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约束的自由：冷战的胜利被美国挥霍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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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导言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代表东方阵营的苏联随之解体，代表西方阵营的美国取得胜利。“胜者为王”似乎已成为一种常识，胜利者将一往无前、所向披靡。但在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当中，事实并非如此。对于胜者美国而言，突然失去了最强大的敌人，反而导致了此后的混乱。波士顿大学历史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于2020年1月7日在《卫报》（The Guardian）发表文章《毫无约束的自由：冷战的胜利被美国挥霍一空》，从全球化、帝国主义、自由主义、总统特权等四个方面阐述了美国在冷战后推行的政策，并分析这些政策如何影响了今日的美国社会。同时，这些政策及其后果也是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的重要背景因素。2019年，安德鲁·巴塞维奇在美国财团资助下，创立了“昆西负责的治国方术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推行结束美国海外战争的智库研究。基于相同的动机，他近期还出版了《幻想时代：美国如何挥霍冷战胜利》（The Age of Illusions: How America Squandered Its Cold War Victory）一书。
美国认为美式生活方式是人类的最终目标。但毫无控制的贪婪却导致了一个不公平、分化的时代。
—— 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
“如果没有冷战，作为美国人还有什么意义？”小说家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笔下的20世纪末普通人“兔子”哈利·安斯特朗（Harry Angstrom）在这场“黎明前的斗争”结束之前抛出了这个问题。20多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在等待一个正式的答案。
的确，时间的流逝只是加深了对这一问题的疑惑。即使冷战慢慢结束，厄普代克笔下的普通人却感受到了一种失落。到了1980年代，冷战已不仅仅是一种局面、一种环境，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情绪、一种心态。
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冷战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就像极地一定有冰盖、棒球一定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运动一样毋庸置疑，它就在那里，不会改变。所以，冷战的结束杀了美国人一个措手不及，更是令那些参与冷战计划制定的人钳口挢舌。他们把整个职业生涯奉献给了这一事业，但这一事业却突然消失了。而美国的国防安全工具（其本身即为反共运动产物）对此毫无准备。
从一个层面来说，冷战的结果令人非常满意。东西方这场史无前例的针锋相对，也是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民主与集权之间的斗争。而“我们这一方”（译者注：指的是美国）赢了。核战争被成功避免，自由主义赢得了最大话语权。而美国一向自认是自由主义的象征。这次胜利是决定性的、压倒性的、毋庸置疑的。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冷战的结束却导致了美国方向感的极大缺失。1987年，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高级顾问乔治·阿尔巴托夫（Georgi Arbatov）向美国发出了警告：“我们要对你做一件极其恶劣的事，那就是 – 使你失去敌人。”
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不仅失去了敌人，还失去了理解这个世界以及自身所处地位的认知基准。
其实，冷战使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有序的状态，尽管这一状态并不完美，但也维持了数十年。然而，共产主义的崩溃打破了这一状态。在这之前，世界的运行具有目的性和可预测性；在这之后，两者都消失了。
赢得冷战后，美国遇到了彩票中奖者类似的问题：藏在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之中的，也许是一次深远的危机。彩票中奖者一夜暴富，但要用好这笔钱却需要审慎的魄力和正确的自我意识 – 可是当你梦想中的大房子、豪车、度假别墅突然变得唾手可得时，要继续保持审慎和冷静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同样，冷战的结束也给了美国人一段停下来思考的时间，而且他们所面对的议题比房子、车子重要多了。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应该在此期间对一些一阶逻辑问题进行了反思，例如：自由到底是什么？它允许我们做什么？它又要求我们承担什么义务？哪些人、什么事可以除外？
当然，1776年以前这些问题就已纠缠美国许久了，其答案也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然而，在冷战的几十年中，东西方对峙的迫切需要暂缓了对自由边界的探索。除了处在美国政治边缘的人以外，大多数国民接受了政府的说法，即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应该是保卫自由，而非拓宽自由的边界。
如果你认为这说明美国人是顺从的公民，那你就错了。从被误认为“顺从”的1950年代起，直至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执政的80年代，国内危机和矛盾此起彼伏。触怒美国人的议题有：公民自由、核武器竞赛、无正当理由的战争、对艺术传统的挑战、左右翼的极端化、粗俗的物质主义，以及广泛的贫困问题和种族、性别、性向等相关的一系列一触即发的矛盾。然而，从始到终有一种观点是被共同认可的，那就是：要共同抵抗共产主义的“红色威胁”。在多数时候，对多数国民来说，冷战已足以证明“作为一个美国人的意义”。
1989-1991年的苏联解体使这种观点失去了其意义。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有着如此清晰的界限，并且隐含着如此深刻的意味，这在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冷战的铁幕似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拒绝共产主义就是选择灭亡、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不是好人就是坏人…这种非黑即白的定义现实的方法，其荒谬之处已暴露无遗。苏联解体后，美国的野心和欲望就像被拿掉限速器的内燃机，迅速膨胀。在美国人眼中，未来可期，选择多多，而明显的束缚却很少，看起来凡事皆有可能。
因看到国家的经济、军事、文化即将崛起，美国精英们开始把谨慎心态丢到一遍。他们制定并宣传一种新的共识，包括四个方面。
德国人站在布兰登堡门前的柏林墙上，摄于1989年11月10日。摄影：Fabrizio Bensch
第一个方面：全球化。确切来说，是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全球化就是为了创造财富：让企业资本主义毫无束缚地实现全球规模运营，让货物、资本和创意在全球范围进行流动，人们由此可以创造的财富规模超乎想象。
第二个方面：全球领导力。事实上，这是“支配权”的委婉说法，更直白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全球领导力本质上就是为了创造一种秩序：拥有了不可挑战的军事权威，美国就可以在后殖民时代以“世界警察”的身份管理整个世界，利用这种变相的帝国主义秩序为自己攫取利益和价值。利用全球领导力，美国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进程，秩序与财富创造相辅相成。
第三个方面：自由主义。“自由”是一个古老的词语，但其含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其新含义强调自治权，宣布淘汰许多传统禁令，并去除许多束缚，让选择最大化。秩序与财富创造进一步巩固了自由，把美国人从温饱、人身安全等底层问题中解放出来，而许多其他人仍挣扎于这些基本生存需求的泥淖中。
第四个方面：总统至高无上。入主白宫意味着拥有了半个皇帝的特权和地位。这一变化也暗示了政治秩序的根本性变化。宪法虽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已不再起到描述现行国家管制体系的功能。例如，联邦政府“三权分立”制度已徒留虚名。确保国家繁荣和国民安全的责任、对于“自由”的解释权都落在总统身上。总统成了一切事物运行的中心。但如果他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人们寄托在他身上的巨大希望就会变成巨大失望。
这四个方面共同组成了一个运营体系。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运营体系的目标就是为了永久巩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同时大力弘扬作为“人类最终目标”的美式生活方式。很多人把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但就在其结束之际，冷战的结束及美国的胜利似乎又让其得到了延长。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未能利用冷战胜利带来的优势。大大小小的国内外事件把这一冷战后达成的共识扔进了检验的熔炉，使其矛盾之处展露无遗，表明了其设想基础只是妄想。虽然全球化的确让一些人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但也把更多的人抛在后头，导致了极其严重的不平等。全球领导力的建设让许多美国士兵有了探索新奇异域的机会，但却从未让他们觉得战争使美国赢得了支配权，更别说带来和平与和谐了。
相反，美国民众开始把战争当成平常事对待。当束缚被解开，个人权利最大化有了实现可能，这却无利于促进集体利益。当所谓自由的边界被拓宽，却演变成了虚无主义。人们在为领导者所谓的远见欢呼，但实际得到的只有失望。
终于在2016年11月，内在的矛盾爆发了。
从90年代早期开始，虽经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冷战后时期其实相当短暂。到2016年，许多美国民众已经认识到这一冷战后达成的共识是有漏洞的，并且无可挽回。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军事霸权、个人权利最大化、把总统提升至与皇权相当的地位，这些做法也许对某些人有用，对普通民众则不然。同样地，他们也看到，支持这一共识的既得利益精英阶层，包括两党领袖，都听不见民众的抱怨，也看不见民众的困境。
通过把国家交给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美国民众表达了对这一共识的否定。特朗普是一个实干者，这让他当选总统一事显得更加非凡。他是一个被抗议性投票选出来的抗议性竞选者。从这一角度来看，2016年大选标志着一个历史拐点，即与20多年前的柏林墙倒塌相比，人们有了更重要的、新的议题。
冷战从40年代末持续到80年代，而自由则一直是美国政治辩论的焦点。精英知识分子对各种话题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唯独自由这个命题仍处于时代的核心，从未被替代。被任命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美国总统们当然少不了要大力弘扬自由主义。从杜鲁门到里根的各届总统虽然雄辩才能不一，但无一例外都做到了。
冷战以德国年轻人在柏林墙上的热舞而结束，这似乎为其下了一个过高的道德定义。事实上，冷战玷污了它所触碰过的一切。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章节，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悲剧。因此，冷战的结束迎来的应当是反思、懊悔、悔悟，甚至是补偿。但彼时的主流情绪容不得它们存在，至少对多数美国人来说如此。相反，当一个焦虑、不确定性的时代终于结束，人们认为未来将会一片灿烂。
事实上，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人除了展示名义上的团结以外不再需要履行更多义务了。自我约束、自我否定等美德曾被看作是一个国家抵御外来威胁的根本，而现在除了作为个人选择外，已被认为是一种老土的行为。在冷战后时代，人们的精神追求不再是自我牺牲，而是自我实现、自我放纵。
共产主义的消亡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而冷战后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也使其可以肆无忌惮使用强权。同样地，对于很多普通美国人，特别是进步人士来说，“生活方式”的选择也不再受到限制。他们不再需要听从一些所谓礼仪权威人士对于得体和品味的说法，也不再需要以此来判断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可取。这些进步人士所追寻的“超越的权威”即是自身的自治权。
“自由的核心就是一个人拥有定义‘存在’、‘意义’、‘世界’和‘人生’的权利。” 在冷战结束不久后一次著名的审判中，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在决议书上如此写道。肯尼迪对自由的重新阐述虽然华而不实，但的确反映了在那个历史节点精英阶层的普遍情绪。相较之下，著名的1776年《自由宣言》中所提不可剥夺的权利反而显得狭小、吝啬和贫乏了。看来自由将要换上新装了。
冷战后时代出现的自由新定义极其宽泛。它主张限制和义务最小化，但有一点例外：规则必须遵守，不可商议。同样地，美国认为其新定义的自由也是全球普适的，无论是波士顿、丹佛，还是波哥大、达卡。
在实践中这又是如何体现的呢？让每个人都能自己定义“存在”、“意义”、“世界”和“人生”的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从柏林墙倒塌到特朗普成为总统的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也许给出了初步答案，这包括在进一步消除种族歧视、赋权女性、减少性少数群体歧视方面所取得的进步。
诚然，进步并不等同于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胜利。但在冷战后时代，美国社会的确变得更加宽容、开放，更多包容、更少苛刻。对有色人种、女性和同性恋的歧视在50年代是社会标准，在60、70年代仍然非常普遍，而到了2016年，已经变成了一个礼仪社会中不可接受的行为。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大法官肯尼迪对自由的定义并没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思考人生终极意义的机会。事实上，在消费主义和明星主义横行的现实环境中，人们更多被鼓励服从，而非独立思考。虽然至少在理论上，美国人现在所享受的自由比以前要多。但一些人，尤其是来自麦迪逊大道、好莱坞、硅谷的精英们，已经开始思考如何从这种“自由”中攫取利益了。而且，无论人们已经拥有多少自由，他们总是想要更多。
1987年12月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右）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在华盛顿。摄影：Gary Hershorn
随着自由而来的是压力、焦虑和无法达到标准的挫败感，需要满足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多，人们生怕落在别人后头。而对某些人而言，自由意味着疏远、社会失范和绝望。它无法避免，反而甚至是滋长了自我毁灭和反社会行为。
因此，在2016年，面对又一场总统大选，美国人终于看到了社会的真实面貌：
· 六分之一的人正在服用抗抑郁或抗焦虑类的处方药。
· 超过1600万成年人和300万青少年正处于严重抑郁症当中。
· 超过190万美国人定期服用可卡因，50万人可卡因成瘾，70万人冰毒成瘾。
· 这一年有46000人因过量服用类鸦片药物致死，死亡人数创新高。
· 酗酒行为亦达历年最高，有六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每月都要酗酒数次，每次平均消费7瓶酒；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酗酒行为在美国青少年和富裕人群中最为常见。
· 每年有将近45000人自杀，美国自杀率自1999年来上升了24%。在过去十年中，青少年女性自杀率上升了一倍，而青少年男性自杀率则上升了40%。
·手机成瘾已经成为强迫症的一种，平均每人每天查看手机次数为110次，这都是错失恐惧症（Fomo）所导致的。
·购物冲动综合症，也称为“购物狂”，影响了近6%的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强迫囤积症所致。
·1100万美国人有神经性厌食、神经性贪食等进食障碍，其中女性占大多数。而将近40%的成年人和19%的青少年及儿童有肥胖问题。
·整容医生每年要做超过1700万次手术，而近年来受到普遍追捧的有臀部增大术和外阴整形术。
·有4000万美国人定期浏览色情网站。
· 2016年感染性病的美国人超过200万，疾控中心表示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数字”。
·约2470万儿童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这些儿童辍学、吸毒、酗酒、自杀的几率更高，女孩在青少年时期怀孕的可能性更是普通女孩的四倍。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美国有67.6万儿童受到暴力对待或疏于照管。
·作为行使个人选择权的行为，美国女性每年终止妊娠65万例，即便她们完全可以使用避孕药避免此行为。
·作为行使个人拥有武器权利的行为，美国人持有了全世界超过40%的小型武器；美国私有武器量为世界最多，比排在其后的25个国家私有武器总量还多。
·同时，每年有超过3.3万美国人死于枪击事件。
·多年以来，美国的入狱率为世界最高，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可以与之相比。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社会信任 – 即公民对政府机构和公民与公民之间的信任 – 降至历史最低点。也许是这个原因，美国人对选举投票已不再上心 – 美国投票率远远低于其它发达国家。
·随着社会网络化，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拥有Facebook账户，但长期的孤独感正在折磨许多美国人。
·美国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绝望死”的现象，即美国工薪阶层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减少，这一趋势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国家出生率已降至维持人口稳定的指标之下；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已停止自我繁殖了。
·不能忽视的还有，在追求生活、自由、幸福的旅程中，美国人产生的污染、浪费的食物、制造的垃圾都是全世界最多的。
美国人的确享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他们的确更快乐吗？
民意调查显示，事实正好相反。在2007年的世界各国幸福指数排名中，美国位于发达国家第3位。到2016年下降到了第13位。
我并非认为单凭这一指标就可以评价美国人的生活质量；此前列举的美国人的各种爱好、疾病情况也不能。但综合而言，这些数据共同呈现了一个不满的、机能失衡的、任性而为的社会。
在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之下，一些美国人不仅适应了这种似乎无限的自由，还享受了它带来的机会。对住在布鲁克林公园坡（Park Slope）那些老于世故的人来说，极端的自治权十分有利；但对住在芝加哥城南贫民窟里的人来说则非然。实质上，这意味着那些拥有足够资源的人可以保护自己不受最糟糕的影响 – 就如在冷战后的军事灾难中，富人只需要让其他人承受灾难，自己就可以脱身了。
这是一个对一些人十分有利，而让许多人变得更加脆弱无助的社会。在塑造这样一个社会的过程中，特朗普扮演了什么角色？事实上，这一点儿也与他无关。全球化、军事霸权、只谈权利不谈义务的自由、政府首脑拥有半皇权地位的政治体系，这些无疑都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而它们的缺陷早在特朗普上台以前就已展露无遗，虽然那时的政治精英们都仍为冷战后局面所缚，还未能感受到影响的严重性。所以，这些缺陷都不是特朗普的错。
甚至正相反，特朗普拥有一种巨大的天赋，他能把这些缺陷统统变成优势。在冷战后时代的美国有这样一类人，他们把自己变得富有，住在宽敞舒适的大房子里，所有的苦力活都由别人干；他们有能力避免自己陷入困境，而这些困境对于其他同胞来说也许是生命的考验。特朗普就是这类人之中的佼佼者。这是一个满是骗子、懦夫、犬儒主义者的时代，而特朗普成了这个时代的“马戏之王巴纳姆”，利用一切机会变出财富、明星、高尔夫、女人，最终进入了至高无上的白宫。
而重点是：并非是特朗普创造了2016年大选的社会环境条件。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特朗普展现了把环境条件转化为票数的卓越技巧。他成为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那个人。
批评者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可恶的人。也许是吧。但他身上充满了来自那个时代的特性。美国有数百万人认为自己得不到公平对待，他们认定自己是被抛弃的群体，甚至认为两党的权威领袖也对他们漠不关心。是特朗普最终说服了这些人，从而为自己赢得了选票。
在他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中，隐含的是对美国已不再“伟大”的承认。美国失去了其一直引以为傲的“伟大”，却没有人承担责任，也没有人敢于解释它是怎么发生的，除了特朗普。而为这一竞选口号赋予强大说服力的词语则是“again”（再次）。正如汤姆·恩格尔哈特（Tom Engelhardt）所写的那样，它表示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伟大”、“超级”、“卓越”、“必不可少”等带有自我赞许意味的词语用来描述今日的美国已经不合适了，对于数百万的美国普通民众来说，这事实不证自明。美国人曾珍视的约定、契约、优势都已被丢弃了。而所有政治家当中只有特朗普一人敢大声说出这一真相。
特朗普并非一位出色的战略思想家，但作为一个“战略感受家”，他有异于常人的天赋。他对支持者的脾性了如指掌，并懂得如何煽动他们的不满情绪。但是，他们的不满情绪并不是特朗普造成的 – 这些情绪从冷战结束后到今天的二十多年中积累已久。他仅仅是承认了这些情绪的存在，并就此使自己成为了这一群体的声援者，让他们相信自己可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多番尝试过后，人们至今仍未找到在冷战结束后延长“美国世纪”的有效手段。一个明显无道德感的经济体系，既未实现公正，也未实现平等，未来也将如此；一套缺乏逻辑又费用高昂的国防政策，既未实现和平，也未实现世界霸权，未来也将如此；一个脱离了首要道德框架的自由概念，既未培养美德，也未培养高贵品质和幸福感，在不久后的将来也不能。智囊团专家向许多国家兜售这一秘方，称它可以实现国家富强、人人皆有机会发展，却根本没这回事。但至少，这印证了那些不抱幻想的美国人的结论。他们希望选出一个总统，他发誓将会把这些冷战后共识全部扔进碎纸机里。而这些人持有的票数已经达到了胜选所需票数。
特朗普的诋毁者控告他使国家分裂，但其实是国家早已分裂的事实把他推上了美国政治的风口浪尖。冷战以来，一些人的生活不断向好发展；而在同样的事件之下，另一些人的生活质量却愈发下降，并且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变化。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分裂是最深刻的、不可调解的分裂。从根本上，一个阵营的人相信天赋、技能和人际关系可以帮助他们改变命运；而另一个阵营的人则把自己视为受害者。正如2008年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所说：“他们依赖于枪支和宗教，仇视与他们不同的人，反移民、反贸易。他们通过这些来发泄心中的挫败感。”
分裂并非特朗普造成。他只是把它转化成了自己的优势。因此，无论他什么时候离开白宫，这一当初帮助他成为总统的分裂局面还将继续。然而，应当受到更多关注的是这一分裂本身，而非大亨/电视明星/政客等利用其谋求私利的滑稽行为。
文章来源：
Andrew Bacevich, Freedom without constraints: how the US squandered its cold war victory, The Guardian, January 7, 2020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20/jan/07/freedom-without-constraints-how-the-us-squandered-its-cold-war-victory
译者介绍：
吴淑华，华南农业大学英语翻译专业，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真正的思想自由与决策正确基于差异化信息获取和全面思考判断。
《外交事务》专题研讨：美国需要“战略撤退”吗？
12位全球顶尖思想家预测：新冠疫情之后，世界秩序将何去何从？
编辑：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