或宗教信仰。左翼仍有可能依据原则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首先需要认识到它的旧的政治策略已经过时了，而且仅仅专注于动员那些已经拥有所有“正确”观点的选民，难以弥补它传统选民基础的损失。
翻译文章：
Yascha Mounk, Left For Dead, Real Clear Politics, Fall 2019, No.54
网络链接：
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2019/09/19/left_for_dead_486625.html
译者介绍
向若，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国际法学习者。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王恒，西北政法大学2018级反恐法学院法律硕士，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热爱阅读、写作和翻译，希望探索不同领域的文化，尝试多种视角看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