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图茨 | 民主及其不满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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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图茨 | 民主及其不满

作者：亚当·图茨（Adam Tooze）

译者：纪晓彤

法意导言

可以说，当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遭遇到了系统性危机。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一连串“黑天鹅效应”事件接连发生后，我们不禁思考，民主制度是否已走到盡頭？甚至有观点认为，当前的政治紧张局势与1930年代民族主义和独裁统治崛起给民主带来的压力有异曲同工之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欧洲研究所所长亚当·图兹（Adam Tooze）于2019年6月6日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对民主危机的各方观点进行点评，并着重分析了大卫·朗西曼教授关于民主制度是否死亡的讨论。本文认为，对历史上的危机进行分析或有裨益。

图为本文作者亚当·图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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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右派而言，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任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意味着它们在政治上的新生。美国的保守主义元素长期以来孕育了反动的非主流文化，它们将推动公民权利的行为定义为压迫，阻碍女性平权和打破传统异性恋规范的运动，蔑视自由媒体的霸权，并质疑全球化及其共同自由团体，包括联合国和世贸组织。早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一反动政治就在共和党右翼中取得一席之地。戈德怀特的竞选以及保守派对60年代社会革命的强烈反对为它重新注入活力。它通过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重新融入共和党的主流以后，在对克林顿夫妇的敌意中公开爆发。最终是特朗普把它带到了舞台中央。对于右派而言，特朗普及其幕僚迸发的“实话实说”，特朗普政府毫不掩饰的性别歧视和仇外心理，以及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强势的民族主义都是理所当然的。特朗普的当选标志着期待已久的对自由主义共识的推翻。

中间派民主党人也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但对他们而言，这背离了一切对美国来说最好的道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特朗普这样的人当选破坏了从内战到新政，从民权运动到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当选这一珍贵的自由主义叙事。这是冷战自由主义以来悉心培育的美国自我概念，并似乎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得以实现。唐纳德·特朗普这样一个公开的性别歧视主义者和仇外主义者的当选给美国带来了根本性的震动，引发了人民对其与上世纪30年代那场大民主危机进行比较。人们开始类比米·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和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也开始讨论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Reichstag fire moment），在那种时候一项恐怖活动可能会导致紧急状态令的下达。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些对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精彩战役。回想起中世纪的反法西斯英雄，反特朗普运动组织自称为“抵抗小组”并非毫无意义。

图为德国国会大厦纵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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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叙事是基于历史而产生，令人诧异的是它最近是如何发展的。几年前民主党内还没有形成一种反抗的氛围，而是充盈着对未来的自满。美国国内不断发展的多样性和加利福尼亚数字寡头的政治偏好能保障民主党的掌权。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不仅是可叹的，他们注定会消亡。在大西洋的两岸，中间派知识分子的工作都是压制左派关于反民主的专家统治规则以及关于掏空民主的危险讨论。

被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所动员并被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这样的组织所吸引的复辟美国左翼毫不怀疑特朗普执政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特朗普对于左派而言并不意味着历史的中断，而是延续。正如杰迪·波弟（Jed Purdy）在去年夏天刊发的《异见》（Dissent）杂志上所说的，特朗普“不是对基准线，对历史标准的异常偏离，而是回归。”[1]特朗普完全暴露了奥巴马和他的政府遮掩的东西——美国民主对资本、对父权制、对源于奴隶制的不公种族制度的附庸。

图为约翰·斯普林（John Spring）所绘特朗普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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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们坚定而激进的批判，美国左派一度遭受了来自中间派的轻蔑嘲笑。如今中间派开始惶恐，左派开始看到一丝曙光。由DSA支持的民主党反叛似乎存在了真正广泛的基础。在美国年轻人中，讨论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这并不是民主危机，对美国左派而言反倒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尽管立场上的差别如此之大，他们的目标却是坚定一致的。特朗普承诺将让美国再次强大。中间派民主党对特朗普曾质疑美国的强大感到震惊，并承诺将修复他所造成的破坏。对俄罗斯干政的关注激励人们团结在星条旗下。同时，左派的灵感来源于不亚于他们的中间派和右翼敌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叙事。波弟在《异见》中呼吁激进分子们接受可追溯至重建时期的民族传统，接受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左翼分子和民权。在Tablet杂志上，保罗·伯曼（Paul Berman）重提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ky）的《铸就我们的国家》（Achieving Our Country）一书，以及其中所坚持的从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持续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及其他人的激进共和主义传统。[2]

图为《铸就我们的国家》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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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部真正的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政治的范围是有限的。任何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会忽略这一限制。浪费时间想象美国如何可以摆脱那部当今最古老的，源自于十八世纪的宪法也是无所裨益的。但如果呼吁爱国主义只是这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必要品，美国危机谈话中的历史主义基调仍令人费解。在气候变化加速，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口的最后一次爆炸性增长，中国威权资本主义推动下的亚洲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的时刻，追溯二战、镀金时代、内战及独立战争怎么能不显得不合时宜？

虽然非民主主义政治是不切实际的，但还应当思考伯曼和其他人提出的宏亮的“拥抱民族叙事”口号是否会使“抵抗”起反作用。《异见》的联合主编蒂姆·申克（Tim Shenk）曾明智地指出美国的进步人士在解决国家的基本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时，不应将它们看作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族的负担，而是像其他民主政体一样将它们视为国家的正义和实际问题。[3]结合目前的气氛，尤其是年轻活动家的情绪，可能会发现，特朗普危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使整整一代人对任何形式的美国例外论免疫。然而，正如特朗普本人热衷于指出的那样，他的胜利可以被看作是全世界更广泛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浪潮的预兆。

在《人民vs.民主：我们的自由为何危在旦夕，应当如何拯救》（People vs. Democracy: Why Our Freedom Is in Danger and How to Save it）一书中，托尼·布莱尔全球变革研究所的前任执行主任雅斯查·蒙克（Yascha Mounk）谈到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或唐纳德·特朗普等粗鄙的非自由民主主义支持者，对精英技术官僚自由主义的全面厌恶，每年聚集在达沃斯的政治家和企业领导人就是例证。黄背心示威者和许多投票支持脱欧的人有充分理由相信，统治阶层视他们为草芥，而他们以对人民主权的粗暴重申作为回应。尽管年轻的投票者们持续左倾，这种倾向并不一致。蒙克指出，即使是在年轻的欧洲和美国人群中，威权态度也令人担忧地开始抬头。在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中，对铁腕人物和军事领导的支持越来越普遍。美国远非一个例外的民主国家，相反它对独裁主义统治的支持度很高，完美地契合这一范式。

虽然上述发现引人注目且前所未有，蒙克对它们的分析却略输一筹。为了解释上述转向专制主义思想的现象，他提出了三个影响因素：因互联网的兴起使得精英阶层对政治媒体的失控、经济增长后财富分配的失败、以及白人对愈加兴起的种族多样性的担忧。这份清单罗列的担忧如此熟悉，而他提出了另一份更为熟悉的补救清单：媒体在传播仇恨言论方面应承担更大责任，增加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以及持续为确保“人民和国家再次感受到他们对自身生活和命运的控制”而努力。这些当然都很好。但是如果非民主的自由主义专家治国是大众反抗的最终驱动力，那么专家智囊团提供的技术官僚性解决方案何以成为可信赖的答案？如何才能使得让人民“感觉”重获控制权的努力，而非一个切实让人民掌权的政治项目，听起来不那么敷衍了事？

专家治国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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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家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曾撰写了一本发人深省的比较不同国家中的政治危机的著作。这本名为《民主制度如何灭亡》（How Democracies Die）的书将美国问题置入一个更广泛的研究范围里，分析民选独裁者如何破坏和颠覆民主。民主是脆弱的，它们依赖于相互竞争的党派对普遍规范的共同接受。规范是重要的，没有了规范，“宪法制衡不能如我们所想象一般发挥民主堡垒的作用。”一旦获得权力，且该权力不受民主规范的削弱，民选独裁者将试图影响体制中的裁判者，迫使法官退休，压制媒体，并改变竞争舞台使其永久性地不利于对手。毫无疑问，当下的美国政治体制受到上述三个方面的威胁。而对于那些参与到美国中心论的全国性讨论中的人而言，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发布了一条使人清醒的信息：“美国民主并不如我们有时认为的那般特殊。我们的宪法和文化并不能使我们免于民主崩溃。”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阻止我们坠入反自由主义？民主规范的回归需要建立新的共识，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提到了智利的例子。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这个国家的左右派之间暴力冲突导致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的血腥政变，而这一冲突最终通过两党在所谓的民主联盟（Democratic Concertation）中的合作解决。在当今的美国，问题首先出在共和党身上。它一再表现地像一个自认为无需遵守一般民主规范的反体制政党。“为了减少两极分化”，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总结道，“共和党应当进行改革，如果不想被摧毁重建的话。”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打破他们对被前共和党参议员杰夫·佛雷克（Jeff Flake）称为“极其兴奋的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煽动行为”的狂热。

但这一切要如何实现？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指向1945年后德国中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下称“基民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CDU）的改革。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基民盟对民主规范的巩固毫无疑问对战后德国民主制度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和美国政治又有何关系？难以想象共和党会有任何一个成员向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她的同僚学习。

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作为政治程序和形态分析家，在看待权力问题时却是惊人地幼稚。1973年智利民主的崩溃不仅仅是基于极端党派之争的恶化。这是冷战期间关于基本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暴力冲突。那些摧毁了智利民主制度的力量还包括美国的社会和外交政策机构。德国也是一样，正如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1945年希特勒政权的绝对失败为德国保守主义的重建创造了条件。在那里，冷战也影响了事态的发展，它使得阿登纳的“融入西方”（Westbindung）(依附于对西方国家)似乎比苏联的替代者更合适。

图为1973年智利政变，军政府武装部队轰炸拉莫内达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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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否需要经历一场类似于德国在二战中所经历的灾难，才能让共和党自我改变？列维茨基和齐布拉特提出了这一问题，但从未充分探讨其内涵。他们具有局限性的逐案类比方法以及他们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关注，却将国际政治问题置于一边，并没有提供考虑冷战与冷战后地缘政治以及现代民主制度轨迹之间的联系。

著名的东欧史学家提摩希·斯奈德（Timothy Snyder）将西方民主危机视为一场相互关联的国际发展。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使他对该地区历史的关注成为思考当代跨大西洋政治舞台的工具。历史叙事不仅仅反映和描述现实，还有助于塑造现实。斯奈德的新书《通往不自由之路:俄罗斯、欧洲和美国》（The Road to Unfreedom: Russia, Europe, America）的中心组织思想是，民主受到两种决定论世界观的威胁，他称它们为“必然”和“永恒”。前者是“历史终结”（“End of the History”）的决定论及其现代化理论，它声称自由民主制度没有替代品。广义上说，这是西方的自由派精英的世界观——蒙克的技术官僚自由主义。他们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计划所产生的失望和抵制，在斯奈德看来，引发的不是真正的民众反应，而是以“永恒政治”或神话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另一种精英神话。现代化者承诺,只要我们都朝着最好的道路前进，每个人都能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被神话了的民族主义“将一个国家置于一个周期性的受害者故事的中心”。在这种世界遭受威胁的黑暗背景下，进行统治的精英们承诺的不是进步，而是保护。

斯奈德认为，在现代化理论的决定论和民族主义的决定论之间的疯狂摇摆塑造了我们当前的形势。二者都阻碍了任何真正的辩论和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它们都不利于真正的民主。一个为专家治国敞开大门；另一个则是劣质的威权主义。斯奈德定义下的真正历史，即偶然事件与个人选择的集合，是让这些危险世界观回归理智的最佳解药。

从一般层面上而言，斯奈德的研究方法有颇多可取之处。历史确实是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当务之急应当研究的东西。无论是基于社会科学还是基于神话的，应当对决定论持怀疑态度。我们也同意斯奈德所认为的，必须将俄罗斯、乌克兰、欧盟和美国视为“同一个历史”的一部分。但如今的问题是如何将前者纳入“同一个历史”[注] ？这么做的挑战在于，需要将我们批判他人时运用的标准也适用于自身。如果判断标准在于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那斯奈德的历史观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民主制度健康发展？而它是否能抵挡自己创造的神话？

毫无疑问，《通向不自由之路》这本书是引人入胜的。它以斯奈德式的善用警局风格写就，带领我们穿越欧洲令人眼花缭乱的过去和当下。这是一个包含了肇事者和受害者的历史。斯奈德从伊万·伊林（Ivan Ilyin）（1883-1954），一位流浪的国际主义者，也是一位在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新流行起来的类法西斯思想家出发。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一位亲密政治顾问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无比赞同地引用伊林为其将“中央集权、人格化和理想化”至于个人自由之前的“主权民主”构想辩护。在斯奈德看来，这些才是普京的侵略型政治的真正渊源，而伊林和苏尔科夫则是全球对现代化自满的自由主义观点进行强烈抵抗的幕后策划者。

然而，构建这样一个影响因素网络本身就处于丰富的神话创作领域中。关于斯奈德的阐述是否真的具有他所说的意义，在俄罗斯政坛的专家中没有一致意见。[4]普京和西方的冲突源于何方？是基于克里姆林宫令人费解的向民族主义的转变，还是由更广泛和更明显的地缘政治冲突所驱动？

作为他对俄罗斯侵略行为增加的描述的一部分，斯奈德多次提到普京出席的2008年春天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会议。但他从未提到过这次激烈会议的主题。其中的争议问题是基于布什政府提出的，关于加快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进程的提案。这不仅引起了俄罗斯的敌意,也引起了德国和法国的激烈反对。他们不希望看到乌克兰被欢迎加入他们的专属欧洲俱乐部，也不想加剧与莫斯科的紧张关系。争论焦点不在于莫斯科的新法西斯主义神话，而是冷战后的地缘政治。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用作解读俄罗斯的立场，比起一份民族主义宣言，它更像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谴责的明确阐述。但斯奈德没有对它进行讨论。  

注：

原文是assemble that one history

意思可以是gather them into one history

图为普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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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斯奈德对乌克兰危机及其对美国的影响的处理。难道真的可以仅依据普京政权的阴谋理解2013年的乌克兰冲突，而不考虑欧盟不合时宜的外交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吗？正如斯奈德在其早期的作品《血染之地》（Bloodlands）中坚持的那样，乌克兰的历史是由沙皇、德国和苏联的帝国计划所塑造的。令人讶异的是，在《通向不自由之路》中，他没有采取同样的方法处理近代历史，将其认为是多方权力斗争的结果。

认为北约和欧盟参与了一个类似于纳粹德国的扩张主义计划是愚蠢的。但在关于乌克兰入欧的谈判破裂为普京的干预打开大门之时，坚持认为地缘政治竞争与基辅危机的爆发毫无关系也没有明智到哪里去。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直坚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从2008年起，他们开始推动与六个后苏联国家的东方协会协定，他们利用欧盟推行遏制战略，其中“西方化”不仅仅是实现的目的本身，也是加强他们对俄罗斯东部防御工程的工具。莫斯科并没有误解这一危急关头。

对于斯奈德而言，俄罗斯朝反民主的转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并没有止于东欧。在他作品的最后几个章节中，他转述了有关普京干预2016年和2017年的美国和法国大选的媒体报道。但如果想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诉诸于为斯奈德所轻视的地缘政治因素。美国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敌意并非如斯奈德所言，是克里姆林宫思想家的厌女症的结果。克林顿对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看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单极胜利主义，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克林顿可能不会如普京所认为的那样，煽动2011年12月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但她毫不掩饰她对反对派的支持。由于乌克兰危机仍在不断变化，莫斯科对克林顿的选举胜利没有兴趣。

斯奈德没有讨论2016年美国大选的地缘政治背景，而是回顾了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有关特朗普与俄罗斯进行商业联系的指控。令人沮丧的是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调查结果并不能得出结论。在当下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完全的不确定性。我们仍在试图破译美国危机是否应当被理解为是精英盗贼统治、锈带（Rust Belt）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克林顿竞选经理们的盲目自满抑或是持续存在的种族分歧导致的自我毁灭结果。外部干涉不太可能对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但这一因素也不能被排除。我们当下的处境正是具有这种深刻的难以理解性。斯奈德的确定性语言以及他对抵制俄罗斯新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和无所不在的力量的夸张呼吁更多地表现为时代的症状而不是一部历史作品。

相比之下,大卫·朗西曼（David Runciman）的《民主如何终结》（How Democracy Ends）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以我们的困惑为出发点。这位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并没有进行确定性论述或是提供具体的政策方案，而是讨论了理解当下形势的各种方法。这一著作的成果是一组有见地且有用的分析，无论人们是否赞同其最终结论。

朗西曼认为，不能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特朗普任期真的有可能会向法西斯主义沦陷吗？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夏洛茨维尔集会之类的事件暴露了右派暗流的深度和广度，但它们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久经战火洗礼的法西斯集团不一样。如果大规模法西斯运动的出现似乎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又应如何看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困扰拉丁美洲和南欧的政变呢？朗西曼对这种想法泼以冷水。人们对于征兵、群众动员和全民运动的记忆已经消散，二十世纪那些真正的暴力政治激情也是如此。朗西曼认为，法西斯主义威胁论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动员口号都是空洞的。即使是像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在土耳其策划的以及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策划的那种大型民族主义集会，也更像是拼凑物而非真正的暴力政治。

图为大卫·朗西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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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令人安心。民主制度不大可能在一声爆炸中轰然逝去。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它将呜咽着离世。民族团结的水平似乎还不能满足应对不平等加剧的挑战的需求，这一挑战的解决需要通过提高收入和财富税或进行全面的福利改革实现，包括那些在二十世纪中期实现的，很大程度上由两次世界大战时的巨大动员努力所激发的改革。

朗西曼提出，只要我们将20世纪30年代的黑暗记忆抛之脑后，就可以将对历史的想象扩大到足以容纳更广泛的威胁。民主制度不能为解决官僚和技术权力的盲目运作提供答案。我们实际上通过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发展，眼睁睁地看着它在扩张。同样地，在经过几十年的严重警告，环境问题的解决仍然基本上算是没有成效。对于朗西曼来说，如今这种情况毫不意外，他还引用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现代之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modern evil）这一概念以及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显示我们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官僚制度的过度扩张和环境灾难正是民主政体所处理的极其糟糕的生存挑战。鉴于西方社会未能解决这些挑战，我们将会看到对充满活力的专制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症状：精英专制主义的拥护者并不是斯奈德的书中那些傲慢的空想家，而是那些平平无奇的政治学教授。例如，杰森·布雷南（Jason Brennan）在他的著作《反民主》（Against Domocracy）（2016）中重提十九世纪要求由有能力者进行统治的观点，他称其为“贵族统治”。在这方面，我们生活在北京而非莫斯科的阴影之下。但正如朗西曼所支出的，尽管精英专制体制可能会制定更多果断的政策，但这也增加了灾难性的失误出现的可能。

最后，我们还面临着当今的威胁：公司和他们所推广的技术。朗西曼曾提醒过，至少在现代国家出现之时就存在公司，而它们会活得比国家更长久。脸书和其他类似企业网络的覆盖领域要比任何一个阶级国家组织更为宽广。朗西曼认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对美国民主制度造成的威胁远甚于特朗普。但扎克伯格们究竟造成了何种威胁？21世纪的寡头们都是利益导向的，不能容忍法治的制衡，但至少在美国，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举止温和，急于宣扬公司社会责任之类的陈词滥调，且极易受到来自政治压力的影响。

在朗西曼讨论的每一个主题上，他的结论都是反常的，这让人耳目一新。很容易倾向于认为他的书对于过热的美国全国性激辩和斯奈德黑暗叙事中的确定性而言是一剂解毒药。然而，这些也不应该掩盖朗西曼自己所作的低调的预言。这可以追溯到他那些听起来很纯真的嘲讽：对20世纪30年代的反复提及实际上是政治中年危机的精神抽搐。他对当前形势的观察所倚靠的前提是民主是一种具有寿命、起点和终点的政治形式。我们的民主还没有到达终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末日危机将至的担忧是过于夸张的。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处于民主的中后期。

这一论点标志着从历史到有机形而上学的明显下滑。这一现象是讽刺性的。朗西曼关于政治宪法具有自然生命周期的说法让人想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他是《西方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的作者，也是魏玛共和国模范的政治和文化作家。和朗西曼一样, 斯宾格勒运用自然哲学将世界历史组织成一系列准生物轨迹。他认为，西方的形势已经接近文明僵化自然周期的末尾。在朗西曼看来，这一过程在希腊和日本等国家是最为明显的。他认为它们还没有死亡，而是被困在了一个史后国家的状态中，因财政紧张和人口下降而麻痹瘫痪。

在这一点上，朗西曼与另一位历史终结论的预言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观点以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年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的灵感来源相一致。除了生物隐喻之外,这些作家的共同点是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像斯宾格勒和科耶夫一样，朗西曼并没有对光明的消亡大发雷霆，而是邀请大家一起采取一种幻想破灭的现实主义态度。如果我们能看到周围的民主政治的衰落，并能诊断出它们最终灭亡的多种原因，这也不能豁免我们保持它们继续运作，直至痛苦的终局的责任。这就是朗西曼阐释自由民主“别无选择”的方式。

民主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化的标准。关于民主危机的讨论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崛起导致这一标准受到质疑。朗西曼则是冷静的。他以一段富有想象力的未来预测作为其作品的结尾：2053年1月20日，星期一，李总统举办就职典礼，他的前任是备受争议的扎克伯格·陈（Chan-Zuckerberrg）总统。由于气候变化，华盛顿特区今年1月天气温暖。民主党和共和党依然存在，但党派体系在近几十年来已经陷入混乱。国会陷入僵局。美元也一文不值。李总统与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美国人并不关心。无论如何，他不再控制核程式。但是，国旗仍然飘扬，而他的就职演说内容也是可以预见的：“他提醒他的听众，美利坚合众国首先是，且将一直会是一个民主国家。”当李总统离开舞台时，有人听到他的一位前任说：“他抗议得太多了。”

民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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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幻想是什么意思？它大概不是一个确定性的预测，而是作为一个激发性的思想实验存在。它成功地提出了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假设按照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美国能否平静地接受其相对的衰落？值得关注的是，朗西曼关于一个被动的美国的看法实际上过于乐观了。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在一篇独具慧眼的专栏文章中问道：“美国能否想象，2050年的全球体系中，美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一半？即使我们能够想象这种场景，一名政治领导人又能否认清这一现实，允许对这样一个世界的未来走向进行谈判？”[5] 

     特朗普以他特有的好战和易怒回应了这个问题，发动了一场构想拙劣的贸易战。但至少在这一政策上，他并不是孤身一人。纵观美国政坛，如果说他们能在什么问题上达成一致，那就是需要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比起朗西曼设想中所展现出来的对新现实的冷静接受，更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美国民主的重新配置，就像上世纪30和40年代发生的那样，当时行政部门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权力来对抗外部敌人。与纳粹德国和苏联对抗的风险是巨大的。相比较而言，普京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微不足道。和中国之间进行新冷战的风险就不是这样了。

[1] “Normcore,” Dissent, Summer 2018.

[2]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American Left,” Tablet, November 25, 2018.

[3] “Hannah Arendt’s Answer to Paul Berman o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Left,” Tablet, December 6, 2018.

[4] See Sophie Pinkham, “Zombie History; Timothy Snyder’s Bleak Vision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Nation, May 3, 2018.

[5] “Washington May Bluster but Cannot Stifle the Chinese Economy,”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3, 2018.

翻译文章：

Adam Tooze,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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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彤，北京大学2018级法律硕士。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热爱有趣的书和有趣的故事，渴望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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