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献词|自由霸权的衰落与世界秩序的未来
导言
2019年已届年终,2020年即将开启。在辞旧迎新之际,法意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孔元老师,撰写了这篇年终总结。孔元老师以书籍推荐的形式,为我们系统回顾了2019年欧美思想讨论状况。他指出,2019年的整体思想状况,关键词为自由霸权的终结,它又具体表现为经济、政治、思想、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自由国际体系的内外衰败,为中国未来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不可否认,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来源于对该体系的深度融合,那在该体系遭遇危机的时候,中国将如何处理和它的关系?以及更重要的是,该如何处理跟该体系的霸权国家美国的关系?新的一年里,法意将怀揣这些问题继续上路,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1.自由市场还是寡头垄断?
金融危机打击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但也催生了异常繁荣的资本主义系列图书的出版。这充分说明,如果不了解世界经济、不懂得资本主义的运作,就基本上对于当下的危机无法有清晰透彻的认识。在2019年对于资本主义的观察和反思的众多图书中,有两本特别吸引眼球。一本是前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写的《资本主义是唯一选择》(capitalism, alone: 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作者结论非常明确,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资本主义一种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作为历史方案,已经证明不可行。但资本主义又可以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是中国式的政治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似乎在鼓励精英财富创造方面有着同样的效果,但区别在于跟他们搭配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治理的差异,前者胜在跟自由民主体制的媾和,但败在容易导致高度固化的社会分层,从而引发大众民主的反叛甚至革命,而后者更容易通过政治的手段驾驭和驯服资本,但容易给人留下威权、专断等等的政治印象。对于二者孰优孰劣,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倾向于认为二者在历史上存在竞争关系,它在当下表现为中美之间的体制竞争。
Branko Milanovic对于美国经济体制的判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意的,对于中国的看法当然更有偏见,这里先按下不表。比如来自法国,但在美国工作的Thomas Philippon就有不同意见。就美国而言,在他的新书《大反转:美国如何放弃了自由市场》(The Great Reversal: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中,他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看法,指出美国早已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而是由经济寡头控制的垄断经济。作者做出这个论断,当然有其参照系。在他书中,他通过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具体对比,指出了二者在市场结构上的不同,认为欧洲才是自由市场的守护者,而美国在亚马逊、谷歌、脸书等一大批垄断企业控制下,早已经不是自由资本主义。
参考法意往期推送:《大西洋月刊》| 自由市场是个神话,垄断寡头主宰美国经济
2. 民众的胜利还是民主的危机?
3. 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经济和政治危机也刺激了社会思潮的一般走向,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民族主义的拥抱。作为西方社会的正统和主流价值,自由主义可以指代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其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基础,却是十分坚固的。2019年,西方社会的这场经济和政治危机,终于开始触及它的政治哲学根基,并产生了两本有分量的思想性著作,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Eric Nelson写的《自由主义的神学:政治哲学和神的正义》(The Theology of Liberalism: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Justice of God),一本是哈佛大学助理教授Katrina Forrester 写的《正义的阴影:战后自由主义和政治哲学的再造》(In the Shadow of Justice: Postwar Liber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Philosophy)。有趣的是,两位作者分别从右翼和左翼的立场,对罗尔斯所主导的美国当代自由主义哲学提出了系统批评。
阐明这一点,是为了指出当代自由主义的核心悖论。罗尔斯以来的美国思想家,试图调和个体能动性和社会再分配之间的张力,在Nelson看来,这注定无法实现。这种张力鲜明地体现在美国当代自由主义鼻祖罗尔斯那里。Nelson通过对新近发现的罗尔斯早年手稿的研究指出,罗尔斯曾经是个奥古斯丁主义者,在自己的神学论文中,对伯拉纠主义提出了系统批评,认为没有人能够独自评价善行,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过于夸张了人类的能力,从而导致对于人本身的亵渎。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认为人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一个人拥有或者不拥有某项禀赋,完全是武断的道德判断(morally arbitrary)。正义理论不能基于运气,而应建立在公平之上,为了调和人社会阶层的差异,调和贫富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一定的再分配措施。
在Nelson看来,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间的哲学对立是无法调和的,要想论证国家干预的哲学合理性,就必须放弃自由主义。因此,罗尔斯就成了一个失败的早期近代神学家,他让自由派相信正义需要再分配,但却无法给出确切的论证理由。
Forrester对于罗尔斯和罗尔斯主义的批评有点刻薄。她从理论和社会背景层面分析了罗尔斯主义成功的悖论。在理论层面,她指出,整个罗尔斯哲学都是建立在启蒙主义的论调之上,关注自然状态、无知之幕、理性主义、契约政治,这种知识论立场在实践中发展为一种普遍主义的政治哲学、一种强调审议民主的政治行动框架。在这种框架之内,白人在过去历史中犯下的种族和殖民罪恶,已经被自然状态的普遍假设所洗清,因而必须不被承认和予以追究;而现有社会结构中的分歧只能通过对话方式解决,社会不平等只能通过政治制度框架内的纠偏行动解决。这约束了罗尔斯政治行动的可能方案,也限制了自由政治哲学的论证模式。
在社会背景层面,Forrester认为罗尔斯写作的时代出于冷战自由主义的背景之中,而那是一个充斥着矛盾和张力的年代。1960年代的美国本身是个矛盾的集合体,它一方面是丰裕的,因而为民权运动和大社会计划开展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充满了危机,是美国去工业化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开端。罗尔斯哲学分享了它成功的一面,却没有预见到它的代价。在1970年代,为了解决国家财政危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走上前台。罗尔斯的成功,恰恰在于它的不合时宜。它在福利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为福利国家辩护,为一个已经失去的时代辩护。福利主义越是破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反而愈发坚固。盎格鲁-美利坚的自由政治哲学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个成功的故事,而是一个幽灵的故事。
结合二者,Forrester给予罗尔斯及其罗尔斯主义的基本论断就是:罗尔斯主义的成功,不过是一群丰裕的白人男性的分析政治哲学家的成功,他们在英美的精英体制之内从事创作,构造了一个普遍主义的自由理论,只关注美国和西欧的福利国家,以及他们想象中的全球政治。但最后证明,不过是把自己囚禁在战后自由主义的悖论之中。
自由主义哲学体系的动摇,为其他政治哲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这使得左翼激进主义再分配方案和右翼文化认同方案话语权逐渐趋于强势。在话语竞争上,尽管左右翼政党在经济方案上面不相上下,但左翼政党在文化立场上较强的多元主义取向,使得它在政治竞争中远逊于右翼政党,这使得基于保守立场的激进再分配和文化认同方案略胜一筹。二者的结合点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方面,美国产生了两本有代表性的著作,一本是Yoram Hazony的《民族主义的德性》(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一本是Rich Lowry的《为民族主义辩护:美国的强大、团结和自由之道》(The Case for Nationalism: How It Made Us Powerful, United, and Free)。两本书在出版之后,在美国保守派圈子里都获得了极大影响力,而且都被特朗普公开表扬过,这预示了美国保守主义的一场大转型。在立场方面,两本书都公开为民族主义辩护,认为德国纳粹主义在二战期间的侵略行径,破坏了民族主义的名声。这使得整个战后的政治和思想方案,都是建立在排斥民族主义的基础之上,但一个健康的民族主义,对于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都是必不可少的。
4. 自由霸权的衰落
米尔斯海默也注意到,自由主义的退却,意味着民族主义的回归。那基于民族主义视角的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子?对此,答案其实是不明确的。因为它既可能导向孤立主义的外交传统,也可能如Yoram Hazony在《民族主义的德性》一书中所设想的,实现一个更加审视和节制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体系,但也有可能走向更加具备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在这方面,科林·杜克(Collin Dueck)2019年的新书《黑铁时代:论保守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Age of Iron: On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可以提供一个指引。如果说米尔斯海默更青睐离岸平衡战略的话,那么科林·杜克则更喜欢更具进攻性的策略。在其书中,他借用地缘政治视角,指出如果美国不能够有效控制欧亚大陆,那麦金德的噩梦将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在这方面,一个丢掉了自由主义包裹的外交战略,将美国外交的霸权真相暴露的更加充分。
2019年1月31日星期二 | |
孔元 法意读书 学术顾问 | |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 |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
编辑: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