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面对瘟疫，整个城市都不知所措

法意导言

长篇小说《鼠疫》是法国当代哲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品。该作是被认为是加缪最有影响力和现实意义的文学作品,其存在主义的荒诞哲理在《鼠疫》这部寓言式的小说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家描述了一座海滨城市阿赫兰被突如其来的鼠疫卷入了灾难之中,无数普普通通的人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其中作为小说主要人物的医生里厄、记者朗贝尔、神父帕纳鲁、罪犯柯塔尔、卫生防疫队长塔鲁等人在这场灾难中,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选择,这些迥然不同的倾向导致了每个人的不同命运。

里厄医生日夜不停地救治病人,阻遏疫情的扩散,化解人群中弥漫的恐慌。小职员格朗在事业和爱情等方面都是失败者,但在抗击鼠疫的斗争中,以其勤奋踏实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因采访而滞留下来的记者朗贝尔,开始时并不认为鼠疫与自己相干,一心想出城与情人会面,但在目睹疫情的肆虐和人们抗争的壮举后,他认识到,“要是只顾一个人的幸福,那就会感到羞耻”,终于从观望到参战,成为一名战士。鼠疫的残酷已经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所有人的命运，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个人利益的安危是建立在他人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只有做出符合道德和正义的伦理选择,才能脱离困境,给这个世界点亮新的希望。小说共分为五个部分，本文节选自译林出版社最新修订版第一、二部分。

城里仍然大谈特谈老鼠造成的乱子。报纸已经介入。本地报纸专栏的内容通常十分丰富，如今却整栏都在抨击市政府：“我们的市政官员是否考虑了那些腐烂的老鼠尸体可能造成的弊害？”旅馆经理除了此事再也不谈别的了，因为他也非常恼火。在一家体面旅馆的电梯上发现老鼠，他认为这简直不可思议。我安慰他说：“大家都有这个麻烦呀！”

他回答我说：“正是这样，如今我们同大家没什么两样了。”他对我谈到那出人意料的高烧引起的最初几个病例，大家为此已开始感到忧虑了。旅馆里收拾房间的女佣，有一个已得了这种怪病。他连忙明确说道：“但这种病肯定不会传染。”我对他说，我无所谓。

就从这一刻起，塔鲁在笔记里开始较详尽地谈到这种从未见过的高烧，公众那里已经有人为此担心了。已经可以举出十来例这种高烧病，其中大多数人都必死无疑。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准确的。里厄大夫也了解一些情况。门房的尸体被隔离起来之后，他曾打电话给里沙尔询问有关腹股沟淋巴结引起高烧的事。

当时，里沙尔说：“我真不明白，两人死亡，一个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断气，另一个拖了三天。那天早上，我离开后面这一位时，从哪方面看上去他都在康复。”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

他还给几位大夫打了电话。这样的调查表明，几天之内大约有二十个类似的病例，几乎全是致命的。于是他要求阿赫兰医师联合会书记里沙尔，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起来。

“我可没办法，”里沙尔说，“这事儿应该由省里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病有传染的危险？”“谁也没有告诉我，但这些症状令人担忧。”里沙尔却认为他没有“资格”办此事。他唯一能做的，是把情况报告省长。

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已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省政府和市政府已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如果有谁想到把那些数字加一加就好了，因为加起来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仅仅几天工夫，致死病例已在成倍增加，而在那些关心此怪病的人眼里，很明显，那是真正的瘟疫。里厄的一位年龄比他大得多的同行卡斯特尔正好选在这个时刻前来看望他。

“您自然知道那是什么，里厄？”他说。“我在等化验结果。”

“我可明白，用不着化验分析。我行医之后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约二十年前我在巴黎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只不过当时谁也不敢说出它的名字罢了。舆论，很神圣嘛：它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还有， 正如一位同行说的：‘这不可能，谁都知道，瘟疫已在西方绝迹了。’不错，谁都知道，除了死者。好了，里厄，您和我一样清楚这是什么病。”

里厄在思忖。他从诊室的窗口眺望着远处俯瞰海湾的悬崖。天空虽然还呈蔚蓝色，但亮丽的色彩已经随着午后的逐渐消逝而暗淡下来。

“是的，卡斯特尔，”里厄说，“这难以置信。但这很像是鼠疫。”

卡斯特尔老大夫起身朝门口走去。他说：“您知道人家会怎样回答我们：‘鼠疫在温带国家已经绝迹多年了。’”

“绝迹，绝迹意味着什么？”里厄回答时耸耸肩“是啊，别忘了：大约二十年前，巴黎还发生过呢。”“好吧，但愿这次不比当年严重。不过这真难以置信。”

适才第一次说出了“鼠疫”这个词。天灾人祸本是常见之事，然而当灾祸落在大家头上时，谁都难以相信那会是灾祸。人世间经历过多少鼠疫和战争，两者的次数不分轩轻，然而无论面对鼠疫还是面对战争，人们都同样措手不及。里厄大夫与我们的同胞一样措手不及，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犹豫心情，理解他为什么会焦虑不安而同时又充满信心。一场战争爆发时，人们说：“这仗打不长，因为那太愚蠢了。”毫无疑问，战争的确太愚蠢，然而愚蠢并不妨碍它打下去。倘若人不老去想自已，他会发觉蠢事有可能一直坚持干下去。在这方面，我们的同胞和大家一样，他们想的是他们自已，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我们同胞的过失并非比别人严重，他们忘记了人应当谦虚，如此而已，他们认为他们还有可能对付一切，这就意味着天灾没有可能发生。他们继续做买卖、准备旅行、发表议论。他们如何能想到会有鼠疫来毁掉他们的前程、取消他们的出行、阻止他们的议论？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里厄大夫甚至在朋友面前确认有几个分散的病人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刚死于鼠疫时，他还不相信真有危险。人一当了医生，无非对痛苦有了些认识，想象力也比一般人中富些。里厄大夫在凭窗眺望这座尚未起变化的城市时，面对所谓的“前景堪忧”，他几乎感觉不出在他心里已产生了轻微的沮丧之情。他竭力回想着自已对此病所知道的一切。一些数字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他想，在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大夫忆起君士坦丁堡那次鼠疫，据普罗科庇记载，当时一天死一万人。一万死者相当于一家大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有必要这样作比较。你们去五家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引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地死去，那时就可以看得清楚些。在这个无名尸堆上至少可以认出一些熟悉的面孔。但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何况，谁又认识一万张面孔呢？再说，谁都知道，像普罗科庇那样的人是不会计算的。七十年前，在广州，当鼠疫还没有波及居民时，已经有四万只老鼠死于此病。然而，在1871年，还没有计算老鼠的办法。当时只能计一个大略的数字，显然有可能计算错误。不过，假如一只老鼠长三十厘米，把四万只老鼠一只接一只连起来就等于……

大夫不耐烦了。他这是在听任自已遐想，不应该这样。几个病例算不得瘟疫，采取一些预防措施就行了。不过必须抓住已知的情况不放：昏迷、虚脱、眼睛发红、口腔肮脏、头疼、淋巴结炎、极度口渴、澹 语、身上出现斑点、体内有撕裂般的疼痛，而出现这一切之后……这一切之后，里厄大夫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正好成了他在手册里列举症状后写下的结束语：“脉搏变得极为细弱，稍一动弹就骤然死亡。”是的， 那一切症状之后，病人危在旦夕，而四成有三成的病人——这是准确数字——都按捺不住去做这个难以觉察的动作，加速他们的死亡。

大夫仍在凭窗眺望。窗玻璃那面，天高云淡，春意盎然；这面却还能听见“鼠疫”这个词在屋里回荡。这个词不仅有科学赋予的内涵，而且有一长串非同寻常的图景，这些图景与这个灰黄色的城市很不协调，这个城市在这一刻还算不得热闹，说它喧哗还不如说它嘈杂，但总的说，气氛还是欢乐的——如果人可以同时又欢乐又愁闷的话。如此平静祥 和、与世无争的氛围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让人忘却以往灾祸的情景：瘟疫肆虐的雅典连鸟儿都弃它而飞；中国的许多城市满街躺着默默等死的病人；马赛的苦役犯们把还在流淌脓血的尸体放进洞穴里；在普罗旺斯，人们筑墙以抵御鼠疫的狂枫；还有雅法和它那些令人厌恶的乞丐、君士坦丁堡医院里硬土地上潮湿霉臭的病床、用钩子拖出去的一个个病人、“黑死病”肆虐时期戴上面罩显得滑稍的医生们、堆放在米兰的一片片墓地里的还活着的人、惊恐万状的伦敦城里那些运死人的大车， 还有日日夜夜到处都能听见的人们无休无止的呼号。不，那一切都还不够刺激，还不足以打破他这一天的平静。在窗玻璃那边突然传来一阵卡不见的电车的铃声，刹那间赶走了那些残忍和痛苦的景象。唯有在鳞次栉比的灰暗屋群后边涌动的大海才能证明，这世界上还有令人忧虑和永无安宁的东西存在。里厄大夫凝视着海湾，想起了卢克莱修谈到过的柴堆，那是雅典人得了瘟疫病后架在海边准备焚烧死人的柴堆。大家在夜里把死尸运到那里，但位置不够，于是，活着的人便大打出手，宁愿用火把打得头破血流，也要给亲人的尸体找到位置，而决不愿抛弃他 们。谁都可以想象那反射在平静暗黑的海水上的发红的柴堆，在火星四溅的黑夜进行的火把嗟战，以及那向关心人间的天空升腾的恶臭浓烟。谁都可能害怕……

然而，在理智面前，这些令人晕眩的想象毕竟不能持续下去。不错，“鼠疫”这个词是说出来了；不错，就在那一刻，灾祸正在使人心绪不宁，正在毁掉一两个牺牲品。但那又怎么样？这些都可以停止。目前应当做的，是明确承认必须承认的事实，消除无益的疑心，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鼠疫随后便会停止，因为瘟疫是不可以凭想象存在的，或者说，瘟疫是不会随便胡思乱想出来的。假如鼠疫停止了——这最有可能——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假如情况并非如此，大家也可以知道什么是瘟疫，知道是否有办法先处理它，后制伏它。

里厄大夫正想到这里，外面有人通报约瑟夫·格朗来访。这位政府职员兼管许多杂务，但仍然定期被召到户口登记处去搞统计，其中当然包括死亡统计。他生性乐于助人，所以答应把统计结果的副本亲自送到里厄家里。

职员把手上的一张纸扬一扬，说：“数字在上升呀，大夫。四十八小时内死了十一个人。”

翌日，由于里厄提出被认为是不得体的坚决要求，在省政府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

“老百姓着急是真的，”里沙尔承认说，“但街谈巷议总把什么都加以夸大。省长告诉我：‘你们如愿意就赶紧办，但别声张。’再说，他坚信这是一场虚惊。”贝尔纳·里厄用车接卡斯特尔去省府。

卡斯特尔对里厄说：

“您知道吗？省里没有血清。”

“我知道。我已经打电话给药库。药库主任惊惶得手足无措。这东西必须从巴黎运来。”

“但愿时间别拖得太长。”

“我已经发了电报。”里厄回答。省长态度和蔼，但容易激动。

“各位先生，我们开会吧。”他说，“还需要把情况作扼要介绍吗？”里沙尔认为没有必要。医生们都了解情况。现在的问题只是讨论该采取什么相应的措施。“现在的问题，”老卡斯特尔不客气地说，“是要考虑那是不是鼠疫。”

有两三个医生叫了一声。其余的人似乎犹豫不决。至于省长，他惊得微微一颤，下意识地转身朝门那边看看，仿佛想核实房门是否真的阻止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走廊上。里沙尔则表示，依他之见，不应当向恐慌让步，因为现在能够确认的，只是并发腹股沟肿大的高烧症，而无论在科学上抑或生活上，任何假设都是危险的。老卡斯特尔一直在平静地咬着自已上唇发黄的小胡须，这时抬起他明亮的眼睛看看里厄，然后把他和善的目光转向与会者，提请他们注意，说，他很清楚，那就是鼠疫，但，当然，要公开承认是鼠疫，就必定要采取毫不留情的措施。他明明知道，实际上，正是这点让他的同行们退缩，因此，为了让他们安心，他心甘情愿接受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激动起来，他宣称，无论如何，这样推理不是个好办法。

“关键，”卡斯特尔说，“不是这个推理方式好不好，而是它让人深思。”见里厄没有开口，有人征求他的意见。

“那是一种伤寒性高烧，并伴随淋巴结炎和呕吐。我曾切开淋巴结，所以有可能送去化验。化验室确认肿块脓液里有鼠疫的粗短形杆菌。可是，为了更全面些，还应该告诉大家，细菌形状的某些特别变化与传统的描述不相吻合。”里沙尔强调说，这一点使我们有理由不必马上作出结论，几天前已经开始做一系列化验，起码应该等这批化验的统计结果出来再说。

“细菌能在三天之内引起脾肿大四倍，能使肠系膜淋巴结肿到橙子那么大，摸起来像浓稠的糊状物，这恰恰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下去。各种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照疫病目前的传播速度，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在两月之内夺去城里一半居民的生命。因此，叫它鼠疫或增长热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你们得阻止它夺去城里一半人的生命。”

里沙尔认为不应该把事情看得那么悲观，再说，这个病的传染性也还没有得到证实，他的几个病人的亲属都还健在。

“但别的病人亲属却有死亡的，”里厄提醒说，“当然，传染并不是绝对的，否则死亡数字就会无限增长，人口减少的速度就会快得惊人。不是悲观不悲观的问题，关键是要采取预防措施。”此时，里沙尔考虑把当前的形势加以归纳，他提请大家注意，说如果这次疫病不能自动停止，为防止它蔓延，就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要这样做，就应当公开承认那是鼠疫，但因尚不能绝对肯定那是鼠疫，所以还需要斟酌。

里厄坚持说道：“问题不在于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在于是否有必要采取那些措施以阻止一半市民送命。其余的事属于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我们的体制恰巧规定要有一位省长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当然，”省长说，“不过我需要你们正式认定那是鼠疫流行病。”

“即使我们不认定，这次疫病仍然会夺去本市一半人的生命。”里厄说。

里沙尔有点烦躁地插嘴道：“事实是，我们这位同行相信那是鼠疫。他方才对症候群的描述就是明证。”

里厄回嘴说，他描述的不是症候群，而是他亲眼看见的情况。他看见的是腹股沟腺炎、斑点、澹语性高烧，以及它们引起的在四十八小时内的死亡。里沙尔先生是否可以肯定，不采取极严厉的预防措施，瘟疫也会停止蔓延，他是否能对此负责？

里沙尔迟疑了，他注视着里厄说：

“请对我说实话，您是否能肯定那是鼠疫”

“您这个问题提得不对。要紧的不是推敲字眼，而是争取时间。”

省长说：“您的意思也许是，即使算不上鼠疫，也应当采取鼠疫期间要求采取的严厉预防措施？”“如果一定要我有什么意思，那就是您说的这点。”

医生们磋商着，里沙尔最后说：

“那么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把它当成鼠疫来处理。”这个说法赢得了众人热烈的赞许。“这也是您的意见吧，亲爱的同行？”里沙尔问里厄。

“我无所谓什么样的说法，”里厄说，“只是应当承认，我们不该根据一半居民不会送命的假设行事，否则，城里一半的人可能真会遭殃呢。”

医生磋商会的第二天，高烧病人又激增了些。连各家报纸都提到了，不过都是轻描淡写，仅仅暗示一番而已。第三天，里厄总算看见省府的白色小型布告匆匆忙忙张贴在城里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从布告上很难证实当局抱有面对现实的态度；措施也毫不严厉，看上去他们似乎非常迁就某些人不愿使舆论担忧的愿望。政府法令的开场白宣称，在阿赫兰各社区的确出现了一些恶性高烧病例，但尚不能肯定其是否有传染性。此种病例还不够典型，还不足以真正引起忧虑，因此，全体居民无疑会保持冷静。然而，省长出于谨慎——大家定能理解这种谨慎精神——正在采取某些预防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彻底防止一切瘟疫的威胁， 应当在理解的菲础上加以实施。因此，省长毫不怀疑，民众定将对他个人的努力给予精诚合作。

布告接着公布总体措施的内容，其中有向阴沟喷射毒气进行科学灭鼠，严密监视水的供应。布告叮嘱居民最严格地保持清洁，最后敦请跳蚤携带者前去市内各卫生所。另方面，每个家庭都有义务申报经医生确诊的病例，并同意将病人送往医院的隔离大厅。那些配备专门设备的隔离室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使病人得到治疗并取得最大疗效。还有些附加条款规定对病人的房间和车辆进行消毒。其余条款则要求患者家属进行体检。

里厄大夫猛然转身离开布告栏，走上去诊所的路。正在等他的约瑟夫·格朗一看见他便再一次举起胳膊。“是的，”里厄说，“我知道，数字又升上去了。”

昨天，城里又有十来个病人死亡。大夫对格朗说，他今天晚上可能见到他，因为他要探访柯塔尔。

大夫耸耸肩。派出所所长说得好，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下午，里厄同卡斯特尔会商。血清还没有运到。

里厄问道：“再说，血清是否有用？这种杆菌很奇怪。”“噢，”卡斯特尔说，“我不同意您的意见。这些小动物看上去总是很独特的，但实质上是一回事。”

“这至少是您的设想。实际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这当然是我的设想，不过大家都这么考虑。”

里厄在这一天却在全城东奔西跑，十分繁忙，既与病人家属谈判，又同病号本人讨论。他从未感到过自已的工作负担如此之沉重。在此之前，病人还能与他配合默契，并无条件地信任他。可是最近他第一次意识到病人有话不愿说，神色显出几分惊诧，几分不信任，对自已的病痛也讳莫如深。这是一场他还没有习惯的斗争。晚上十点，他的汽车停在老哮喘病人的屋门前，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次出诊，他从车座上站起来竟感到非常吃力。他歇一歇，看看黑暗的大街和在漆黑的天空时隐时现的群星。老哮喘病人正坐在床上数着从这个锅放到那个锅里的鹰嘴豆，看上去呼吸比过去舒畅。他满脸喜悦地欢迎大夫。

“这么说，大夫，那是霍乱？”

 “您从哪里打听来的？”

 “不，那不是霍乱。”

 “哎，不管怎么说，”老头说道，兴奋之情溢于言表，“那些大头头们太言过其实了！”

 “别相信那些话。”大夫说。

他仔细检查了老头儿之后便到这间寒酸的饭厅中央坐下来。是的，他怕。他知道，就在这个近郊区，可能有大约十个被淋巴结炎弄得直不起腰的病人在等待他明天上午去治病。在他施行淋巴结切开手术的那些病例中，只有两三例病情得到缓解，大多数都得进医院，他清楚对穷人来说，进医院意味着什么。“我不愿意他去当他们的试验品。”一个病人的妻子这么对他说。她丈夫不会去当试验品，他将死在那里，就这么回事。政府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所谓的有“特殊设备”的病房，里厄知道那是什么样子：那是两间匆忙撤去其他病人的独立的大病房，门窗缝隙全部堵死，周围有一条防疫警戒线。倘若瘟疫不能自动停止蔓延，行政当局想象出来的那些措施也势必奈何它不得。

钟南山赶赴武汉

而就在这天晚上发布的官方公报却仍然很乐观。翌日，省情报资料局宣称，省府采取的预防措施受到欢迎，市民对此处之泰然，已有三十来位病人申报了病情。卡斯特尔给里厄挂了个电话：

“八十个。”

 “市内肯定不止三十个病人吧？”

“有些人害怕，其余的人大多数是没时间申报。”

 “丧葬是否受到监督？”

 “没有。我曾打电话告诉里沙尔，措施必须是全面的，而不是光说空话。应当筑起一道真正的屏障防止瘟疫，要不就什么也别干。”

 “那他怎么说？”

 “他说不是他说了算。依我看，人数马上会上升。”

果然，三天之内，那两间病房就人满为患了。里沙尔说他知道要把一所学校改成一家辅助医院。里厄一边等着疫苗，一边给病人切开淋巴结排脓。卡斯特尔又钻进他的故纸堆里，而且一进图书馆就待好长时间。

“老鼠死于鼠疫或非常类似鼠疫的什么病，”他作结论说道，“老鼠在流动中传播成千上万只跳蚤。如果不及时制止，那些跳蚤会以飞快的速度传染疾病。”

这段时间，天气似乎稳定下来了。太阳已把最后几次大雨留下的水洼吸干。蔚蓝的天空射出一道金黄色的光，在初起的热浪里传来飞机的轰鸣，这样的季节，一切都趋向宁静。然而，在四天之内，高烧病却接连飞跃四次：死亡十六例、二十四例、二十八例、三十二例。在第四天，由一所幼儿园改建的辅助医院宣布开业。那天之前一直爱以开玩笑来掩盖忧虑的同胞们，如今在大街上显得比以前沮丧和沉默了。

“措施是很不够的。”

 “岂止使人忧虑，那些数字太说明问题了。”

 里厄在卡斯特尔面前把电话挂了。

 “下命令！”他说，“也许还得有想象力吧。”

 “血清来了吗？”

 “本星期以内到。”

省政府通过里沙尔请里厄写一个报告交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里厄在报告里作了临床方面的描述并提供了数字。就在那一天，已死亡四十人。据省长说，从明天起，他要亲自负责强化原有那些措施。强制申报和隔离措施继续实施，病人的住房必须封闭并消毒，病人家属应当接受检疫隔离，疫病患者死亡后，其殡葬由市里组织，具体条件视情况再定。过了一天，血清空运到达本市。可以满足正在接受治疗的病人所需，但如瘟疫蔓延，就完全不够了。里厄接到回电说，安全线内的库存业已提尽，现已开始生产新血清。

疫情似乎正在缓解，几天之内竟只死了大约十个人。但后来疫情一下子又直线上升了。在日死亡人数重新达到三十来人那天，省长递给贝尔纳·里厄一份官方拍来的急电，里厄边看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关闭城市。”

武汉“封城”后的长江大桥

从那一刻起，可以说鼠疫已成了我们大家的事。在此之前，尽管那一桩桩怪事使众人惊异和担忧，我们同胞中的每一位都还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且这种情况无疑会延续下去。然而，城市一关闭，大家才发现，包括笔者在内，谁和谁都一样，都得设法对付新情况。就这样，原本属于个人的感情，比如，和心爱之人的离情别绪，从最初几周开始，都突然变成了整兽城居民的共同感情，而且还夹带着担惊受怕——那长期被迫异地分居生活中最主要的痛楚。

的确，关闭城市造成的最显著的后果之一，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亲朋好友们突然面临的离别。母子、配偶或情侣在几天之前分别时，还以为那是暂时的离别，他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互相拥抱亲吻，随便嘱咐几 句，有的还相约几天或几周之后再见；他们完全沉浸在人类愚蠢的自信里，亲人的启程几乎没有使他们在日常事务里分心。只是在后来他们才一下子发现那次分离是无可挽回的，他们既不能重聚，也无法联系。因为在省府通令发布之前几小时城市已经关闭，特殊情况当然不可能得到考虑。可以说，疫病突然侵入所产生的最初后果，就是强迫我们的同胞像毫无个人情感的人一般行事。在通令进入实施阶段那天的头几个钟头里，有一大群申请人同省府纠缠，有的打电话，有的去官员们身边陈述自已的处境。所有的情况都应当关心，但同时又都不可能考虑。事实 上，必须花好几天工夫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我们的处境是毫无回旋余地的：“妥协”“特殊照顾”“例外情况”这些字眼已经失去意义了。

连写信这样的微小要求都遭到拒绝，不予满足。一方面，这个城市已经没有通常的交通手段可以同全国其他地方联系；另方面，一道新的通令禁止同外界作任何通信交往，以防止信件成为传染的媒介。一开 始，几个走运的人还能去城门口向守卫的哨兵要求通融，哨兵也同意他们向城外发出信件。当时是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哨兵认为自已受同情心驱使是自然的事。然而，一段时间过后，那几个哨兵已完全相信情况危机，因此拒绝承担他们难以估量其大小的责任。一开始还允许长途电话通信，但各公用电话亭挤得水泄不通，长话占线也十分严重，以致有几天完全停止了同化。后来又严格加以限制，只能在死亡、出生和婚姻等所谓紧急情况之下才能通话。于是电报成了我们唯一的通信手段。

此外，几天过后，谁也出不了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时，人们才想到去打听在瘟疫之前出门的人是否能够返回。省府经过几天的考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又明确指出，返回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出城；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去。就这样，仍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轻率对待局势，置谨慎于不顾，只凭亲人团聚的愿望而请他们借机返回。然而无须多久，受困于鼠疫的人们便明白过来，他们那样做是在把亲人往火坑里推，便终于下定决心忍受离愁别痛。

鼠疫逼使城门设防，逼使前来阿赫兰的轮船改道、返航。自关闭城市到现在，没有一辆车进城。从那一天起，机动车仿佛都在转圈子。从高处的林荫大道往下看，港口也呈现出奇特的面貌。使其成为滨海首屈一指的港口的往常那一片繁荣景象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几艘接受检疫的轮船还停泊在那里， 但码头上，已经拆除装备的大吊车、翻在一边的翻斗车、东一堆西一堆的洒桶和麻袋都说明，贸易也因鼠疫而失去了生机。

尽管这些景象已非同寻常，我们的同胞们看上去仍难于理解发生的一切。大家有共同的感受，如别离和恐惧，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已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承认发生了疫病。大多数人最敏感的还是打乱了他们习惯、损害了他们利益的那一切。他们为此而不快，而气愤，但这些情绪是不可能对抗鼠疫的。比如，他们最先的反应是责怪当局。报纸响应了百姓的批评（“已经考虑的措施是否可以有些松动？”），面对这些意见，省长的答复相当出人意料。在此之前，各家报纸和情报资料局都没有得到过有关疫情的官方统计数字，但现在省长却日复一日地向情报资料局通报统计数字，并请他们发布周报。

可是，就这样，公众也没有立即作出反应。原来第三周公布的死亡人数是三百零二人，这个数字不可能让人浮想联翩。首先，那些人也许并非全死于鼠疫；另方面，城里人谁也不知道平时每周死多少人。本市的人口是二十万，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死亡率是否正常。人们从不关心的甚至正是这种精确性，尽管精确性具有明显的好处。从某种意义上说， 公众缺乏比较的出发点。久而久之，大家发现死亡数字确实在上升，只有到这时，舆论才意识到事实的真相。果然，第五周死了三百二十一 人；第六周是三百四十五人。这样的增长数字起码是有说服力的，但说服力还没有强到足以让同胞们在忧虑中摆脱这样的印象：这次事故的确令人不快，但无论如何也只是暂时现象。

他们因而继续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继续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大致说来，他们都不是怯懦的人，他们见面时谈笑风生多，长吁短叹少，而且总装出欣然接受这明显的暂时不便的姿态。面子是保住了，但到了月底，大约在祈祷周里（下面还要谈及此星期的事），更严重的变化却使我们的城市变了模样。首先，省长对车辆交通和食品供应采取了措 施。食品供应受到限制，汽油按日定量供应，甚至要求大家节约用电。只有生活必需品通过公路和航空运到阿赫兰。于是，来往交通便逐渐减少，直至接近于零。奢侈品商店朝夕之间便停业关门，其他商店的橱窗里也挂上了无货的标牌，与此同时，店铺门口排起了长队。

步行的人数激增，甚至非高峰时刻也如此，因为商店停业和某些办事处关门迫使许多人无所事事，只好去街上闲逛，坐咖啡馆。这些人暂时还不算失业，只是放了假。因此，快到下午三点时，阿赫兰在晴朗的天空下给人以错觉，认为那是正在庆祝节日的城市，车辆不通行，商店关了门，只为节日游行队伍便于展开；居民拥到街上是为了共享节日的欢乐。

在葡萄洒和烧洒买卖居贸易首位的城市，洒类库存量相当可观，因此各家咖啡馆都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说实话，人们是在放量豪饮。一家咖啡店还贴出广告说：“纯葡萄洒可以杀灭细菌。”本已被公众认同的“烧洒防传染病”的想法现在就更加深入人心了。

在关闭城市两天之后，里厄大夫从医院出来，正好碰上柯塔尔。他俩一道走了一会儿。柯塔尔谈到他们街区有个殷实的食品杂货店老板，他围积了许多食品，想卖大价钱。有人接送他去医院时，发现他床底下堆了好多罐头。“他死在医院了，鼠疫可不付钱。”看来柯塔尔满脑子都是有关鼠疫的真真假假的故事。比如，听说有一天早上，城中心一个男人有迹象染上了鼠疫，在病得说胡话时，他冲到外面，向他遇到的第一个女人扑过去，紧紧搂着她大叫他得了鼠疫。

“好！”柯塔尔用与他下面的话不协调的讨人喜欢口吻指出，“我们谁都得变成疯子，我敢肯定。”显然，格朗的思想离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

晚上，里厄给他妻子发了一份电报，说已经关闭城市，他身体不错，她应当继续注意自已的身体，他想念她。

关闭城市三周之后，在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已见不到往常的人群。几个行人匆匆忙忙往自已远处的住所走去，没有人脸上挂着笑容。里厄想，这是今天朗斯道克情报资料局发表的公告在起作用。过一天一夜，我们的同胞总会重新燃起希望。但当天，大家对公布的数字还记忆犹新。

（如今本市已拥有三家这种医院）就很不容易。他曾命人在门诊室对面收拾出一间接收病人的房子，房里挖一个盛满消毒臭药水的池子，池子中央用砖垒一个小台。病人送到小台上立即脱掉衣服放进药液里，洗完澡擦干后再穿上医院的粗布衬衫送到里厄那里，然后再把他们分送到病房。他们曾经不得不利用一所学校的操场，现在那里一共有五百张床 位，几乎都住满了病人。每天早上，里厄亲自主持接收病人，在给病人做了防疫接种和淋巴结切开等处理之后，他还得核实统计数字，然后再回去进行午后门诊，最后才在夜间出诊，回家时已经是深夜了。昨天夜里，他母亲把小里厄夫人的来电交给他时，发现他的手在发抖。

“的确在发抖，”他说，“但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不会那么神经过敏了。”

他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事实上他还并未感到多么疲劳。但最让他头痛的是出诊。一旦诊断为瘟疫就意味着要把病人立即送走。果然会出现讲抽象道理和难于处理的情况，因为病人家属知道他们只有在病人痊愈或死去时才能再见到他。“可怜可怜我们吧，大夫！”劳莱太太一再说，她的女儿在塔鲁暂住的旅馆干活。她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当然有怜悯心，但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必须打电话。救护车的铃声转瞬间鸣响起来。邻居们起初还打开窗户往外看，后来便急忙关上了窗。接着便开始对抗、流泪、劝说，总之是抽象活动。在那些被高烧和忧虑弄得开了锅似的住宅里，曾出现一幕幕荒唐的场面。但病人仍然被送走了，里厄这才可以离开那里。

“我想，这该不是大家谈论的那种高烧吧？”

他呢，掀开病人的被子和衬衫，默默地观察她腹部和大腿上的红斑，以及肿胀的淋巴结。母亲看看她女儿大腿间的状况，情不自禁地大叫起来。每天晚上，面对呈现全部致命迹象的亲人的腹部，母亲们都这样失魂落魄、大叫大嚷；每天晚上都有胳膊紧抓住里厄的胳膊不放，都能听到连珠炮一般的无济于事的话语、许诺和哭泣；每天晚上救护车的铃声都会引起一片恐慌，这种恐慌与痛苦一样徒劳无益。经过这一连串于篇一律的夜晚，里厄只能预期还将有一个接一个同样的夜晚，而且一直延续不断。是的，鼠疫正如抽象概念一般单调而毫无变化。也许只有一样东西在起变化，那就是里厄本人。这天晚上，他站在共和国雕像之下感到了这点，他一直注视着朗贝尔走进去的那家旅馆的大门，意识到一种让人别扭的冷漠已开始主宰了他。

令人精疲力竭的几个星期过去了，暮色中，全城的人照样拥到街头遛弯儿，在经历了这些日子之后，里厄这才悟出，他再也不必费力压抑自己的怜悯心了，因为在怜悯已起不了作用时，人们对怜悯会感到厌倦。在这些负担沉重的日子里，大夫找到了唯一使他宽慰的东西，那就是慢慢闭锁感情以拒人于于里之外的感觉。他明白这样有助于他完成任务。因此他为此而感到高兴。他的母亲在夜里两点开门迎接他时，为他漠然的眼神感到伤心，她愧惜的正是儿子不在意他当时唯一能得到的缓解重负的母爱。要想对付抽象概念，就得大体与他相似。但怎能让朗贝尔敏感到这一点呢？在朗贝尔看来，抽象概念就是一切反对他幸福的东西。事实上，里厄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这位记者是对的，但他同时也知道，有时抽象概念显得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时，也只是在那时，就必须重视抽象概念。这正是后来发生在朗贝尔身上的情况，大夫也是在朗贝尔向他吐露真情时了解到的。他因此而能在新的水平上参与这场个人幸福与同鼠疫有关的抽象概念之间的沉闷的战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场斗争构成了本市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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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