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 | 比起沦为一群孤岛，欧洲更愿成为一个帝国
法国财长布鲁诺·勒梅尔 | 比起沦为一群孤岛，欧洲更愿成为一个帝国
法意导言
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是欧洲领先的政治人物之一。作为法国财政和经济部长，他还是欧元区预算的主要倡导者。他在新书《新帝国——21世纪的欧洲》（Le nouvel empire ——L’Europe du vingt et unième siècle）中阐释了对欧洲未来的看法。在他看来，欧洲如果要瓦解，首先会发生在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英国脱欧，中国美国的科技垄断，这些都是欧洲面临的挑战。欧洲若想并强大就必须团结，依靠的不是统一的、松散的欧洲联邦，而是多元的、拥有明确边境的各个主权国家。21世纪的欧洲要像一个帝国一样定义它的政治项目，并凭此强大起来。
该书于2019年4月4日由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出版。在疑欧情绪日益浓厚的法国，勒梅尔凭借这本书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坚定的欧洲人，表现出对马克龙欧洲议程的坚定支持，这同时也有助于使他成为欧盟委员会法国委员的出色候选人。本篇选取该书的导言和结语部分进行编译。
导 言
一桩有关意愿的问题
从今开始，我们知道欧洲一体化是致命的了。
自2016年6月23日起，我们就知道了这一点，就是在这一天，英国人民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以近52％的选票决定离开欧盟。很少有评论家能预见到这个结果。我在2016年2月访问伦敦期间，曾就公投一事询问了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一位顾问，他向我保证结果将是公平的，而且肯定是乐观的：“虽然可能是险胜，但留欧派一定会胜出的。” 他点了点头，好像是要再次确认他的观点。四个月后，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输掉了赌注。失败的第二天，他在唐宁街10号作了简短的发言。看起来清醒而充满尊严，他身穿深蓝色西装，语气笃定，脸上没有疲劳或失望的迹象，他重申了他的基本信念：“我没有任何保留，我的立场很明确，英国在欧盟内将会更加强大、安全和繁荣。” 在他身后，他的住所的铜铃在大门的黑色清漆上闪闪发亮。他看了眼他的稿子，然后承认道：“但是英国民众已经做出了明确且不同的选择。“
卡梅伦在发表演讲
借此，英国首相于2016年6月24日发表的声明可能会永留在当代政治史上，成为英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等大多数政府与本国人民脱节的铁证：前者在欧洲一体化的海域里畅游，而后者却生活艰辛。
大卫·卡梅伦的诚意是毋庸置疑的。只是，他的诚意未能说服大多数在全球化中一无所获的英国公民。这些人工资微薄，很少旅行，他们发现自己所在城市或地区的文化（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化）正全面坍塌。情况好的话，会留下一个惨淡的文化空缺，情况糟的话，则干脆被其他替代文化取缔了。
英国的决定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可以说是这个伟大国家能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它未来将给英国人和欧洲人带来许多不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几年内，英国人民可能会通过一次新的全民公决，改变他们的选择。但是这得是在何种情况下？在全民公投的宣传活动中，缺少这样一类勇敢的政治家，他本该凝聚民心，封锁谎言，提醒人民大英帝国从欧盟中获得的利益，并对回归欧盟抱有期望。然而事实是，短期的谎言和算计四下横流。政治家们回想起马基雅维利的话：“人民受到表面的好处所误导而自取灭亡，这种事屡见不鲜；除非有受到他们信任的人把话说清楚，让他们明白什么是不好的以及什么是好的，共和国面临的危险与遭受的伤害将不堪设想。假如有什么机缘使人民对人完全失去信心，就像他们有时候受到某人或某事的欺骗而发生的情况，那么共和国的灭亡是必然的结果。”
随着英国脱欧的出现，欧洲一体化建设出现了它近年来的第一次动摇。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开始的欧洲大陆一体化运动，在多佛的悬崖上急剧破裂。一条多年的成见摆在那里：欧洲一体化是不可逆的。但是，一切由人民做的事，都可以被人民撤销。在这条规则的支配下，欧洲一体化可能会因其结果和过程中的某些野心而受到争议，但绝对不会因其地理上的成就而受到质疑。
各国人民解开了之前耐心建构的纽带，撕毁了选票和条约。
人民才是真正的力量。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英国人在欧洲一直都不太自在。他们总是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面。”一位来自颇负盛名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关系专家试着让我放心，但我并没有像他那种乐观的态度。
无论是丘吉尔（Churchill）口中英国人对海洋的偏爱，或是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有关“我想要拿回我的钱” 屡次呼吁，都坐实了这样一种印象：欧洲一体化进展不太顺利。为了加入欧盟，英国已经在门口敲了很多年的门了，现在她准备摔门而去，在欧洲秩序中引发了一场革命。各成员国被迫参与的更高程度一体化进程被中断了，打断它的就是公投。
人们常可以把这些归咎为岛国的特殊性。但是，欧洲大陆上的其他信号也给我们敲了警钟：2005年，法国和荷兰这两个创始国对《欧洲宪法条约》的否决，严肃敲响了第一次警钟。自2013年2月6日成立以来，德国极端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就在当地选举中稳步前进，这算是第二次警钟。英国脱欧只是这场政治地震的第三次回响，当然也是后果最严肃、最沉重的一次，而这场地震已威胁到欧洲一体化的基础。你必须有着一条道走到黑的信念，或者对外界无知无觉，才能相信欧洲可以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事实上，正如“德国选择党”这个名字所表明的，自1957年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人们第一次有了另一种选择：它的毁灭。
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
要是低估这另一种选择的吸引力，那就太危险了。毕竟，欧洲一体化只有60多年的历史，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两千多年历史相比，这不过是一盏茶的工夫。此外，各民族国家内部具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但对整个欧洲的认同感却是不稳定的。前者有边界和文化，后者则有一百种文化，没有明确的边界。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在寻求政治平衡。通过战争，宗教冲突，联姻或结盟，它不断尝试在这片领土上创造某种政治形式。“提到欧洲这个说法的人都搞错了。这是个地理概念”，1876年俾斯麦在俄罗斯外交大臣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tchakov）的便笺边上如是写道。而且，地理概念是不断变化的，其轮廓随着大国冲突而不断变化。谁在欧洲？谁不在欧洲？对一部分国家来说，当然没有这方面的疑虑，例如法国，德国或意大利。但在另一些国家，我们就得问个清楚了，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对此也有疑问：比如英国，俄罗斯，土耳其。他们有一天参加了欧洲“合奏”，另一天又退出了：1648年，英格兰国王，莫斯科沙皇和奥斯曼帝国苏丹拒绝参加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三个世纪后，同样还是这些国家，他们的领导人你争我抢，参加欧洲的重新划分。从这个历史和地理现实出发，疑欧党派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任何通过政治计划来组织欧洲的设想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回到各国。
他们在安全的范围内玩弄赌注：欧洲项目是含糊不清的，并且在欧洲一体化的两个使命——和平与力量的影响下摇摆不定。唯一公开声明的野心是经济层面的。我们可以将经济视为和平的保证，也可以视为全球化中的有力要素。在经济增长的时代，这种模棱两可的做法可能会奏效，而且效果很好，从而避免了每个人都对欧洲一体化的含义提出过多的疑问。欧洲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提高，何必再刨根究底呢？2008年的金融危机迫使各国走出这种模棱两可的情况，而这往往对各国不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欧洲项目没有实现其承诺的繁荣，它没有保护欧洲人免于大规模失业和痛苦，这是一面有漏洞的盾牌。失业救济金，家庭津贴，职业培训，所有保护民众的举措都是各国承担的；债务重组，削减公共支出，取消公务员职位，所有加剧危机的行为都是欧洲层面的。涉及到国家的都简单明朗；涉及到欧洲的都复杂麻烦。
人民对共同身份的怀疑，再加上欧洲机构的软弱无力，都加剧了这种经济挫败，对欧洲持怀疑主义的党派也由此诞生。十年后，他们准备在2019年5月的欧洲大选中施展一番，并破坏欧洲大陆的政治秩序。
在这些政党看来，所有那些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人，多年来都在反对辅助性原则，即反对将权力下放给各国。但这些欧洲怀疑主义党派持有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并且很快就显示出它的不足。我们还记得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对那些在《欧盟宪法条约》公投中投了反对票的选民表示，这无异于“为了逃兵役而向脚开枪”。选民们拒绝了这种论点：他们并不想自杀，但他们仍然向自己的脚开了枪，并以绝大多数选票否决了欧盟宪法草案。难道开了一枪后，他们走起路来就不利索了？
五年任期结束时，某天晚上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与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在马提尼翁府共进晚餐。他到我所在的内阁部长办公室里站了站脚，二十年前他当总理时曾在这里办公。他留下来交谈了一会儿，提到了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公投的失败，正是公投失败使得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加入了内阁。我询问他企图用 “向脚开枪”来说服民众的事。他假装不记得了。然后他笑着承认：“这个说法确实有点短，缺乏说服力。” 从办公室向外走时，他的背部在深灰色上衣中略微隆起，然后他转身带着些慧黠地补充道：“但是，再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没用啊。”他大概说的对。
有关欧盟必要性的论证不仅有点短，而且还是错误的。我们发现法国的民族建设很有必要，因为法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德国的建设也是很有必要的，且要与它的联邦结构相适应。我们将很难找到任何建设整体欧洲的必要性，这是个偶然，因此也是多方意愿的结果。1950年5月9日的舒曼计划更像是即兴创作，而不是深思熟虑的决定。1985年6月29日，在意大利首脑会议上，主席贝蒂诺·克雷西（Bettino Craxi）决心赌上一把，在最后一刻向大会递交了一份最终以多数投票通过的决议，决定召开一次旨在修改欧洲条约的政府间会议。希腊总理称之为一场政变，但最终还是屈从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也是如此，要知道她平时可不是个轻易妥协的人。
既然欧洲建设并不存在必要性，既然欧洲一体化的经济目标已显示出其局限性，那就只能靠政治意愿推动它前进了。
毕竟，政治意愿是唯一仍然可以使欧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的东西。这是唯一可以被人民接受的理由。最重要的是，这是唯一可以推动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力量，否则一体化很可能因猜疑、拖延和各国特殊利益而夭折。这种政治意愿是否意味着对各民族国家的挑战？恰恰相反。履行欧洲的政治意愿的，正是这些国家。这得等他们全都意识到：团结合作，各国仍能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四分五裂，他们将成为无助且顺从的旁观者。
在全民公决失败的几天后，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他的选区内出席了一场阅兵。尽管眼神有些黯然，但他看起来仍然无懈可击，上衣领口别着一朵花，看着士兵们从他面前经过。尽管并非自愿，但他已成了被剥夺的权力的象征。对于他不再统治但仍然代表着的大英帝国而言，在他面前经过的不仅是士兵，而是历史。
我不希望其他欧洲国家遭受同样的命运，尤其是我的国家。我为共和国总统效劳已经两年，和他一样，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着一个符合法国利益的未来欧洲，以及一个在欧洲发挥领导作用的法国。
结 语
在欧洲，“帝国”一词听起来像是某种挑衅。
所有欧洲帝国都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各有不同，只留下了混杂的回忆。有些持续了几个世纪，例如神圣罗马帝国或奥匈帝国，它们的体制功能正如国境线一样不断发展。有些只持续了几年。其中一些被视为典故挂在嘴边，例如罗马帝国，其文化政治组织以及艺术仍然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意识中：帕埃斯图姆（Paestum）的一位不知名艺术家在《跳水者之墓》中所表达的永恒瞬间，不就是对死亡的最好诠释吗？其他一些则代表了绝对的邪恶，例如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有些人用法律赢得了生存空间。有些人则一辈子都在诉诸武力，因为他们的脑袋里是征服者的思想，正如拿破仑。
这些帝国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都曾有广阔的目标。
可以说，“帝国”这个概念并不被所有人接受，尤其是在外语中，甚至会引起强烈的反感。“帝国”在法国和英国听起来很光荣，但在德国则被视为一种挑衅。即使是最忠实的翻译也可能会有偏差。但是，我找不到其他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愿望，即团结在一起将悠久的历史和欧洲大陆的统一性延续下去，而后者正是欧洲的力量所在。
我们欧洲人民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是选择大规模重组呢，还是分裂并屈服。面对世界的巨大变革，选择自己的道路显得十分迫切。
或者，我们回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种繁荣的、民族国家式的体制。我们欧洲人的身份将消失。面对如今的中国和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拥有与之媲美的人口规模，市场，财务手段，军事手段和知识手段。我们将会消失掉，被那些强国无可挽回地侵吞掉。他们把技术标准，文化价值，电子产品和货币强加给我们。简单来说，我们将会观看美国电影，驾驶中国集成GPS自动驾驶汽车，或是靠中国的铁路出行。我们将在谷歌商店选择我们的导航软件，欧洲的汽车制造商只负责提供汽车外壳。我们的智能手机将引导我们的消费选择。我们的数据将被数字巨头们随意使用，而这些数字巨头都不是欧洲的。我们将会屈服。在某些方面，我们已经屈服了。
若不想这样，我们就要在尊重各成员国的基础上，更加团结。我们的集体利益应足以使我们下定决心，坚定地走上这条道路。围绕在我们四周的或明或暗的汹涌敌意，都应该能说服我们。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对罗马帝国初期阶段城市的诞生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处于美国和中国帝国初期阶段的欧洲国家：“建城之地的当地人觉得生活不安定，因为人口稀少又散居，抵挡不住外力的侵犯，一旦敌人进袭，他们根本来不及组织防卫的武力；就算奋力御防，也不得不放弃大片的栖身之地，转眼间沦为敌人追捕的对象。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他们要不是自行迁徙，就是由有权有势的人带领，挑个生活便利而且易于防卫的地方定居下来”。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罗马史》
这个我们仍能继续构建的和平帝国，大概就是我们欧洲人要选中的土地，“生活便利而且易于防卫。”这是一个决心捍卫国境线和价值观的帝国；一个拥有着独特文化，无比多元且广阔的记忆，相应的规则，以及适度的雄心的帝国。
目前我们因为游移不定、随波逐流而正沦为一个分裂的、顺服的欧洲，这恰恰是我们重掌命运的时候。比起沦为一群孤岛，我们还是更愿意成为一个帝国。
当历史要改道时，最好选择一条艰难的登顶路，而不是通往悬崖的缓坡。
译者介绍：李加平，外交学院2019级法语语言文学研究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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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编辑：刘林让
责任编辑：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