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月刊》|人口结构变化触发民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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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约尼·阿佩尔鲍姆（Yoni Appelbaum）

译者：梁锐

法意导言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两党将进入新一轮的竞争。极具个人特色的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社会已经见证许多前所未有的变革。特朗普主义以强势的姿态为全世界带来影响。特朗普或共和党是否能够成功连任，这一问题决定着美国民主的走向。本文从美国社会人口结构的转变入手，结合美国两党政治角逐的史实，分析特朗普主义的利弊以及目前共和党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且指出美国中右翼力量对政治的选择才是促进美国民主社会向前发展的关键。本文为2019年12月发表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的专栏文章。作者约尼·阿佩尔鲍姆（Yoni Appelbaum）是美国社会和文化历史学家，今为《大西洋月刊》的专栏作者，曾于哈佛大学教授历史与文学。

本文作者约尼·阿佩尔鲍姆

目前，美国的人口结构转变正在发生。这一次，美国人民能否共渡难关？

民主取决于败者的妥协。二十世纪，美国政党和总统候选人们清楚地知道，选举失败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可容忍的。输家承认失败，调整计划、重组联盟，然后走向下一场选举。思想和政见会遭到反驳，也会遭遇恶毒的攻击。但无论辩论有多激烈，失败也并不总是意味着政治上的毁灭。但是，近些年来，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这样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那些激进的民主党人被仇恨、偏见和愤怒教唆。”特朗普在6月于奥兰多举行的连任竞选活动中对群众说，“他们想摧毁你们，他们想摧毁我们的国家。”这是特朗普向支持者宣传的核心观点：他是阻止他们走向深渊的人。

今年十月，特朗普面临弹劾危机，他生气地在推特上发言：“这不是一次弹劾，这是一场政变，这些人想夺走人民的权力、选举权、自由，破坏宪法第二修正案，他们想夺走人们的宗教自由、围墙、以及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神圣权利。”他还引用了一个支持者的阴谋预言，称弹劾“会导致美国内战，国家将因此产生不可愈合的裂痕。”

特朗普的这段话反映了时代的困境。民主政体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脆弱。过去二十五年里，红蓝派之间的对抗加剧，民主党人主要聚集在城市和城郊，共和党人者则占据农村和周边郊区。国会里，两党过去曾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如今业已被巨大鸿沟所隔绝。

特朗普作其连任竞选演讲

随着政客们在地理上与意识形态上逐渐分离，他们对彼此的敌意也与日俱增。1960年，不到5%的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会因自己的子女与他党人结婚而感到不快；如今，根据一项调查，35%共和党人及45%民主党人会因此事生气，这个数字甚至远超对跨宗族和宗教结婚抱有不满的人。两党对抗的增加也导致美国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度下降。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七月公布一份研究，称只有一半受访者认为人们并不排斥由两党中的谁担任总统。在一些边缘选区，人们的不信任逐渐显现：德克萨斯州的右翼分子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左翼分子又开始主张州独立。

范德比尔特大学和其他机构的政治学家最近研究发现，“政客都称对方党派像动物一样，缺乏人性。”总统却鼓励甚至推动这样的状况发展。这是十分危险的，研究者说到，“这容易导致道德约束力的下降，而道德约束是阻止人们伤害他人的防线。”

如今，彻底的政治暴动仍比政党分裂时期（包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要少得多。但过激的言论氛围也使得某些人变得偏激。塞萨尔·萨约克（Cesar Sayoc）因为用炸弹瞄准多个知名民主党人而被捕，他是个热衷于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人。在法庭文件中，他的律师表示，萨约克从特朗普充满白人至上意味的言论中获得了行动的灵感。律师称：“政治气氛和（萨约克的）精神疾病有密切关系。”此外，在某些地区，政治抗议已经转变为政治暴力。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地区，那里举办的一场“团结右翼”集会导致一名年轻妇女被谋杀。这些极端主义团体的暴力行为让他们的反对者有更多攻击的话柄。

这些仇恨从何而来？是全球化、后工业时代经济所带来的压力、经济上的不平等、社交媒体的渲染、地理上的分裂、以及总统本人的煽动。正如《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情节那样，每一位嫌疑人都参与到犯罪中。

但最大的推动力可能是人口变化。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发达稳定的民主国家从未经历过的转变：历史上占主导的团体日益成为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曾经的少数派团体如今能够捍卫自己的平等权和利益。如果要寻找这种转变的先例，可能要回溯美国历史。当时，英国白人最初占据主导地位，而后主流团体不断被重新定义。但这些先例最终都演变为政治暴力，很少能如今日一样影响深远。

许多美国人印象中，国家居民大多数是白人基督徒。但如今情况已不如昨，人们对这样的变化也并不敏感。将近三分之一的保守党认为他们的信仰遭遇“许多”歧视，二分之一的福音派教众也有此感。但是，与已经发生的变化相比，尚未发生的变化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下一个二十五年，根据移民率以及民族和种族认同的变化，非白人将成为美国的多数。对某些美国人而言，这是可喜的变化；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不值得关注。但这样的转变已经引起政治上的强烈反应，而总统则对此加以助推和利用。2016年，白人工人阶级选民认为，对白人的阶级歧视是个严重的问题，这让他们在最熟悉的国度反而成为陌生人。这些人投票给特朗普的可能性是其他白人群体的两倍之多。三分之二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2016年选举是阻止美国衰退的最后机会”。他们认为特朗普是那个对的人。

2002年，政治科学家鲁·特谢拉（Ruy Teixeira）和记者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出版书籍《新兴的民主多数派》（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书中谈及，人口变化是美国的褐变。更多女性、专业人士以及年轻人将加入民主党，很快将迎来“新的发展时代”，而共和党将成为永久的政治少数派。此外，该书认为，新兴的民主多数派是不可阻挡的。2012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连任后，特谢拉在《大西洋月刊》发表文章称，“民主多数派将成为主流。”两年后，民主党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受挫，朱迪斯似乎有点退缩，称新兴民主多数派可能只是海市蜃楼，白人工人阶级对共和党的支持会让共和党人长期占据优势。2016年选举结果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但许多保守派在调查人口变化趋势时发现，特谢拉说的话没错，只是当时时机未熟。他们发现，共和党逐渐对自己丧失信心。

共和党人将特朗普的当选视为一种过渡性的统治而非复兴，这种短暂的喘息可以减缓国家的衰退。共和党人不只是简单的参与选举，他们努力缩小选民的范围，提高以少数选票获得选举胜利的可能。最高院的保守派法官于2013年将《选举法》的关键条文无效化后，五年里39%的县减少了投票站的数量（此前法律限制这样的行为）。此外，尽管嫁祸对方是两党都常用的手段，但过去十年里共和党人显然更耽于此道。在威斯康星州，去年民主党人赢得州选举53%的选票，却只占了36%的议会席位。宾夕法尼亚洲，共和党人试图弹劾州法院的法官，因为这个法官阻止了共和党人在国会选区贿赂选举的企图。特朗普和他的内阁试图压缩2020年人口普查时移民的人数，削弱移民的选举权。任何政党都会追逐自身利益，但只有认为自己无法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才会设法阻止选民投票。

一度占优的群体不得不适应新生人口，这在美国历史上很常见。这个适应过程可能是体面的，也可能是痛苦的，甚至是通过暴力实现的。美国政党不断改革，沿着新的宗旨不断自我调整。从前严守的信仰、伦理和阶级边界如今不断被重塑。同一事物时而重要时而次要，昔日的敌人成为明天的盟友。

有时候，自我调整会被打断。这时候，政党非但不会迎接新盟友加入，甚至反对民主进程。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可以接纳进步主义，并更新自身的规则，实现代际的发展。而身份上的保守主义则只能将复杂的政治演算化为简单的算术问题。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移民政策全面收紧

特朗普和他的政党如今走进了死胡同，这可能导致他连任失败（假设他没有被弹劾）。但总统的失败只会加剧选民的绝望心态，让支持者更加恐惧人口转变会带来不利影响。这样的恐惧是目前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美国民主正在违背先例，抬高社会标准，破坏“护栏”。当曾经掌权的团体意识到自己将不可避免地被取代，手中的一切将要被摧毁，他们会付出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权益。

政治学家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研究东欧以及拉美地区的民主实践。他认为民主制度如希望长久存在，“必须让所有政治力量能够在利益和价值的竞争中角逐掌权的机会”。除此之外，民主制度也应当追求平等。“他们要让失败的民主看起来也比不民主的未来更具有吸引力。”尽管保守派如今掌控着白宫，参议院和许多州政府的席位，他们也在怀疑自己是否能赢得选举。这预示着美国民主目前面临的跌宕。保守派甚至认为选举失败将带来党派的毁灭，这是更令人担忧的。

我们要警惕是否夸大了事情的危险性。1860或1850年的状况不会再重现，但美国历史上有诸多例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南北战争）警示我们，当占主流的团体认为自己无法赢得选举且无法承受失败的后果时，繁荣民主社会的萧条只在顷刻之间。

面对特朗普主义，占主流的共和党的垮台既是现时美国社会状况的产物，也有着过往事件残留的影响。政治学家丹尼尔·兹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他近来对西欧民主兴起的研究中讨论了区分政治稳定的民主政体和威权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变量并不是左翼的权力或人格，或者促进民主化的动力，而是中右翼的力量。一个强大的中右翼政党可以阻止激进的右翼运动，同时也将攻击政体的激进分子拦在门外。

左翼力量很容易沦为威权主义的工具。二十世纪那些最糟糕的运动都来自于极权左翼势力。但极右翼党派是由掌握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人组成的。他们中可能有商业领袖、军官、法官和政府官员，这些都是政府赖以生存的社会力量的代表。如果这些享受特权的群体在民主社会中看到自己的未来发展机会，他们会支持这样的社会发展。但“如果保守力量认为选举政治会夺走他们在政府的位置，那他们很可能会强烈抵制民主。”

十九世纪，美国民主社会曾发生过一次灾难性的崩溃。那时候，白人选民恐惧于多元化国家可能威胁自己的优势地位的事实，由此引发了一场战争。

如今，吸引白人基督徒选民的共和党正在打一场不能赢的仗。共和党在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联邦最高法院、参议院中的优势可能会让失败来得慢一些，但这终究无法避免。

共和党选择通过强迫而不是说服的方式来继续掌权，这反映出在多元民主社会中，通过共同遗产（common heritage）而不是通过价值和理想来定义一个政治党派极其危险。特朗普阻止移民的举动引起美国民众的巨大反响，他的限制主义态度不为公众所接受。2015年，彼时特朗普还没有宣布竞选，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合法移民的比例应当提高；而如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支持增加合法移民。无论特朗普的移民提案如何有利，他都难以将其实现。

对于民粹主义者而言，特朗普并不受欢迎。但人们不该因此而窃喜。他越激起对手对他行为的反对，就会带给自己的支持者越多的恐惧。左派的肆意妄为让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加向特朗普靠拢，正如右派的某些行为让共和党难以获得多数人支持，这也正是共和党恐惧在恶性循环中走向毁灭的原因。

权力和选民的支持还有挽救的余地。美国历史上，许多有影响力的团体为赢得选举而放弃了对民主的承诺，最终导致失败。然而，他们认识到自己可以在所惧怕的政治体系中发展繁荣。联邦党人通过了《外籍人员和惩治暴乱法案》（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将批评政府的行为犯罪化；改革派共和党人将城市管理的权利从移民选民手中夺走。人们抗拒普遍民主制，害怕他们因此在选举中失利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一般情况下，民主制会占据上风，也不会对败者有负面影响。

一战时期，情况却又不尽相同。大量移民从东欧、南欧迁入，导致白人清教徒感觉到威胁。美国连续颁布数部禁止令，主要是为了规范这些新人口的社会行为：颁布1917《间谍法》，以此逮捕了上千名政治激进分子，并将数百人驱逐出境；颁布了新移民法律，关上了部分人通往美国的大门。

 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领导下，民主党正处于这种本土主义冲突的最前沿。威尔逊总统卸任总统四年后，威尔逊的女婿以及艾尔·史密斯（Al Smith）为争夺总统席位而斗争。史密斯是有爱尔兰、德国和意大利血统的纽约天主教徒，他公开反对禁酒并谴责私刑，以争取总统提名。四年之后，史密斯取得了胜利，压制了党内本土主义者的势力。他召集了新兴的妇女和发展中工业城市的族裔选民。民主党人在1928年总统大选中落败，但在接下来的五次总统竞选都赢得胜利，其中包括美国历史上民主党选举优势最大的一次。在这过程中，民主党人意识到，最有效保卫自己的办法并非禁止移民，而是邀请移民进入美国。

齐布拉特的研究表明，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持续，可能取决于中右翼的抉择。如果中右翼决定接受暂时的选举失败，而后通过政治辩论增加吸引力以获取民众支持，避免将所谓的共同遗产当作自己的立党原则，则共和党仍能保持生机。党内的裂缝能够被修补，且共和党的前景将能得到改善，正如1920年后威尔逊所领导的民主党那样。美国的民主将得以存续。但如果中右翼意识到人口变化带来的动荡以及无法接受其面临选举失败，并转向特朗普主义和根植于民族国家主义的极右翼，则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将会越来越少，且美国历史又将重现至暗时刻。

美国民主正遭遇迄今为止最严峻考验

2012年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败选以后，至2016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前，有两份文件揭示了中右翼的赌注与选择。罗姆尼败选后，共和党国家委员会认为，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则最终将面临政治驱逐。委员会公布一份报告，呼吁共和党投入更多精力赢得“西班牙裔、亚太岛民，非裔美国人，印第安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妇女和青年”的支持。这些团体占2012年投票总数的近四分之三。报告警示全党，“除非共和党国家委员会能够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将在未来的选举中失败。数据显示了这样的结果。”

在上届总统选举中，共和党正面临着两种冲突观点之间的抉择。上文所述的报告在意识形态上定义共和党，敦促其领导人接触新团体，强调他们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将共和党重建为能赢取大多数选票的政党。保守派作家迈克·安东（Michael Anton）则将民主党定义为受到美国社会多样性威胁的“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捍卫者。共和党扩大同盟的方式是徒劳有害的。如果共和党在下一次选举中落败，那党内保守派将因“抵抗和异议”而面临报复性迫害。

当特朗普任期届满，共和党将面临同样抉择，但这一次的情况则更为严峻。2013年，共和党的领导人已经清楚看到未来的发展，因此极力敦促共和党人接触更多背景多样化的，价值追求契合共和党“理想，哲学和原则”理念的选民。然而，特朗普主义掘弃了保守主义，转向民族国家主义。

美国政治遗产中的保守派崇尚延续性，热衷传统和制度，对于新鲜事物怀有合理的怀疑，他们为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美国既是不断变化的国家，同时也是有强大延续性的一方土地。每一次移民潮都改变了美国文化，但移民自己也适应美国文化并且保存了某些核心的传统。每个人都正日益融入美国文化之中。

接收移民并且邀请他们共同建设国家，美国精英因此得以保存自己的位置。国家主流文化不断重新自我定义，扩大自身边界以接纳不断变化的人口。美国成立之时，多数美国人口是由从英国来的白人清教徒组成的。尽管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文化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美国这些差别则变得微不足道。如果美国白人基督徒多数派失去主导地位，那一些新的主流群体就会兴起并取代多数派的位置——这是通过更新颖的、广泛的方式理解美国主流文化的意义。

时至今日，保守派仍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可以赢得下一次选举。他们并没有对民意测验的结果感到沮丧，也没有准备放弃道德劝说而诉诸胁迫。他们正在努力从一位总统手中重建政党。

右翼面临的这一次选举赌注比下一次总统大选高得多。如果共和党的选民不相信民主选举可以给予他们更加稳定的生活，保证他们在多样化国家中获得更多利益，即使共和党败选也不会威胁人们的权利，则特朗普主义将在特朗普卸任后的时间里仍然有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我们的民主社会将因此品尝苦果。

文章来源：

Yoni Appelbaum, How America Ends, The Atlantic, December, 2019

网络来源：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9/12/how-america-ends/600757/

译者介绍

梁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17级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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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周露

责任编辑：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