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 律所合伙人已不再是一份终生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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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律所合伙人已不再是一份终生职业
作者：萨拉·兰达佐（Sara Randazzo）
译者：岳虹
法意导言
曾经，成为一名美国律所合伙人意味着加入一个联系紧密的律师共同体，拥有优渥的收入和稳定的客户，这是一份无数律师追求的终生职业。然而，随着信息的开放和市场竞争的强化，这种文化走向了尽头。萨拉·兰达佐（Sara Randazzo）2019年8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发表的《律所合伙人已不再是一份终生职业》（Being a Law Firm Partner Was Once a Job for Life. That Culture Is All but Dead.）一文指出，现代律所只是名义上的“合伙”，对数据和利润的追求取代了原有的合伙关系，合伙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业绩取代资历成为了收入的衡量标准。在利润驱动下，两级合伙人制度的引入更是加剧了合伙人之间的划分，普通律师则需要奋斗更多的时间才能取得这一头衔。律所合伙人早已不是稳定的“铁饭碗”。
在现代律所，并非所有的合伙人都是平等的，数据和创收决定一切。
今年5月，凯易律师事务所(Kirkland & Ellis LLP)的400名顶级律师聚集在南加州的一个海滨度假胜地，庆祝又一个辉煌的年份。凯易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律师事务所，收入达37.6亿美元。当屏幕上闪烁的幻灯片显示着公司的权益价值时，会议室中的合伙人很快完成了数学计算。他们这一年的收入在175万到1500万美元之间。还有560名合伙人未被邀请，他们分散在全球15个办公室，正在工作。尽管他们的头衔与在加利福尼亚度假的律师们相同，但他们在律所中没有合伙权益，一般一年最多可以赚80万美元。他们虽然过着舒适的生活，但其薪水及其隐含的二等地位并不是许多人努力成为尊贵的合伙人后所期望的回报。
曾经，被提名为合伙人意味着要加入一群服务于长期客户的律师组成的团队，他们获得优渥、几乎同等的薪水。这份工作有良好的保障，合伙人很少跳槽。然而，这种模式以及围绕它发展起来的文化已几乎走到尽头。现在律师事务所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合伙。专职的行政主管（一些没有法律学位）已经取代了负责人力资源和会计的高级合伙人。与法律图书馆相比，律师事务所的名称趋向于更加简短，以便能印在手提袋上。许多律所扩张迅速，在全球各地有数百名合伙人，这侧面反映了其企业客户的增长。最大的一家是大成律师事务所（Dentons），在78个国家和地区聘用了10,000名律师，其中约有1/3是合伙人。
“你能与你根本不认识的人一起合伙吗？”法律顾问艾瑞克·普莱斯（Aric Press）这么问道。
在新的律所模式中，律师是消耗品，合伙人可能因为报酬跳到竞争对手处，在离开时带走尽可能多的客户。曾经，初级律师在晋升前的多年内要每日长时间工作，但这会带给他们一份终生职业。如今，成为合伙人可能要花费十年以上的时间，还需要律师努力开拓新业务。业内人士称，成为合伙人就像赢得一场工作大赛，只是奖品是更多的工作。
大成全球首席执行官埃利奥特·波特诺（Elliott Portnoy）表示：“如果许多人将律所描述成合伙关系，让合伙人在他们的私人时间谈论他们对孩子的期望，我会感到非常惊讶。”
图为大成全球首席执行官埃利奥特·波特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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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最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大多规模很小，并且非常依靠一代代合伙人与少数大客户之间的紧密联系。柯史莫律师事务所（Cravath，Swaine＆Moore LLP）为IBM提供服务，摩根士丹利是达维律师事务所（DavisPolk＆Wardwell LLP）的客户，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Shearman＆Sterling LLP）拥有花旗银行这位客户。有了稳定的业务来源，很少有合伙人会跳槽。
1985年，行业杂志《美国律师》（American Lawyer）开始发布美国顶级律所的收入和利润。合伙人们突然意识到，他们可以在竞争对手那里赚更多的钱。通常，客户会跟随他们转至新的律所。
同时，律所通过扩张和合并成为一站式的法律商店，提供交易、诉讼、税收和劳动法咨询等多方面的服务。60年代后期，美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是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有169名律师。如今，有29家美国律所拥有1000名以上的律师。
对数据的关注取代了紧密的私人联系。律所密切跟踪每个律师工作了多少计费工时，哪些客户拖延付款以及完成一项任务通常需要花费多少小时。迈尔斯·斯卡利（Miles Scully）30年前加入Gordon＆Rees律师事务所时，他说：“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知道如何阅读财务报表。” “那仍然是《广告狂人》中的时代。我们要吃悠闲的‘三巡马提尼午餐’，”他说，“在年底，根据银行账户中的余额进行利润分配。”
1909年在芝加哥成立的凯易律师事务所在代理论坛公司和其他客户的诉讼中声名大噪，没有任何一家律所比它更能体现这些变化。凯易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在过去的十年中，凯易因高价挖走竞争对手中的新秀而闻名，有时其提供的报酬甚至达到了年薪1000万美元以上。它采取两级合伙人制度，即领取固定工资的初级合伙人和少部分参与利润分配的权益合伙人。该制度旨在更快地奖励有抱负的年轻律师，避免他们厌倦初级律师的头衔。没有说明的是，这种晋升使他们的小时费率提高到1000美元左右，参与利润分配的高级合伙人们由此受益。
这一变化使凯易合伙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到了43：1。在其权益合伙人中，这种差距接近9比1。传统上，在美国顶级律师事务所中，薪酬最高与最低的合伙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超过三、四倍。其竞争律所的领导说，凯易的薪酬制度迫使他们向表现最好的人支付更多的薪水，这可能破坏他们的律所文化。
图为凯易纽约办公室外部
图片来源：《华尔街日报》
一位律所合伙人说，盛信律师事务所（Simpson Thacher＆Bartlett LLP）是凯易经常偷猎的对象，近年来，最高薪和最低薪合伙人的收入差距从不足4比1扩大到约6比1。顶级合伙人的收入约为900万美元。盛信拒绝发表评论。
大卫·格林沃尔德（David Greenwald）在高盛担任高级法律顾问之后，于2013年返回法朗克律师事务所（Fried, Frank, Harris, Shriver & Jacobson LLP），这家华尔街律所当时正处于困境之中。自2007年以来，其收入下降了17％，竞争对手挖走了其律师。
他注意到一个问题，合伙人对提交工作时间表的要求不那么严格，这意味着客户的账单上经常少计了工时。这使其每年损失600万美元。格林沃尔德先生意识到，律所要想生存，就不能像传统的合伙制律所那样运作，而应像他刚刚离开的投资银行那样运作。他关闭了绩效不佳的亚洲办公室，并成立了财务委员会。所有合伙人都必须提交业务扩展计划。合伙人的绩效远胜于资历，他们再也看不出每个同事的收入。格林沃尔德先生还要求合伙人每周提交工作时间表，否则将面临罚款。
根据该所的数据，自2013年以来，法朗克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的平均利润翻了一番，去年达到了300万美元以上。格林瓦尔德先生早期在律所的平等主义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法朗克最高薪合伙人的收入是其最低薪金合伙人的13倍。“我们正处在从民主决策的小规模合伙制转向许多必要事项集中决策的道路上”，格林瓦尔德先生说。
从合伙制到盈利机器的转变使一些律师变得非常富有。根据法律分析公司Bodhala的数据，在15家最赚钱的律师事务所中，顶级合伙人平均每小时收取1,655美元的费用，其费率上涨速度快于通货膨胀。根据《美国律师》的数据，自2004年以来，全美最大的100家律师事务所的权益合伙人平均利润翻了一番，去年达到188万美元。有八家律所的平均利润超过400万美元。
诉讼律师戴维·博伊斯（David Boies）说：“我们没有挽救生命，却赚取了比这多得多的钱”，他于1997年离开柯史莫律师事务所创立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一位女发言人证实，博伊斯在他业绩最好的几年里，领取了2500万美元的薪水。
由于律所竞相使顶级合伙人的利润保持增长，底层律师有时就被甩在后面。曾经希望在七到八年内成为合伙人的律师现在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
律所一直在创造新的晋升台阶来安抚他们，使他们继续埋头工作。一家大律所的一位新晋合伙人表示，得知自己必须花一年时间担任顾问这一越来越普遍的临时职位时，他感到震惊。该律所告诉他，这是为他成为合伙人做准备。他说：“如果我认为没有其他的利益动机，我也不会这么气愤。”
另一个常见的方式是“非权益合伙人”，这就是那560名未受邀参加加利福尼亚聚会的凯易律师的头衔。他们领取固定薪水，不参与利润分配。根据美国律师旗下的ALM Intelligence的数据，在2000年，有78％的合伙人持有其律所的权益。去年，仅有56％的合伙人持有权益。
在凯易，每年初级合伙人都会围绕其渴望的少量权益合伙人职位展开竞争，许多合伙人每年需要工作2500多个计费工时以达到业绩突出的水平。由于一天中有许多工作是不计费的，因此他们每周可能需要工作80小时以上。
在纽约的精英律所中，两级合伙人制度曾经是不可想象的。合伙人就是合作伙伴。但是，在过去的这些年中，合伙人之间出现了裂缝。盛信的领导人在4月告诉合伙人，他们计划开始提名非权益合伙人。很难否认这一举动是对凯易挖墙脚行为的回应，自2016年以来，凯易吸引了十几名盛信律师，其中大多数到了凯易之后成为了合伙人。
“如果律所不忠于你，”曾长期担任律师和法律博客作者的招聘人员大卫·拉特（David Lat）说，“你为什么要忠于律所？”
Willkie Farr＆Gallagher是一家拥有131年历史的律所，这里走出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两名纽约州州长。该所今年春天推出两级合伙人制度时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其领导表示，此举旨在早日奖励有前途的年轻律师，并使该所在招聘方面更具竞争力。
其主席史蒂芬·加特纳（Steven Gartner）表示：“要告诉同事‘坚持10年，再看会发生什么’，变得越来越难了。”“他们想要更多的确定性，并希望更快地确定。”
成为合伙人并不仅需要更长的时间，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几十年前，合伙人头衔的授予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技术熟练程度。现在，业务开拓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法朗克的合伙人珍妮斯·麦卡沃伊（Janice MacAvoy）说，她在23年前获得合伙人头衔时，律所的商业模式是“等待电话响起”，在电话另一端为客户做好工作。当一位合伙人建议被考虑晋升的律师可以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并发展新业务时，她记得另一位合伙人说：“你知道这并不合适。”
新晋升的合伙人会遇到一系列新的压力。行政事务压缩了其计费工时。新合伙人面临的压力是，必须带来足够多的新业务，以支付他们自己的工资，以及他们下属的工资。
凯文·史密斯（Kevin Smith）在2000年代初上法学院，是因为他的家人中有律师，并且不确定自己该做什么。毕业后，他担任了两名联邦法官的书记员，然后加入了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他说，五年后成为合伙人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个新头衔“使所有坏事变得更糟”。他说：“电子邮件越来越多，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压力更大。” 在六年半后，他退出合伙，出国旅行，同时为律所做兼职工作。
即使周围世界在发生变化，一些律师事务所仍坚持传统的合伙制。少数律师事务所仍采用固定薪酬制度运作，该制度根据资历而非创收，在相对小的差距内向合伙人支付报酬。
在佳利律师事务所（Cleary Gottlieb Steen＆Hamilton LLP）中，律所的信笺上显示了职位层级，并按等级列出了相应合伙人。（该表还可以作为暑期实习生的便捷工具，因为他们不确定哪个合伙人分配的任务更为重要。）
柯史莫是另一家守旧的律所，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精英律所之一，最近在纽约历史学会（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举办聚会庆祝了其成立200周年。来宾们收到了一本光鲜的咖啡桌图书，标题为“成为柯史莫”，展示了该公司最著名的客户，以及培养人才的“柯史莫体系”。
图为柯史莫纽约办公室入口
图片来源：Daniel Acker/Bloomberg
无论如何，该律所的合伙人仍然收入丰厚；据《美国律师》报道，其去年平均收入为460万美元。但是，依据资历而非生产力分配收入，可能无法使创收能力最强的人满意。
著名的交易业务合伙人斯科特·巴什（Scott Barshay）于2016年从柯史莫跳槽到纽约律所宝维斯（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据知情人士透露，巴什带走了包括IBM和施乐公司在内的客户，现在是宝维斯少数年薪超过1000万美元的合伙人。宝维斯拒绝发表评论。
该所长期以来一直采用改良模式，主席布拉德·卡普（Brad Karp）能够向高级合伙人发放奖金。
卡普先生对这个行业经历的变革表示关注。在该所2017年12月的一次合伙人会议上，他详尽地谈到了现代律师事务所与十年前经济衰退到来之前的律师事务所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根据他的发言稿，他说：“许多律师事务所已经把注意力集中在下一个客户，下一个问题，下一个美元上，以至于他们未能注意到其文化粘性不可阻挡的逐步瓦解。”
在同次发言中，他还指出，宝维斯的利润在过去十年中增长了92％。去年，他们的收入甚至更高，平均每个合伙人达到502万美元。
翻译文章：
Sara Randazzo, Being a Law Firm Partner Was Once a Job for Life. That Culture Is All but Dead.,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9, 2019
网络链接：
https://www.wsj.com/articles/being-a-law-firm-partner-was-once-a-job-for-life-that-culture-is-all-but-dead-11565362437
译者介绍：
岳虹，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法律硕士在读，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爱好音乐、科幻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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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