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美国被矢口否认与机能失调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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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肆虐，美国被矢口否认与机能失调困扰
作者 | Yasmeen Abutaleb, Josh Dawsey,Ellen Nakashima and Greg Miller翻译 | 田嘉毅校对 | 李羽睿
法意导言
这篇调查通过对47位美国各类官员的采访，为我们展示了在疫情爆发后70天内，美国政府在准备应对疫情过程中所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根据作者的调查和判断，在中国爆发疫情后，美国主要的应对措施集中在防止疫情输入，但大量撤侨可能已经将病毒携带进入国内。公共卫生的考量与保证经济发展的考量之间存在严重矛盾，为应对传染病暴发的物资和资金也长期不足。特朗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更关心弹劾、竞选。而疾控中心这一次也没有及时研发可用的检测试剂。所有这些矛盾把美国一步步推向疫情爆发的节点。在翻译中，为了表达习惯和理解方便，对段落划分、句子结构等有一定调整。少部分内容与主题关联较小，没有译出，完整内容可以参见原文。本文原载于2020年4月4日华盛顿邮报网站，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从椭圆办公室到疾控中心，政治和公共机构体系的一系列失败倾注而下，导致缓和疫情大流行的机会丧失。
本文追踪了新冠病毒危机发生以来70天的失败，是基于对47位行政官员、公共卫生专家、情报官和其他涉及疫情抗击的人员的采访完成的。其中谈到敏感信息和决策时，很多人是匿名的。
2019年12月31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了解到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病例情况，并在次日向美国健康与社会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开始撰写报告。但是，美国官员收到的最明确的预警是在2020年1月3日，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Robert Redfield）接到来自中方的电话，被告知一种不明原因的呼吸疾病正在武汉传播。
之后，雷德菲尔德迅速把这条信息传递给健康与社会服务部部长阿列克斯·阿扎（Alex Azar），后者让他的幕僚长将来自中国的报告与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共享，进而确保白宫对此知悉。
从那时起，政府与病毒就被锁定在一场时间竞速中，预防与病菌谁占据上风，决定着当后者抵达美国时将有多少人患病或死亡。
此前一周，健康与社会服务部的高级别官员就开始召集一个跨部门的工作组，成员包括雷德菲尔德、阿扎和国家传染疾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主任安托尼·福奇（Anthony S. Fauci）。在此后一周，白宫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官员零散的召开了一些会议，主要讨论是否需要将在中国的美国政府雇员接回国内。
1月中旬，健康与社会服务部一位负责筹备与响应（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的助理部长罗伯特·卡德莱茨（Robert Kadlec）让下属开始起草一份实施《国防生产法案》的预案，这将授权政府强制私人企业生产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和设备。助手们围绕是否有必要实施这份法案展开争论，之后的几周都没有任何进展。
1月14日，卡德莱茨在他的笔记本上只写下了一个单词：“Coronavirus!!!”（“冠状病毒！”）
尽管如此，直到1月18日，特朗普才被阿扎实质告知（substantially briefed）有关新冠病毒的情况，但在阿扎开口前，特朗普首先斥责了他对一项禁用电子烟的法案的不当处理，从而导致其流产。当时特朗普还在处理弹劾一事，尽管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几乎肯定将宣判无罪，但他还是全神贯注，并且列出了弹劾结束后他想要惩罚的人员名单。事后回想，一些官员认为阿扎本可以更有力地让特朗普至少分出一部分注意力，来处理即将到来的威胁，这将对特朗普的执政提出更严重的挑战，并将吞噬美国人的生命和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一年。
但是阿扎与特朗普本人和本届政府不少人员的关系比较紧张，他向特朗普确认，目前有关负责人都已经在着手处理此事。阿扎对一些同事说特朗普认为他危言耸听，他尽力将特朗普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件事上，甚至向一位心腹寻求帮助。
几天之内，又敲响了新的警钟。1月21日，西雅图一位曾到过武汉的市民被诊断为新冠病毒阳性，成为美国本土的首例确诊汉患者。两天后，中国宣布武汉“封城”。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也开始面对他们此前对病毒反应的失败。阿扎非常熟悉危机处理的流程，他曾经在健康与社会服务部担任高级职务，处理过“9·11”恐怖袭击和2005年的禽流感疫情。他让下属尽快建立全国范围的监测系统，来追踪病毒的扩散，这是疾控中心每年追踪普通流感的系统的升级版本。但是这套系统所需要的关键资源是美国官员几个月都无法获得的——精准确诊患者的检测、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部署以及运行这套系统的资金。
疾控中心在1月8日发布了有关新冠病毒的第一个公共预警，并在1月17日之前就在监控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市的主要机场，那里每天都有大量来自中国的旅客。
但实际上，情况正在逐渐失去控制。西雅图出现多个病例，公共舆论出现更多疑问，并且没有阻止受感染的旅客入境的措施。
特朗普在这段关键时期不在国内，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在此期间，阿扎告诉随行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白宫已经一片混乱（mayhem），健康与社会服务部的官员不得不在同一天向三群听众报告相同的内容。阿扎迫切要求奥布莱恩让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控制航空旅行可能带来的影响、移民管理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奥布莱恩似乎了解了情况的紧急，让他的副手马修·波廷格（Mattew Pottinger）负责协调仍刚开始的应对措施。
但是政府内部的焦虑似乎没有给特朗普留下印象。1月22日，特朗普在达沃斯论坛第一次被问到有关新冠病毒的问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提问他是否对潜在的爆发感到担忧，他表示：“对此完全不感到担心，并且完全在掌控之中。只是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人……一切都会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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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反应措施的掌控标志着一次契机，允许美国重新考量其控制病毒的策略，以及筹备一旦疫情爆发后美国医院所需要的资源，包括诸如防护面罩和呼吸机在内的基础设备。但美国官员没有开始为正在到来的危机而动员，而是专注于后勤方面的问题，比如从中国撤侨。
阿扎、波廷格、福奇和其余九人组成了后来所说的政府新冠病毒工作组（administration’s coronavirus task force）的核心成员，但工作组一开始聚焦在防止中国的感染患者进入美国，然而同时也从中国撤离上千美国公民。工作组开展的会议没有严肃关注检测试剂或物资的问题，这在后来成为政府最具挑战的困难。这一工作组在1月29日正式对外宣布成立。
参与这些会议的一位高级别官员说：“这个工作组的初衷就是边境管控和海外撤侨，而不是综合的、能调动整个政府来解决所有事情的工作组。”根据参与者的描述，国务院的议程支配了工作组早期的讨论。官员们开始制定计划来包下飞机撤离滞留武汉的6000多名美国公民，他们还讨论了中国旅行警告中的表述。
1月29日当天，白宫情报室的一场会议中，官员们关于提高旅行限制到第四等级展开辩论，这将意味着美国国务院发布“不外出旅行”的建议。次日，中国将整个湖北省封锁。
北京的动作终于让特朗普政府开始实施相应的行动。1月31日，阿扎宣布对过去两周曾到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施加限制，禁止其进入美国境内。特朗普一直将与中国有关的限制措施视为他积极和及时应对疫情的证据。这是危机以来的少数几个介入措施之一，并符合总统的天性——他似乎总是关注把边境筑起高墙（erecting borders）以及禁止外国人进入这个国家。
但到那时为止，此前一个月内已经有30万人从中国进入美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到1月底，全世界范围内只有7818个感染病例，但现在看来，那时病毒已经不可控制地开始扩散了。
波廷格那时已经在推动另一项旅行限制措施，针对意大利和其他欧盟国家，这些地方正在快速成为疫情爆发的主要据点。他的建议得到了包括福奇在内的关键卫生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阻断病毒进入美国的一切路径是至关重要的。
但这次，计划遭到了来自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和其他一些人的阻力，他们担心这将冲击美国的经济。这是政府内部分裂的一次早期紧张信号，表明政府中致力于公共卫生与致力于保证选举年经济和就业增长的两方存在竞争。支持经济的一方在总统那里占了上风，而这距离美国迟到的欧洲禁飞还有一个多月，其间十数万人跨越大西洋来到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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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论是否禁飞的同时，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开始担心包括医用口罩在内的关键医疗设备的短缺，以及购买这些物资所需的大量资金。2月初之前，政府就已经快速用光了用于应对传染性疾病的1.05亿美元的国会基金。对于大部分美国民众来说，即便不是存粹的假设，新冠病毒对美国似乎也还是遥远的威胁。
但对于负责搜集储备大量物资、用于应对最坏情况的卫生官员来说，灾难看起来愈加不可避免。国家储备的N95口罩、防护服、手套和其他物资在连年的资金短缺下已经非常不足。由于中国疫情爆发导致供应链切断，对这些物资的补充也突然受到威胁。生产这类装备的企业很早之前就迁移到中国了，而现在由于工人被要求不得外出，这些工厂也只能关闭。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大力购买口罩和其他装备来应对其国内的疫情爆发，这导致价格的上升和物资的独占。
1月底2月初，健康与社会服务部的领导向白宫的行政管理和预算局（White House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发出两封信，要求后者动用转让权力（transfer authority）将1.36亿美元转移用来抗击新冠疫情。阿扎和他的手下也开始向国会提出几十亿美元的筹款需求。但白宫仍然认为，美国仅有几个病例而动用如此大额的资金是过度紧张。国内政策委员会（Domestic Policy Council）的负责人乔·格罗根（Joe Grogan）与卫生官员们意见不合，他对这笔钱将如何使用不予信任，并询问后者此前的资金去向。阿扎在2月4日特朗普国情咨文讲话期间，转而寻求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代理局长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的帮助，后者看上去比较靠得住（amenable），让阿扎提交一份提案。
阿扎在次日就完成了，提出了超过40亿美元资金的请求，这引起了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官员和其他人员的震惊。当日，阿扎前往白宫情报室展开激烈交锋。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一位副局长指责阿扎，在白宫方面不会同意拨付的情况下已经先发制人地在国会游说。阿扎则激烈反驳，并强调需求的紧迫。但他与白宫官员此前就已经紧张的关系被进一步破坏了。
几周后，随着新冠病毒在美国的滋长，白宫官员的态度有所缓和。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将阿扎的提案削减到25亿美元，且仅在这一财年有效。但国会直接忽略了这个数字，而是同意拨付80亿美元。特朗普在3月6日签署生效。
又一次，拖延被证明是有代价的。这段时间的争执让美国错过了一个短暂的窗口期，来采购其他国家正在竞相购买的呼吸机、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而各州则受够了联邦政府的失败，开始自行筹集物资。
3月下旬，联邦政府订购了10000台呼吸机，但这远少于公共卫生专家和各州州长所说的需求。并且其中很多直到夏天或秋天才能到货，而根据模型预测那时疫情已经在减弱。参与审议这项误期采购的一位官员说，“这其实就是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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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病毒的扩散是不可见的，但公共卫生专家已经开发出复杂的方式来追踪其轨迹。遏制病毒的爆发或是让传播放缓，最终都落在能够将人群快速分为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两部分的能力之上。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准确的检测试剂来诊断，并快速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实验室。美国在这件事上所耗费的时间相比其他缺陷来说代价更为昂贵。
一开始的困境是中国拒绝共享病毒样本，剥夺了美国研究人员开发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可能性。但即便在取得样本之后，美国方面的努力仍受制于体系机制的问题以及由来已久的自大。代价最为惨重的错误之一是，最高卫生官员错误评估了疫情的爆发，认为就像数十年来历次疫情那样将仅限于美国境内，因而疾控中心可以被信赖独立研发新冠病毒的检测试剂。自1940年代为了应对美国南方的疟疾而设立以来，美国疾控中心一直引领着主要疫情的检测试剂的研发，包括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H1N1流感，但疾控中心并不是用来大规模生产试剂的。疾控中心的成功培养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傲慢，认为即便危机当前，也没有紧迫的必要将私人实验室、学术机构、医院和全球卫生组织纳入开发试剂的队伍中。
但有些人担心疾控中心是不够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局长史蒂芬·哈恩（Stephen Hahn）在2月初征求授权，以便让他开始联系私人诊疗和制药公司，求其帮助，但管理局的负责人们展开争论，不确定哈恩以私人身份联系他所管理的公司是否明智。当管理局的人员向健康与社会服务部咨询时，后者认为这是在让他们靠边站。
在那时，健康与社会服务部部长阿扎致力于一项计划，以便让他所在的机构位于处置疫情贡献的中心地位：从疾控中心获取一份检测试剂，然后以现有的追踪普通流感的实验室网络为基础，建立全国范围的新冠病毒监察系统。在应对新冠病毒工作组会议中，阿扎和雷德菲尔德提出1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这项计划，但因为价格过高而被否决。之后，疾控中心也没有成功研制检测试剂，因而工作组将阿扎的整个计划回绝了。到2月6日，当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运送25万只检测试剂时，美国疾控中心开始在各州运行的实验室分发90只试剂。
但几乎立刻，各州的实验室遇到问题：在超过半数的各州实验室的试检测中，检测结果是无效的，意味着他们无法据此来诊断病人。疾控中心出台了应急措施，让各个实验室将检测结果运送到它在亚特兰大的总部，而这将导致检测延迟整整几天。
有效检测试剂的短缺让官员们开始限制何时以及如何使用它们。一开始的指导方案非常严格，以至于即便病人已经有症状，各州仍不被鼓励检测病人，除非病人曾经去过中国或与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就在这期间，病毒几乎肯定已经向更广泛的人口中传播了。
这些制约让高层官员很大程度上无法确知疫情爆发的真正规模。
在2月中旬的一次会议中，福奇和雷德菲尔德告诉白宫官员，目前在美国还没有证据表明需要担心人传人的风险。现在看来，那时病毒几乎肯定已经攻占了社区。但是当时即便国家的最高专家也几乎没有有效的数据来判断国内疫情的威胁。福奇后来承认，随着了解的增加，他们的判断也有所改变。
与此同时，尽管官员们已经越来越警惕，特朗普到那时仍然对此漠不关心。2月10日，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集会上说，理论上到四月更温暖时，病毒就会奇迹般地（miraculously）消失。这是自阿扎告诉特朗普有关新冠病毒的情况后，特朗普举行的8场竞选集会之一，同一段时间内他还去了6次高尔夫课程。
此前一天，2月9日，福奇和雷德菲尔德与一些州长召开了一次私人会议，传递了疫情相关的信息，这让州长们恐惧，而与总统的反应完全不同。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Larry Hogan）说，医生和科学家们当时告诉我们的正是现在所说的这些情况。2月期间，联邦医疗和公共卫生专家在彼此之间通过邮件交流越来越可怕的局势，退伍军人事务部的一位医疗顾问说，“我们正在盲目前进”。
2月下旬，美国一些官员发现疾控中心的实验室没有满足质量控制标准。2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高级别官员斥责了疾控中心接连不断的疏忽。管理局放射卫生和设备中心主管杰弗里·舒恩（Jeffrey Shuren）告诉疾控中心，如果后者是私人运营的实验室，“我会直接关闭你们”。
2月29日，华盛顿州出现美国首例死亡病例。同一天，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指导，标志着私人实验室可以自由研发他们自己的检测试剂。
至此，又有4个星期的时间被挥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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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3月6日，特朗普戴着一顶写有“保持美国伟大”（Keep America Great）的红色棒球帽参观疾控中心实验室，并吹嘘他们的检测试剂近乎完美，并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检测。这项承诺在几乎一个月之后也没能实现。他还声称自己有敏锐的医学头脑。事实上，美国在抗击新冠病毒爆发中的很多失败，都是他的领导的结果，或因此而加剧。
连续几周，他所发表的有关这场危机的言论，几乎都是在轻视其严峻程度，或是传递了错误信息。他忽视了情报人员和顶级卫生专家的警告。有时候，他对股票交易市场的走向流露出相比病毒真实得多的关心，严厉责骂美联储主席等人，其强烈程度从没有在疫情导致的人民死亡上展现过。
3月，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州宣布对公民的日常生活加以限制来保护他们，经济也受到震荡，特朗普对这些封锁事后批评。3月9日，特朗普在推特说，普通流感每年导致上万人死亡，“没有什么被停止，生活和经济要继续”。一天后，他保证病毒“会离开。尽管保持冷静”。
两天后，3月11日，他终于确认针对欧洲的旅行禁令，而这项建议已经被提出了几周。但他在声明中的说法太拙劣了，让人误以为在海外的美国公民也在禁行之列，导致白宫官员花了几天时间来纠正。
特朗普花了好几周来梳理政府应对疫情的职责归属，一开始让阿扎负责工作组，后来很短一段时间依靠波廷格，最终在二月底让副总统彭斯牵头。危机期间，政府中也出现了很多其他人来纠正美国的应对方案，有时候纠正的是总统的声明。但即便有福奇、阿扎等这些坚持他们判断的人，特朗普也还是躲在幕后，转而寻求其他没有资质、经验或有效洞察力的人来应对疫情。
如果说新冠病毒拆穿了这个国家在应对危机时不应有的自信，那么它同样揭露了特朗普作为总统能力的局限——对于事实、科学和经验的蔑视。经过了几个月忽视疫情的严重程度，拒绝施用严格的手段来加以控制，以及把自己装扮成战时总统，特朗普似乎终于意识到新冠病毒的现实了。在一场与共和党人的会议中，总统说他的竞选不再重要了，因为再次当选与否取决于他对疫情的应对。3月31日，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未来三十天内，美国公民遵循指导绝对是非常重要的，这事关生死。”
翻译文章：
Yasmeen Abutaleb, Josh Dawsey, Ellen Nakashima and Greg Miller, The U.S. was beset by denial and dysfunction as the coronavirus raged, Washington Post, April 4, 2020.
网站链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0/04/04/coronavirus-government-dysfunction/?arc404=true
译者介绍
译者： 田嘉毅，北京大学2017级社会学本科。
校对：李羽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6级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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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Luna 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