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病毒的东方主义想象，延误了欧洲抗疫时机
网站文章截图
西方为什么低估了新冠病毒？一个后殖民视角的观察
作者 | Marius Meinhof
译者 | 术士Gandalf
译者按
新冠病毒的肆虐此刻为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然而它所摆在我们面前的似乎并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为什么西方各国没有更早地采取行动？为什么西方没有更广泛地借鉴中国的防疫经验？“中国病毒”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番话语？或许从后殖民的视角我们可以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些答案。本文由德国Bielefeld大学的社会学家Marius Meinhof于3月21日发表在Discover Society，原标题为Othering the Virus (他者化病毒)。在作者和平台的授权下术士对全文进行了翻译。由于一些原因，翻译的部分内容在这里我将予以省略（以【略】表示此处有所删减），因此这里呈现的恐怕并不是作者完整的观点。我希望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点击在文末的翻译全文链接来查看翻译的完整版。此外，作者在原文中为引用的信息提供了充分的信源，因此我更是推荐有英语阅读能力的读者直接跳到文末阅读原文。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Sociological理论大缸。
欧洲似乎已被Covid-19的大流行所撼动。德国虽然境内没有疫情暴发的中心，却已经封闭了它的国境。意大利则孤立无援，毕竟没有国家有多余的医疗物资。（相反，）国家们正拦截着彼此的医疗物资输送。欧盟委员会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表示，欧盟可能低估了新冠病毒。
然而，在目睹了新冠病毒对中国的冲击后，欧洲人们为什么还是会低估它？为什么中国的经验对ta们来说不甚重要？为什么在刚刚出现不明感染途径的病例的时候ta们没有即刻果断地采取行动？我相信答案的一部分在于公共话语是如何将病毒置于“自由主义/专制主义”(liberal/authoritarian)或“现代的/落后的”(modern/backward)的框架下的。即使有一些“中国专家”表现出恐惧，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巨大的威胁，因为“我们”将这病毒看作是属于某个独立于西方的、与中国专制或落后性相关的他者(other)的。这一他者化(othering)在妨碍了欧洲进行负责任的准备的同时[略]。
这篇文章基于集中但非系统性地, 对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德国和中国的报纸、Twitter、微博和微信文章的阅读。因为它并非基于系统性的抽样和分析，所以这些是初步的印象而非深入的研究结果。
1、中国话语中的Covid19
【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在这里姑且略去，感兴趣的朋友们请查看文末的翻译全文链接】
在西方，病毒直到很晚才被视作为一个危机。从一月末开始从中国传来的可怕的消息就已经可见：高死亡率，由疾病带来的永久损伤，人们在家里或在超负荷运转的医院前的街道上死去，整个家庭丧失生命。然而二月过了一大半，西方的看客们并没有感受到行动的迫切性。
支撑这一现象的是三种类型的态度：
第一种是恐华种族主义（sinophobic racism）。中国人，种族主义者们称，因为文化特点，比如食用蝙蝠汤，对疫情暴发负有责任，以至于将疫情传播至了西方。
第二种态度则建构了一种“新东方主义”，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专制主义的、必须最终民主化或是解体的“他者”。【略】在这样做的时候，东方主义话语们（1）通过自由主义/专制主义的框架来看待事件 （2）将疫情暴发看作是非自由主义制度终将失败的证据 （3）将病毒划入专制主义的他者的领域 （4）通过使所有来自中国的表述变得可疑来使中国人失声：官方的中国病例数，死亡率，关于成功的封锁策略的报告 – 由于总会有人怀疑专制政权的操纵，这使得根据这些信息作出行动变得困难。
在很多情况下，新东方主义模糊了政治批评和种族主义的界限。比如，德国报纸Spiegel将病毒称为“中国制造”。对外政策将封锁病毒与封锁中国画上等号。华尔街日报将中国叫做“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这一称呼再次启用了一个在1895年后被用于合理化对中国领土的入侵的词汇，包括日军的侵略与屠杀。
第三种类型的反应遵循了一种我称为“殖民主义时间观”(colonial temporality)的模式。这里，与其说将中国视作“他者”是由于自由主义/专制主义的区分，不如说是由于现代/落后的区分。
比如，德国国家媒体并没有将CPC刻画为一个邪恶或者失败的政权。它们将病毒严格地以一种自然现象来对待，请来病毒学家，而非社会科学家，去试图理解它。然而这并没有让德国人产生对病毒的充分的戒备。即使到了三月，德国专家们依然坚称被赞誉为“世界最好的”的德国医疗系统可以基本应对疫情。与此同时，尽管有着中国在封锁上的成功，德国专家们坚持疫情是无法封锁的，而我们能做的仅仅是使感染率的曲线“更加平缓”。大众媒体和网民们似乎主要关心的是安抚大众情绪。哪怕在三月，许多表示担忧的帖子还会以“我知道新冠病毒并不需要担心，然而…”来开头。直到三月12日，我还能找到人们在论坛上讨论这一疾病对于健康人如何是无害的（我没有提供信源以保护ta们免于网络暴力）。
来自中国的关于一种致命病毒的报道并没有被认为是与德国相关的。它们没有如同在新东方主义的话语中那样被构建为谎言，但是它们也没有被看作是值得被德国关注的。在这背后并非是一种敌对的逻辑，而是一种想法，认为一个在发展中国家致命的疫情不会伤害一个像德国一样的现代国家。而这同样包含了一丝他者化的元素，令COVID 19可以在短期内威胁到欧洲的看法显得难以置信。
这一对病毒的他者化至少带来四个颇有争议的效果：首先，这一框架将中国人，中国，和CPC绑定在一起，因而令一些粗鲁的种族主义得以掩盖成为政治批评。【略】第二，它转移了欧洲和美国对抗病毒的准备的充分程度的问题。第三，它为中国对抗疫情的成功策略在民主国家并不适用的论断提供了依据。第四，执着于自由主义vs专制主义疾病控制使许多人忽视了向韩国学习的可能，而韩国对于控制Covid19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
因此，在欧洲失败的并不是自由主义民主，而是后殖民主义傲慢。对于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欧洲）并不缺乏信息、语言能力、或时间。缺少的，是由于盛行的东方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时间观，而没有将中国的灾难与“我们”联系在一起。【略】
由于这篇文章发表于三月21日，一些国家在被病毒冲击后重新考量了它们的政策。然而，在许多方面，新东方主义的叙事依然十分明显，最直接的是将中国应对Covid-19的方法简化成专制主义元素，也就是：封锁与全面居家隔离。一些知识分子已发声对这一“中国式解决方法”表示反对。然而其他人则赞许对这一“解决方法”的表达方式并推动他们自己的政府采取同样的措施。一个中文表达有着同样的逻辑，它可以被粗略地翻译为“with isolation there are no human rights, without there are no humans left”（隔离，人权没了；不隔离，人全没了）
但是，把“中国式解决方法”简化为封锁在两个层面是很危险的：首先，它再次消除了从中国学习的可能，因为在封锁的基础之上，大面积检测和对医务工作者的强有力的保护同样对于控制疫情是必要的。其次，一种反向的新东方主义现在似乎在让人们希望他们的政府实施专制主义式的封锁，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已经“证明”它是有效的。而这，同样是危险的，因为它使人们相信单纯封锁而没有其它措施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这次不同的是，许多著名的报纸发声反对将中国的解决办法简化为封锁。然而旧的这样（简化）的叙事依然构成了一个危险的遗产迫切地需要被挑战。
这里感谢原作者Marius Meinhof和Discover Society提供的支持！
翻译原文链接：
https://discoversociety.org/2020/03/21/othering-the-virus/#comments
往期链接：约翰·格雷 | 新冠危机将是一个历史转折点
实锤！俄罗斯网络战争部队干预法国总统选举托马斯·皮凯蒂 | 新冠病毒疫情暴露人类社会长期的巨大不平等
责任编辑：Luna Li