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希鹏|生命政治、福利国家与国家有机体

法意导言

“在三体危机带来的恐慌中，只有一个人真正表现出了生命的尊严和对生命本身的尊重，那就是史强……史强不懂科学，也不懂哲学，但他懂得生活，这就是他的一切力量之所在。”（吴飞：《生命的深度》）时事艰危，回顾自己这一年来的学习，却发现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似乎毫无意义，唯一的贡献就只有守在家中，好像千家万户就是千万个小小的宇宙，而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但正如法意所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仍然可以连通彼此的宇宙，在爱与希望中获得勇气，我们必须守护每一个小小的宇宙，在生命的深度中获得力量。在这个孤独的暖冬里，思考是对自我和文明的责任，以下是我这一年的部分阅读经验，希望他们因为分享，可以收获一些意义。

写在除夕岁末，我的硕士论文仍然是一篇十分粗糙的草稿，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关于19世纪德国福利国家与有机国家思想的，它最早的思路产生于18年秋季学期的《地理与法》课上，通过阅读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以及契伦的生命政治，我在课程论文中简单比较了德法民族国家建构的不同道路，其中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便是浪漫派与历史主义催生下的德国国家理论的一个分支。通常认为，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是要回归领土、历史、民族，而他的学生契伦所主张的生命政治则是将“土地，政府，人民，文化以及经济”都纳入到有机国家中，有机国家思想也就成为德意志国家建构的理论基础，而1890年代俾斯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所首先推行的福利国家政策则被认为是生命政治的重要实践，即个体生命-人口成为政治的对象。

学界对生命政治概念有诸多讨论，虽然有人将其追溯到德国地缘政治学派，建立从地缘政治学派到生命政治的思想史关联，但其实鲜少对地缘政治学派的国家有机体思想作再次向前追溯的思想史研究，而这样的追溯却是十分必要的。在生命政治与国家有机体、德国民族国家特别是俾斯麦福利国家建设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追溯国家有机体的思想史便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前提条件，不仅如此，国家有机体思想还通过伯伦知理-梁启超这一线索，以其主权在国论对近代中国革命产生了影响。顺着国家有机体这个方向走下去，成为我这一年来阅读的主题，然而，这个方向也面对着无数歧路、分岔以及诸多其他可能，要想在一篇硕士论文中完成这项任务实在是不揣浅陋，后悔是来不及了，不过从一个起点引出的不同方向也意味着未来的不同可能，总有无穷的远方在等待着。于是在此抛砖引玉，分享我这一年读到的几本书，我的理解很可能是错的，但如果能启发思考，便是有意义的。

01

F. W. Coker, Organismic Theories of The St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tate as Organism or as Pers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10.

从左至右为图书封面与目录

英语世界似乎缺少对德国国家学系统深入的研究，概因政治学/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本就并非德国国家学（Staatslehre/Staatswissenschaft）的直接对应物，但作为契约理论之后主要的国家理论，国家有机体在19世纪初期的思想史论著中仍然得到了关注，其中Coker的这本思想史专著颇具代表意义。这本书将有机体理论追溯至古典政治理论家如柏拉图、西塞罗，进而作为一种自然主义传统发展至中世纪政治理论的有机体比喻，再到18世纪霍布斯、卢梭等人的国家与人的自然主义类比，而现代的有机体理论则在19世纪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以及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产生。作者认为真正的有机体理论包括两个要点，其一是部分服从于整体的相互依存关系，其二是国家起源与发展的自然有机性，并将有机体理论划分为两个主要潮流，即精神的有机体与生物的有机体。在导论中作者指出，19世纪的有机体理论建立在对机械论式契约论的批判之上，它经过了形而上学的有机体理论到精神有机体的过渡再到生物有机体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在后文中作者则按照精神有机体与生物有机体、以及国家与社会有机体的划分讨论了19世纪有机体理论的主要思想家。本书事实上是将19世纪社会科学中的有机体论放在一起加以讨论，其所讨论的并非一个特指的国家有机体，比如作者也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作为生物有机体中的一类，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能理解有机体论本身的复杂性，它更多是一种思想潮流而非系统理论，而在进一步的比较中我们也得以理解德国有机国家理论的特殊意涵。

02

 [德]米歇尔·施托莱斯著：《德国公法史：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1800 -1914》，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既然国家有机体并非某种系统理论，而是渗透于19世纪的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之中的重要观念，那么对德国的国家有机体理论来说，其最重要的发展则体现在19世纪的国家学思想之中，19世纪发达的德意志公法实与其发达的国家学须臾不分，施托莱斯教授的这本巨著则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德意志国家学、国家思想与公法学的全景图。虽然并非对国家理论、有机理论的专门研究，但其对19世纪德国公法史的细致梳理也为我们理解国家理论、有机国家思想在德国的复杂性提供了最丰富的材料。国家有机体其实与法律实证主义相类似，可以服务于任何政治立场，既有保守主义的有机体论，亦有自由主义的有机体论，而不同政治立场的有机体理论在德国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又有着特别的一致性，不同的国家学说同时也对应着差异显著的公法理论。不仅是横向对比，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上，19世纪德国几乎每10年20年就要经历一次政治气候以及学术写作的大变化，而对应到各个邦国又有显著的不同，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立场的公法学家层出不穷，因而也就并非是单一不变的有机体理论，而是具有多样性和不同面向的国家有机体。对上述方面都有广泛而深入的论述，同时将公法研究与国家学说紧密结合在一起，恰恰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这也为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德国行政法治国、社会国的发展，在今天对公共行政、行政法的讨论中重新思考国家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03

Hermann Beck, The Origins of the Authoritarian Welfare State in Prussia: Conservatives, Bureaucracy, and the Social Question, 1815—1870,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19世纪德国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其官僚制传统、保守主义国家思想交织在一起，贝克在本书中双管齐下，以19世纪工业化之后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为支点，探讨了为回应这一社会问题的保守主义思想史以及官僚体制的制度史，也即普鲁士威权福利国家的思想史和制度史上的起源问题。在对普鲁士官僚制、保守主义思想与福利国家起源关系的研究中，本书可谓不可多得，作者不仅考察了来自于拉多维茨的最早的“社会王国”思想以及随后瓦格纳的社会政策学派，这些思想家普遍受到柏林政治周刊的极端保守派影响，而社会保守主义则直接影响到了俾斯麦的社会政策。同时他还分析了普鲁士官僚绝对主义的历史，以及官僚制与农村贫困、社会运动、城市无产阶级，指出普鲁士的官僚集团在社会问题上的回应也并非是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而是将社会控制、家长统治摆在优先地位。俾斯麦所推行的福利政策算不上冷僻的研究主题，毕竟它实在太特殊又太重要了，作为福利资本主义三种模式中保守主义体制的发端，具体的史学研究与政策研究屡见不鲜，但贝克运用丰富的材料探明了俾斯麦福利国家背后的两条最重要的线索，即其保守主义和国家官僚制传统，在此基础上我们方可反问德意志的有机国家理论在这两条线索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04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附：《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郭子林等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

1890年代俾斯麦实施社会保险政策同期德国开始推行其海外殖民政策，韦勒称其为“社会帝国主义”，如果从一种外部视角出发，福利国家建立的背景恰恰是在19世纪末期的“万国竞争”，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了国竞的白热化。反观德意志国家理论，国家有机体则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德意志知识分子回应德意志民族国家整合问题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强调自身的国家传统而与英法自由主义传统相区别，而在万国竞争时代，有机体论又成为各国“意识形态之争”的重要武器。在斯宾格勒看来，英国人的自由主义完全是反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其所谓的自由只是外在的自由，社会内部则是达尔文主义的竞争模式，是完全机械式的科学唯物主义，这种社会哲学是完全利己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也是这种英国思想的产物，是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只有普鲁士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民主、真正的社会主义：每个人可以按其能力各安其位，为集体服务，这才是自由和民主，是有机体的生存逻辑。并且作者认为，未来世界的斗争正是在这两种原则之间，是世界性的剥削和世界性的组织管理之间的选择，是国家服从于商业，还是商业服从于国家的选择。从作者的以上对比中，或许可以探寻到德国福利国家背后国家想象的重要性。它并非是平均财富或者是人人平等的哲学，而是一种传统等级社会的国家至上理念（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的），一种所谓的普鲁士民族的精神本能。即all for all。在决定时刻中，作者的批判更加清晰，反面是对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抨击，即政治服从于经济，缺乏现实感的虚无主义，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反国家的虚假民主和自由，作者实质上是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道德哲学。正面则是对有机社会的描述，即建立在等级-荣誉-职责之上的国家，一种关于生命的道德，作者认为，只有传统的荣誉-等级社会才是符合自然天性的，才是一种充满生机的有机体，才能激发其内在的生命本能，从而担当世界历史的使命。虽然这两篇都是斯宾格勒在20世纪初写作的政论性文章，但却鲜明体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背后的保守主义国家思想，也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国家思想的内部与外部背景提供了有趣的写生。

05

M. Stolleis, Origins of the German Welfare State – Social Policy in Germany to 1945, Springer-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3.

德国社会政策丛书系列>

本书为德国社会政策丛书之一

“德国社会政策”丛书系列集合了五本经典的研究著作，这套英文译丛基本涵盖了德国福利国家的起源、发展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挑战问题，从多学科角度展开分析，将德国经验作为样本来分析具有普遍性与“全球性”的社会政策问题。这套丛书包括了施托莱斯（M. Stolleis）的《德国福利国家的起源》，论及德国国家传统及其工人问题在德国社会政策塑造中扮演的角色，他尤其关注德国社会政策形成中的的思想史和政治史。还有考夫曼（F.-X. Kaufmann）的《思考社会政策-德国传统》，他在书中关注了社会概念及社会国家的起源问题，将国家与社会分离作为社会出现的前提条件。另一位社会法史研究者察赫（Hans Zacher）则更多从当代社会国的立场上出发，将社会国家追溯至启蒙理性的平等诉求，并致力于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辩护。社会政策的历史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以及社会整合的历史，而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则塑造了德国社会政策的传统，这套丛书便首先力在把握这种独特的德意志福利传统，将德国社会政策视为国家与社会特殊传统中的产物，尤其是考夫曼与施托莱斯教授的著作。并非我们通常所指的福利国家，在德国，“社会”、“社会国家”这些概念都有独特的规范性意涵，福利国家则被视为盎格鲁-萨克逊的术语。虽然在德国社会政策的研究中强调对历史的回溯，但实际上这套丛书的重心仍然是向后看而非向前看，特别是关注战后德国到今天全球化时代的的福利/社会国家问题。

06

吴飞：《生命的深度：〈三体〉的哲学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自福柯提出生命政治概念以来，现代国家的治理就被视为一种冷峻的技术治理，对个体的规训和对人口的控制成为现代政治的生命权力，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掌控，人的健康、生命都成为国家机体的一部分，但日益强大的国家机器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中却始终存在正当性危机，最终的结果则是行政替代了政治，技术替代了伦理。但同样是工业社会的技术治理，19世纪的德意志国家却存在着一套相当不同的国家理论，它的福利国家始终包含了某种伦理意涵，表面上看来生命政治与国家有机体思想十分类同，但通过对国家有机体思想的梳理会发现，德意志国家理论来自于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和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回归，甚至可以说它是对生命政治的反思拷问。在19世纪的救亡图存中崛起的德意志帝国知识分子曾试图讲出一套不同的故事，来解释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历史，虽然这最终是一种失败的尝试，但仍不乏对今日中国的启发（或是教训？）。

吴飞老师的这本书是《三体》一书的长篇书评，他自阿甘本对生命与生活的区分开始展开讨论，认为理解三体的第一把钥匙就在于宇宙社会学中的黑暗森林状态，“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切自然与道德尽是虚无，而这映射的正是霍布斯以来将主权权力建立在纯粹的自然生命（活着）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哲学。但理解三体还有一把钥匙则是“宇宙很大，生命更大”，它更清晰的表达则是智子所说的“宇宙很大，生活更大，也许以后还有缘相见”，这里的“生活”指向的则是超出自然生命之上的更好的生活，不同于阿甘本对生命与生活的西方哲学式的断然划分，吴飞老师认为生命与生活是相互包含的，是生命在不同维度的展开，人类物质世界的现实生存与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永远是不可分离的。也正是因为人类能够选择用爱来对待生命，而不仅仅停留在生存的层次，生命最终能够照亮宇宙的黑暗森林，所以“宇宙的最终归宿，仍是生生不息”。

以吴飞老师的这本书结尾，虽然与论文并不直接相关，但却或许让人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想象，“宇宙很大，生命更大”，它来自中国，指向远方。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法学院2018级法学理论硕士研究生，任希鹏。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一位老者

荐书系列

编辑：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